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病房里静得只剩下心电监护仪的滴答声。
母亲倚在床头，把存折和房产证一样一样摊在床单上，当着满屋亲戚的面说，全留给妹妹冯诗敏。
她说这话时笑得很笃定，说诗颖懂事，不会跟妹妹争。
我站在床尾，口袋里那张手术同意书折得发皱。明明今天早上，我还打算签的。
妹妹伸手接过存折，眼底那一点欢喜藏得很深，可我还是看见了。
我忽然想起母亲前几天拉着我的手哭，说房子和存款都是我的。想起她那双布满老年斑的手，抖着拍我的胳膊，说后半辈子就靠我了。
我张了张嘴，最后只轻轻说了一句话。
满屋子的笑声，一下子停了。
第1章
三月的天，医院的走廊还是凉的。
我拎着保温桶从电梯里出来，熟门熟路拐进肾内科的病房区。老远就看见母亲病房的门半掩着，里面传来说话声。
“冯大姐，你可是摊上个好闺女。这都陪了半个月了吧？端屎端尿的，一句怨言都没有。”
是隔壁床的李阿姨。她儿子前两天刚给她办了出院，走的时候拉着我的手直叹气，说亲闺女也不过如此。
我站在门口，没急着进去，想听听母亲怎么接这话。
“唉，诗颖是懂事。从小就省心，没让我操过心。”
母亲的声音有点哑。她这几天透析做完总说嗓子干，我每天早上都用保温桶给她带一壶温开水。
“那你们家老二呢？上次来看了一眼就走了，也没见她再来。”李阿姨又问。
母亲那边沉默了几秒钟。
“诗敏忙，开了个服装店，走不开。再说了，她身体从小就弱，医院这种地方，来多了不好。”
我握着保温桶的手指僵了一下。
那种说不上来的感觉又涌上来，像喝了一口温水，咽下去却堵在胸口。
妹妹看店的功夫比谁都多，隔壁卖鞋的小赵说她一礼拜能去店里转两三次。
可母亲总觉得她忙，总觉得她弱，总觉得她需要被护着。
我不是第一次听见这些话了。从前会难受，现在已经习惯了。
我推门进去，母亲看见我，眼睛亮了亮：“来了？今天带的什么？”
“小米粥，炖得烂，你趁热喝。”我拧开保温桶盖子，一阵热乎气冒出来。
母亲从病号服口袋里掏出老花镜戴上，凑过来看了看，又说：“诗敏那个胃也不好，回头你也教教她熬粥的法子。”
我应了一声好，没接话。
放好保温桶，我弯腰去够床头柜底下的脸盆，想打点热水给母亲擦擦脸。
一弯腰，口袋里那张打印纸沙沙作响。
是医院发的器官捐献配型筛查通知书。
刚下楼的时候，护士长塞给我的。
“冯姐，你上次问的事，抽空把单子填了。你妈这个情况等不了那么久，能早一天做配型就早一天。”护士长把我拉到值班室门口说的，声音压得很低。
我没敢告诉母亲。要是配型配不上，空欢喜一场。要是配上了，又有一堆事要商量。
我端着脸盆往水房走，走廊里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
路过护士站的时候，小周叫住我：“冯姐，你上次留的那份血样，初步结果出来了，全项匹配度非常高。”
我脚步一停。手里脸盆里的水晃了晃。
“等正式报告下来，差不多就这两三天。”小周翻着手里的单子，又抬头看了我一眼，“你要是有意向，我帮你把流程走起来，直系亲属间捐献，审批会快很多。”
我说好，谢谢。端着水回了病房，没跟母亲提这事。
下午三点，张博超打来电话。我走到走廊尽头去接，透过窗户玻璃看见楼下的车棚里有人正往外推电动车。
“妈今天咋样？”他问。
“还是那样，做完透析浑身没劲，睡了大半天。”
“你啥时候回来？孩子明早要开家长会，老师说让父母尽量到场。”
我顿了一下。这半个月的假是断断续续请的，领导脸色已经不太好看了。张博超在外面跑运输，一周回来两次，家里的事我实在顾不上。
“明天下午吧，我把这边安排一下。”
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他这人话少，但我知道他在想什么。
“诗颖，”他说，“你自己身体也注意点，别光顾着那头，回头把自己拖垮了。”
我嘴上应着，心里记挂的却是另一件事。挂了电话，我给单位领导发了条微信，把假又续了三天。配型报告这几天就要出，我得在医院盯着。
傍晚给母亲喂粥的时候，她忽然问我：“诗颖，你最近脸色咋这么差？”
我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脸，挤出个笑来：“没啥，就是这两天没睡好。”
她嗯了一声，又说：“诗敏过两天可能要回来一趟，店里搞什么活动，说是在附近办事顺便来看看我。”
我说好。手里的勺子没停。
窗外天已经黑透了，走廊里传来护士换班时压低嗓门的交接声。
我低头把碗里最后一口粥吹凉，喂到母亲嘴边。
她含着粥含糊地说：“等你妹来了，咱们一家人好好吃顿饭。”
我点点头，没说话。口袋里的知情同意书边缘折出了一道印子，硌着大腿，隐隐地响。
第2章
配型报告出来的那天，下了点小雨。
我拿着正式报告单坐在住院部楼下的长椅上，纸上的字看了三遍。
全项匹配，HLA点位六个里对上五个。
医生说直系亲属里这个匹配度极少见，手术成功率很高。
雨水落在头顶铁皮车棚上，啪嗒啪嗒地响。
我本该高兴的。
这是救母亲命的钥匙，是天上掉下来的运气。
可不知怎么的，攥着那张纸，我第一个想起的是那天母亲在病房里说的话：“诗敏从小身体就弱，医院这地方，来多了不好。”
要是身体不好的妹妹拿到这份报告，母亲会不会心疼得掉眼泪？会不会说“我的儿受委屈了”？
我把报告叠好放进包最里层，起身往回走。
回到病房，母亲正靠着枕头听收音机里的戏曲，是小周帮她调的台。
看见我进来，她关掉收音机，问我刚才去哪儿了。
“楼下透了透气。”我把包挂在床尾挂钩上，顺手拿起暖壶续了杯水。
“你妹刚才来电话了，”母亲接过水杯，“说过两天回来，要带我去省城再做一次检查，看看那边的医院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省城的床位不一定好排。”我说。
母亲摆摆手：“你妹认识那边一个主任，说是她同学的表哥，关系能走上。”
我没再接话。妹妹向来有这个本事，人脉广，路子宽，说话办事都透着一股热络劲。没法反驳，也没必要反驳。反正母亲信她。
傍晚张博超打来电话，我把配型结果说了。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你决定要捐了？”
“妈等不了。”我说，“医生说再怎么拖，顶多再撑几个月。”
“那你呢？”他的声音忽然提了起来，“你出了事，我跟孩子咋办？”
我握着手机站在楼梯间里，灰尘和消毒水的气味混在一起，让人有点想吐。
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解释。
母亲病了这大半年，我看着她的背一天比一天佝偻。
半夜她咳嗽的时候会翻身，翻身的动作很慢，像体内所有骨头都在互相卡着。
我睡不着的时候，会躺着听她翻身的声音。
有回我妈跟李阿姨聊天，说自己这辈子最大的福气就是生了两个女儿，大的小的都懂事。我听了心里发酸，但到底是甜的。
我说：“博超，手术风险没那么高。直系亲属配型成功率高，排异反应也小。你让我试一回，行吗？”
电话那头是长时间的沉默。然后他开口，哑着嗓子说：“你签手术同意书的时候，先让我看一遍。”
我笑了，笑了之后又想哭。
那晚我坐在医院走廊的塑料椅上，把母亲这两天吃的药一样一样记在手机备忘录里。
每次来医院，这些事都是我在记。
我不住地想，要是换个位置，躺在病床上的是我，母亲会这样一声不吭地照顾我吗？
大概会吧。只是她心里总要惦记着某个更弱的人。
第二天上午，妹妹冯诗敏来了。
她穿着件米白色的短外套，头发烫了大卷，进门先笑，喊了一声妈，声音脆生生的。
母亲本来眯着眼睛打盹，听见这一嗓子，整个人都精神了，伸手就够她：“哎哟，我的老二来了。”
妹妹在床边坐下，拉着母亲的手嘘寒问暖，说她前两天去省城跑了一趟，问了几家医院，有个医生说她有办法。
“就是费用贵了点，”妹妹看了我一眼，“姐，你看咱妈这个情况，要不商量个方案出来？”
我说：“钱的事我来想办法。配型报告也出了，我正在跟医院对接流程。”
妹妹脸上的笑容顿了一下：“你还真去做配型了？我还以为你之前说着玩的。”
“这种事哪能开玩笑。”我说。
她嘴唇动了动，最后没说什么，低下头去摸母亲手上的留置针。
母亲也不说话了，目光在我和妹妹之间来回扫了几趟，然后低下头，手心朝上，轻轻盖在妹妹的手背上。
我站在床尾，把那句话看明白了：她心疼妹妹跑前跑后，又觉得我这边的配型是天经地义。
她没说出口，但她所有的动作都在说同一件事：你是姐姐，你该懂事。
第3章
上午十点，医生查完房，把我和妹妹叫到办公室。
王医生四十来岁，戴一副黑框眼镜，说话前习惯先捏一捏鼻梁。
他把一张CT片子插到灯箱上，指给我们看：“你母亲的肾萎缩程度已经到末期了，透析频率从一周一次加到一周两次，再拖下去，身体机能会全面衰退。目前来看，最好的选择就是亲属移植。你们家谁做配型了？”
“我姐。”妹妹指了指我。
王医生转头打量我一眼，又看了看手里的报告单：“冯诗颖，对吧？你前期筛查结果我看了，匹配度相当高。按规定，直系亲属间捐献需要进行伦理审查和术前心理评估，咱们尽快把流程走起来，早一天定下来，你母亲就少受一天的罪。”
我点头，说配合。
妹妹在旁边沉默了一会儿，轻声问：“王医生，我姐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那……会不会有啥风险？”
王医生抬眼看了她一下，语气很平：“所有器官捐献手术都有风险。术后左肾功能代偿性增强，大部分捐献者可以恢复正常生活，但重体力劳动会受影响。个体差异也存在，我们会在术前把所有情况都跟捐献者本人说清楚。”
妹妹“哦”了一声，没再问。
从办公室出来，妹妹走在我前面，步子不快不慢。走到楼梯口，她忽然停下来，转过身看着我。
“姐，”她说，“你真的想好了？”
“想好了。”我答得干脆。
她似乎想再说什么，但最终只是点点头，说了一句：“那行。妈这边，你辛苦了。”
我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楼梯间拐角。
她的背影很薄，像一片纸，风一吹就飘。
我有点后悔自己刚才回答得太硬，要是语气软一点，妹妹也许能感受到我也有害怕的地方。
下午，母亲的精神比前几天好一些，靠坐在床头，让我把她柜子里的铁盒子拿过来。
铁盒子是旧年的饼干盒，红漆都掉得差不多了，她从年轻时候就用来装重要东西。
她打开铁盒，里面搁着一沓旧照片、几本存折和一个用红布包着的本子。
“诗颖，你过来。”母亲从红布包里摸出两本存折，翻开看了看，递到我面前，“这里头是这些年的积蓄，加起来有五万多。你先拿着，回头妈走了，这钱你跟诗敏一人一半。”
我愣住了。五万块钱不多，可母亲说“一人一半”时那种郑重的语气，让我心头发紧。
“妈，你自己留着用。”我推回去。
母亲坚持塞进我手里，拍了拍我的手背：“妈这病花了你多少钱，妈心里有数。你懂事，不跟妈计较，妈不能自己装糊涂。”
那天晚上回到出租屋，张博超还没睡，坐在客厅沙发上等我。餐桌上放着一碗凉透的面条，上面卧着一个荷包蛋。
“吃了没？”他问。
“吃了。”我没说实话，拉开抽屉找充电线，手碰到那两本存折，想了想，没说出口。
他站起来，走到我身后：“爸打电话来了，问你捐肾的事。他说……”
“他说什么？”
“他说你要是真捐了，往后身体垮了，别指望婆家伺候你。”
我手里的充电线拧成一团。张博超的家里人从一开始就不同意这桩事，怕我落下病根，往后拖累这个家。
“你怎么回的？”我问他。
他抬手摸了摸后脑勺，憋出一句：“我说，她乐意捐就捐，身体垮了也是我伺候。”
我鼻子一酸，背过身去没让他看见。
夜里睡不着，我把那本存折翻来覆去地看。
钱不多，但那是母亲的心意。
我忽然想，要是真的把肾捐了，母亲平平安安出院，这五万块用来给她买营养品，剩下的存着，以后还能给她做一次全身体检。
想着想着，心里竟生出一点踏实的暖意。那时候我天真地以为，母亲手里能分给我们的东西，就是那本存折。
第4章
手术前的手续比我想象中复杂。
先做了第二轮抽血复查，又拍了胸片、做了心电图。医院安排了心理咨询师跟我谈话，问了一些问题，比如“明白手术风险吗”
“家属是否支持”
“如果术后出现排异怎么面对”。我一板一眼地答了，签了字，按了手印。
流程走完那天，妹妹请了半天假来医院替我看护，让我回家补个觉。
我进家门，换下外套，正准备洗个热水澡，手机响了。
是个陌生号码，本地的座机号。
我接起来，对方自称是“安居家政中介”。
说：“冯女士，您之前托我们打听的房子信息，最近挂出来一套电梯房，两室一厅，在一楼带着小院子，上下楼方便，挺适合老人住的。您要不要抽空去看看？”
我愣了一下：“我没有委托过中介找房子啊。”
那边也愣了下：“您是冯诗敏女士的姐姐吧？她的备注写了，说是给母亲看的房子，留了您的电话，让我直接跟您对接。”
“诗敏？她什么时候找的你们？”
“上个月吧。她预付了一万块订金，说是先让家人看看，有意向再定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