河北
参考文献：《宋史·张咏传》《宋史·赵抃传》《续资治通鉴长编》（李焘撰，中华书局点校本）《宋稗类钞》（清·潘永因编）《石林诗话》（宋·叶梦得撰）《山堂肆考》（明·彭大翼撰）《梦溪笔谈》（宋·沈括撰）《春渚纪闻》（宋·何薳撰）《张咏年谱》（王岚，北京大学出版）《宋史研究论丛·身体的消费：宋代官妓的差排、祗应与国家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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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淳化五年，也就是公元994年的秋天，蜀道上的石板路被秋雨打得湿滑，一支队伍正在翻山越岭，艰难推进。
领头的，是一位刚被朝廷钦点赴任的官员，名叫张咏，字复之，号乖崖，濮州鄄城人——也就是今天山东省鄄城县北一带。
此番入蜀，他的身份是益州知州，肩头扛着一件并不轻的差事：四川刚刚历经了王小波、李顺起义的大乱，起义虽已被镇压，但蜀地民心浮动、百废待举，朝廷急需一位真正能撑得住局面的人前去坐镇。宋太宗相中了张咏。
这一路入蜀，自汴京出发，过洛阳，入陕西，越秦岭，穿巴山，迢迢数千里，路途艰险，山路蜿蜒，脚踩的每一步都是真实的险境。蜀道之难，古来如此，行路者自古就没少叫苦。
但山路险，还不是最叫人煎熬的。
张咏这一路上，孤身一人，身边没有妻子相伴。不是他不想带，是朝廷有明文规矩压着：赴蜀为官，不得携带家眷入川。
这条规矩，套在一众赴蜀官员头上，轻的是日日思念，重的是人心涣散、政务荒疏，甚至有人在独守西南的漫长岁月里，彻底垮掉了自己的精气神。
一任少则两三年，多则六七年，孤身悬于西南一隅，家书月余难达，音讯迟迟不通，这样的日子，别说普通人，就是久历宦海的老官员，也难免在夜深灯暗时，感受到那种沉甸甸的煎熬。
制度困住了人的身，偏偏困不住人心的温度。
就在这样的处境里，一众赴蜀官员备受煎熬之际，张咏思索过后，悄悄想出了一套别人没想到、也没敢做的巧妙对策。
这套对策，既没有触犯朝廷的规矩，又让手下一众官员真正安了心，踏踏实实地把这一任做下去。
这背后，是一段值得细细拆开来看的北宋历史……
[一]【蜀地，为何让入川官员们不寒而栗】
要把这件事讲清楚，得先把北宋的版图摊开来看看。
北宋建都汴京，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开封。四川在哪儿？在帝国版图的西南角落里。
宋真宗咸平四年（公元1001年），朝廷正式将蜀地划分为益州路、梓州路、利州路和夔州路，合称"川峡四路"。
这一大片地方，山连着山，岭接着岭，盆地两侧全是险要的山川要道。
从汴京往成都走，要越过秦岭山脉、穿越大巴山，路途绵延数千里，即便是轻装快马，来回一趟也要耗费相当长的时日。
在北宋官员眼中，川峡四路是什么地方？
《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史料有明确记述，川峡四路与福建路、广南东西路并列，是公认的"阻远险恶"之地。
把这几个地方捆在一起说，足见在当时人心里，入蜀就等同于踏入了帝国最边远、最艰难的领域之一。
这种艰难，首先是地理上的。蜀道之险天下尽知，历代文人写了多少诗感叹，数都数不完。
翻越秦岭一段，山高路窄，天气变幻无常，每到雨季，石板路上积水成涧，稍有不慎便是滑落山崖。
大巴山段，山势更为险峻，峡谷幽深，日照时间极短，就算是在夏日正午，谷底依旧阴冷潮湿。
更要命的是，蜀地当时瘴气颇重，北方来的官员初入川地，很容易水土不服，轻则发热头痛，重则卧床不起。
带着一家老小在这样的路上跋涉，不仅折腾，出了任何岔子也无人可依托，光是路上的安全就是个大难题。
这种艰难，还有政治上的重量。
北宋拿下四川，是在乾德三年（公元965年），灭了后蜀才把这片土地纳入版图。
但蜀人对中原王朝的认同，并没有随着兵马的到来而自然成形。
宋军入蜀之初，纵兵掳掠，给当地百姓带来极大的灾难，阶级矛盾本就尖锐。
到了太宗淳化四年（公元993年），青城县茶农王小波以"均贫富"为口号揭竿而起，从者万余，声势浩大。
次年，其妻弟李顺率军攻占成都，建立大蜀政权，控制了四川大部。
宋太宗急派心腹王继恩领兵镇压，费了极大力气才平息了这场动乱。
余波未散，民心依旧不稳。参知政事苏易简随即极力举荐张咏出任益州知州，理由正是此人有胆有谋，能在乱后压住局面。淳化五年九月，张咏正式到任成都。
这是朝廷派往蜀地的官员所面对的真实处境：一手要稳住民心，一手要应对各方复杂局面，随时可能再燃的火星，还有漫长的山路和难测的瘴气。
在这样的背景下，带家眷入川，朝廷从一开始就不鼓励，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一条约定俗成的惯例：督蜀者不带家属。
这条惯例，说白了，是朝廷给赴蜀官员出的一道没有答案的难题。
[二]【规矩背后：三重现实压力，压着一众官员喘不过气】
规矩既然立下了，一众官员也只能照着来。但照着来，不等于没有代价。
赴蜀官员所承受的压力，从三个层面同时往下压。
第一重，是时间的重量。
北宋官员赴蜀，任期短则两三年，长则五六年，遇上局势特殊、朝廷实在找不到合适接替之人，留任七八年也不是没有的事。
几千里之外，妻儿留守家中，音讯往来靠驿站传递，走一趟少则一个月，遇上山路泥泞或者驿路不通，两三个月收不到家书都是寻常事。
这种隔断，日积月累，对人的消耗是真实的。
第二重，是孤独的重量。
蜀地的风土人情与中原大不相同。《华阳国志》早就记载，蜀地自古崇尚富贵，豪侠之风浓重，言语习俗与北方有着显著差异。
从北方来的官员，初入成都，语言不通是常事，风俗难懂是常事，连饮食口味都要好一阵子才能适应。
没有家人陪在身边，傍晚关了公堂、散了衙役，偌大的官署里剩下的就只有灯火和虫鸣。
一任接一任，这种日子日日重复，对人心的磨损不比山路险途来得轻松。
第三重，是政务的压力。
蜀地当时的官风并不清正。《宋史·赵抃传》中明确记载："蜀地远民弱，吏肆为不法，州郡公相馈饷。"
意思是，蜀地偏远，百姓势弱，官吏肆意违法，州郡之间公然互相行贿馈赠。
一个从中原调来的官员，带着朝廷的任务，独身进入这样的官场生态，没有家人坐镇后方、协助打理内务，很多细碎的人情往来、后勤支撑全都要自己一力扛着。
时间一长，精力的消耗远比想象中大得多。
三重压力叠在一起，叫一众入蜀官员真正苦不堪言。
人是肉长的，制度再严、责任再重，心里的那一块空缺，终究不是靠意志力就能全然填补的。
于是，在这样的处境里，各人开始各显神通，寻找自己的出路。
有人写诗排遣，留下大量感慨仕途艰辛、思念家人的篇章。
有人干脆磨洋工，表面上维持着政务，心思早就飞回了千里之外的家中。
有人托关系、找后门，想方设法提前调离，宁可放弃好不容易争来的差事，也要早日回到妻儿身边。
还有人选择铤而走险，悄悄在蜀地与官妓厮混——但这条路风险极大，因为北宋对官员与官妓之间关系的限制相当严格。
《宋史》等史料有明确记载，"宋时阃帅、郡守等官，虽得以官妓歌舞佐酒，然不得私侍枕席"，一旦坐实"逾滥"之罪，仕途便就此断送。
但问题始终摆在那里，没有人真正解决。
朝廷有朝廷的规矩，人心有人心的需求，两者之间横着一道看不见摸不着的鸿沟，所有的出路，要么违规，要么治标不治本。
张咏到任成都之后，也在这道难题前站定了。他看清了问题所在，也开始在脑子里转着念头，寻找那条别人都没有找到的路。
[三]【入蜀之路：张咏是什么人，凭什么被朝廷点名送往蜀地】
在讲张咏想出了什么对策之前，有必要先把这个人好好说说——因为他不是一个寻常的官员，理解了他这个人，才能理解他的那套做法。
张咏，生于后晋少帝开运三年，即公元946年，濮州鄄城人。
他的仕途起步并不算顺，北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参加科举，落第，以失意之作《解嘲》自我排遣，其中写道"蛟龙岂是池中物，风雨不夹狂不得"，一股子不服输的劲儿跃然纸上。
直到太平兴国五年（公元980年），张咏才终于考中进士，踏入仕途，时年三十四岁。
他这个人，是出了名的不好惹。《宋史》记载，他"平生以刚方自任，为政尚严猛"。
担任崇阳县令期间，有一个小吏从府库中出来，鬓旁头巾下藏了一枚铜钱，被张咏看见了。
小吏被盘问后承认是府库里的钱，张咏下令当众杖责，小吏气得说："一枚铜钱算什么，你能打我，还能杀了我不成？"
张咏当即提笔写下："一日一钱，千日千钱，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写完，亲手持剑，走下公堂，当众斩了小吏的头。
这件事震动一方，也让所有人明白，张咏这个人，说到做到，绝不是开玩笑的主儿。
他在仕途上走得扎实，从县令到转运使，从转运使到益州知州，每到一任必留政绩。
他与赵普、寇准并列为宋初三大名臣，这个评价在当时是有口皆碑的。
《宋史》记载他在蜀地推行怀柔之策，上奏朝廷宽厚待民，主张将参与起义的普通百姓招抚归顺，而非一味株连。
他说："前日李顺胁迫百姓谋反，今日我教化他们返乡归顺，难道有什么不可以的吗？"朝廷准奏，蜀地由此逐渐恢复了稳定。
华西都市报等多处史料记载，张咏在益州还做了两件极有历史分量的事：一是大兴文教，聘请刘式为州学教授，力推蜀中人才参加科举，蜀中张及、李畋、张逵三人在他的鼓励下全部高中进士，扭转了蜀地近二十年无士人入仕的局面；二是在民间率先推行交子，这是世界上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纸币之一，在张咏二知益州期间正式流通于民间，对蜀地经济的恢复有着不可低估的推动作用。
第一次知益州任满，张咏回京，宋真宗对其政绩极为满意，史料载真宗曾说："咏在蜀，吾无西顾之忧。"这一句，已经把张咏在蜀地的分量说得再清楚不过。
咸平六年（公元1003年），已年届五十八岁、鬓发斑白的张咏，又被宋真宗重新点名，以刑部侍郎、充枢密直学士的身份再度出任益州知州。
消息传到成都，当地百姓奔走相告，感到欢欣鼓舞。他自己在《再任蜀川感怀》中写道："从来蜀地称难制，此是君恩岂合违。"
明知蜀地难治，明知这趟要再受数年分离之苦，依然上路。
就是这样一个人，走在蜀道上，对着山峦和云雾，把那个困扰了历代入蜀官员的老难题，反复地在心里转了又转。
[四]【那道人人都绕不过去的坎，张咏究竟是怎么看的】
蜀道漫漫，张咏不是第一个走这条路的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在他之前，历代入蜀的官员，没有一个不知道那道规矩的分量，也没有一个不曾在独守西南的岁月里，被那种漂泊无根的滋味压得喘不过气。
有人靠意志撑过去，有人靠诗文消遣，有人靠处理政务来麻痹自己，还有人选择铤而走险，结果把仕途搭了进去。
一条规矩横在那里，堵死了明路，也堵死了很多人的心气。
张咏到任成都之后，并没有急着发号施令，而是先把整个局面摸透了。
他在成都的衙署里，看着来来往往的属官，看着那些眼神里藏着倦意、笑容里掩着落寞的僚属，心里渐渐明白了一件事：让人彻底安不下心的，从来不只是公文堆积、民政繁重，更是那一片扎在日子深处的无处安放。
蜀地再好，成都再繁华，那些千里之外的牵挂，才是真正让人魂不守舍的根源。
问题摆在眼前，张咏把它看了很久，转了很多圈，终于把一个思路捋清楚了——不是在规矩里找漏洞，而是在规矩的空白处，走一条别人都没有走过的路。
这条路，说穿了并不复杂，但能想到它、敢走它，需要两种东西：一是真的把属官们的处境放在心上，二是足够大的担当，敢于第一个站出来做这件事。
张咏两样都有。
他最终想出来的那个对策，既不靠弄权，也不靠变通规矩，而是用一套极其务实的安排，把那道悬在一众官员心头的坎，悄悄地撤掉了。
当这件事在成都的官员圈子里传开来，所有知情的人都沉默了片刻，然后才慢慢回过神来，意识到：这个办法，他们想了许多年，却始终没有想到。
就在那一刻，一段北宋历史上颇为特别的蜀地往事，就此徐徐拉开了帷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