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 年慈禧流亡山西,向乔家筹措十万两白银,82二岁乔致庸跪地表示:30万两不在话下,只求太后留下一物,此物此后庇护乔家长达半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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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来源:《庚子西狩丛谈》(吴永口述·刘治襄笔录)、《山西票号史料》(卫聚贤)、知乎历史专栏《乔家大院主人乔致庸》、新浪新闻《乔家大院的后人,现状如何》、中国晋商俱乐部《乔家大院票号账簿揭开乔致庸经商秘诀》、百度百科《乔致庸》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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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庚子年的秋风来得格外萧索。

八月十四日,北京城外的炮声一阵紧过一阵,八国联军的旗子在烟尘里一面面立起来,枪口还冒着热气。

城里头乱了套,大街上一片哭喊,摊子翻了,门板拆了,到处是丢弃的包裹和来不及收拾的家什。紫禁城的宫墙再厚,也挡不住这一天。

就在这一夜,有人剪去了精心养护了几十年的两根长指甲。

换上一身汉族妇人的布衣宽裤,梳了个寻常发髻,脸上抹去了惯常的脂粉。

这身打扮,连她自己都认不出自己。一行人摸黑从神武门溜出去,没有仪仗,没有鼓乐,只有轮轴压在石板路上的闷响,和夜风里随时可能传来的枪炮声。

出走之前,礼部拟了个说辞,叫"西狩"。

"狩"这个字,出自《左传》,本是天子出猎的意思,素来是皇家巡游的雅称。

但满朝文武心里都清楚,这一回根本不是打猎,是逃命。

队伍里一个人敢大声说话,他们在彼此的眼神里只看到同一样东西——慌。

此次路线经由北京怀来县、大同、太原,最后到达西安。

一路颠沛,数月奔波,等行至山西境内,习惯了奢靡生活的慈禧,从宫里带出来的钱财已经被挥霍得所剩无几。

山西境内,有人想到了一个名字。

那人住在祁县,祖上三代做买卖,把一个草台班子的小字号,做成了遍布大江南北的商业版图,当地人管他叫"亮财主"。

那一年,他已经八十二岁了,按那个年头的说法,是个地地道道的老人家。

可就是这位老人,在听说慈禧一行将路过祁县的消息后,吩咐下人只说了一句话——备礼,接驾。

这句话背后,是一本什么样的账,要等到后来才能算清楚……



【一】落难太后:从金丝楠木到玉米糊糊

要说清楚慈禧这趟逃亡有多狼狈,得先说说她出门之前过的是什么日子。

在紫禁城里头,她每天的饮食按制是一百零八道菜,摆开来整整一桌,不合口味的连筷子都不会动。

洗漱用的是银制器皿,随手赏人便是几十两银子,宫里的太监、宫女加起来近两千人,专门伺候这一个人的日常起居。

这一切,在1900年8月14日那夜戛然而止。

8月15日凌晨,慈禧来不及收拾太多东西,慌乱中剪去了平时精心养护的两根长指甲,换上汉族老妇人的布褂宽裤,梳了个寻常发髻。

一行人从神武门溜出去,往西跑。随行的有光绪皇帝、隆裕皇后,还有一批王公大臣、侍卫太监,但队伍拉拉杂杂,没一个人敢大声说话。

出了北京,头一天根本没有准备好的吃食,太监们四处找,找来的是荒野里的野菜和老乡家里剩下的半碗凉饭。

堂堂太后,就这么端着粗陶碗,蹲在路边扒拉下去,也顾不得什么体面了。

8月17日中午,慈禧抵达怀来县以东二十五里的榆林堡,怀来知县吴永远迎,食物仅有小米绿豆粥一锅,还好有五个鸡蛋,慈禧吃三个,光绪皇帝吃两个。

吴永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老佛爷端着那碗粥,喝得比什么都香,他在旁边看着,心里说不出什么滋味。

吴永后来口述经过,由时人刘治襄写成见闻录《庚子西狩丛谈》,始有"庚子西狩"之说。

这本书成了记录慈禧这趟逃亡最详尽的一手史料,里头的许多细节,读来让人既觉唏嘘,又有些荒诞。

一路向西,过宣化、大同,进入山西境内,随行的银两越花越少。

慈禧本有意常驻太原,无奈八国侵华联军持续增兵犯华,深感不安全的慈禧不顾劝阻决定继续逃亡,但逃亡也是需要经费的。

问题来了,钱从哪里来。

地方官府早已掏空了家底,拿不出像样的银两。山西本省那一年又偏偏遭着蝗灾与旱灾,民间已经是饿殍遍野,地方上的存粮和存银根本撑不住慈禧这套太后规格的开销。

于是,有人把目光投向了晋商。

【二】晋商的名头: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

要说山西的晋商,在大清朝那是货真价实的一块金字招牌。

称雄商界数百年的晋商,把买卖做到了蒙古草原,做到了江南水乡,做到了大西北的戈壁滩,手里握的银子,多的时候可以抵得上清朝廷一年的财政收入。

而乔家,是这块招牌里最亮的那一个。

乔家的第一代乔贵发,乾隆初年走西口,在包头一个当铺当店员,十余年后和秦姓同乡开了一个小字号广盛公。后来生意不景气,广盛公面临破产。

但广盛公的许多生意伙伴认为乔贵发为人处世不错,不忍看他们破产,相约三年后再来收欠账。

三年后,乔贵发不但还清欠款,生意还重新复兴,把广盛公改名为复盛公。

这就是乔家做生意的底子——靠的是信誉,不是手腕。

到了乔致庸这一代,乔家的买卖已经遍布全国。乔致庸,字仲登,号晓池,山西祁县人,生于1818年,晋商里头最出名的那一个,乡里人叫他"亮财主"。

这个外号,听着土气,却是实打实的称赞。

祁县乡里的人都知道,这位老财主为人厚道,做事大气,家里的门每天敞着,谁来都不空手回去。

谁家有人病了买不起药,乔致庸就派人送去几两银子;有人父母去世却买不起棺材,他就派人送去几十两银子让他料理后事。

但他最出名的,还不是这份慷慨,而是脑子。

乔致庸本来不打算经商。幼年父母双亡,由兄长乔致广抚育长大,少年时期因兄长病故,乔致庸弃学从商,开始掌管乔氏家族生意。这一接手,就是几十年。

他干的第一件大事,是把生意的根基彻底打实。

复字号称雄包头,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说法。

这句话不是吹出来的,包头城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是被乔家的复字号带起来的。

买卖做到这个份上,已经不只是一个商号,而是一地经济的支柱。

但乔致庸看得更远。当时商路上土匪和乱军纵横,商人携带大量银两非常危险不便。

乔致庸看到了票号业的前景,决定挪动多余的资金开设票号。他的构想里,票号的功能不仅是赚取利息,而是要"汇通天下"。

乔致庸投资开设大德通和大德丰两大票号。

两大票号让所有商家都能实现"异地汇取"的梦想,只用带着一张收据,就可以走南闯北。

即便收据在路上被土匪抢劫,如果没有密码,在票号中也换不到银子。

在乔家的票号史上,没有一例误兑错兑,他们将票号生意做到了极致。

票号开起来之后,乔致庸又干了一件别人都没干过的事——他把伙计们的利益和商号的利益绑在了一起。

乔致庸在晋商票号率先实行伙计顶身股的先例,打破了东家、掌柜和伙计的身份界限,把伙计变成了东家,使伙计在内心里就和掌柜甚至和东家平起平坐。

这套"身股制",说白了就是:你替我卖力,账期的时候你也分红。

一个扛活的伙计,干得好了,每年能分到的红利,比一个七品县令一年的俸银还多。

乔致庸设计的身股制度,从一厘到十厘,共分为十九个等级,大掌柜一般可以顶一股,等级的晋升完全由业绩或贡献的大小决定。

这一套制度一推出来,商号里的人心全变了。

原来做满学徒期就想另起炉灶的伙计,一个个死心塌地留下来,拼了命地替乔家的买卖奔走。

于是乔家的票号,用账期分红这个数字说话了——大德通票号,光绪十年每股分红是八百五十两,光绪十四年增长到三千零四十两,到光绪三十四年每股分红高达一万七千两。

这就是乔致庸八十二岁时的家底。

数千万两白银的资产,遍布全国两百多处的票号、钱庄、当铺和粮店,还有一套让伙计们心甘情愿卖命的管理制度。这样的家业,放在整个大清朝,也是屈指可数。

也正是这份底气,让他在听到慈禧将至祁县的消息时,没有慌,没有躲,而是吩咐下人备礼,接驾。



【三】密信一封:接驾不是善举,是投资

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逃到山西。

八月,乔家大德通掌柜高钰接到一封密信,写信人是跟随慈禧、光绪西行的内阁学士桂春。

桂春在信中写道:"銮舆定于初八日启程,路至祁县,特此奉闻,拟到时趋叩不尽。"

这封信,措辞客气,但话里的意思明白——太后要来了,你们乔家做好准备。

接到信后,高钰立即把乔家大德通大加装饰一番,作为慈禧、光绪的临时行宫。

从器皿到床褥,从厨子到侍从,全按最高规格置办。一个民间商号,硬生生被收拾成了行宫的模样,而且收拾得比许多官府还要周到。

乔致庸在家里接到消息的那一刻,心里转的是什么念头,没有人知道。但他随后的每一个安排,都透着一种沉着。

乔致庸心里清楚,慈禧现在是落魄了,但她还是大清朝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这趟接驾,不是施舍,是投资。

这话说得直,但一点都不错。

乔家的生意,做的是钱,但钱能走多远,靠的是信誉,信誉背后,靠的是关系。

天下最硬的关系,莫过于和朝廷搭上线。

过去几十年,乔致庸给左宗棠西征出过军费,左宗棠在回京任职时,还特意经过祁县,拜访了乔致庸。

这份来往,已经说明乔致庸不是那种只顾埋头赚钱的商人,他在官场这一头,有自己的一套打算。

慈禧这趟落难,在外头看来是一出丑事,是大清朝颜面尽失的明证。

但乔致庸看到的,是另一面——落难的人,更需要被帮,帮了落难的人,换来的情义,往往比帮春风得意时更管用。

这八十二岁的老人,把这本账算得比谁都清楚。

慈禧一行抵达祁县的时间,是1900年10月2日,慈禧一行到达祁县,入住乔家。

彼时山西的秋日,黄土坡上的枯草已经开始泛白,风里带着干燥的尘土。

队伍进了乔家大院,那一溜青砖灰瓦的高墙,那几进宽敞的院子,那摆好的茶水和备好的热食——一切都是规规矩矩、妥妥帖帖的。

慈禧踏进这扇门,许多天来头一次松了口气。

乔家请来的厨师有几十人,专门为慈禧和光绪做饭,与逃亡路上的艰苦形成了鲜明对比,慈禧第一次在乔家吃饭都吃撑了,因为她实在饿坏了。

这是一个商人接待落难皇族该有的排场,也是乔致庸为接下来那场谈话,精心铺好的垫脚石。

【四】太原那场沉默的聚会

慈禧的队伍在山西境内停驻期间,银钱已经见了底。随行的官员四处想办法,山西官府勉强凑出一些,但远远不够维持这支队伍的开销。

慈禧身在山西,而山西正是晋商雄踞之地,于是慈禧派人分别向晋商中名望极高的曹家和乔家借款。

在太原,山西官员把一批晋商叫来聚在一处,说是让大家"体谅朝廷苦衷",话说得客气,意思却直白——朝廷要借钱,谁来出。

屋子里坐着不少家底丰厚的山西商人,但那一天,没有人先开口。

不是没有钱,是不敢出头。时局已经乱成这个样子,八国联军进了北京,各地战火未熄,谁也说不准大清朝还能撑多久。

万一把真金白银借出去,朝廷垮了,这钱就打了水漂,连个凭据都没有。

就在众人低着头、你看我我看你的时候,乔家大德丰票号的一个跑街的业务员贾继英,当场答应,同意借给朝廷银十万两。

他虽然是个跑街的,但自作主张的权力很大,当时太后很高兴。

这个贾继英,职位并不高,在票号里算不上顶层的人物。

但他敢拍板,敢出头,而且出手就是十万两,满屋子的商人没有一个比他动得更快。

贾继英回到商号,跟大掌柜阎维藩说了这事。

阎维藩问他为什么答应,贾继英说,国家要是灭亡了我们也会灭亡,要是国家还在,钱还能要回来。

阎大掌柜就夸他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一千年也出不了个贾继英。"

这话传到乔致庸耳里,老人沉吟了片刻,没有责罚,而是点了点头。

在他看来,贾继英这一拍,拍对了。

【五】借十万,给三十万:那一跪的背后

慈禧入住乔家,乔家上下伺候得周到,数日之后,慈禧的精神养回来了不少。

在乔家大院里,慈禧与乔致庸有过一次正式的见面。

见面的情形,史料里记载的版本不尽相同,但核心的脉络是清晰的——慈禧开口,要乔家借出十万两白银,供一行人继续西行之用。

按照礼数,向一个商贾之家开口借钱,即便是太后,也得给个说法。

慈禧问乔致庸有何想要的赏赐,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乔致庸听了之后,非但没有丝毫为难之色,反而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朗声说道:太后驾临鄙舍,乃是乔家天大的福分。

别说十万两白银,就是三十万两,草民也心甘情愿奉上,以解太后和朝廷的燃眉之急。

草民只有一个小小的请求,斗胆恳请太后恩准。

这句话一出,屋里鸦雀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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