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考完最后一科，我挤在考点门口的人群里，后背上全是汗，比我自己当年进考场还紧张。
太阳白花花地照着，柏油路面被晒得发软，空气里全是汗味和汽车尾气的味道。
周围的家长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七嘴八舌地议论着今年的考题难不难。
我站在一棵法桐树的树荫底下，手里攥着一瓶冰矿泉水，瓶身上的水珠一颗接一颗地往下滚，把手指都弄湿了。
等了差不多二十分钟，校门终于开了。
考生像潮水一样涌出来，我踮起脚尖，在人群里拼命找。
一张张年轻的脸从我眼前晃过去，有的兴高采烈，有的一脸疲惫，有几个女孩子走着走着忽然抱在一起哭了起来。
我心里揪得紧紧的，也说不出是为什么。
然后我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从教学楼拐角处转出来，董冠宇，我儿子。
他把书包挂在右肩上，低着头，步子不紧不慢的，像是被晒蔫了似的。
我赶紧迎上去，把冰水的盖子拧开了，递到他面前。
他接过来，没喝，捏着瓶身看了好一会儿，像在想什么要紧的事，连瓶口都忘了对。
我心里七上八下的，拼命忍住不问。
然后他抬起头，嘴唇动了动，声音不大，却像一根针，直直地扎进我心里去：“妈，我估了估，撑死不到400分。”我记得很清楚，那时是下午五点过七分，太阳还很晃眼。
我手里的冰水瓶差一点脱了手，被我死死攥住，水面在瓶子里晃着，像我的脑子。
我拼命挤出笑来：“没事，考完就好。”那天的太阳那么烈，我怎么觉得冷呢。
回到家，我把自己关在厨房里，说要给他做饭。
水龙头哗哗地响，我扶着洗碗槽边缘，眼泪大颗大颗砸进水池里，一点声音都不敢出。
不到400分，这三个字在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滚。
我儿子的一辈子，就这么完了？
他的成绩平时虽然不是拔尖的，可也是个中等偏上的孩子。
班主任郑老师上学期开家长会还跟我说过，这孩子要是发挥好了，二本线是有很大希望的。
我也没敢指望他考什么清华北大，能上一个正经大学，将来毕业了找个稳当工作，我这当妈的就算对得起他爸了。
可现在，连个像样的大学都够不到了。
窗外的天色一点点暗下去。我把切好的菜放进锅里，油花滋啦一声响起来，那声音很平常，可当时听着，心里像有什么东西也跟着一起碎掉了。
那晚我没吃饭，躺在自己屋里，把脸埋在被子里，哭得气都喘不上来。
我不敢出声，怕隔着一堵墙，他听见了心里更难受。
可脑子里的念头怎么都停不下来。
我一会儿想到他小时候，那么小一个人，坐在我膝盖上背唐诗，背错了就嘿嘿地笑，露出掉了的门牙。
一会儿又想到他上小学那年，放学路上被同学欺负，书包带子被人拽断了，他蹲在路边哭，我冲过去把他抱起来，他搂着我的脖子说：“妈，他们说我爸死了。”我那时候搂紧了他，说：“你爸在天上看着你呢。”现在呢？
他考成这样，他爸在天上看着，不知道该多失望。
第二天早上起来，我照镜子，吓了一跳。
镜子里那个女人眼眶浮肿，眼角皱纹深得像刀刻的，鬓角多了好几根白头发，好像一夜之间老了十岁。
我拿凉水敷了敷眼睛，走到儿子门口，想敲门问他想吃什么早饭，手刚抬起来，又放下了。
算了，让他多睡会儿吧。
他爸叫董永涛，年轻的时候在建筑工地上当瓦工。
我们俩是经人介绍认识的，第一次见面他穿了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衬衫，蹲在马路牙子上抽烟，抬起头来冲我笑了笑，露出两排白牙，那个笑我记得一辈子。
后来结了婚，第二年有了冠宇。
日子虽然不富裕，可一家三口有说有笑的，我也觉得知足了。
永涛这人嘴笨，不会说甜言蜜语，但他疼人。
每次下了工回来，总要绕到菜市场买一把我喜欢的青菜，还老说不贵不贵。
那时候日子苦归苦，可我从来没觉得命苦过。
直到他出事的那个夏天。
他走的时候才三十八岁。
工地上说那是一场意外，塔吊的钢丝绳断了，几根钢管从上面砸下来。
我接到电话赶到医院的时候，人已经没了。
我连他最后一面都没见上，只看到他留在地上的那顶安全帽，帽檐上还有他的汗渍。
我记得我当时没有哭，只是站在医院走廊里，呆呆地看着那顶帽子，脑子一片空白。
永涛下葬那天，冠宇才十岁。
他穿着一身小白孝衣，跪在他爸的坟前，一声不哭，死死咬着嘴唇。
旁边的人都说这孩子懂事，只有我看见他攥着拳头的手，指甲掐进掌心里，掐出了一道血印子。
从那以后，儿子很少在我面前提起他爸。
但我心里明白，他比谁都想他爸。
他书桌上那本旧字典里夹了一张他爸带他去省城动物园玩时拍的照片，我知道他有空就翻出来看，我没有说破过。
就这样反反复复地想着，天亮了。
我轻轻从床上坐起来，穿了件外套，走进厨房给儿子熬粥。
锅里的粥咕嘟咕嘟地冒着泡，一股白气冲上来。
我拿勺子搅着粥，却什么味道也没闻着，心里麻麻木木的，好像那个“不到400分”把我的感觉都冻住了。
上午把儿子安顿好，我去了趟厂里。
换了工装，站在流水线前，眼睛盯着面前的产品，手机械化地做着动作。
旁边工位的老姐妹看出我不对劲，递了杯水过来：“薛姐，咋了？脸色这么差。”我摇了摇头，说没事。
可中午在食堂，我还是听见了不该听见的话。
隔壁桌两个女工压着嗓子聊天：“听说了吗？薛姐家孩子，高考连400分都没有。”
“不是吧？平时看着挺老实一孩子，怎么考这么差？”
“谁知道呢，说不定是早恋了，这年纪的男孩最容易分心。”我攥着筷子的手，指节发白，那口饭含在嘴里怎么也咽不下去。
我没有站起来跟她们吵，就那么坐着，把那口饭慢慢地嚼碎，咽下去。
然后放下筷子，起身走了。
走到食堂门口，太阳晒得人眼睛发花，我仰头使劲眨了眨眼，没让眼泪掉下来。
下午下了班，我没有直接回家，去了新华书店。
我在高考报考指南那排书架前站了很久，挑了三本专科院校的招生简章，厚厚的，压在提包里，像压了一块砖。
走到家门口，我停住了脚步，深呼吸了一下，把表情调整好了，才推门进去。
儿子坐在客厅沙发上看书，看见我进来，把书合上放在膝盖上，什么都没问，只说了句：“妈，今天挺晚的。”我把提包抱在怀里，说：“加了下班。”然后快步进了自己屋，把几本简章塞进枕头底下，又整了整枕巾，像做贼一样。
我坐在床边，心脏还是突突地跳。
忽然听见门口有响动，一回头，儿子站在门边，手里端着一杯热牛奶。
“喝了吧，我看你最近睡得不好。”他把牛奶递过来。
我接过杯子，指尖碰到他手背，他的手凉凉的。
我抬头看他，他正在看着我，目光里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他转身走了。
我捧着那杯牛奶喝了一口，觉得又香又苦。
窗外路灯亮了，昏黄的光漏进来，照在墙面上。
这天夜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
枕头底下那几本简章硌得我颈子疼，我伸手把枕头翻开，看着封面上的“职业技术学院”几个大字，眼泪又不争气地下来了。
我不甘心，可那又能怎么办呢。
第二天下午，赵红梅来了。
赵红梅是我们老邻居，跟我同岁，在毛纺厂干了一辈子挡车工。
她儿子李大壮跟冠宇同龄，也是今年高考。
平时月考，冠宇的成绩总比大壮高出那么一截，赵红梅当面不说什么，可我这心里有数，她一直憋着一股劲呢。
这不，我刚洗完碗，门铃就响了。
赵红梅提着一袋桃子站在门口，笑得脸上一朵菊花似的：“薛蕾，我给你送点桃子，老家亲戚自己种的，可甜了。”我看着那袋桃子，心里咯噔了一下。
这节骨眼上，她忽然跑来送什么桃子呢。
我嘴上说谢谢，接过来把她让进屋。
她进门先探头往客厅张望了一眼，像在找什么人。
我笑着说：“冠宇在屋里看书呢。”她“哦”了一声，也不急着坐下，站在客厅里转了一圈，才慢悠悠坐下来。
果然，坐下没两分钟，她就开了口：“听说你们家冠宇考得不太好？”我端着茶杯的手一僵，把茶杯放在茶几上，说：“孩子自己说考得不行，还没出分呢，谁知道是真是假。”赵红梅叹了口气，往前探了探身子：“我们家大壮估了475呢，昨天还拿标准答案自己核了一遍，说上二本线肯定没问题。你们冠宇平时成绩看着比我们家大壮还强呢，这怎么说反了？该不会是答题卡填错了吧？”我心里像被人拿针扎了一下，一阵阵地泛酸。
我喝了一口茶，压下那股酸气：“孩子说考得不好，那也没办法。考都考完了，还能去改分数不成？”赵红梅见我脸色不对，连忙摆手：“哎你别急眼，我这不是替你着想嘛。我认识劳保局的人，实在不行把孩子弄进技校，出来分配个厂里的岗位，也算铁饭碗了。你看我们家大壮，考得好好儿的，那都是高中做足功夫的。你们家冠宇平时不是挺聪明的嘛，怎么关键时候掉链子了呢？”
她说得轻巧。好像我儿子的人生，就该拿一个“技校”来兜底。
我勉强笑了笑，实在不想跟她扯下去：“再说吧，家里还有点活没干完，改天再聊。”赵红梅站起来提着包要走。
走到门口，她回过头来又补了一句：“薛蕾，咱们是几十年的老姐妹了，我也是真心替你们家着想。有啥难处跟我说，别嫌我话多。”我点了点头，把她送出门外，关门的那个瞬间，浑身像被抽干了力气，靠在门板上，缓缓滑蹲下来。
那袋桃子放在茶几上。
屋里静悄悄的，知了声嘶力竭地叫着。
我坐在沙发上，看着那袋桃子，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
晚上，我没有做饭。
儿子从屋里出来，看了看空空的灶台，又看了看我，什么也没说，自己进了厨房。
过了一会儿，我听见里面传来洗菜的水声和切菜的笃笃声。
我坐在客厅沙发上，一动也不想动。
没过多久，儿子端着一碗热腾腾的面条出来，放在我面前，说：“妈，你吃。”面条上卧着一个荷包蛋，黄澄澄的，旁边撒了一把翠绿的葱花。
我看着那碗面，鼻子忽然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
我深吸了一口气，把眼泪逼回去，端起碗来，用力地扒了一口。
面条煮得软了些，但味道还不错，可嘴里什么味道都没有。
晚上我收拾衣服的时候，无意间翻开他书桌上那本旧字典，里面夹着一张泛黄的照片。
照片上是他爸董永涛带着儿子在省城动物园拍的，背景里隐约能看到一所大学校门的一角，那是省城医科大学的东门。
照片背面是儿子小时候歪歪扭扭的字迹，写着一行铅笔字：“我要考这个。”我盯着那行字，愣住了。
那所大学，是他爸出事前带他去省城玩时路过看到的。
我记得那时候他指着那扇气派的大门问他爸：“爸，那是什么地方？”他爸说：“那是大学，你好好学习，以后考进去。”没想到，这孩子一直把这话记在心里了。
我拿着照片看了很久，又把照片放回原处，假装什么都没看见。
夜里睡不着，我拨通了乡下爷爷的电话。
老爷子今年七十二了，退休前是村小的老师，一个人住在老家。
冠宇小时候放暑假常去乡下住，跟他爷爷比跟我还亲。
电话响了两声就接了，好像正等着。
我开口叫了一声：“爸。”嗓子眼像被什么堵住了。
老爷子在那边“嗯”了一声，等着我往下说。
我咬了咬嘴唇：“爸，冠宇他估分好像不太高。”电话那头沉默了好一会儿。
我本以为老爷子会叹气，结果他开口说了一句让我至今都忘不了的话：“薛蕾，我问你一句，是冠宇亲口说的吗？”我愣了一下：“是他自己说的。”那边又停了停：“那孩子心里有数，你莫要把他当傻子。”我心里咯噔了一下，想不出这话里有什么别的意思。
挂了电话，我握着话筒站在那儿，半晌没有动。
那句话像一根刺，扎在我心里，吐不出来也咽不下去。
夜里，我翻来覆去睡不踏实。
枕头底下那几本专科简章硌得我难受，我起身把它们抽出来，翻开第一本，里面密密麻麻的都是各专业的介绍，什么机电一体化、汽车维修、数控技术。
我一页一页地翻着，觉得哪一行字都看不进去，又把简章合上塞回枕头底下。
窗外路灯的光漏进来，在墙上投下一道浅纹。
我盯着那道光线发呆，慢慢在心里捋着这些天的事。
儿子说估分不到400，可他每天看起来都很平静，甚至偶尔还有几分轻松。
他爸留下的那本旧书好像被动过。
他爷爷在电话里说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第二天下午，我去邮局取了一封挂号信，是省城医科大学寄来的招生简章。
我偷偷联系了学校招生办，替儿子咨询了一下报考条件。
我没告诉他，把信封塞进了包里。
省城医科大学，不仅分数要求高，学费也比普通学校贵不少。
我实在不敢想他真能考上，可又忍不住去打听。
万一呢？
万一这孩子真能上去呢？
我坐在邮局门口的台阶上，拿着那本简章，来来回回翻了好几遍，然后小心地把它叠起来放回包里。
傍晚回到家，儿子正在房间里收拾东西。
他那个从小用到大的铁文具盒摆在床头，表面漆掉了好几块。
我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他忽然回过头来，说：“妈，你过来，帮我看看这个东西还能不能修。”他手里拿着一盏旧台灯，那是他爸留下的，底座早就裂了，用胶带缠了一圈又一圈。
我走过去蹲下来看了看：“这个修不了了吧，回头给你买个新的。”他低下头，轻轻摸了摸台灯底座上的裂缝：“爸以前说，什么东西都能修好。”我没接话。
过了一会儿，他才说：“不买了。能用就行。”他把台灯轻轻放回桌上，又转了过去。
那天晚饭后，儿子说要出去走走，问我一块儿去不去。
我愣了一下。
这孩子自从上了高中以后，从来没有主动邀我一起散步。
我连忙点头，套了件外套就跟他出了门。
暮色落在楼下那棵老槐树的枝丫上，把叶子染得金黄金黄的。
我们沿着小区外面的路慢慢走着，谁都没说话，只是肩并肩地走。
走到路口那家杂货店门口的时候，儿子忽然停下来，盯着店门口那只趴在台阶上晒太阳的橘猫，半天没动。
我问他：“你看什么呢？”他说：“那只猫，长得跟咱家以前那只好像。”我顺着他目光看过去，那只橘猫确实像我们以前养过的那只，也是虎皮黄的纹路，也是这么懒洋洋的。
那只猫是冠宇上小学的时候捡回来的，叫小乖，后来老死了。
儿子当时哭了好几天，说再也不养猫了。
我没想到他还记得这件事。
他蹲下来，看了那只猫好一会儿，站起来轻轻说了一句：“走吧，妈。”然后继续往前走。
我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忽然觉得这个背影已经不像个孩子了。
那天夜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全是那盏旧台灯、那只橘猫、儿子蹲在地上的影子。
他好像一天一天地长大了，而我还在原地打转，用十八年前的目光看着他。
查分那天，是个大晴天。
我早上起来就心神不宁。
洗了脸连镜子都没顾上照，就去敲儿子的门。
他应了一声，说马上起来。
我在客厅里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来回走了好几圈，一会把窗户推开，一会又关上。
太阳白晃晃地照进来，刺得人眼睛疼。
儿子从屋里出来的时候，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T恤，头发有些乱，眼皮有些肿，像是没睡好。
他坐到电脑桌前，我站在他身后，心脏跳得咚咚的，像有一面鼓在胸腔里敲。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
那一眼里有一种我说不清楚的东西，像是镇定，又像是别的什么。
他说：“妈，你坐下。”我摇了摇头，站着没动。
他也没再说什么，回过头去，手指在键盘上敲了几下，动作很慢，像在做一件很慎重的事。
屏幕上跳出一个蓝色的页面。
他在键盘上输入准考证号，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敲。
屋子里安静极了，只能听到键盘嗒嗒的声音，和墙上石英钟的滴答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