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三次警报，一位女留学生在特拉维夫经历了两次战争》

2026年2月28日，星期六，早上八点。

特拉维夫的天刚亮透。张张从床上坐起来，手机里两个警报软件——Tzofar和Home Front Command——突然同时发出刺耳的尖叫。紧接着，整栋楼的防空警报也响了。尖锐的声音穿透墙壁，像一把刀划开清晨的宁静。

她抓起外套就往楼下跑。公寓每一层都有一个安全屋，平时是学生宿舍，两室一厅，门窗特别厚、特别结实。警报一响，所有人必须在五分钟之内躲进去。

这是张张经历的第二次以伊战争。

第一次是去年，那场被称作“12日战争”的冲突。当时她刚来以色列不久，不了解伊朗的军事实力，第一次听到防空警报时紧张得手心冒汗。还没等使馆组织撤侨，她就跟着朋友赶紧从约旦撤离，一路逃到安曼，再从阿布扎比回国。

刚到国内，第二天，双方宣布和解了。

“我在安曼和阿布扎比玩得都挺开心的，”她说，“我是个爱计划的J人，但如果生活突然赐予我这两个国家的短途旅行，那就Enjoy！”

这句话读来让人心里一酸。一个二十多岁的姑娘，把逃难说成“短途旅行”，把战争带来的惊吓说成“生活赐予”。这不是乐观，这是一种在极端环境中长出来的、不得不有的从容。

而这一次，她没有走。

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已经组织第一批撤侨，大约80人正在通过埃及塔巴口岸过关。消息通过学联在群里通知，她身边有朋友成为第一批撤离的人。看着他们顺利出发，她心里既为他们安心，但也选择了留下。

不是不害怕。只是这一次的情况和去年不一样。约旦边境已经关闭，想走只能走埃及塔巴口岸——从特拉维夫到以埃边境要坐五个小时车，再转到开罗还要近十个小时大巴，一路折腾得人筋疲力尽。再加上以色列反导系统拦截率很高，她和身边不少同学都觉得战争大概率不会拖太久，报名撤离的人比去年少了很多。

于是她留了下来。

工作日到了，她照常去实验室。

“结果一天三次警报，每次一响，我和师弟只能立刻放下实验，往负一层安全屋跑。等警报解除，再回去继续做，心里却一直提着，最怕实验到最关键、不能停的时候，警报突然炸响。”

一天三次。警报一响就必须逃。

你能想象那种感觉吗？你正低着头、屏着呼吸、手里握着实验器材，全世界只剩下眼前那一点点需要精确完成的操作——然后警报响了。尖锐的、不容置疑的、带着死亡气息的声音，从手机里、从楼顶、从四面八方同时炸开。你必须在几秒钟之内做出判断：放下，还是继续？如果放下，前面几个小时的准备全部作废；如果不放，万一导弹真的来了呢？

这不是电影。这是一个中国留学生在特拉维夫的日常。

而在另一边，德黑兰，另一位中国留学生陈乔悦正在经历完全不同的恐惧。

2月28日上午九点多，她听到了第一次爆炸声。她住在德黑兰西北边的一个富人区，离就读的德黑兰大学大约十几公里。从窗口望出去，能看到爆炸方向升起的白烟，非常明显。

街上的人越来越少，越来越安静。本地网络从中午十二点多就断了，家里的WiFi也用不了。之前常用的WhatsApp和Telegram早已被禁用，只能用伊朗本地的社交软件，现在连这些也用不了了。她登录伊朗本地平台时，看到伊朗朋友的上次登录时间大多停在十二点半到一点多，之后再没上线，发消息也没回复。

断网。这是一种比警报更沉默的恐惧。你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不知道爆炸离你有多远，不知道下一秒会不会有更大的袭击。你只能待在家里，盯着窗外升起的白烟，等。

陈乔悦自2024年9月赴伊朗留学，过去一年间，先后经历了“12日战争”、“2026新年骚乱”等重大事件，这已是她一年内第三次遭遇断网。一年三次断网，两次战争。一个普通留学生的研究生生涯，被切割成了一段段“战争前”和“战争后”。

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一位中国博士生在2月28日当天，先后五次躲进防空洞。在校园里能清楚地听到刺耳的防空警报声以及导弹拦截时的爆炸声。“目前，我在附近还没看到建筑物遭袭，但能听到导弹拦截时爆炸的闷响。当防空警报响起时，我们就会立即躲到防空洞里。”

五次。一天之内，五次中断正在做的事情，五次冲进地下，五次等待那个“解除警报”的信号，五次爬出来，回到地面上，回到那个随时可能再次被警报撕裂的“正常生活”。

在特拉维夫，张张躲在安全屋里的时候，能隐约听到外面拦截的声音，但声音不大。一开始大家还都挺陌生的，后来就混熟了，也不拘谨了。一群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来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背景，因为同一场战争被塞进同一间屋子，在等待警报解除的时间里，交换名字、交换故事、交换对未知的恐惧。

张张说，在这边生活久了发现，这里有很多巴勒斯坦裔居民。她曾经和一位包头巾的女士一起在安全屋躲火箭弹。“其实大多数普通人都渴望和平，愿意好好生活、融入社会，没有人真的喜欢打仗。”

这句话从一个经历了两次战争的中国留学生嘴里说出来，格外有分量。在安全屋那个狭小的空间里，国籍、宗教、政治立场都暂时失效了。剩下的只有一件事：活着。等警报过去，等天重新亮起来。

战争爆发前，张张的同学还和别人打赌五千美元三月之前开战。“我当时心想这哥们赢麻了，我怎么没跟着赌一把呢？”——你能从这句话里读出什么？是冷漠吗？我觉得不是。是一种被反复轰炸后长出来的、略带黑色幽默的钝感。当战争从“新闻”变成“日常”，你总得找点什么来消解那种持续的紧绷。赌一局，笑一笑，然后警报响了，跑。

张张说：“我虽然现在选择留下，但我真的特别感谢祖国和大使馆。从二月就开始统计我们的信息，冲突一爆发立刻组织撤离，不管我们走还是留，祖国都在兜底。”

这句“祖国都在兜底”，是所有身处战火中的留学生心里最踏实的那句话。

中国驻伊朗大使馆在2月27日就发布了安全预警，两三天前还对所有在伊中国公民进行了电话摸排和初步统计。在德黑兰的中国留学生李哲等人提前准备了水和相关物资，一些在伊国企及国有机构也已提前制定撤离路线和方向预案。这就是“兜底”的样子——不是等事情发生了才行动，是在事情发生之前，就已经把每一个人的名字记在了本子上。

3月1日晚，在耶路撒冷工作的华人李强目睹一枚导弹从“眼前”飞过，用手机拍下了导弹爆炸的瞬间。同一天，中国留学生马恒经过长途跋涉抵达埃及后，心有余悸地说：“这次经历让我深深感受到，和平是多么可贵。”

和平是多么可贵。

这句话太朴素了。朴素到我们在和平的日子里几乎不会想起它。我们抱怨堵车、抱怨加班、抱怨外卖送晚了——那些在战火中的人愿意用一切来换的“日常”，正是我们每天都在挥霍的东西。

张张在第一次战争后回国，第二天双方就宣布和解了。她笑着说自己在安曼和阿布扎比玩得挺开心。可如果有一天，当警报不再响起，当安全屋不再需要，当“一天三次”变成“一年零次”，她回想起这段经历时，会是什么心情？

也许会像蔡秉宏说的那样——“这次经历让我深深感受到，和平是多么可贵。”也许会更复杂一些。毕竟，她在二十多岁的年纪，在异国他乡的实验室里，一边做着实验，一边听着随时可能响起的警报。那段被警报声切割的青春，那些在安全屋里和陌生人一起等待的下午，那些“放下实验就跑”的瞬间——它们不会消失。它们会成为她生命里一道深深的刻痕。

战争带走了很多东西：平静、秩序、对明天的确定感。但它也留下了一些东西：对和平的重新理解，对生命的重新掂量，对一个“不管我们走还是留，祖国都在兜底”的国家的重新认识。

警报声里的青春，终究也是青春。只是它比别人多了一道背景音——那道尖锐的、刺耳的、提醒你“活着”的声音。

感谢张张、陈乔悦、李哲、马恒以及所有接受采访的留学生们。是你们在战火中的讲述，让千里之外的我们得以触摸和平的重量。愿所有身处战火中的同胞平安。愿警报声早日停止。愿和平，不再是一句需要亲身经历战争才能理解的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