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1955年出生的“国产文史学者”，应该是学术史上尤其拉胯的

当年我上大学，一位教文字学的老教授，曾在课堂上说我的“知识面”有“文革前高中毕业生的水准”，还说这是很高的评价了，让我飘飘然陶醉了好些年。直到若干年后，我才渐渐明白过来，所谓的“文革前高中生”，恰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学业与学识都最拉胯的一代，老教授哪里是在当众夸我，分明是在“点”我，“阴阳”我，委婉地批评我，只是咱当时没有领悟。现如今，我自己也人到中年了，吴霜多侵两鬓，回想年少时荒唐种种，真有点“头白门生倘得免乎削籍而标于头墙之外乎”的意味了。

但论及搞文史学术，我也确实一直都认为，“文革前高中毕业生”普遍是很不行的。多年前，与友人闲谈，我还自创了一个“35后学人最拉胯”论，即认为自1935年~1955年出生的这批本土学者，整体是非常差劲的，差到可能已经触底，不仅没有出过一个“大师级”人物，连“大家”都几乎没有，水准普遍也糟糕，大抵就是一个过渡作用，是谓之“历史中间物”。裘锡圭先生是1935年生人，不幸踩在了点上，可能是这两代人中惟一可称“大家”的文史学人，但他毕生也只能做一个“专家”，与此前的陈寅恪钱锺书那代人比，相去不可以道里计了，差距比之稍早一点的黄永年（1925）、李学勤（1933）尤其是海外的何炳棣（1917）、余潜山（1930）、许倬云（1930）、张光直（1931）这些同行，代际差距都非常明显。诸如裘先生、朱维铮、汤一介、项楚、陈永正、刘永翔这些“专家”，已是这两代学人中的极致，再到谢冕童庆炳这一层次，门徒法螺再怎么吹，都必然是“空头大师”，过不了几年就要水落石出的。

清儒孙奇逢说，“学术之废兴,系世运之升降,前有创而后有承”，这是很有道理的，可说是一种大的命数。文史学问终究不是搞数学写小说，天马行空突发奇想左右互搏也能行，最是讲求“才力”与“学力”，两项有一样跛脚，都必然是重大缺陷。1935年~1955年之间的本土学者，并非才力不足，而是整体学力不够，最主要原因也并非才情欠缺、不肯勤奋，而是不由自主地让时代给耽误了。辛德勇1959年生人，似乎总自诩当今第一流，“平生不作第二人想”，他18岁考大学，17岁前文革结束，已经有条件在中学毕业前“去一本一本地读《史记》《汉书》”了，吃了“余生也晚”数年的“红利”——虽然日后他在堂堂北大登坛讲授版本目录学时，其师黄永年很是吃惊，说连“辛德勇都能讲目录版本学了”。还有一个虞万里，他是1956年生人，冥冥之中似乎恰好跨过了这个坎，靠着在民间自学，一门深入，一时清净，居然也能修成正果，亦可征世运学风之微妙。1935后~1955,是背运让时代耽误最严重的两代人。这个年龄段，真正的实力派，诸如林毓生张灏黄宗智余国藩谢正光等等，几乎都在海外。

1935年~1955年之间的本土学人普遍不行，我觉得是一种不吹不黑的共识，只是没人敢说，因为这些人都混成了前辈大佬，再不济也是“业师”“座师”，年轻一代谁敢置喙，除非我这种混迹市井不必看他们脸色之人？想1997年广西师大社曾出了一套“跨世纪学人文存”，网罗这批“最重量级”的当代文史学者29位，名单有李零、汪晖、陈来、刘东、王富仁、陈平原、王晓明、葛兆光、阎步克、陈思和、周振鹤、葛剑雄、许纪霖、张一兵、何光沪、梁治平、郭齐勇等，乍一看阵容“豪华”到“顶配”了，确实都是我们这个时代顶尖学者，搁过去都足以配享从祀，列在孔庙两庑一体受祭，可你要是稍微沉吟片刻，应该立马会明白过来，这一流级的“国朝学者”29人名单里，哪一位配得上“大师”乃至“大家”名号，又有谁的哪本书有自信可以传世，即便只是期待三五十年后还有人会去读？别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境地，只怕连做到“自成系统、纲目了然”都没有，整体上仍然是“饾饤之学，只能是点，还不能成面”，真正卓然有所建树的，只能说“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这是我这样一个对学术史还有点涉猎的学院外瓜众，对“当代学术”的一个整体观感与判断。所谓“一代有一代之学术，一代有一代之学人”，只适合解嘲，自己拿来标榜，就未免过于黑色幽默了。有人说，李零（1948）与汪晖（1959）可分别代表国朝学术人文与社科的两大牌面，我不知道贵圈会不会觉得很寒碜？

钱理群说自己对30后、40后、50后、60后都非常“失望与不满”，寄学术界希望于70、80后，我觉得很客观。因为70、80后的学识储备固然照样远不及民国同行，可到底比35-55后好太多了，明显书读得更多，知识面更广，思想更开通，“预流”更彻底，理论功夫也更稔熟，年纪轻轻就把古典要籍通读过一遍，亦或外语随便精通五六门，乃至“冷门绝学”都搞得有声有色的，混迹哈佛海德堡普林斯顿比我网上下单买菜还熟的，大有人在。如果有心观察，可能也会发现，连断层最厉害的传统“经学”，现如今的80、90后一大批才俊也是非常厉害的，说有望“经学复兴”都不是夸张。这宗学问，1935年~1960年那些人都在搞了个寂寞，到了1980以后败落到都需要日本人乔秀岩（桥本秀美）翻过来救危扶倾了，而今“才俊”里单一个陈壁生一个马楠，都足抵100个彭林姜广辉廖名春这类“前辈大佬”了。总体而言，我无意为自己所属的“代群”吹彩虹屁，我是真心对70、80、90学人很看好，这些人属于“崛起的一代”，来日方长，来日可期，整体水准与成就，起码会碾压式超越上两代前辈的。以我自身经历来论，现实中接触过不少“青年才俊”，那学识的深广让我震惊，而生平所遇405060辈老师宿儒，即便是“资深”或“一级”，一个都没这种感觉，多“斯亦不足畏也已”。只不过，年轻与少壮一代也有“劫”，一是日益非人化的学院机制，二是手机（短视频），前者让人无法静心读书，后者则让他们没时间阅读思考。可叹这也是一种靡常世运，去来难测，兴衰无定。

仔细说来，1935年~1955年之间出生的学人，最重要的节点就是文革前后，不幸卡在“天地玄黄”与“风雨苍黄”中间段。1935年生人，到1950年就是15岁，正是开始发愤忘食之际，过后时运稍纵即逝，逐渐“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而此前的人多还有“家学”傍身，早慧者甚至经史都背过了一大半，1935大抵是个新旧分水岭；若1955年生，到了1976年就是25岁，也是苦读书搞学术的最好年华，算是年龄要求上的极限，“童子功”没有练上，再晚就更来不及了，跟不上了，此正是汤用彤说的“三十岁上下就把规模大致定了，此后只是在深和细上有所发展”，与晚年林散之告诫门徒“人过了三十，就成不了书法家，只能写点小楷自娱自乐”当是同一原理。钱理群1939年生人，他反复说“我们这一代先天不足”，所受教育“存在根本性的缺陷”，时代风气也让他们“两头糟”，“和传统彻底决裂”使之传统典籍弃若敝履没看过几行，批“封资修”导致洋文书也成为滕缄扃鐍的不祥之物，最终造就“两大致命弱点：不懂外文，古代文化修养不足”，从而“给自己的学术研究带去难以估量的损伤”，换言之就是他们“这一代人知识结构上有根本缺陷”，再认真再勤奋都无法弥补了。这是我所见最为诚恳的“坦白”了。本来，搞文史学术，不管你主攻的哪一领域，真要做出立得住的成绩，成为一代“大师”或“大家”，古今中西贯通就是很重要的应有之义，因为这里面有视野、格局以及比较观照的眼光，可以成其“大”。蒙文通就说他写《古史甄微》，似乎只是通论中国上古史，但方法却主要得力自“读书时学过些西洋史，知道点罗马希腊印度的古代文明”，从而得到启发，一举“打破正统看法”。这种功夫，我小时那会，还有个流行说法，叫“支援意识”。1935~1955后，这种知识短板也是最严重的。

实际上，到了1960年代前后，不仅“高中毕业生”的学业青黄不接，名牌文科大学生的质量也已经非常堪忧了，这正是35后们上本读研的时期。据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吴定宇《守望》此书记载，到了1958年往后，陈寅恪已经拒绝开课，主要原因固然是因受到了批评，孤高清绝，目击心伤，有意消极抗拒，但还有一层不便明说的“隐情”，就是他的课“新一代”学生实际已经没有人能听懂，开不开都意义不大了。那时，他在住所内开讲元白诗，表面上也有文史两系七八个学生听得颇认真，可据当日在座的汪廷奎老先生回忆，大抵全班就他还能听懂一些，此外压根没那个基础。我觉得他的这个反馈并无夸大，因为据吴定宇披露的中大档案馆材料，至少彼时文科院系就是这么个情况。大约是1959年，中大校方针对全体文科大四学生搞了一次“基本知识测验”，历史系27人参加，结果只有19人勉强及格，不及格率达29.5％，而从开卷答题来看，“暴露出来的问题及某些错误”，也是触目惊心的：居然有20人不晓得“西晋内迁”，甚至只有一人知道《资治通鉴》的编著者，但又把“司马光”写成了“南朝人”，“基础知识贫弱”到极点了，而中大“并非特例”。说白了，那个年代的名牌大学文科生的知识面，可能还不及现如今小学生中的颖悟者。北师大中文系名教授赵勇，就是近年狠斗同门王一川那位爷，三年前出的那本随笔集《刘项原来不读书》就说过，他1985年考研究生，给师辈写信投石问路，人家回信里用了“冗忙”与“疏懒”这两个词汇，他还不懂什么意思，特意查了字典，说得很坦诚，也是他们那代人早年“不读书”的实情。

后来作家阿城那些人，明里暗里吹嘘他们那代人如何“扫地僧”，似乎整天埋头劳动，一高考就能一飞冲天，“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俨然个个身负绝学甘雌伏，这种叙事我是不信的。从实打实的证据来说，他们那代人不仅学识上有“致命弱点”，学业也应该是史上最菜的。我看过名作家李辉一篇自述，就明白谈过自己的“从学经历”：他是湖北随县人，1956年生人，比同学陈思和小两岁，1977年参加的高考，考取的是顶尖名校复旦中文系（彼时录取分数线似乎还略高于北大），看似厉害不得了，其实总分也就274.5分：语文74、数学62、政治69、史地69，英语不考。这个分数，换到现在，大概率就是个大专，可在当时是全国拔尖了，至少77、78那两年是如此。而且，那几年的高考试题都极简单，可说都是送分题，什么“列出秦末、唐末、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名字”、“古代中国哪四大发明”、“名词解释：俭朴、诚实”、“地球分为哪几大洲几大洋”、“什么是四个现代化”之类。李辉说，他偶然保存了这份考卷，至今“羞于示人，连妻子也不例外”，而当年落榜同学看后讪讪然说了一句“其实你的成绩也不怎么样”，真都是可以理解的。

当然了，说1935~1955年生人的国产学者不大行，也不是绝对的，只是谈一个普遍现况。要说例外哪里都有，要说“不行”，似乎“学术黄金时代”出生的学者，也有大把大把基础很不行，似乎纯靠考试当行的。还拿陈寅恪来说，他在“旧中国招的最后一个研究生”艾天秩，晚年坦言的情况就让我很震惊了。艾是1947年考入清华历史系读研，主动要陈寅恪当导师。他自己说，当年9月2日他去面试，陈一连问了30多种书籍，都是很基础的文史要籍，他几乎一问三不知。《通典》、《世说新语》这样的书，他都只听过书名，“都没有见过”；甚而，连《酉阳杂俎》《洛阳伽蓝记》，他都“连名字都没有听到过”（《文献与记忆中的清华历史系 (1926-1952)》，页379），陈寅恪的心情可想而知，而艾老先生文史素养之荒陋，我想现在的00后名校考研生都不至于如此。可陈在大摇其头之后，还是收下了他，大概率是看重了他的人品，诚实坦荡，不遮不掩，这也是陈义宁一贯以来的“识人之道”。至于艾天秩本人，后来默默无闻，并无什么成就，也是理之当然的，正如陈寅恪余生“吾道南矣”，在中大立帜树纛整20年，也没培养出什么高徒一个样。

从这个方面想，后来的钱锺书不愿招收学生，未必就是“自私”了，反倒是难得清醒，盖委实没必要彼此浪费时间。他对后两代的学人，看法是非常低的，王水照说自己“不配”称弟子于钱门，是有自知之明。至于现如今的55后，也终于混成了“老前辈”，所谓“河里无鱼虾也贵”，居然也真的都摆谱起来了，个个优越感爆棚，张口闭口“老子如何如何厉害”，只能说我这种实诚人简直寥若晨星，全体昧着良心把他们惯坏了。刚恰好看到昨天《四川文学》发布的最新公号文，出自刘纳教授之手，她直言不讳地吐槽同辈学人，说如今的“大佬、中佬们频频以短视频亮相，吧啦吧啦地说些片汤话，就在热热闹闹中，这个专业差不多就衰了”，这是学术圈还幸有明白人，难得还有不屑与之蛇鼠一窝的干净人。

2026.8.18午间敲于武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