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王建国,今年五十,未婚,没有孩子,父母不在了,唯一还有联系的是一个在苏州当保安的表弟,他去年打过一次电话,问我过得怎么样,我说还行。那通电话不到三分钟就挂了,挂之前他说了句“哥你要有啥事就打电话给我”,我说好。
十五家网贷平台。我算过,从第一家借到第十五家,中间隔了六个月。第一家借了三万,第二家借了四万,后面越借越多,到最后一家的时候我已经不记得借了多少了,脑子像一块被人揉皱了又摊开的纸,折痕太多,已经看不清原来的字。那些钱去了哪里,我也不太记得清楚。有一部分还了利息,一部分买了维持正常生活的食物和药品,大部分变成了一个个被打开的啤酒罐和一个一个空烟盒。它们变成了凌晨三点的亮光和手机屏幕上不断跳动的数字,变成了厕所里照镜子时看到的那张越来越陌生、越来越接近一根烧完的烛芯的脸。
上周我算了算,连本带利加起来,大概是三十多万。我现在的银行卡余额是八十三块七毛。我没有工作,没有房子,住的是租来的单间,月租三百。
我坐在那把旧椅子上,把手机重新翻过来。屏幕又亮了,是一个本地的号码。我接起来。那头是个年轻男人的声音,语速很快,带着一种熟练的节奏:“王建国先生吗?你在我们平台有一笔逾期借款,本金加利息已经累计到四万三千元,今天下午五点前如果还不处理,我们会联系你的亲友——”
“你直接告诉我去哪里找你们。”
那头停顿了一下,像一枚硬币在桌面上滚了几圈,正要停下来。“王先生,我们这不是在跟你商量——”
“我没在跟你商量,”我说,“你们不是要找人吗?我现在告诉你我在哪,你带人来就行。”我站起来走到窗户边,把纱窗推开一条缝,风从外面灌进来,凉凉的,“我在城西火葬场。明天早上九点,你来这儿堵我。来晚了我就烧完了。”
那边沉默了几秒。话筒里传来一阵轻微的电流声,像一条正在空跑的传输带,噪声缓慢地旋转着,直到那头的呼吸重新调整好,那些话又像一个被反复打捞的旧物,在每一次即将沉底之前被重新提起:“王先生,你这种态度解决不了问题。你要是不配合,我们只能按流程走。”
“那就走流程。”我说,“我就在火葬场等你的流程。”
我挂了电话,把手机从耳边拿开,屏幕自动锁了,我的脸映在漆黑的屏幕上,模糊的轮廓像一枚被反复擦拭过的指纹。我把它放回桌上,屏幕朝下。外面的风把那扇没有关严的窗户吹得轻轻晃了一下,发出一声金属与窗框之间细碎的摩擦,像一根针正在皮肤底下移动,寻找最适合扎进去的角度。
我认认真真地洗了个澡。热水器是坏的,我烧了壶开水兑了凉水冲了一遍。肥皂只剩下薄薄的一小片了,我把它捏在手心里搓出最后一点泡沫,抹在胳膊和胸口上,冲干净以后擦干,穿上那件洗得发白的旧衬衫,扣子一颗一颗地系好,对着镜子里那张浮肿的脸看了几秒钟,然后把最后一小片肥皂放回盒子里,合上盖子。
我拉开抽屉,里面有一些旧东西,几本翻烂了的杂志、一支断了一截的圆珠笔、几张银行卡,都已经过期了。我在最底下摸到一个信封,里面装着两张照片——一张是我跟表弟二十年前的合影,站在老家的那棵榕树底下,穿着不合身的西装,他比现在瘦多了,我比现在年轻多了;另一张不知道是谁的,可能是某个已经断了联系的朋友,在某个我已经想不起的场合拍的,背景是模糊的灯光和桌椅。我把它们放回信封里,搁回抽屉最底层,然后将窗户彻底推开,让傍晚的风灌进来,把屋里那股积了一整天的气味彻底吹散。风穿过窗框,穿过铁皮水桶和旧衣柜之间的缝隙,把桌角那张写着几个电话号码的纸条吹落在地上,像一片被风剥下来的、正在干透的树皮,边缘微微翘起,落在地砖上以后平躺着不再动了。
第二天早上我醒得很早,天还没亮透。我没定闹钟,是自己醒的。我穿上了那件旧衬衫,在窗台上坐了一会儿。远处的天空正在从灰蓝色变成浅蓝色,楼下的巷子里有人骑着电动车经过,链条声由远及近又远去。我站起来,拿起那件挂在门背后的深灰色外套,袖子上的线头已经被磨得有些散了,我把袖口理了理,然后推开门走出去,随手把门带上了,没有锁。
走到街上,早餐摊的老板正在把一屉包子端上炉子,热气从锅盖边缘冒出来,在晨光里白晃晃的。我没停下来,拐过路口,走向公车站。公交车还没来,站台上只有我一个人,风把地上的落叶卷起来又放下。我伸手进口袋摸了摸手机——是关着的。我没再打开它。
火葬场在东郊,坐公交四十分钟。我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坐下来,车窗半开着,风从缝隙里吹进来,把头发吹得微微晃动。路上经过几个红绿灯,经过一片正在拆迁的旧楼,经过一条两旁种着梧桐的窄路。我没有看手机,也没有看时间,只是看着窗外那些一晃而过的街道和行人,像在看一卷被我放慢了速度的胶卷。
车停的时候我站起来下车。火葬场的院子比我想象的安静,几棵柏树沿着围墙排开,风从树枝间穿过,发出低沉而持续的声音。我在大门外面站了一会儿,看了看四周,没有人。我走到花坛旁边坐下,从口袋里掏出一支压扁了的烟,捋了捋烟纸,点上。
晨光很薄,那棵柏树的影子在地面上慢慢缩短,像一个正在被时间磨平的计量单位。烟烧完了,我把烟头在鞋底上碾灭,扔进旁边的垃圾桶里。我把外套的拉链往上拉了拉,把那根烟屁股的余温留在鞋底下,让它自己慢慢冷却。
阳光照在水泥地面上的时候,我站起来,整了整衣领,朝大门走了过去。铁门半掩着,我伸手推了一下,门轴发出一声喑哑的、松弛的吱呀声,像一段被搁置已久的旧视频,终于按下了暂停键。门缝里透进来的光线落在我脚前一步远的地方。那道光很薄,像一片正在干透的叶脉,边缘微微卷起,被风吹动的时候发出细碎的声响,在水泥地面上留下半道移动的痕迹。我迈出一步,鞋底踩在那道光的边沿上,停了一下,然后继续往里面走。身后那扇半掩的铁门被风从外面吹了一下,晃动了几寸,又在门框的阻力中停了下来,像一个正在犹豫的句号,悬在半空,始终没有落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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