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1999年秋天，崭新的车开进村口，引擎声惊动了半个村子。孩子们追着跑，大人伸手摸车漆，啧啧声一片。
副驾驶上，静雯攥着衣角，手心全是汗。
我忽然想起二十年前的那个夏天。媒婆把两张照片拍在我家桌上，一个漂亮水灵，一个土里土气。全村人都说我中了邪才选那个老实的。
可我知道，日子不是靠脸过的。
油门一松，车稳稳停在家门口。我透过车窗，看见人群外头站着郭雅洁，她远远看着这台车，嘴唇动了动，终究什么也没说出来。
01
1979年，我二十五岁，在村里是正儿八经的适龄青年。
那时候，公社还没散伙，日子紧巴巴的，家里三间土房，连媳妇都娶不上门。我娘谢秀梅急得嘴上起了泡，三天两头催我找人说媒。
六月初六那天，媒婆郑金花踩着晚饭点进了我家门。
她进门就笑，嗓门大得能掀翻屋顶：“老姐姐，大喜事！我给立业瞅着两个好姑娘！”
我娘立马放下手里的锅铲，凑了过去：“真的？哪家的姑娘？”
郑金花从兜里掏出两张照片，往饭桌上一拍：“这个，镇上供销社郭家的大闺女郭雅洁，你看这模样、这身段，个顶个的好看。这个，邻村吴家的闺女吴静雯，虽然长得一般，但人家干活是把好手。”
我娘一把抓起郭雅洁的照片，凑到油灯底下了又看，连声夸好。
我坐在门槛上没动，把两张照片都拿起来看了看。
郭雅洁的照片是彩色的，烫着卷发，穿碎花裙子，眉毛细细的，嘴角挂着笑，一看就是城里姑娘的样子。
吴静雯的是黑白照片，低着个头，看不太清脸，但能看出人瘦，下巴尖尖的，眼神有点怯。
郑金花问我：“立业，你相中哪个？跟婶子说。”
我没吭声，把照片揣进了口袋里。
那天夜里，我翻过来覆过去地看这两张照片，一直看到后半夜。一张好看，一张普通。一张是镇上的，一张是邻村的。
隔壁屋我娘没睡，隔着土墙叨叨：“立业啊，你听娘的，选郭雅洁。那姑娘长得俊，又是镇上的户口，你娶了她，后半辈子不愁。”
我爹马德厚在旁边闷声抽烟，一直没说话。抽完一袋烟才说了一句：“你自己想好。”
我盯着黑乎乎的房梁想了半宿。
次日一早，我跟娘说：“我去镇上瞅瞅郭雅洁。”
我娘喜得连饭都多蒸了一碗。
我骑着跟邻家借来的自行车，颠颠簸簸骑了俩钟头到了镇上。
供销社门口人不多，我站在对面一棵老榆树下面等着。
日头毒辣辣的，知了扯着嗓子叫，汗珠子顺着脖子往下淌。
快十点，郭雅洁才从供销社里头出来。
她穿着白色的确良衬衫，下面是深蓝料子裤，头发烫成卷，齐肩那么长，手里捏着一把花伞。
果然跟照片上一样好看，白净、洋气，跟村里姑娘完全两个样。
我远远喊了一声：“郭雅洁同志！”
她回过头，上下打量了我一番，走近了几步：“你就是马立业？”
我点头，说：“郑金花婶子介绍过。”
她笑了笑，露出白牙：“咱们去旁边那家饭馆坐坐吧，这里太热。”
我跟着她进了饭馆，她点了两碗面，又要了两个小菜。我心里有点紧张，那会儿一碗面也就几毛钱，但对我来说是半个月的工分。
面端上来，她吃得慢，一根一根挑着。我看她碗里的面，自己也吃不快。
她问我：“你们村离镇上多远？”
我说：“十几里地。”
“下雨天路好走不？”
“土路，下过雨有点粘。”
她筷子停了一下，笑着说：“我听说了，你们村那条路，下雨天能陷进去半条腿吧？”
我心里咯噔一下。她还笑，又说：“你爹娘以后要是病了，镇上医院都来不了。”
这话听在耳朵里，像一根刺。我放下筷子，喝了一口水，没接话。
她好像没注意到，接着说：“你是初中毕业吧？现在在队里干活？”
“种地。”
她“哦”了一声，低头挑面的功夫，说了一句让我记了一辈子的话：“你要是没点本事，就别耽误我的时间。”
我攥着茶缸子，指节捏得发白。那缸子里的水晃了两晃，洒出来一点。
我没跟她吵。饭钱是我付的，两碗面加两个小菜，总共块把钱。付完之后我兜里还剩七毛，骑着自行车往村里赶。
骑出镇子二里地，我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供销社的红砖墙立在那里，她站在门口，正跟另一个女的说笑，手撑着腰，笑得花枝乱颤。
我调过头，蹬着车，一口气骑回村。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枕头边放着那两张照片，郭雅洁的那张我翻过来扣过去，看了很久。
第二天早上，我跟我娘说：“再去邻村瞅瞅吴静雯吧。”
我娘愣了一下：“你看不上郭雅洁？”
我没说话，推着自行车出了门。
02
吴家洼离我们村十二里地。
那天的日头比前一天还毒。
我骑车到村口，问了一个蹲在墙根抽旱烟的老汉，他把烟杆子往东边一指：“路到头，那棵歪脖子枣树底下的院子就是。”
我推着车走过去。院墙是土夯的，矮矮半截，墙头长满了草。大门敞着，院子里晾着一绳洗得发白的花衣裳。
我站在门口喊了一声：“吴静雯在家吗？”
没人应。我又喊了一声，这才听见院子后头传来一个细细的声音：“哎，谁啊？”
话音刚落，一个人从院墙拐角处走出来。
她穿着灰布褂子，裤子卷到膝盖，脚上一双黄胶鞋，满腿都是泥巴。
脸上的汗把头发粘在太阳穴上，手里提着一把锄头。
看见我一个生人站在门口，她整个人僵了一下，锄头差点掉地上，吭哧半天才蹦出一句话：“你……你找谁？”
我说：“我是马立业，西头村的。”
她愣了两秒，脸腾地一下红到了脖颈子，连忙低下头，把手里的锄头靠在墙边，双手搓着衣角搓了半天才开口：“郑金花婶子说……说你可能来。”
她不敢抬头看我，声音越来越小：“你等会儿，我去换件衣裳。”
说完她转身就跑，拐进堂屋再没出来。我在院子里站了差不多有一刻钟，心里七上八下的，不知道自己是该站着还是该走。
终于堂屋门开了。
她换了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褂子，头发重新拢了一遍，扎成一条辫子搭在胸前。
虽然换了衣裳，但那双露着脚趾的黄胶鞋还是那双。
她端着一个搪瓷缸子，走到我面前递过来：“喝点水吧。”
我接过来，缸子沿还是热的，像是拿开水烫过。水是凉的，喝到嘴里带着一丝甜。
她说：“坐吧。”搬了一张小板凳放到我面前，自己则坐在门槛上，离我远远的，两只手绞着辫梢。
我坐下来，问她：“玉米地种了不少？”
她小声说：“三亩多，我爹一个人种不过来，我帮着弄。”
“你爹呢？”
“下地去了。”
我又问：“家里还有啥人呢？”
她的手停了停：“我娘走得早，我爹又娶了一个，后娘带了个弟弟。我念了三年书就下来了，帮着干活。”
她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平，像是在说别人家的事，说完又低下头绞辫梢。
我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勒了一下。三个人站在院子里，一只芦花鸡咕咕叫着走过来，啄了啄地上的土，又摇摇晃晃跑了。
坐了半晌，我说：“我走了。”
她站起来送我，走到院门口，突然转身跑回堂屋，再出来时手里攥着两个煮鸡蛋，塞到我手里，热气顺着掌心往心里钻。
她说：“你要是不嫌弃，我以后天天给你蒸鸡蛋羹。”
我握着那两个鸡蛋，喉咙像是堵了什么东西，点了点头。
骑车出了吴家洼，走到半道我把鸡蛋掏出来，在路边坐下，剥开一个，咬了一口。蛋黄噎得慌，我却觉得，这辈子没吃过这么香的东西。
回到家天已经擦黑。我娘迎出来：“咋样？”
我把剩下的那个鸡蛋放在灶台上，说：“我选吴静雯。”
一桌吃饭的人同时停了筷子。
我娘愣了半天，突然把碗往桌上一墩：“你疯了！郭雅洁哪点不好？人家是镇上的，长得又俊，你娶了她，咱家在村里多长脸！吴家那丫头连件像样的衣裳都没有，你娶她做啥？喝西北风啊！”
我爹闷着脸没说话。
我娘接着数落：“我看你就是吃了猪油蒙了心，放着实打实的大活人不娶，偏要捡个穷的！”
我说：“她人老实，会过日子。”
“过日子过日子，光老实能当饭吃？”我娘气得饭也不吃了，一推碗筷，进了里屋，把门摔得咣当响。
一桌人谁也没再说话，我爹抽完两袋烟，在鞋底上磕了磕烟灰，说了一句：“这是你一辈子的事。选了，就不兴后悔。”
我说：“我知道。”
没过两天，郑金花又登门了，一进门就拉着脸：“立业，你到底想好了没？”
“想好了，吴静雯。”
“你可别后悔。”郑金花把嘴一撇，“昨天郭家那边放下话来，说你马立业将来就是跪着求她，她也不会多看你一眼。”
我“嗯”了一声，蹲在门槛上磨锄头，头也没抬：“就这样吧。”
郑金花叹了口气，摇着头出去了。
后面两天，我娘一句话不跟我说，见了我就把脸扭到一边，吃饭也不跟一个桌上坐。
我没啥好说，该干活干活。
到了第五天，我娘自己绷不住了，红着眼眶问我：“你铁了心？”
我说：“铁了心。”
她骂了一句“犟驴”，又抹了一把眼睛，去张罗聘礼了。
聘礼是我爹从箱底翻出来的六十块钱，加上两条烟两瓶酒。
我和我爹去吴家走了一趟，把事定了下来。
秋后，吴静雯嫁了过来。
没有嫁妆，后娘给扯了一身红底碎花褂子，就算是陪嫁了。
我家的酒席也只有四桌，来的人稀稀拉拉，村里的婶子坐在席上嘀嘀咕咕：“这立业是咋想的？放着镇上干部家的闺女不要，娶了个穷丫头。”另一人接话：“怕是脑子有毛病。”话从风里飘过来，我坐在堂屋里，听得清清楚楚。
我看了看坐在身边的静雯，她低着头，手紧紧攥着衣角，指节泛白。
我伸手把她攥着衣角的手握住，她没有抬头，但手慢慢松开了，反手握住了我的手。
那天晚上，酒席散了，她蹲在灶前刷碗，我走过去，说：“以后的日子，咱俩一起过。”
她没回头，背对着我，肩膀微微颤了一下，声音闷闷的：“我跟着你，到哪都行。”
03
结婚头一年，日子比我想象中还要紧巴。
家里分家只分到两间土房，一间堂屋一间卧房，灶台搭在屋檐下，到下雨天连火都点不着。我爹娘搬去了老宅跟二叔合住，把这间屋子让给了我们。
静雯没有一句抱怨。
她白天上工挣工分，下工回来还要去自留地种菜。
晚上点一盏煤油灯，坐在灯下编草席。
草席编得细细密密，一把草一条篾，编完一条能卖一块五。
她手快，五天能编出一条来，但手上的口子从来没合上过。
我让她歇歇，她就笑笑，说：“我闲着也是闲着。”
那段时间，村里人看我们的眼神都带点说不清的味儿。
干活歇晌的时候，几个妇女坐在树底下纳鞋底，话里话外往我们这边拐：“马立业娶那个媳妇，瘦得跟竹竿似的，风一吹就倒，能干得了啥？”另一个说：“听说连件像样的褂子都没有，她后娘打发她出门，连新衣裳都没给她扯一件。”我听见了，攥着铁锹没吭声，一锹下去，地上的土翻起来一大块。
日子一晃到了秋收。
那一年队里分了地，生产队还没完全散伙，公分粮不够吃，各家都得自己想办法。
我白天割谷子、脱粒，天黑还得去自留地挖红薯，连着七八天没睡一个囫囵觉。
有一天中午，太阳晒得后背发烫，我刚弯腰要抱一捆谷子，眼前一黑，一头栽在田埂上。
再醒来的时候，已经躺在自家炕上了。
静雯坐在炕沿，眼睛红红的，见我不动了，赶紧端来一碗姜汤，一勺一勺喂。我嗓子干得像冒了火，喝完姜汤才哑着嗓子问：“地里的谷子呢？”
她说：“我收完了。”
我不信。
那几亩谷子我一个人割都要割三天，她一个女人家，怎么可能一天割完？
我又问了一遍。
她擦了一把眼睛，还是那句话：“收完了，晾在场上，你放心。”
我挣扎着要爬起来，她按住我的肩膀，手心滚烫：“你好好躺着，别动。烧还没退。”
那晚她趴在炕沿上睡着了。我半夜醒来，看见她蜷着身子，手还攥着我的被角，指甲缝里全是泥。我鼻子一酸，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
过了两天，我烧退了，能下地走。
出门一看，谷子确实全收回来了，整整齐齐垛在场上，谷穗码成堆，用草帘子盖得严严实实。
隔壁二婶走过来，跟我说：“你家媳妇真不容易。那天你倒下了，她一个人在地里割到黑，天黑看不清了，就去借了盏马灯挂在田埂上，又割了半宿。我看她后半夜累得蹲在地里直喘气，歇一会儿又站起来接着割。”
我站在谷堆跟前，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那天下午，我出了趟门，去后山砍了两棵老树，拖回来打算明年开春翻盖堂屋。
走到半道，远远看见静雯从村口跑了回来，手里攥着一卷东西。
走近了，她看见我，站在原地没动，隔了老远喊了一声：“他爹，你跟我回家。”我扛着树干走过去，她伸手要接，我没给。
她咬了咬嘴唇，说：“家里来人了，你回去看看。”我问谁来了。
她没说话，转身先走了。
我回到家，堂屋里坐着一个人。
四十来岁，蓝布褂子，脸黑黑的，一看见我就站起来，搓了搓手，说：“我是吴家洼的吴青山，静雯她爹。”我赶紧放下树干：“爹，您怎么来了？吃了晌饭没有？”他摆摆手，说他吃过了。
然后从墙角提起一个大布口袋，放在桌上，打开来，里面是二十个鸡蛋、一坛子自己酿的米酒，还有一块包在油纸里的腊肉。
他看了看门外，确认没人，才压低声音跟我说话：“立业，这坛子米酒，你留着自己喝。鸡蛋给静雯补补身子，她瘦了。这腊肉……”他顿了顿，“别让桂兰知道，她知道了又要吵。”桂兰是他后娶的那个。
我收下了。
他又站了一会儿，从怀里摸出一个手帕包，打开，里面是一叠皱巴巴的毛票，一块两块的，总共拢共不到十块钱。
他把钱塞到我手里：“拿着。静雯从小没享过什么福，你好好待她。”
我攥着那叠毛票，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
他像是不放心，又叮嘱了一句：“别跟她说我来过。”说完就要走。
我留他吃饭，他说天黑前得赶回去，桂兰会数落他。
走出院门，他回头看了我一眼，嘴唇动了一下，到底没再说什么，沿着土路走了。
我把鸡蛋和米酒放好，钱塞进了柜子最底层。
晚上，静雯问我去见谁了，我说丈人来了一趟。
她愣了一下，然后低下头，手里的篾子跟着抖了抖，好半天，她轻声说了一句：“我爹不容易。”说完就继续编草席了，手底下飞快，篾子一根接一根，没停过。
那阵子我还发现了一件事。
她当初说后娘给了她一身陪嫁衣裳，只那身褂子。
她嫁过来之后，那身褂子一直压在箱底，逢年过节才穿一下。
平时穿的，全是从娘家带来的旧衣裳，洗得发白，补丁摞补丁。
我攒了几天工分，去镇上买了两丈蓝布，让村里的裁缝给她做了一身新衣裳。
她接过去，翻来覆去看了半天，眼眶红红的，把衣裳叠好，放进柜子里：“等过年再穿。”
我说：“明天就穿。”
她说：“过年穿新衣裳，才是新年的样子。”我没再劝，由着她收起来了。
那一年冬天，她告诉我她怀了身孕。
我当时正蹲在院子里劈柴，手一松，斧头差点砸到脚背上。
我反应过来，一把把她抱起来在院子里转了一圈，她吓得直打我后背，连声说“放我下来放我下来”，我这才放下她，站在院子里傻乎乎地笑。
她背过身去，在灶台前抹了一把眼泪，没让我看见。
04
1982年春天，女儿出生了。
生她那天，静雯疼了一天一夜，我在产房外头来回踱了一整宿。
等里头传来那声啼哭的时候，我蹲在墙角，抹了一把脸。
护士出来说是个闺女，六斤八两。
我走进去，静雯躺在炕上，脸色苍白，汗把头发全打湿了，看见我进来，她说了一句：“是个闺女，你别嫌弃。”我说：“闺女好，闺女跟爹亲。”她笑了笑，眼泪跟着滚下来了。
闺女取名叫晓燕。
我娘嘴上说“先开花后结果，也好”，但抱孙女的时候还是高兴得合不拢嘴。
静雯自己身子还没养利索，就忙着给孩子喂奶换尿布。
我看不过去，让她多躺着歇歇，她嘴上应着，手底下却闲不住，天天该干啥干啥。
多了张吃饭的嘴，日子更紧巴了。
那一年政策刚好放开了，分田到户，我们分了几亩地。
我一门心思扑在庄稼上，白天在地里琢磨，晚上借了农业技术的小册子点着油灯看。
有几回半夜醒来，静雯看我把书压在枕头底下，没有说什么，只是把灯芯挑亮了一些。
第二年春，我改了播种的方法，化肥按量配比，秋收的时候打了三百多斤的谷子，比别人家多出好几成。
我扛着粮袋过地秤的时候，心里突然亮堂了，觉得只要肯下力气，日子能过出来。
那年冬天，村里传来消息，县里办拖拉机手培训班，每个村分到一个名额。
我第一个去报了名。
村干部起初不待见我，说我不安分。
我没争辩，隔天扛着两袋粮食去村部，说：“让我去学，地里的活我不落下。学回来了，帮村里人犁地不收钱。”村干部的脸好看了一些，把名额给了我。
我在县里学了三个月，天天钻在机器底下擦油泥，练到手掌上的血泡结成老茧。
拿到驾驶证那天，我骑了两小时的自行车回家，进门把证往静雯手里一放：“咱家有会开机器的了。”
她翻来覆去看了半天，比我还高兴，说：“那以后你不用一个人扛粮食了。”
1984年，我四处凑了一笔钱，买了一辆二手手扶拖拉机。
不贵，但花光了所有积蓄，还欠了一百多块。
把车开回村那天，全村人都来看稀罕，孩子们追在车后面跑。
我坐在车座上，静雯站在人群里看着我笑，风吹着她的头发，她笑出了眼泪。
那辆手扶拖拉机，成了咱家翻身的第一个台阶。
我农忙时给人犁地、拉庄稼，闲时跑短途给砖厂拉料，一天挣个块把钱。
静雯在家养了一头母猪，又养了一群鸡，院子里每天热热闹闹的。
到年底，把猪卖了、鸡卖了，把欠的那些钱还上，还剩下三百多块。
那一天晚上，我和静雯坐在堂屋里，把一叠票子数了三遍。
数完，她看着那堆钱，在油灯下看了半天，不说一句话，眼泪掉在钱上。
我说：“哭啥？”
她说：“咱家有存钱了。”
我伸手抹了一把她的脸：“往后还会有更多的。”
她点点头，把钱仔细地包进手帕，放进柜子最底下的铁盒子里。
那两年，村里人都说马立业家日子好起来了，房子虽然还是土房，但收拾得干干净净，院子里头喂猪养鸡，屋后辟了菜地，一畦一畦从没荒过。
我听见这些话，嘴上不吭声，心里却在合计另一件事。
我盯上了村前那座鱼塘。
鱼塘是前几年挖出来蓄水灌溉用的，后来水源改道，塘子就空了大半，长满野草。
村里谁都没把那儿当回事。
我却觉得，那地方有问题。
一面塘子，四周围着土埂，水草丰盛，活虫多，养鱼再合适不过。
我找村干部说了好几回，最终以一年六十块钱的价钱把鱼塘承包了下来。
消息一出，不少人在背后笑话：“马立业疯了吧？包那个破塘子，能养出啥来？怕是连六十块钱承包费都挣不回来。”我没理他们。
白天跑拖拉机，早晚割草投到塘里，手割得全是口子。
年底，塘里的鱼长到了两斤多重。
腊月开了塘，捞上来几百斤鱼，拉到镇上，不到半天全卖光了。
净赚两百多块。
加上拖拉机挣的、猪和鸡的收项，那一年，家里攒了差不多一千块。
一家人没舍得花，存了起来。
那天夜里，静雯给我端了一碗荷包蛋汤。
我喝完，她把碗接过去，轻声说：“他爹，我在村里走路，腰板都直了不少。”我说：“那以后让你从头挺到尾。”她笑了一声，没接话，转身去厨房洗了碗。
灶台的水声哗啦啦响了一阵，她喊了一声：“明天给你扯几尺新布，做身衣裳。”
我答应了。那一夜，我躺在炕上，听着窗外的虫鸣，心里说不出的踏实。
05
1986年，我决定买卡车。
那会儿村里已经有人开始做小买卖了。
我隔三差五跑镇上送货，看见公路上那些运货的大卡车来来往往，心里像猫抓似的，总想着那方向盘多转几圈能生钱。
我打听到县城有一辆二手解放牌卡车要卖，四年的车龄，要价三千二。
那是我全部家底，还要再借一千五。
静雯喂猪的时候我站在猪圈边上，跟她说：“我想买卡车跑运输。”她手里的猪食瓢顿了一下，猪在圈里哼哼哼地叫。
我等着她说话，她沉默了一会儿，回头看了我一眼：“要多少钱？”我说：“还差一千五。”她把瓢放下来，在围裙上擦了擦手：“我娘家那头，能试着开口借一点。”我说：“你后娘那个性子，你开口她也不会给。”她说：“那就想别的法子。”
第三天，她背着一个袋子出门了，说是去镇上走一趟。
傍晚回来，把一卷钱放在桌上，一张一张数开，五块十块的，总共三百四十块钱。
我问她哪来的。
她说：“把压箱底那个银镯子卖了。”我心里一紧。
那镯子是当初她娘留给她的，说是嫁妆，她一直贴身收着，从来没舍得戴过。
我说：“那是你娘留给你的。”她摆摆手：“娘留给我，就是让我过好日子的。你买车，就是咱家的好日子。”我没再说什么，但磨了一晚上牙，跟谁说都没法开口。
那一千五，我借了四家。
有一家是镇上修车铺的张师傅，跟我打过几回交道，他听说我要买卡车跑运输，把三百块钱往柜台上一放：“挣了再还，赔了当交朋友。”我把钱接过来，没说什么大话，心里记下了这份情。
车提回来那天，我把它停在家门口那棵老槐树底下，围着车转了三圈。
车门上有点锈，漆皮掉了好几块，发动机舱里那股柴油味，闻着比酒还醉人。
静雯抱着闺女小燕站在门口，远远看着，小燕问她：“妈，这就是咱家的车？”静雯点点头：“你爹的车。”
我跨上驾驶座，握了握方向盘，又松手，再握。
静雯走过来，从车窗外递来一个铝饭盒，打开，里面是四个馒头和一壶水：“头一趟跑，路上注意安全。”她声音平静，但手抖了一下，明显在担心。
我说：“放心吧。”她点点头，没再多说，抱着女儿退后两步，站在老槐树底下，一直看着我。
我发动车子，柴油机“突突突”地响起来，车屁股喷出一股黑烟。
我握着方向盘，从那棵老槐树底下开过去，从她身边开过去。
开到路口我回了一下头，她还站在那里，风吹着衣角，太阳从她背后照过来，影子拉得老长。
头一趟活，是拉一车山货去省城，两百多里地，运费六十块。
我算了算，油钱二十，除去吃喝，能挣个三四十。
满心盘算着，出了县城没多远，车就开始不对劲。
发动机闷闷地响两声就熄了火。
我停到路边，掀开引擎盖一看，机油漏了一地。
蹲在车头底下折腾了半天，抹了一脸油，才算找到毛病，是老化了的油管裂了。
没有备用的，我只能用胶布缠了缠凑合着跑。
那一路，修了四次车，跑了整整一天一宿，到省城的时候天都亮了。
货卸完，收了运费，我捏着那六十块钱，在驾驶座上坐了半晌。
手抖着点了一根烟，吸完才把车开回县城，找到修车铺把油管换了一根新的，花了十二块钱。
回到村里的时候是第三天傍晚，静雯蹲在院门口洗菜，见我回来了，站起来，没问挣了多少，只说了一句话：“饭在锅里，热着呢。”那天晚上，我把挣的钱和花的账算了一遍，净落二十八块。
我把二十八块钱交到静雯手里。
她接过去，摸了摸，说：“头一趟，能落着钱就是好的。”我没说话。
我在心里盘算，一个月跑十趟，就能落下来两三百。
刨去开销，一年能攒下两千块。
三年，就能把欠账全部还清。
五年，就能翻盖新房子。
我攥了攥拳头。
可是那一年，我到底还是把事情想简单了。
运输这行，比种地苦得多。
庄稼人靠天吃饭，司机靠的是四个轱辘吃饭。
车坏在半道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就得自己钻车底修。
冬天天冷，趴在车底下，手伸出去摸零件，冻得指头不会打弯。
夏天跑长途，驾驶室里热得像蒸笼，方向盘烫得握不住。
渴了灌一口凉水，饿了啃一口干馒头。
最怕的是半夜跑山路，对面来车灯光一晃，看不清路，方向盘打歪一点就是大事。
有一回我拉一车水泥去邻县，路过一段盘山路，天刚擦黑，下起了雨。
那路窄，一边是山，一边是崖。
我握紧方向盘，眼睛死死盯着前面那条湿漉漉的沙石路面，一条道跑到黑。
到了地方，货主看我满身泥水，多给了五块钱，说：“小兄弟，跑这条路，你胆子不小。”我笑了笑，接过钱，心想，胆子小的人，就一辈子待在地里翻土了。
跑了一个多月，我瘦了十来斤。
静雯嘴上不说，但每天晚上都把饭端到桌上等我。
有一回我深夜到家，她趴在桌角睡着了，桌上的碗筷整整齐齐，菜用碗扣着，还是温的。
我端起碗，扒了两口，她醒了，揉揉眼睛，说：“回来啦？”我说：“回来了。”她又说：“锅里还有汤。”就去给我盛了一碗。
我喝完汤，她接过碗，这才坐下来，看着我，一直看到我吃完了，才说：“你瘦了。”我说：“跑得勤，饭量大。”她没再说话，收拾碗筷的时候，我看见她背对着我，抬手擦了一下眼睛。
那阵子，家里日子确实宽了一些。
每月跑车能落个两三百，加上鱼塘的收项和猪的出栏，攒了一千多。
但还远远不够。
我心里清楚，跑运输看着风光，车上的任何一个零件坏了，都得搭进去大半个月的辛苦钱。
得小心驾驶，多拉快跑，更要精打细算。
再攒一阵子，就可以把土房翻盖成砖瓦房了。
咱家的日子会越来越好。
06
1988年秋天，女儿马晓燕上了小学。
那天我出车回来，进门看见她坐在门槛上，不说话，低着头，眼圈红红的。
书包搁在一边，是静雯拿旧衣服缝的。
我问她咋了，她不肯说。
问急了她才开口，声音小小的：“同学说我穿的衣裳是捡破烂换的，说我家的车是破的，说我是穷人家的孩子。”说完眼泪就掉了下来，砸在膝盖上。
我蹲下来，摸了摸她的头：“谁说的？爸找他去。”她摇摇头，哭得更凶了。
那天晚上，我没怎么说话。
蹲在院子里，点了一根烟，抽完又点了一根。
静雯从屋里出来，递了件衣裳给女儿换，站在门槛上说：“他爹，你别抽了。”我掐了烟，进屋对女儿说：“晓燕，爸跟你保证，过几年，爸一定让你坐上小汽车，让你同学都看看。”
她抽噎着点点头。那晚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心里压着一块石头。闺女那句话，像针一样扎在我心上。
第二天，静雯出了趟门，去了镇上。
傍晚回来，她手里捏着一块布料，蓝底碎花，摸上去软软的。
她坐到缝纫机前，那是她前一年在镇上旧货市场花四十块钱买的二手货，踩起来咔嗒咔嗒响，她踩了大半夜。
第二天早上，一件新衣裳挂在了女儿床头。
晓燕起来看见那件新衣裳，愣住了。
她摸摸袖子，又摸了摸前襟，回头看着静雯，不敢说话。
静雯说：“穿上，上学去。”晓燕换上新衣裳，在镜子前转了一圈，又转了一圈，抱着衣裳跑出了门。
我追出去看她跑远了，转过头问静雯：“那块布料，哪儿来的？”她正在收拾缝纫机，头也没回：“镇上老陈家的布头，便宜。我给他家改了两条裤子，抵的。”我没再问。
那块布，我一摸就知道，不是便宜货。
那一年入冬，运输的活儿越来越少，天冷了，工地上都停了。
鱼塘的鱼也清得差不多了，猪还没到出栏的时候。
静雯寻思着，去镇上找了个活儿，给裁缝店打下手，锁边、钉扣子、改裤脚，一天挣个块把两块。
她白天去，晚上回来做饭、喂猪、拾掇家务，从来没喊过一声累。
我劝她别去了，天寒地冻的，来回十几里路。
她说：“闲着也是闲着，挣一分是一分。”拗不过她，我只能每天收车之后去半道上接她。
有一回下雪，我骑车去接她，远远看见她裹着一件旧棉袄从镇口走出来，鞋上全是泥，手哈着气取暖。
我迎上去，她看见了，赶紧跑了过来：“你咋来了？车呢？”我说：“车停家里了，雪太大，怕你走不回去。”她坐上后座，伸手拢了拢围巾，靠在我背上，轻声说了一句：“也不远。”车子碾着雪，咯吱咯吱地响。
她靠在我背上，半天没说话。
雪越来越大，飘在帽沿上。
那阵子，我时常琢磨一个事。
咱家虽然慢慢好了，但总不能一辈子靠一辆二手的卡车和一口鱼塘过活。
得想个长远的路子。
我有个想法，不敢跟静雯说，怕她觉着不踏实。
可那念头一天比一天强烈，像荒草一样在心里疯长。
我想贷款买一台新车。
那时候跑运输的人越来越多，旧车老出毛病，耽误不少活儿，跑一趟省城，净挣的刨去油钱和修车费，一年下来也能攒个两千多。
但新车贵，一台东风牌要一万二。
我手里攒了三千多，还差一大截。
我算了一笔账，如果买新车，跑得勤快些，不受车况拖累，一年挣个七千不费劲，两三年就能回本。
我心里痒痒的，找过镇上的信用社，人家说贷款得有抵押，房子是土房不值钱，拿不出来个像样的物件。
我碰了钉子，也没法跟家里人开口。
这口气一直憋到腊月。
有一天傍晚，我收车回来，发现静雯坐在缝纫机前，手里拿着一个手帕包，翻来覆去地看。
我走近一看，手帕里包着那枚她卖镯子时留下来的银戒指，指头粗的一圈银。
她看见我，赶紧把手帕合上，塞回口袋。
我蹲下来，看着她：“静雯，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她咬了咬嘴唇，过了好半晌才说：“我跟唐镇的银匠打听过了，这枚戒指能卖二十块钱。我想攒着给你买新车，还差得远。”我愣住了。
我从来没跟她提过买新车的事。
她接着说：“我听见你半夜睡不着，翻来覆去的，就猜到你心里有事。你琢磨啥，我都知道。”我蹲在地上，半天没站起来。
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她从口袋里掏出那个手帕包，的放在我手里：“这枚戒指是以前的物件，能卖几个钱就卖几个钱，先凑着。等开春了，我再去裁缝店多做点活。”我把那枚戒指推回去：“这个不能卖，是你娘留给你的最后一样东西了。”她不接：“留着，也就是个念想。把日子过好了，比啥都强。”我握着那枚戒指，手心发烫。
后来那枚戒指到底没有卖。
腊月二十六那天，我跑了一趟远活，给县城一个建材铺拉了一车水泥瓦。
运费给得高，跑一趟能落五十多。
风大，车旧，半道上水箱又开锅了，我下车用棉袄裹着水箱盖子拧开，让水凉了再加，折腾了将近一个钟头。
回程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我饿得前胸贴后背，摸出早上剩下的半块干粮，就着军用水壶里的凉水咽了下去。
那时候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再熬几年，买台新车，让静雯和闺女过上好日子。
靠着这点念头，我又把车发动了起来，开到半路实在困得顶不住，就停在路边，趴在方向盘上眯了半个钟头。
那半个钟头里，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咱家屋前停着一台崭新的解放牌卡车，油漆亮堂堂的，太阳一照，晃得人睁不开眼。
静雯站在车旁边，笑着喊我：“他爹，出门啦！”我应了一声，一睁眼，车窗外黑漆漆一片，风还在呼呼地刮。
我抹了一把脸，把车又开了起来。
到家的时候已经后半夜了。
院子里留着一盏灯，灯芯挑得亮亮的。
门没有锁，静雯在屋里听见车响，披着衣服出来了。
我跳下车，她递过来一碗热汤，我接过去一口气喝完了，她把碗接过去，说：“锅里还有。”我说：“不喝了，睡吧。”她看了看我，看见我手上的油污和冻裂的口子，没说话，转身去灶间把火压了，又往我手里塞了一个热乎乎的烤红薯。
我拿着红薯，坐在门槛上，咬了一口。
糖心流出来，烫得舌头疼。
静雯蹲在旁边，看着我吃完，只说了一句：“以后别跑夜路了。”我说：“知道了。”那天夜里，我躺在炕上，她躺在里侧，忽然翻了个身，轻轻握住我的手。
她没说话，只是握着。
我也没有出声，反手握住了她的。
窗外风呼呼地刮着，咱家的老黄狗在院子里汪汪叫了两声，又安静了。
那一夜，我脑子里反反复复地算着账。
再攒一年，就够买新车了。
可这旧车，今年冬天眼看着又得大修一场。
今年入冬开始，发动机的响声就不太对劲，离合器也偶尔打滑。
要是修的话，又是几百块。
不修，就这么开着，就怕哪天撂在半路上，那就不是几百的事了。
这个矛盾，我不敢跟静雯提，怕她替我心焦，可她自己倒是开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