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占比跌破25%，杭州不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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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正步入新一轮产业调整的关键期。

8月19日，宇视科技将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成为A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六小龙”首个企业实现上市，被认为是杭州走出“电商时代”的又一里程碑。

而几天前，杭州进一步深耕服务业“老本行”——在高规格举行的全市服务业大会上提出一个明确目标：到2030年，服务业增加值突破2万亿元，生产性服务业占比超过60%。

一边是制造、一边是服务，牵扯出了杭州一直被讨论的制造业“偏科”问题。

近年来，杭州不断加码制造，提出“再造一个杭州工业”；但从数据上看，杭州规上工业增加值占比不断下降，去年占GDP比重仅为20.1%。

硬币的另一面是服务业的不断增长。今年上半年，杭州服务业增加值达9045亿元，同比增长5.4%，为两年来最高增速；服务业占GDP比重首次突破75%，达到75.3%，仅次于北京、上海、广州。

这种“一升一降”，让一个老问题再次浮出水面——服务业越往上走，制造业的“地基”是否会越单薄？在维持制造业合理比重的要求下，对于期望押注下一个“小龙”的城市而言，杭州能提供何种参照？

“25%”

25%，一度被视为城市制造业占比的一根“红线”。

最具代表性的上海，在2023年出台的《上海市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年）》中，曾明确划下红线：到2025年，上海工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25%以上。这也是上海时隔七年之后，再次强调这一目标。

权威印证来自世界银行研究团队的一份报告：像上海这样的特大型城市，制造业占比应在25%到30%之间。与此相一致的是，不少城市也划定自身“红线”，如工业大市深圳，尽管制造业占比仍明显高于30%，仍然较为超前地为全市划定了工业用地占比不低于30%的红线。

虽然杭州当时并未明确此种红线，但在全国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的整体要求下，杭州在“十四五”规划纲要中亦作出同样部署，并提出深入实施“新制造业计划”、推进“新工厂计划”。

不过，这并未能阻止不少城市服务业占比的一路上升。数年后的今天，越来越多城市的制造“红线”出现松动。

从今年上半年的数据来看，由于大部分城市未公布制造业具体数据，若仅参考服务业增加值占GDP之比，万亿城市中共有4座超过75%。特别是上海，该指标高达79.4%，与2023年相比增长了4.2个百分点，仅次于北京。

杭州也是其中之一。

被当地媒体反复提及的一组数据是，2023年，杭州服务业增加值占比超过70%后一路上升，三年内提高5个百分点，到今年上半年进一步突破75%，且与广州的差距缩小至0.3个百分点。

事实上，杭州并未放松对制造业的加码。过去几年内，杭州在建设“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的目标下，一面重塑产业地理、打造城东智造大走廊，与城西科创大走廊“两廊”联动互促，一面再造产业架构、构建“296X”先进制造业集群，意在打破制造业在总量、增速、投资、产业层次、企业吸附能力等方面的“明显不足”。

但与此同时，服务业仍被杭州作为重点发展方向。仅从政策层面来看，自2022年开始，杭州连续三年围绕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召开高规格会议，以期进一步推动服务业能级跃升。

在今年举行的服务业大会上，杭州市委书记刘非进一步指出，服务业是杭州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动力产业”，事关产业发展、经济循环、民生就业，要“把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当成一件大事来抓，不断抓出新成效，继续走在全国前列”。

“双70%”

为何在稳住工业比重的要求下，杭州依然持续推动服务业占比增加？一个原因是，杭州很早就曾经历过制造业和服务业之辩。

一种共识是，2000年是杭州新时期推动“工业兴市”战略的起点。随后，杭州工业总产值几乎以每年迈过一个千亿台阶的速度增长，到2007年已达到8000亿元。

2008年金融危机成为杭州发展的转折点。此后多年间，杭州GDP增幅一度退至副省级城市的末尾，土地资源缺乏、生产要素价格高企等问题，让制造业难以维持固有发展模式。也是在2008年，杭州正式提出“服务业优先”发展战略，后一年实现产业结构“三二一”的标志性转变，成为杭州发展服务业的新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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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服务业转型的抓手，正是后来杭州引以为傲的电子信息产业。如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原副主任刘亭曾指出，由“工业兴市”战略到信息经济“一号工程”，杭州经济由工业化引领向信息化引领、由工业经济主导向信息经济主导的战略跨越，成为杭州新经济领先发展的重大背景。

而到现在，十余年服务业的积累，反过来又成为杭州推进制造的关键。

去年，杭州“六小龙”出圈，被视为杭州从“电商时代”走向“AI时代”的里程碑标志。但如果细看“六小龙”，剥开“硬核制造”的外壳，正是杭州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服务业内核支撑。

其中，早一步“出圈”的游戏科学和深度求索，背后是杭州软件信息服务业的优势——2025年，仅规上信息服务业一项营收就突破1.3万亿元；即便更专注于硬件开发的宇树科技，过去一年来在全国多座城市“攻城略地”，接入重庆等制造大市的产业链，但作为研发中心的杭州，重点仍是数字经济、科技创新、数实融合等方面的优势。

如杭州市投促局微信公众号发布文章指出，这事实上是把杭州的创新基因注入全国产业链、创新链，这样的城市“才真正配得上‘国家战略力量’几个字”。而要达成此种目标，杭州服务就不能只是生活性服务业的“人间烟火”，更重要的是充当制造业“加速器”的生产性服务业。

细看“杭州服务”的构成，关键词也正落在“生产性服务业”上——杭州本地媒体反复引用的一组数据是，早在2024年，杭州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增加值之比达63.2%，超过上海、仅次于北京。

在去年杭州服务业5.3%的增速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营收连续11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全年增长13.4%。

对比国际上常用来观察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两个70%”指标，杭州服务业占比已“过线”，接下来要补齐生产性服务业的差值。

“偏科”？

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杭州来说，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是，究竟是否需要维持制造业占比不变？

去年，杭州一场有关生产性服务业的会议上，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提出一个“苹果之问”：苹果不盖厂房、没有生产线、不搞制造，为什么却能拿走产品绝大部分利润？原因在于其牢牢掌握生产性服务各个环节，包括研究开发、物流配送、市场准入、检验检测、数字化赋能、金融清算、销售及售后服务等，这些是产业链的基础、产业链核心价值的赋予者。

换言之，制造业要提高附加值，必须向研发设计、工业软件、供应链管理、品牌服务、金融服务等环节延伸。也正是这些生产性服务业，最终决定了制造业利润多少和产业附加值高低，决定现代制造的含金量。

更进一步，有业内人士将杭州“六小龙”的发展路径总结为一种具有杭州特色的“以软带硬”发展模式。相较于北上深在算力基建、人才密度上的长板，杭州人工智能产业基于数字经济和服务业优势，有望走通一条以应用促创新、以生态聚资源的特色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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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从数字的增减上，很难完整反映一地制造业发展的成色。

刘亭曾在接受采访时回忆，前些年杭州经济增速一度在省内垫底，当地急了，想着要不要把重化工业再请回来、把制造业占比拉上去。争论过后，是清醒的判断：杭州问题的根源，不在工业不够多，而在生产性服务业不够强。为了看得见的数字，牺牲了看不见的竞争力，不划算。

一个原因是，不同于“显性”的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带动的制造增长相对“隐形”，不少地方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据媒体报道，为了让这部分制造数据显形，江苏改变了对制造业的考核方式，不孤立地考核二产占比，而是把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合在一起看占GDP的比重，“前者是‘骨架’，后者是‘筋肉’，单独看哪一个都会失真”。

从全国层面上看，政策也在发生变化。

在“十五五”规划纲要中，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的提法被替换为“合理比重”。中国信通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肖荣美等人曾撰文指出，这意味着“在充分考虑内外部各种风险冲击、兼顾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等问题后，允许制造业比重在一定的合理区间波动”，“不仅追求制造业规模扩张，更要着力实现质量的系统性提升”。

新一轮调整下，应如何重新审视杭州服务业“偏科”的判断？杭州制造业的“合理比重”究竟在哪？杭州已经做出了判断。按照《杭州市制造业加快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5—2027年）》，到2027年，规上工业增加值总量达5300亿元、年均增长6%以上，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22%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