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历史的回顾》（徐向前著，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徐向前传》；《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百度百科程训宣词条；人民网党史频道；光明网文摘报；搜狐历史频道；凤凰网历史；中国新闻周刊；抗日战争纪念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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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0月下旬，河南省南阳与新野县之间的官道上，红四方面军主力正在向西转移。
这支队伍走得沉默。
四次反"围剿"失败的阴影还没散，根据地丢了，兵折了不少，活下来的人把那口气死死压在胸口，谁都不多说话。
队伍拖拖拉拉地走，天色将暗，道路越来越僻，四周的荒草在夜风里扑簌作响。
就在这时候，一个人从队伍里消失了。
他化装成商人，肩上扛着一个装着随身物品的褡裢，右手拄着一根棍子，一瘸一拐地往北走。
走得很慢，但姿态决绝，没有回头。
这个人叫陈赓。
黄埔军校第一期，"黄埔三杰"之一，时任红四方面军红12师师长。
1932年9月，他在新集西北胡山寨战斗中右腿骨头被打碎，伤势越来越重，组织批准他离开部队，化装成商人，辗转前往上海就医。
但离队之前，他去见了一个人。
那个人是他的老同学、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
两人找了一个没人的地方，陈赓压低声音，把积了很久的话说了出来：这里有一个人，手段不是寻常，眼睛很毒，谁挡了他的路，轻则扣帽子，重则要命。你是总指挥，他不敢明着动你，但你身边的人，他不一定放过。老同学，有机会，换个地方待。
徐向前沉默，没有作声。
陈赓等了一会儿，没等到回答，只拍了拍他的肩膀，转身走了。
这一走，他再也没有回到那支队伍。
【一】一个风头无两，一个沉默如石
要说清楚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得把时间先拉回到1924年。
那一年，广州黄埔岛，黄埔军校第一期开门招生。
这一期，后来出了整整一代人的名字。
国民党这边，胡宗南、杜聿明、郑洞国、宋希濂、黄维，这些日后在战场上打出赫赫之名的将领，全是一期出来的人。
共产党这边，徐向前、陈赓、左权，也是同一批同学。
有研究者依据徐向前回忆录《历史的回顾》做过统计，黄埔军校第一期共录取了470人，其中中共党员88人，教职员中有中共党员15人。
这批年轻人进黄埔，都是一腔热血，各自揣着理想，也各自带着不同的底子和气质。
陈赓，湖南湘乡人，1903年出生，祖父曾是清末湘军将领，家里出过武将，自小受到熏陶，骨子里有一股闯劲。
他原名陈庶康，进黄埔之前已经当过兵、跑过长沙，见过世面，比同龄人老成得多。
进了学校，他出口成章，交友广阔，什么场合都能把气氛带起来，很快就成了众人注目的焦点。
学校里流传的那句话——"蒋先云的笔，贺衷寒的嘴，不及陈赓的腿"——说的是他体能超群、行动迅捷，学员中公推的三杰，他是其中之一，名满一时。
而徐向前，山西五台人，1901年出生，比陈赓年长两岁，原名徐象谦，字子敬，进了军校之后才改名徐向前。
他的底子和陈赓截然不同——话极少，不爱出风头，在一堆能说会道的同学里几乎没有存在感。
他入学之前读过阎锡山创办的山西国民师范速成班，接受过军事化管理，有一定的基本功，但比起陈赓，确实不显眼。
两个人在黄埔读书的那段时间，关系并不亲密。
陈赓后来表示过，因为徐向前一直都是这种闷葫芦的性格，徐向前非常反感陈赓嘻嘻哈哈的作风，这就让两人之间存在着隔阂。
一个整天笑声震天，一个沉默如石，两种气质放在一起，确实磨合不起来。
蒋介石对这两个人的判断，也因此天差地别。
他把陈赓当成重点培养的苗子，觉得这人有冲劲、有胆气，是自己将来的得力人手。
对于徐向前，他的看法恰恰相反——此人太过木讷，反应慢，缺少锋芒，前途有限。
然而历史向来不按人的预判走。
那个被蒋介石看轻的"木讷之人"，后来成了让他头疼一生的对手，是1955年开国授衔的十大元帅之一。
而那个被蒋介石力捧的"好苗子"，日后也成了威震四方的开国大将，在战场上屡次把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打得溃不成军。
蒋介石后来曾感慨，说五个胡宗南也抵不过一个陈赓，可见这两个让他看走了眼的人，都比他料想的强得多。
黄埔毕业之后，两人的路分开走了一段时间。
陈赓参加了南昌起义，在起义部队南进途中负伤，被送往上海秘密治疗。
伤愈之后，他留在上海，在周恩来的中央特科做情报工作，任情报科科长，化名"王庸"，在刀尖上走了将近四年。
1931年，因顾顺章变节，陈离开上海赴天津组建北方特科，之后去鄂豫皖苏区，任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第13师318团团长。
徐向前则参加了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辗转找到党组织，1929年被中央派往鄂豫皖苏区，出任红31师副师长。
他接手的，是一支只有三百来人、武器残破的小队伍。
但他没把这当成烂摊子，一步一步把这支队伍做大，总结出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的游击战法，把鄂豫皖的红色武装从无到有地推向了一个新的量级。
1931年，红四方面军正式组建，徐向前出任总指挥，那一年他才三十岁，是全国红军中最年轻的方面军最高军事主官，麾下总兵力超过三万人。
就在同一年，因为顾顺章叛变，陈赓不得不撤离上海，辗转赶往鄂豫皖苏区。
1931年9月，陈赓奉命来到鄂豫皖红色区域，出任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第13师318团团长，两个月后，红四方面军成立，徐向前任总指挥，陈赓任红12师师长，依旧在老同学麾下听命。
两个人，在分开了将近七年之后，又在同一支部队里碰上了。
陈赓依旧是那个嘻嘻哈哈的人，徐向前依旧是那个沉默寡言的人，但彼此对对方的能力，已经有了足够的认识和尊重。
徐向前对陈赓的能力极为倚重，而陈赓晚年提及徐向前时，始终尊称"徐总指挥"，称其"沉着如山岳，用兵重实际"。
这一段合作，打得有声有色。
黄安战役、商潢战役、涂家埠战役……每一仗，陈赓都是徐向前手里的一把尖刀，哪里最难啃，就把他往哪里送。
可就在两人并肩作战的同时，另一道阴影，悄悄在这支队伍里弥漫开来。
【二】1931年：那个人来了
1931年4月，一个人带着中央代表的身份，进入了鄂豫皖苏区。
这个人叫张国焘。
他当时的资历在党内不算低，是中共早期的创党成员之一，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受王明派遣，到鄂豫皖担任中共鄂豫皖苏区中央分局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集党政军权力于一身。
跟他同期进来的，还有陈昌浩，担任红四方面军总政委。
张国焘到了鄂豫皖之后，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加强对外的军事部署，而是在内部推行王明路线，开始一轮又一轮的"肃反"运动。
"肃反"两个字，在那个年代有着特殊的含义。
革命队伍里确实存在需要清查的问题，苏区也确实出现过叛徒和敌特渗透的情况，但张国焘的肃反，从一开始就带着非常鲜明的目的性——他要清除那些在他到来之前就已经在苏区扎了根、有威望、有兵权的人，要建立完全属于他自己的权威体系。
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担任领导期间，为了建立他的个人权威，不惜用残酷无情的镇压手段清除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或他认为可能对自己构成威胁的同志。
肃反的运作方式，是先罗织罪名，再逮捕审讯，审讯过程中大量使用刑讯逼供，让被抓的人"供认"自己是"AB团"、"改组派"、"托陈派"，逼他们再咬出更多的人名，形成一个不断扩大的株连链条。
这种方式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只要被锁定，几乎就没有洗清的可能，被抓者的任何辩解都会被定性为"顽固不化"。
1931年秋冬，白雀园肃反，发生于1931年，在河南省光山县白雀园，由张国焘、陈昌浩发动，是红四军的最大规模肃反行动。
这场肃反的规模，远超外界后来所知的程度。
被捕者中，军级干部、师级干部、团级干部一个一个倒下，其中不乏跟着部队出生入死多年的骨干。
张国焘自1931年4月到鄂豫皖苏区，四年多时间里，四方面军中许多红军优秀的高级指挥员先后被他以各种罪名惨遭杀害，其中有曾中生、邝继勋、许继慎、熊受暄、周维炯等人。
许继慎是黄埔一期的人，曾是红四方面军里公认的猛将，被杀的方式极为残酷——先是捆绑手脚、施以鞭打，而后活活被马拖死。
陈赓在苏区待的这段时间，亲眼看着这一切发生。
他是一个不愿意憋着的人。
他对张国焘的肃反方式持有强烈的保留意见，也曾当面表达过批评，陈赓因直言批评张而遭疑忌，徐向前则从大局出发，从中斡旋，尽力保持内部指挥系统统一。
但这种直言，在张国焘那里带来的不是认可，而是猜忌。
张国焘打算把陈赓留住——在部队战略转移之前，他找陈赓谈话，提出让他出任红四方面军参谋长，以此拉拢他。
陈赓不愿意再拖累部队，加之对张国焘路线不满，拒绝了张国焘让他当红四方面军参谋长的意见，要求离开部队去上海治疗腿伤，获得组织批准。
陈赓拒绝了这个职位，坚持要走。
走之前，他去找了徐向前。
把他观察到的情况、预判到的走向，一股脑说了出来。
那是一个老同学能够给出的最诚恳的提醒。但徐向前最终没有离开。
1932年10月下旬，部队行进到河南省南阳与新野县之间，陈赓便化装成商人模样，独自一人，肩上扛着个褡裢，拄着根棍子，一瘸一拐地离开部队，向北走去。
他这一走，对于徐向前来说，是失去了苏区里最敢说真话的那个人。
而陈赓走了之后，那片乌云，继续在徐向前头顶上压着。
【三】两个人，两段在战场上磨出来的信任
要真正理解陈赓那句警告背后的分量，就必须说清楚，这两个人究竟是怎么走到一起的，那段共事的日子里，彼此又看见了什么。
1931年，陈赓抵达鄂豫皖苏区的时候，这里已经不是他印象中的那个草创期的小队伍了。
红四方面军刚刚正式组建，下辖红四军、红二十五军，总兵力超过三万人，是全国红军里战斗力最强的主力部队之一，根据地的边界线也已经延伸到了鄂豫皖三省交界的大片地区。
这一切，都是徐向前带着这支部队一仗一仗打出来的。
陈赓到了苏区，被任命为红四军第13师318团团长，后来升任红12师师长，一直在徐向前的指挥下作战。
从担心彼此看不顺眼，到逐渐发现对方的底子，两人之间的关系，在战火里得到了检验。
黄安战役，是两人合作的第一个大考。
1931年11月，红四方面军集中主力围攻黄安县城，打了整整43天。
这一仗地形复杂，敌军守城顽固，不断有援兵从四面赶来。
徐向前的战法是围点打援，专门在援兵必经之路上设伏，一批打掉再等下一批。
这需要各部队的配合极为精准，陈赓率领红12师承担的正是最重要的穿插切割任务，打得干净利落，没有让敌援兵有任何机会撕破包围圈。
黄安战役最终全歼守敌，俘敌师长赵冠英，缴获大批武器。
这是鄂豫皖苏区发展史上第一次歼灭敌军一个整师的大胜仗。
从这一仗起，徐向前对陈赓的能力有了清醒而深入的认识，之后每逢关键时刻，总是把最硬的骨头交给他去啃。
商潢战役、涂家埠战役接连打响。
每一仗，陈赓所在的部队都是主攻方向。
他打仗的风格和徐向前有几分相似——不打无把握之仗，但一旦动手，就是雷霆之势，不给对手喘息的机会。
合作打仗的日子久了，彼此的了解也就深了。
陈赓看到的徐向前，不是那个在黄埔军校里沉默木讷、让人忽视的同学，而是一个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把一支队伍从三百人带到三万人的指挥员——这种能力，不是靠表演出来的，是在无数次险仗、败仗、苦仗里磨出来的。
徐向前看到的陈赓，也不再是那个嘻嘻哈哈让他反感的家伙。
打仗的时候，陈赓完全是另一副模样——清醒、果断、出手准。
那股看似散漫的劲儿，只是他的外壳，里面藏着的是真正的军事头脑和绝对不含糊的执行力。
可惜，正是在两人合作最顺手的时候，苏区内部的形势开始变得越来越难以对付。
张国焘的肃反范围在一轮一轮地扩大。
每过一段时间，就有人被带走，不知所踪；每过一段时间，就有人被扣上一个帽子，从战友变成阶下囚。
队伍里开始弥漫出一种让人窒息的气氛，不是战场上的那种紧张，而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提防和深度不信任。
那个时候，活着的人也胆战心惊，今天不知明天的命运，大家宁可牺牲在战场上，也不愿背着"反革命"的罪名被自己的同志砍头。
陈赓是个藏不住话的人，他把这些都看在眼里，也把自己的判断和担忧说了出来。
他对于张国焘肃反路线的批评，从私下里的保留，到某些场合的直言，让张国焘越来越把他当成一个必须想办法处置的不安定因素。
正因为这样，陈赓坚决拒绝了参谋长的职位，选择了以伤病为由离队。
他不是贪生怕死的人，当年在南昌起义的战场上都没有退过；他选择走，是因为他知道，留下来，未必是一件对自己、对战友都有利的事。
而对徐向前，他说出了那句警告。
那句话的含义，比表面上的字面意思要沉重得多——不只是说张国焘这个人手段狠，更是在告诉徐向前：你身边的人，你未必能够保得住全部。
徐向前没有回答，沉默着。
这沉默背后，是一个身处重重压力之中的人，无法轻易开口的处境。
他是总指挥，部队的稳定在他手里；他是中央分局管辖下的军事主官，不可能置身于党纪之外。
这些约束叠加在一起，让他在那个时刻，选择了沉默。
陈赓走了，那句话留了下来。
但很快，那句话变成了现实。
陈赓走了之后，徐向前继续率部在七里坪一带指挥作战，每天面对的是国民党军的第四次围剿。
战场上，他把全部的精力都押进去——哪里的阵地吃紧、哪里的兵力不够、下一步该往哪里移动，这些问题一刻不停地盘旋在他脑子里，不允许他分心。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有一天，他让警卫员张波把自己脱下的几双破了洞的袜子送去，找他的妻子程训宣帮忙缝补一下，顺便打听一下她最近的情况。
警卫员去了，很快回来了，神色不对。
他把听到的消息压低声音告诉了徐向前——
程训宣，被抓了。
保卫局说她是"改组派"。
徐向前的手顿在那里，沉默了很久。
这件事，从发生到结束，从结束到真相大白，中间隔了将近五年。
而那五年里，有多少他无从得知的细节、有多少他无力改变的事情，等到他终于有机会开口去问，才发现自己以为的那些，和真实发生的那些，之间的距离有多大——
那个已经在1937年延安的夜晚说出的答案，让他久久无法开口。
陈赓当年那句话，就是在这里应验的。
应验的方式，比任何人预想的都要彻底。
而那个被带走的人，再也没能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