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军医说，割了才好，省得你们再给中国人多生一个孽种

日本军医说，割了才好，省得你们再给中国人多生一个孽种

楔子

我这一辈子，活过了八十七个年头。见过的事情不少，忘记的事情更多。可有些事，就像烙铁烫在皮肉上的疤，肉长好了，疤还在。每逢阴天下雨，就隐隐地疼。今天我要讲的事，是我十五岁那年的冬天。那个冬天，冷得邪乎。清溪河结了厚厚一层冰，冰面下头，水还在慢慢地流。就像我们那个村子，表面上看还活着，其实底下，已经在淌血了。

我叫赵秀兰，苏北赵家庄人。我们家世代种田，父亲赵长河是村里有名的老实人。母亲在我九岁那年害病走了，留下我和父亲，还有一个比我小三岁的弟弟，叫拴柱。我原以为，日子虽然穷，但只要人还在，总能熬过去。可日本人来了以后，我才知道，有些年头，人是熬不过去的。

那年是民国二十六年，公元一九三七年。华北的局势早就乱了。先是听逃难的人说，鬼子占了东三省，又进了山海关。后来就是徐州会战，炮声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像闷雷一样滚过天际。再后来，一支日本人的小队就开进了我们赵家庄。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日本人。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刺刀上挑着的那面旗子，在寒风中抖得厉害。白布上是一块红，红得像刚刚淌出来的血。

第一章 进村

那年腊月，地里的庄稼早就收了，光秃秃的田里只剩下一些冻蔫了的白菜帮子。父亲带着我和弟弟在家里搓草绳。屋里生着个小泥炉子，炉膛里的豆秸半死不活地烧着，满屋子都是呛人的烟。

枪声是在后半晌响起来的。

起先是几声，零零碎碎的，像谁家在放鞭炮。父亲停下手里的活，侧着耳朵听了一会儿，脸色就变了。他起身把门栓插上，又把窗户用麻袋片子堵了个严实。拴柱吓得钻进我怀里，小身子抖得厉害。我拍着他的背，心里也像揣了只兔子，扑通扑通跳个不停。

枪声越来越密，越来越近。中间还夹杂着人的喊叫声，马的嘶鸣声。我听见隔壁刘二婶家的狗在狂叫，突然叫到一半，像被什么东西掐住了脖子，就再没了声响。

天擦黑的时候，日本人的小队进了村。他们是从村东头进来的。我躲在窗户后面，从麻袋片子的缝隙里往外看。火把的光在夜色中晃动，映着一张张年轻而冷硬的脸。那军靴踩在石板路上，发出“咔哒咔哒”的声响，整齐得让人头皮发麻。

为首的是一个留着小胡子的军官，腰上挎着指挥刀，骑在一匹枣红马上。那马很精神，可它的蹄子上沾满了泥。那军官在村中的打谷场上勒住马，用生硬的中国话喊了几句。大意是，皇军是来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只要村民听话，就不会有生命危险。

村里几个德高望重的老人，举着不知从哪儿找来的白旗，颤颤巍巍地迎了上去。父亲没有去。他说，咱家就守着这破屋子，哪儿也不去。可事情哪里由得了我们。

第二天一早，日本人就在村子里设了关卡。进出村子都要有良民证。良民证是一张黄纸片，上面写着姓名、年龄、住址，还盖着一个红色的戳。没有良民证的人，一律不准出村。父亲去领了三张。他把良民证交到我手上时说：“秀兰，你收好。千万别丢了。丢了，就不是良民了。”

这话听着轻飘飘的，可我知道，这三个字背后，是沉甸甸的命。

第二章 诊所

日本人占领赵家庄以后，把原先的祠堂改成了驻军的地方。祠堂门口挂上了一块白底黑字的牌子，上面的字我认不全，只认得“卫生队”三个字。村里人都管那儿叫“鬼子诊所”。

诊所里有两个日本军医。一个年纪大些，四十来岁，戴着副圆框眼镜，中等身材，嘴角总是往下撇着，看人的时候像在打量一头待宰的牲口。另一个年轻些，二十出头，个子不高，脸上有两团冻出来的红晕，见人就笑，可那笑也不像真的。他们除了给日本兵看病，也偶尔给村里的妇女孩子瞧些小毛病。但村里人都不敢去。谁都知道，日本人不会白给你瞧病。

开春以后，局势表面上平静了一些。鬼子不常来村里骚扰，只在每月固定的日子，把全村人赶到打谷场上开会。会上，那个留小胡子的军官总要讲几句话，翻译就在旁边一字一句地说。无非是“皇军优待良民”“中日亲善”“共建共荣”之类的话。村民们就站在下头听，听到最后，每个人都要鞠躬。我跟着人群鞠过几回，每回抬头看见那面刺眼的旗，心里就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揪了一下。

那年夏天，我们家后院的柿子树上结满了青柿子。可谁也没心思去管它。地里的庄稼长得不错，父亲说，等秋收以后，交完粮，兴许还能剩一些。可还没等到秋收，就出了事。

八月的一天，天气热得像下了火。拴柱去村头的水井边打水，路上碰见几个日本兵在村口河沟里洗澡。他低着头，想绕开走。可一个日本兵叫住了他，拿枪指了指他的水桶。拴柱不懂日语，站在那里不敢动。日本兵就过来，一脚把水桶踢翻了，嘴里叽里咕噜地骂着什么。拴柱吓得跑回了家。

当天晚上，拴柱就开始发烧。浑身滚烫，说胡话。父亲急了，去请村里唯一的大夫赵先生。赵先生看过，说是受了惊，加上暑气侵体，得抓几味药。可日本人的关卡封着，出不了村，药也买不来。赵先生从自己的药箱里拿了几片退烧的干草，说先熬了喝着，顶一顶。

那几片药不顶用。拴柱的烧非但没退，反而越来越厉害。到了第三天，人已经迷迷糊糊，连水都喂不进去了。父亲在屋里急得团团转，最后一跺脚，说：“我去鬼子诊所求求他们。”

我拉住他，说：“爹，不能去。那地方……”

父亲看着我，眼睛红红的：“不去怎么办？看着你弟弟死吗？”

我没话了。

父亲从柜子里翻出家里最后的两块银元，用一块蓝布包了，揣在怀里，领着拴柱就出了门。我不放心，跟在后头。到了祠堂门口，两个日本兵拦住我们。父亲忙弯下腰，堆起笑脸，指了指我弟弟，又指了指诊所的门。日本兵互相看了一眼，其中一个进去通报。过了好一会儿，才出来挥手让我们进去。

祠堂里面阴森森的。正中央的供桌被搬走了，换成了几张行军床。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刺鼻的药水味。那个戴眼镜的老军医坐在一张桌子后面，正在灯下看什么东西。他听见动静，抬起头来，目光落在我和拴柱身上，像在数几根草。

父亲把情况说了。翻译在旁边翻给军医听。军医听完，站起身，走到拴柱面前，用手背贴了贴他的额头。然后他招了招手，让父亲把拴柱放到一张行军床上。他拿出听诊器，在拴柱胸口上听了一会儿，又掰开他的眼皮看了看。最后，他走到桌边，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小瓶子，倒出几粒白色的药片。

“炎症。”他用生硬的中国话说，“吃这个。一天三次，一次一粒。”

父亲千恩万谢，双手接过药片，把那两块银元递上去。军医看了一眼，没接。他指了指药瓶，说：“钱不要。要肉。猪肉。十斤。”

父亲愣住了。十斤猪肉。那年月，连过年都吃不上几口肉。他刚要开口说什么，军医已经转过身去，朝门口的日本兵挥了挥手。两个日本兵过来，把我们推出了门。

药拿到了。可十斤肉，去哪儿找呢？

第三章 换肉

拴柱吃了那几粒药，烧竟然真的慢慢退了。父亲摸了摸他的额头，长出一口气，可眉头还是皱着。那十斤猪肉，像一块大石头压在他心上。

第二天一早，父亲把家里养的那头半大的猪赶出了圈。那猪叫了整整一路。父亲没回头。我跟在后面，看着那猪尾巴一甩一甩的，眼泪就掉下来了。那头猪，是母亲还在的时候抱回来的。我们全家养了它七个多月，本指望年底卖了换钱过年。现在，只能送到鬼子嘴里去。

猪送到了祠堂门口。收猪的日本兵很高兴，拍了拍父亲的肩膀，说：“哟西，良民。”父亲陪着笑，躬着身子往后退。走到没人的地方，他蹲在路边，把脸埋在手心里，肩膀一抖一抖的。我站在他身后，不知道该说什么。那一刻，我第一次觉得，父亲老了。

可事情远没有结束。

拴柱的病好了以后，村里开始流传一种说法：日本人的诊所里，不光给人看病。他们还在找什么东西，或者说，在做什么实验。几个从外村逃难来的人说，有的地方，日本人把年轻男人抓走，说是去修工事，再也没回来。还有人说，鬼子的卫生队，会借着给女人检查身体的名义，干些见不得人的事。

这些话，大人都是背着孩子说的。可我听见了。我把它们记在心里，天一黑就害怕。我甚至不敢去井边打水。每次出门，都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头巾拉到眉毛下面，只露出一双眼睛。

赵家庄的秋天，本该是最好看的季节。地里的稻子黄了，河边的芦苇白了。可那个秋天，整个村子都笼罩在一种看不见的恐惧里。人们不再串门。晚上不到七点，各家各户就早早地栓了门。村子里的狗，也被鬼子打得差不多了。到了夜里，除了风声和几声零星的枪响，安静得让人窒息。

这种安静，被一封告示打破了。

第四章 告示

那是一个阴天的早晨。打谷场的墙上，贴出了一张盖着红章的告示。村里人都围了过去。我不识字，就听前面的人念。大意是，皇军为了保障村民健康，要对全村育龄妇女进行一次免费的体格检查。时间定在三天后。凡十六岁到四十五岁的妇女，必须到祠堂卫生队接受检查。不去者，按通敌论处。

人群嗡嗡地响起来。女人们都变了脸色。我也在其中。那年我刚满十六岁，正好在“接受检查”的范围里。

回到家，我把告示的事告诉了父亲。父亲半天没说话。他坐在门槛上，掏出旱烟锅子，装烟，打火。手抖得厉害，打了几下都没打着。最后他把烟锅子往地上一磕，说：“不去。你哪儿也别去。就在家待着。我不信他们能把全村女人都抓走。”

可天底下的“不信”，最是靠不住的。

三天后，日本兵果然挨家挨户地搜。他们拿着一本册子，按名字点。点到谁家，谁家的女人就得出来。我家的门被踹开的时候，父亲把我推进了后院的地窖里。地窖又窄又黑，堆着一些萝卜和红薯。我蜷缩在角落里，浑身发抖。我听见前院传来日本兵的叫嚷声，还有父亲低三下四的求饶声。然后是“啪”的一声，像是谁挨了一巴掌。再然后，是拴柱的哭声。

我捂着嘴，不敢发出一点声音。地窖的缝隙里透进来一线光。那光里飞舞着灰尘。我盯着那线光，觉得时间漫长得像一辈子。

不知道过了多久，外面的声音终于停了。父亲把地窖的盖子揭开，把我拉了出来。他的脸上有一道红印子，嘴角也破了。他说，鬼子没找到我，走了。可他们说了，明天还要来。要是再见不到人，就把这房子给烧了。

我看着父亲苍老的脸，心里又疼又怕。那天夜里，我没有睡。我躺在炕上，听着窗外风吹芦苇的声音。我想起了母亲。她要是活着，会怎么保护我？也许，会像我护着拴柱那样护着我吧。可惜，她死了。死的时候，连口像样的棺材都没有。

天快亮的时候，我做出了一个决定。我去。

我不能让他们烧了家。不能让父亲挨打。不能让拴柱没有家。我已经十六岁了。大人们说，十六岁，算是大人了。既然是大人，就得学会用自己的身子去挡风。哪怕那风里裹着刀片子。

第五章 检查

祠堂的院子里，排起了长队。

都是女人。年轻些的，年长些的。有抱着孩子的，有搀着婆婆的。没人说话。每个人的脸上都是同一种表情，那种害怕到极致之后的麻木。院子四周站着拿枪的日本兵。他们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们，像在看一栏待宰的羊。

那年轻的日本军医坐在门口的一张桌子后面，负责登记。他问每个人的名字和年龄，声音不大，带着一种事务性的冷漠。轮到我时，他抬头看了我一眼。那一眼很短，短到我几乎没看清他的眼睛是什么颜色。但我感觉到，他的笔在纸上停顿了一下。

“十六岁。”我小声说。

他点点头，在纸上写了什么。然后朝里面指了指。我走了进去。

祠堂里面被分隔成了几个区域，用白布帘子挡着。空气里的药水味比上次更浓了，浓得让人反胃。一个翻译模样的男人站在门口，面无表情地指挥着我们往前走。先是量体温，测身高，称体重。然后，我们被带到另一个房间门口。

那房间的门半掩着。我听见里面传来老军医说话的声音，语调不高，但语气很硬。我前面的一个年轻媳妇从里面出来的时候，脸色白得吓人。她的衣服有些乱，头发也散了，低着头，脚步飞快地往外走。我还没来得及看清她的脸，翻译就叫到了我的名字。

我走了进去。

房间不大。正中间是一张高高的检查床。老军医站在床边，正在摆弄一堆亮晶晶的器械。他看见我进来，指了指那张床，说：“躺上去。”

我的腿像灌了铅一样，每走一步都费尽了力气。我躺了上去。那检查床又硬又凉，隔着衣服都能感到一股凉气直往骨头缝里钻。老军医洗了手，走过来。他戴着白口罩，只露出那双深陷的眼睛。那眼睛里没有一丝温度。

整个过程，我咬着牙，浑身僵硬。耻辱感像潮水一样涌上来，把我整个人都淹没了。我闭上眼睛，拼命地回想母亲的模样。我想，母亲当年生我的时候，一定也这么疼过吧。不，她比这更疼。可那是为了我。而现在，我躺在这样的地方，受这样的罪，是为了什么呢？

不知过了多久，检查结束了。老军医摘下口罩，走到墙边的一个水池前洗手。他洗得很慢，很仔细，像要把什么脏东西洗掉。洗完了，他转过头，对我说了一句话。

那句话，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他说：“你的身体很好。应该多生几个孩子。为皇军生。为大日本帝国生。”

我猛地睁开眼，看见他嘴角浮起的一丝微笑。那笑比刀还冷。

第六章 阴影

我忘记自己是怎么走出那个房间的。

只记得走出祠堂大门的时候，天阴得更厉害了。灰色的云层压得人透不过气来。外面的女人们还在排队。她们看着我，眼神里带着询问。可我不敢看她们。我低着头，从她们身边走过去。走得很慢，很慢。每一步都踩在棉花上一样。

回到家，父亲和拴柱都在。他们看见我，想说什么，又不敢开口。我径直走进里屋，把门关上。然后，我靠在门上，慢慢地滑坐到地上。眼泪这时候才流出来。热辣辣的，像烧化的蜡油，滴在脸上，烫得生疼。

那天晚上，我发起了高烧。和拴柱上次一样，浑身滚烫，说胡话。父亲吓坏了，可又不敢再去找日本人。他只能一遍遍地用凉毛巾给我擦额头。我在迷迷糊糊中，听见父亲压抑的哭声。那哭声像一头老牛的悲鸣，断断续续的，揪着人的心。

我在炕上躺了三天。三天里，我一直在做一个梦。梦里，我又回到了那个检查室。那老军医戴着白口罩，手里拿着一把明晃晃的刀子。他朝我走过来，嘴里说着什么。我听不清。但我知道，那不会是好话。

三天后，我退了烧。可整个人像被抽掉了魂一样，干瘦得只剩下了一层皮。我对着镜子看自己，觉得里面那个人陌生极了。她的眼睛里，没了光。

村里的检查并没有因为我的病而停止。后来我听说，全村十六岁以上的女人，除了几个确实起不来的，都被叫去检查了一遍。有的人检查完就病倒了。还有的人，从那以后就再也怀不上孩子了。这些事，大家都不敢明说。可暗地里，都传开了。

我的心，就在那样的日子里，一点一点地冷了下去。

第七章 寒冬

那个冬天来得特别早。刚过霜降，就下了一场大雪。积雪有半尺厚，把村里所有的路都盖住了。日本人的关卡依然设着，每天都有几个裹得严严实实的日本兵在那里值勤。他们呵着白气，抱着枪，像几尊冻僵了的石像。

雪后的一天，我正和父亲在院子里扫雪。村里的赵先生忽然来了。他样子很急，说，刘二婶家的儿媳妇要生产了，难产，孩子下不来。刘二婶来求他去接生。可赵先生说，他一个男人，又是半个医生，有些事不方便。他想让我去帮帮忙。我从小就跟着母亲学过一些接生的门道。母亲活着的时候，也常去帮村里妇女接生。

我犹豫了一下。出了那档子事以后，我不太想出门。可人命关天。我最终点了点头，跟着赵先生去了刘二婶家。

刘二婶家的儿媳妇叫春桃，比我大五岁，平日里见人总是笑吟吟的。可那天，她躺在炕上，脸白得像窗户纸，头发全被汗水湿透了。她婆婆刘二婶在旁边急得团团转。我进去一看，心里就凉了半截。孩子的胎位不正，先出来的是一只脚。

赵先生也看出来了。他摇了摇头，说：“得送医院。晚了，大人孩子都保不住。”可村口有鬼子的关卡，连只活鸡都出不去，更别说一个快要生产的女人了。刘二婶“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求我救救她媳妇。我赶紧扶她起来，说：“婶子，你别这样。我尽力。可这情况，我也没十足的把握。”

那天，从白天到黑夜，春桃在炕上挣扎了十几个时辰。孩子终究没有生下来。她到最后已经没了力气，连叫都叫不出声了。我握着她的手，感觉那只手一点一点地变凉。她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我把耳朵凑过去，听见她断断续续地说：“……求求你，保住孩子……我男人……他想要个孩子……”

我拼命地点头。可那孩子，也死了。一生下来，就是黑的。大概是憋得太久了。

春桃的男人在城里的码头上做工。直到第二天傍晚才赶回来。他跪在门口，哭得惊天动地。刘二婶抱着儿子的头，娘儿俩哭成了一团。我靠在门框上，看着那场景，眼泪流不出来。我已经不会哭了。

那天夜里，春桃的男人在鬼子的关卡前站了半宿。后来，他朝着黑漆漆的村子，大喊了一声：“春桃！我对不住你啊！”那声音，像被撕开的布，尖锐而凄厉。再后来，他就走了。去了哪儿，没人知道。我猜他大概是想去找个说法。可这兵荒马乱的年月，他能去哪儿讨说法？不过是一条命罢了。

第八章 军医

春桃死后，村里更加死寂了。人们像被抽走了生气，走路都贴着墙根。我每天都在家里闷着，做些缝缝补补的活计。拴柱的衣裳，父亲的鞋，还有家里那些永远也补不完的粗布被子。那一针一线，像是把我剩下的那点命，都缝了进去。

腊月的一天，那个年轻的日本军医忽然来了我家。

他穿着军装，外面套着一件深色的大衣。没有带枪。也没有带翻译。他站在门口，朝屋里喊了一声。父亲出去看他，脸上的表情比见了鬼还难看。那军医往里走了一步，说想找赵秀兰。他说话的声音很轻，似乎还带着几分客气。

我当时正在里屋纳鞋底。听见他的声音，浑身的血都涌到了脑袋上。我把手里的针线往地上一摔，冲出去，冲着他大声说：“你还想干什么！你们已经把我们糟蹋成什么样了！你们是不是非要把我们村里的人都害死才甘心！”

那军医没有生气。他站在那儿，手插在口袋里，脸上的表情有些古怪。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开口，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说：“我来，是想告诉你。小心。军队里有人在生病。高烧不退。不要靠近祠堂。”

说完，他朝我微微点了一下头，转身走了。

我站在门口，愣了好半天。我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我也不想去明白。日本人能有什么好心？可不知道为什么，我记住了他的话。我没有再靠近过祠堂附近。连打水都绕了远路。

几天后，村里果然有了动静。先是几个日本兵被拉去了祠堂后面的小房子里隔离。接着，就传出村子里的水井被人投了什么东西。消息传得沸沸扬扬。有人说，是外村的游击队干的。也有人说，是日本人自己得了病，怕传出去，要杀知情人灭口。

我听得心里发慌。那个军医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他为什么要告诉我？他是在帮我们吗？还是说，这里面藏着什么更深的算计？

我想了很久，想不通。可有一件事，我很清楚：日本人的命，和中国人的命，从来都不是一回事。他们生了病，有药吃，有人治。我们生了病，就只剩下熬。熬过去了，算命大。熬不过去，就是春桃那样的下场。

第九章 游击队

腊月二十那天，村里出了件大事。

鬼子在祠堂门口贴了一张告示，说有人在夜里给游击队送粮，被皇军抓住了。人绑在打谷场的旗杆上，冻了整整一夜。那人我认识，是村西头的李老五。他家是猎户，他有一杆土枪，可从来没有用过。他给游击队送粮？这话鬼都不信。

第二天，李老五的家被抄了。两个日本兵从他家灶台底下翻出了几个玉米面饼子和半口袋红薯。人证物证全了。李老五被押到村口。那天，全村的男女老少都被赶到了那里。雪下得很大，白茫茫一片。李老五站在雪地里，光着脚。他的脸上有血，但他没有哭。他朝人群里看了一眼，喊了一句：“乡亲们，别怕他们！人早晚是个死！我李老五没给祖宗丢人！”

枪响了。一共三声。李老五倒了下去。血把雪地染红了一片。那红，在茫茫的白色里，刺眼得让人睁不开眼睛。

我捂住拴柱的眼睛。他抓着我衣襟的手在抖。我自己的手，也在抖。那不是害怕。是愤怒。是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愤怒。可我知道，我没有办法。我们这个村子，被鬼子的枪和刀按住了脖子，动一动，就是死。

人群被驱散了。回家的路上，没有人说话。只有风在嚎。那风穿过河滩，穿过枯树林，发出一阵阵呜咽，像在为李老五送行。

那天夜里，我听见村外有狼叫。声音很远，却听得清清楚楚。赵先生说，那不是狼。是游击队的信号。他们在山里，一直没走。我说：“他们什么时候来？”赵先生没有回答。他只是叹了口气，把烟锅子在鞋底上磕了磕，说：“秀兰啊，活着。先活着。活着，才有以后。”

我记住了这句话。

第十章 劫难

可活，哪里是那么容易的事。

过了年，刚开春。鬼子的一个小队从邻村抓回来一批人，说是给游击队送过情资。一共七个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小。他们被关在祠堂后面的偏房里。每天夜里，都能听见从那偏房里传出来的惨叫声。

那声音像刀子一样，一下一下地剐着全村人的耳朵。没有人睡得着觉。可谁也不敢出门去看。日本兵在偏房周围设了双岗。谁靠近，谁就回不来。

大约过了五天。那天黄昏，鬼子把全村人又都赶到了打谷场上。说是要让大家看一样东西。等我们到了那里，就看见那七个被绑在柱子上的人。他们被折磨得不成人形。有的已经快不行了，眼睛半闭着，像随时都会断气。

那个留着小胡子的军官站在前面，手扶着指挥刀，用中国话大声说：“这些人，都是破坏皇军建设的坏人。今天，皇军要给你们上一课。让你们知道，跟皇军作对，是什么下场。”

他说完，挥了一下手。几个日本兵端着刺刀上去。人群里有人尖叫起来。我闭上眼睛。可那惨叫声还是钻进了我的耳朵里。一声，两声，三声。那声音像一把钝锯子，锯着在场每一个人的神经。

等我再睁开眼的时候，那些人已经都被杀了。鲜血在打谷场上漫流。几个日本兵提着水桶，往地上泼水。那水混着血，渗进土里，洇出很大一片暗红。

我浑身冰凉。我想跑，可腿像被钉在了地上。我想喊，可嗓子像被人掐住了。我什么都做不了。只能站在那里，看着。看着那一片血红。看着那些刚刚还活着的人，变成了一堆烂肉。

父亲在旁边拽了拽我的袖子。我机械地跟着他往回走。一路上，我和他都没有说话。进了家门，我跑到后院，趴在枣树底下，大吐了一场。把胃里的东西全吐了出来。最后吐出来的，是酸水，混着眼泪。

从那天起，我发誓，要离开这里。逃出去。哪怕死在外面，也好过在这里等着被他们杀死。

第十一章 逃跑

可逃跑，比我想象的要难上一百倍。

日本人的岗哨比从前更严了。出村的几条路，全都被铁丝网拦着。没有良民证，插翅难飞。而且，我要是逃了，父亲和拴柱怎么办？鬼子不会放过他们。我不能只顾自己。

就在我几乎要绝望的时候，那个日本军医又出现了。

这次他来得更突然。那是二月初的一天。我正蹲在河边洗衣服。他穿着便衣，一个人从河对岸走过来。我下意识地抱起衣服就要走。他叫住了我。

“赵秀兰。”他的中国话比上次更流利了一些，“等等。我有话跟你说。”

我站住了，但没有回头。

他走到我身边，低声说：“这里，不安全。带着你家里人，走。去南边。过了清溪河，再走三十里，有游击队。”他说得很快，像在背一段早就准备好的台词。

我转过身，瞪着他。我想问他为什么要帮我。可我知道，问了他也不会说。因为无论他说什么理由，都改变不了他穿着那身军装的事实。

“我凭什么信你？”我说。

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塞到我手里。我打开一看，里面是两张盖着章的通行证。上面的字我看不太懂，但那个红戳，我认得。是鬼子的印。

“信不信，随你。”他说完，转身就走了。走出一段路，他又停下来，没有回头，只是低声说了一句，“我也是个医生。”

那天，我站在河边，看着他的背影越来越远。风从河面上吹来，冷得刺骨。我攥紧了手里的布包。我知道，这可能是个陷阱。可我更知道，再不走，我们就真的没机会了。

第十二章 南渡

我回家以后，把事情跟父亲说了。父亲听完，沉默了很久。他把那两张通行证翻来覆去地看，手抖得厉害。最后，他拍了拍我的肩，说：“秀兰，赌一把。赌输了，是命。赌赢了，是运。咱走。”

当天夜里，我们草草收拾了几件衣服。家里没多少吃的。能带的，都塞进了两个粗布包袱里。拴柱还小，不太明白发生了什么。我只是告诉他，我们要去外婆家。外婆家在清溪河南边的一个小村子里。

夜深了。村子里的灯火全熄了。我们一家三口，猫着腰，沿着墙根往村外走。走到关卡的时候，那里果然有两个日本兵。他们看见我们，举起了枪。父亲走上前，把通行证递过去。那日本兵就着火把的光看了看，又抬头看看我们，最后挥手放行了。

出了关卡，我们撒腿就跑。夜色很黑，路也不好。可谁也不敢停。河滩上风很大，吹得我眼睛都睁不开。等到过了清溪河上的那座小石桥，我才敢回头看一眼。赵家庄已经远了。只能看见一片黑黢黢的影子，还有几星零星的灯火。那灯火在风中摇晃，像随时都会熄灭。

我们没有停。一直走，一直走。走到天边开始泛白。东方的地平线上，慢慢露出了一道金红色的边。等天色大亮的时候，我们已经在清溪河南岸的山里了。

那是一条小路，两边长满了灌木和野草。我们沿着路走。走了没多远，就看见前面有几个人影。他们穿着老百姓的衣裳，但手里都拿着枪。父亲拉着我停下来。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可那些人看见我们，并没有开枪。其中一个年纪稍长的男人走过来，打量了我们一番，问：“从赵家庄逃出来的？”

父亲点了点头。

那男人叹了口气，说：“今天早上刚听侦察的说，赵家庄被鬼子屠了。”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像被人打了一棍子。

第十三章 屠村

赵家庄，就在我们逃出来的那个凌晨，被屠了。

后来我才知道，前一天晚上，附近山里的游击队伏击了鬼子的一支运输队，打死了几个日本兵。鬼子恼羞成怒，一口咬定是我们村里有人给游击队报信。天没亮，他们就围了村子。那时候，我们刚走不到一个时辰。

村里的牲口先被抢了。然后是年轻的女人。再然后，是所有人。他们被赶到打谷场上。鬼子用机枪扫射。整整扫了十几分钟。打谷场上，血流成河。然后，他们一把火，把整个村子烧了。

三百七十四口人。除了几个走亲戚不在村里的，就只有我们一家三口活了下来。

我是在两天后知道这些的。那天，我在山里的一个临时窝棚里，遇见了从赵家庄方向逃出来的赵先生。他浑身是伤，胳膊上中了一枪。他看见我，老泪纵横。他说，他是在头天夜里去邻村给人瞧病，才躲过一劫。回来的时候，看见村子已经烧成了白地。死人堆在打谷场上，狗在边上转着。那景象，像地狱一样。

我听完，眼前一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醒来的时候，我躺在一片干草上。父亲和拴柱在旁守着。远处有鸟叫。阳光透过树枝照下来，落在我的脸上。我张了张嘴，却发不出声音。眼泪顺着眼角流下来，流进耳朵里，又凉又痒。

我哭不出来。我想嚎，想大叫，想把天给捅破。可我叫不出来。我恨自己。为什么那天不早点走？为什么不劝村里人一起走？为什么我们活着，他们却都死了？

我咬破了嘴唇。血腥味在嘴里漫开。我在心里说，赵家庄的事，我不能忘。我活一天，就要记一天。记那些人的名字。记那些人的脸。记那一天的雪。记那一天的火。记那些日本兵在火光中大笑的样子。

我不能忘。

第十四章 新日子

我们在游击队根据地的边缘安顿了下来。

那是一个山坳里的小村，叫柳树沟。村里人不多，十来户人家，都是躲避战乱逃来的。有的从北边，有的从东边，有的跟我们一样，是从日本人屠刀下爬出来的幸存者。大家谁也不问谁的过去。见面只点点头，说一句“来啦”，就算是招呼了。

游击队的人常来。他们穿得破破烂烂的，枪也是东拼西凑的。可他们的眼睛里有火。那火，我在赵家庄被屠以前，是没见过的。现在，我终于见着了。那是一种为了活下去而燃起来的火。也是一种为了不让那些死去的人白死而燃起来的火。

父亲开始跟着游击队的人跑腿。他年纪大了，枪拿不动，但路熟，能帮着送信、送粮。我留在村里，照顾拴柱，给游击队的人补衣服、做鞋。日子苦。可比在赵家庄时强。至少，不用担心半夜有日本人闯进来。至少，人心是齐的。

一天，村里的刘大嫂来找我。她说：“秀兰，有个事，我想跟你商量。咱们这儿，妇女生孩子的不少。可没有个会接生的。我以前在娘家跟老人学过一点，但不精。你是赵家庄来的，听说你娘以前就是干这行的。你也会，是不？”

我点了点头。

刘大嫂高兴得拍手：“那太好了！以后谁家要生了，你就来搭把手。咱不图别的，就图个平平安安。”

从那以后，我开始在柳树沟里给人接生。我接生的第一个孩子，是个男娃。他生下来的时候，哭得响亮。我把他抱在怀里，看着他皱巴巴的小脸，心里那口一直憋着的气，好像突然找到了一个出口。我哭了。哭着哭着，又笑了。

我想起春桃。想起她死前求我保住她的孩子。我没能保住。可这个孩子，我保住了。也许，这就是命。有人走了，有人来了。生和死，在炮火里，从来都挨得那么近。

第十五章 烽火

后来那几年，日子过得更艰难了。

鬼子来“扫荡”过好几次。每次来，游击队就带着群众往山里转移。我亲眼见过好几次战斗。就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子弹“嗖嗖”地飞，炮弹在山坡上炸出一个个大坑。火烧起来，半边天都是红的。逃难的人漫山遍野地跑。老人、孩子、女人。哭声、喊声、枪声、炮声，搅成一团。

可每一次，我们都能活下来一些。那些活下来的人，又聚在一起。在废墟上搭起窝棚。在灰烬里寻些吃的。在死人堆里翻找还有气的。就这样，熬着。跟天斗，跟地斗，跟日本人斗，跟命斗。

后来，日本人投降了。

那年是一九四五年。夏天。山里的消息传得快。说日本人签了字，要走了。我听到消息的时候，正抱着一个刚出生的婴儿。我坐在窝棚门口，阳光照在孩子的脸上。他打了个哈欠，伸了伸小胳膊。我看着那张小脸，忽然就哭了。没有声音。只是流泪。流了很久。

我想起赵家庄。想起打谷场上的火。想起李老五站在雪地里喊的那句话。想起春桃冰凉的手。想起我娘。想起所有死在那些年里的人。他们都没有等到这一天。

可我们等到了。

第十六章 归去

那年秋天，我回了赵家庄。

路不好走。可我还是走了。带着父亲和拴柱。父亲已经老得走不动了。拴柱长高了不少，可性子有些闷。他不太说话。只是在快到赵家庄的时候，忽然拉住我的手，叫了一声“姐”。我回头看他。他的眼睛里有泪。他说：“姐，我想家了。”

我鼻子一酸。我拍拍他的脑袋，说：“咱们到家了。”

赵家庄已经成了废墟。烧塌的房子还在。只是被荒草盖住了。打谷场上长满了野草。风吹过来，草浪翻滚。我在草丛里走了几步，忽然看见半截铁锹头，锈得不成样子。再走几步，看见一个破碎的陶罐。还有几只断了的筷子。这些东西，从前都是有主人的。现在，主人不在了。

我找了一块石头，在打谷场中央坐下。父亲坐在我旁边。拴柱在远处捡着什么。夕阳把天边烧得通红。我闭上眼睛。我听见风里有声音。像是很多人在说话。他们叫我的名字。他们问我，秀兰，你回来了？村子没了。家没了。可你回来了？

我睁开眼。天暗了下来。有一颗星星，亮亮地挂在天边。

我说：“我回来了。我活着。我记着你们呢。”

第十七章 后来

后来，我在赵家庄的废墟上，重新搭起了一间屋子。很小。土墙，草顶。父亲和拴柱跟我一起住。我用了一年时间，开出了几亩荒地。地里种上了玉米和红薯。

赵先生也回来了。他老了。头发全白了。他在我们村口开了一个小小的药铺。药不多，但都是他这些年攒下来的。他说，不能看着村里的人生了病没处治。可这村里，已经没几个人了。有一些从外乡迁来的，在这里落了户。我们跟他们也熟络起来。慢慢地，村子里又有了些活气。

人就是这样。再苦再难，只要还有明天，就会生根发芽。就像那些荒草，烧光了，第二年又会长出来。或许没有从前那么高，那么密。可它们还是会长。命这东西，到底比石头更硬。

我一直给人接生。接生了很多很多孩子。村里的，邻村的，只要有人来叫，我就去。我接生的那些孩子，后来有的当了老师，有的当了工人，有的去了很远的地方。我不记他们的名字。我只记得他们哭起来的声音。那声音，像号角。是这世上最好听的声音。

父亲在我四十二岁那年走了。他是睡过去的。早晨叫他吃饭的时候，人已经凉了。他很安详。脸上甚至带着点笑。我想，他大概是去了另一个地方。那地方没有日本人，没有枪炮。有一间宽敞的屋子，有温热的炕，有他的爹娘，还有他年轻时的媳妇。

拴柱后来娶了媳妇，生了两个孩子。他不太提从前的事。我也很少提。可我知道，那些事都藏在他心里。藏得很深很深。像地下的种子。不发芽。但也不死。

尾声

如今，我八十七岁了。

我已经记不清很多人的模样了。连我娘的脸，有时候都要想上很久才能想起个大概。可有些事，像刻在了我的骨头上。比如赵家庄。比如那个雪夜。比如那个日本军医。他说过的那些话，我一直没有忘。

有人说，时间能冲淡一切。可我知道，不是这样的。有些东西，时间冲不淡。它只会把那些东西越磨越亮。亮得你在深夜里都看得见。亮得你每一次呼吸，都能感觉到它的存在。

我把我的故事写下来。不是为了让谁恨谁。恨，太轻了。我想让后来的人知道，有一种恶，曾经在我们的土地上发生过。那不是几个人的恶，也不是一个国家的恶。那是从人心最深处长出来的恶。它会把活生生的人变成工具。变成数字。变成“孽种”。

是啊。孽种。那个日本军医说，割了才好，省得我们再生出更多的“孽种”。可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中国人的种子，是割不尽的。烧不尽的。杀不尽的。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倒下去。又一次一次地站起来。我们从废墟里爬出来。从血泊里站起来。从灰烬中，长出新芽。

我的故事，到这里就该结束了。可我知道，还有成千上万个故事，没有被人说出来。它们散落在田野间，河流边，散落在那些已经荒芜的村庄和早已长出庄稼的土地里。风一吹，那些故事就会发出声音。像哭。像笑。像号角。

听。风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