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村长电话的时候,我正坐在电脑前核对月底的账目。电话那头,村长的声音透着无奈和隐隐的怒气,他告诉我,我姑姑没了,让我赶紧回村一趟。
我脑子嗡地响了一下,下意识地问姑父和表哥在干什么,村长叹了口气,说他们爷俩正在堂屋里看电视,姑姑的遗体还在院子里的破柴房里搁着,没人管。
我连夜开着车往老家赶,深秋的夜风透着刺骨的寒意,车窗缝隙里钻进来的风吹得我眼眶发酸。我父亲早逝,母亲改嫁,我小时候在村里跟着爷爷奶奶生活的那几年,姑姑是对我最好的人。她会在赶集时偷偷给我塞两颗大白兔奶糖,会在我冬天生冻疮时,用花椒水一遍遍给我烫脚。
后来姑姑嫁给了邻村的赵大富,生了表哥赵强,日子过得很苦,我们之间的走动也因为她家那两个蛮横的男人而渐渐少了。
把车停在姑姑家那个连院墙都塌了一半的院子外时,天刚蒙蒙亮。院子里静悄悄的,堂屋的门紧闭着。我大步走过去,一把推开堂屋的门,一股浓烈的劣质烟草味和着发酸的馊味扑面而来。姑父赵大富正裹着一件脏兮兮的军大衣躺在沙发上打呼噜,表哥赵强四仰八叉地睡在里屋的炕上,地上一片狼藉,全是瓜子壳和空啤酒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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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压着心头的火,走到沙发前踹了踹茶几。赵大富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看见是我,愣了一下,然后慢吞吞地坐起来,掏出一根烟点上,没事人一样问我怎么来了。我指着院子,问他姑姑呢。他吐出一口烟圈,往窗外努了努嘴,说在柴房里呢,昨天咽的气。
我转身冲向柴房,那是一个平时用来堆放杂物和蜂窝煤的棚子,四面漏风。姑姑就躺在一张破旧的木板床上,身上盖着一床发黑的薄被。她瘦得完全脱了相,眼窝深陷,脸颊上没有一丝肉,头发花白且凌乱。我走过去,手颤抖着探向她的手,那只曾经温暖粗糙、为这个家操劳了一辈子的手,此刻像冰块一样僵硬。
看到那一幕,我眼泪忍不住砸了下来。随即脱下身上的外套,我盖在姑姑身上,然后转身回到堂屋,一把揪住赵大富的衣领,问他打算什么时候办丧事。赵大富用力拨开我的手,理直气壮地说家里没钱,办什么丧事?他还说姑姑这病拖拖拉拉治了半年,把家底都掏空了,现在人死了,一了百了,拿张草席卷了找个荒地埋了就行。
里屋的赵强这时也醒了,趿拉着鞋走出来,不耐烦地附和着他爹。他说自己还在外面欠着两万块钱的网贷还没还,哪有闲钱给他妈买棺材买墓地,还埋怨姑姑死得不是时候,刚立冬,连个干活的人都没有了。
听着这对父子大言不惭的混账话,我气得浑身发抖。姑姑这一辈子,在赵家起早贪黑,下地干活,喂猪养鸡,伺候完老的伺候小的,最后竟然落得个连一口薄棺材都不配拥有的下场。
我冷冷地看着他们,咬着牙说,姑姑的后事我来办,不用你们出一分钱,但从今往后,你们就当没我这个亲戚。赵大富一听不用他出钱,眼睛亮了一下,假惺惺地搓着手说,那怎么好意思,你是晚辈,赵强则直接转身回屋继续睡回笼觉了。
我联系了镇上的殡仪馆,叫了一辆灵车。几个人把姑姑抬上车的时候,赵大富和赵强连门都没出。我坐在灵车上,看着窗外倒退的枯树,心里空落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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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化的过程很快,没有繁琐的仪式,没有哀乐,只有我一个人站在空荡荡的告别厅里,对着姑姑的遗像磕了三个头。遗像上的她还是几年前的照片,木讷地笑着,眼神里透着一股逆来顺受的麻木。
我用自己这两年攒下的积蓄,在市郊的公墓给姑姑买了一块小小的墓地。下葬那天,天阴沉沉的,飘起了小雨。我把那个冰冷的骨灰盒放进墓穴,看着泥土一点点掩盖住它。我在墓碑前站了很久,跟她说了许多小时候的事,告诉她在那边不用再伺候人了,好好歇着。
处理完姑姑的后事,我回到了城里继续工作。生活像往常一样按部就班地向前走,只是每当路过那些卖糖炒栗子和烤红薯的摊位时,我总会想起姑姑,想起她曾把舍不得吃的半块红薯揣在怀里,走十几里夜路送到我家给我的情景。
大概过了半年多,我妈来城里看我,闲聊时提起了赵大富父子。我原本不想听关于他们的事情,但我妈接下来的话,却让我停下了手里的动作。
村里人都在传,姑姑走后,赵家开始怪事连连。
最先出事的是姑父赵大富,姑姑在的时候,不管他怎么打骂,一日三餐总会按时端到桌上,家里虽然破旧,但至少被收拾得能下脚。姑姑走后,赵强成天在外面鬼混不着家,赵大富自己懒得连水都懒得烧。厨房里的锅碗瓢盆堆得发了霉,家里的肉都生了蛆,屋子里的老鼠大白天都在炕上跑。
据说入冬后的一个晚上,赵大富喝了点劣质散装白酒,半夜起夜去院子里上厕所。那天夜里风很大,吹得柴房的门破窗户咣当咣当响。赵大富迷迷糊糊中,总觉得柴房里有动静,像是有人在里面剁猪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