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那天，村里鞭炮响了三里地。
我蹲在墙根，手上的铐子硌得手腕生疼。
“老师，对不起……”曹芸熙低着头，声音像蚊子哼。
我死死盯着她，盯着这个我一手送上北大的姑娘，牙根咬得发酸。
“对不起？你们联名举报我收费补课，拿我当垫脚石，现在来说对不起？”
警笛声盖过了鞭炮的回响。五年后，我刑满释放，许宇把一份文件递到我手里。
我翻到最后一页，浑身像被人浇了一盆冷水。
那封遗书上写着：老师，当年是我逼她们那么做的。
01
落水村是个穷地方，穷到什么程度呢？村里唯一的水泥路，是前年修的，修到村口就断了。
我在村小教书，教了二十年。代课老师，一个月工资一千八百块。
但我不在乎。我看着那些娃娃的眼睛，就觉得自己走不了。
村里人都说我傻，读了大学还回来，还是个代课的。
我媳妇也骂，骂了二十年，骂完还是给我做饭。
2019年，我教出了三个清华北大。曹芸熙考上北大，徐晨曦和宋晓萱考上清华。
放榜那天，村广播播了三遍，最后一遍是支书用颤抖的嗓子喊的：“我们是全县唯一一个！三个！”
整村人都疯了，鞭炮响了一上午，硝烟飘在村子上空，像一层雾。
庆功宴摆在学校操场上。三家人杀了两头猪，扛出埋了三年的老酒。
我坐主位，面前摆了一碗酒。曹芸熙的父亲站起来，端着碗朝我鞠了一躬：“李老师，你是我们家的恩人。”
我赶紧站起来，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
徐晨曦端着茶水走过来，头上扎着红头绳，笑出两颗小虎牙：“老师，我以茶代酒，敬您一杯。”
她的脸有点白，我注意到了，但当时乐昏了头，没往心里去。
宋晓萱在旁边抹眼泪，她妈妈重男轻女，当年要不是我三次登门做工作，这姑娘早她妈嫁人了。
喝了三轮酒，彭永寿把我拉到一边，压低声音说：“县里给你报优秀教师了，有希望转正。”
我端着酒杯的手僵了一下。转正，这两个字我等了二十年。
“真的？”
“真的，教育局已经下文了。”
我灌了一大口酒，辣得眼泪差点出来。那天的月亮特别亮。
酒席散后，我坐在操场边的老槐树下，看着满地的瓜子壳和碎酒瓶，觉得自己这辈子值了。
回家的路上，我路过吕珊家。她站在门口嗑瓜子，见我过来，阴阳怪气地叫住我：“哟，李老师，今儿风光的很嘛。”
我笑了笑，没接话。她家闺女前年高考，差二本线两分，我一直觉得可惜。但她从没让我补过课，我也没主动提过。
“三个清北，啧啧，怕是没少收钱吧？”
我脚步顿住了。想回头说什么，又咽了回去。她那张嘴，村里出了名的。跟她争，犯不上。
回到家，我媳妇正坐在灶前等我，桌上放着一碗醒酒汤。
“喝了吧，伤胃。”她把碗推过来，又补了一句，“老彭说的转正，靠谱吗？”
“应该靠谱。”
“靠谱就好。”她站起身去洗碗，背对着我说，“这辈子，你终于熬出头了。”
我没说话，端着那碗醒酒汤，一口一口喝完。汤有点咸。
02
录取通知书送到那天，三家人在村口放了第二茬鞭炮。
曹芸熙的第一个北大录取通知书，是邮政局老周亲自骑摩托送来的。他进了村就按喇叭，按得全村鸡飞狗跳。
我把通知书接过来，那只手抖得不像话，小心翼翼地拆开，看见上面印着“北京大学”四个烫金大字，眼眶热了，硬憋了回去。
“老师，您看。”曹芸熙站在我面前，眼睛亮亮的。她平时话少，但那天说了很多，说她去北京要怎么怎么样，说以后要当律师。
我看着她，心想这姑娘将来出息了，不得了。
下午，三家人提着礼到我家来。腊肉、土鸡蛋、红糖、挂面，堆了半张桌子。徐晨曦的妈还扯了块布，说要给我媳妇做件衣裳。
我一样都不肯收，推来推去推了几个回合。最后还是彭永寿出来打圆场：“老李，孩子的孝心，你就收了吧。”
我只好收下了。但我给他们每家塞回去两百块钱，说是给娃上学路上买吃的。
那天的阳光很亮，亮得我有些恍惚。
晚上，吕珊提着一篮鸡蛋来了。
我媳妇有些意外，忙端茶倒水。
她坐在堂屋里，四下打量了一圈，酸溜溜地说：“还是李老师家里干净，不像我们家，乱得下不去脚。”
我不好意思接这话。
她把鸡蛋放在桌上，凑近了些，像是拉家常一样问：“李老师，你家三个娃考那么好，你可真是花了大力气吧？是不是每个周末都在补课？”
我点了点头：“周末反正也没什么事，能教就教点。”
“补课费收多少呢？我听说县城的老师补一节课要一百多。”她盯着我，眼珠子转得飞快。
我笑了笑：“都是村里的娃，我收什么钱。”
“那她们给你送东西吧？”她压低了声音，“我听我家那口子说，看到徐家给你送过腊肉？还挺大一块？”
“那是人家心意。”我皱了皱眉，“我推了好几次，推不过才收的。”
“也是也是。”她点着头，又坐了一会儿才走。
她走后，我媳妇看着桌上那篮鸡蛋，嘀咕了一句：“她今天怎么怪怪的？”
“想多了。”我说。
“你才想多。我跟她做了十几年邻居，她那副笑脸，十次里有九次没好事。”
我没接话，转身去灶间热了一壶酒。一个人坐在院子里的石凳上，喝到月亮升起来。
鸡蛋那事，我压根没往心里去。
03
第三天上午，镇派出所的民警老赵找到了学校。
他在办公室等我，手里拿着一份举报信，一直没有打开。
他说话的时候，声音压得很低：“李老师，有人匿名举报你，说你常年违规补课，收高额费用。”
我当时愣住了。半天才回过神来，忍不住先笑了一声：“老赵，你信吗？”
老赵没正面回答，只是说：“县教育局已经过问了，让我先来了解情况。”
“我确实补课了，但没收过一分钱。逢年过节，家长送点东西，我推不掉收过，但那能算钱吗？”
老赵让我把事情经过写一份材料，交给他带回去。
我坐在办公室写了一个多钟头，把补课的前前后后都写清楚了，还附上了家长的名单。
末了，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加了一句：“如果需要，曹芸熙、徐晨曦、宋晓萱的家长都可以帮我作证。”
老赵走后，我坐在办公室里发呆。校长推门进来，欲言又止地坐了半天，才挤出一句：“老李，县教育局的电话，你到时候好好解释。”
“我知道了。”
晚上，我坐在家里心思不宁。正想着这事，曹芸熙的母亲提着一袋小米走进了院子。
我有些意外。
她放下小米，站在院子里，也不进屋。
我说给她倒杯水，她摆了摆手，站在门口，好半天说了一句：“李老师，娃们马上就要去北京了，这几天忙得很。”
我说：“我知道，忙点好。”
她又站了一会儿，像是想说什么，嘴唇动了动，最后还是咽了回去。
走到院门口的时候，她停下脚步，回过头，欲言又止地看了我一眼。
那一眼里，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我没看懂，只是觉得心里咯噔一下。
“嫂子，你有话直说。”
“没啥。”她走了，脚步很快。
我站在院子里，看着那袋小米，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到半夜，怎么也睡不着。
媳妇被我吵醒，问怎么了，我没告诉她，只说认床。
她骂了一句“神经病”，翻个身又睡了。
我睁着眼到天亮。
04
第四天上午，镇上派出所的车直接开进了学校。
老赵的脸色不好看了。他把我请上车的动作，不像是对老师，更像是对犯罪嫌疑人。
“怎么回事？”我坐在后座上问。
老赵沉默了半晌，说：“李老师，三个女娃今天早上来所里，做了笔录。”
“什么笔录？”我的声音有点发紧。
“她们指证你补课收费。曹芸熙说，每回补课你都收红包，少则两百，多则上千。徐晨曦和宋晓萱跟她说的对得上。”
我脑子里嗡了一下，一把抓住驾驶座的靠背：“不可能！她们不可能这么说！”
老赵没接话。他躲开我的眼睛看着前方，我能看到他握方向盘的手在微微发抖。
到了派出所，我看到了她们。
三个人站在走廊另一头，像三根钉子一样钉在那里。
徐晨曦的头发没有扎，垂下来挡着半边脸。
宋晓萱在抹眼泪。
曹芸熙木着脸，目光落在自己的脚尖上。
“芸熙！”我喊了一声。
她没抬头。
“晨曦！你看着老师！”
徐晨曦缩了一下，像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她终于抬起了头，只看了一眼，又飞快地低下去。
那一眼我看清楚了。她的眼睛是红的，肿得像桃子。嘴唇发白。整个人在发抖，像秋天最后一片叶子。
“晨曦，你告诉老师，到底怎么回事？”
她咬住嘴唇，什么也没说，转身往外走。那脚步急得像在跑，像是身后有什么东西在追她。
我想追上去，被老赵一把拦住了：“李老师，你冷静一点。”
“我怎么冷静？她们是我一手带出来的！我天天给她们补课，一分钱没拿过！老赵你信我！”
老赵看着我，眼神复杂。他没有说信，也没有说不信。他只是递给我一杯水，说：“程序上的事，你到时候跟县里的同志好好说清楚就行。”
我坐在派出所的硬板凳上，从中午坐到太阳落山。
没有人来找我。
也没有人放我走。
窗外的蝉叫得撕心裂肺，成了那一天我只能听到的声音。
阳光一寸一寸地移过地板，苍蝇趴在窗玻璃上搓着前腿，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我看着那苍蝇飞来飞去，忽然觉得这个世界挺荒唐的。
05
案子到县里后，整个流程快得不像话。
三天之内，“证据”一件接一件地冒了出来。三份口供、微信转账截图、收费收据复印件、一段匿名录音，全齐了。办案的老警察说，证据链完整。
最让我脑子发懵的，是那份收据上的笔迹。那张皱巴巴的纸片上写着“今收到徐晨曦补课费捌佰元整”，下面的签名，是我的名字。
但那字迹我一看就知道是仿的，是照着我的作业批改字体描出来的。
只是仿得太像，连我自己都差点认错。
我申请做笔迹鉴定，等了一个星期，结果是“与本人笔迹基本一致”。
法庭上，我一直摇头。翻来覆去只有一句话：“我没收过钱。”
没有人听我的。
曹芸熙作为证人出庭。她站在证人席上，目光看着地面。法官问她：“被告人是否向你们收取过补课费用？”
她沉默了很久。
法庭里静得能听见日光灯管嗡嗡响的声音。
那嗡嗡声缠着我的耳朵，像一群赶不走的苍蝇。
空气仿佛带着一股铁锈味，黏在嗓子里咽不下去。
“曹芸熙，请回答法官。”审判长又说了一遍。
她的嘴唇动了一下，没发出声。
我看着她，看着她那副瘦弱的肩膀。
我脑子里全是我在灯下给她讲题的样子，一遍一遍讲，她一道题一道题地做。
我问她懂没懂，她点头说懂了，我说那再做一遍。
她从来没有不耐烦过。
她开口了：“是。”
那一个字，像一根针，扎进我心里。
我浑身一软，坐回椅子上。我想喊，嗓子哑了，出了不了声。阳光从法庭的高窗里斜斜照进来，照在她的脸上，白得像纸。
庭审结束后，法警押着我往外走。走过她身边时，我听见她的声音，很低很低，像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老师，对不起。”
我转过头看她。她没有看我，低着头，眼泪一滴一滴落在地上，砸在光里，溅起细碎的光点。
我没说话。
有什么好说的呢？
我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宣判那天，我站在被告席上，看着审判长念完判决书。
我看见听众席最后一排，吕珊坐在那里。
她的嘴角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
我死死盯着她，像是在盯着一个遥远的谜底。她迅速移开了目光，仿佛事不关己。
06
监狱的日子，比我想象的还要漫长。
头三个月，我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同监室的人说我像块木头，干活吃饭睡觉，像一台机器。
我不申诉，不认罪，不写悔过书。管教找我谈了四次话，每次都只说一句：“我没收过钱。”其余的一概不说。
每个月，我会写一封信。一封给曹芸熙，一封给徐晨曦，一封给宋晓萱，一封给许宇。信的内容很简单，都是同一个问题：告诉我为什么。
四封信寄出去，石沉大海。一封都没有回。
第二年的春天，我坐在缝纫机前做劳保手套，管教喊我：“李志伟，有人给你写信。”
我手上的活儿停了,我知道不可能是她们家里人。我的呼吸几乎是屏住的。
信没有署名。信封上只有我的名字和监区编号。打开信纸，上面只有五个字：
老师，对不起。
我盯着那五个字，翻来覆去地看。
我把信举到灯下，看笔迹。这笔迹有点眼熟。我一遍一遍地看，看了不知道多少遍，看得那五个字像刻在我脑子里了。
我不知道是谁写的。
但那笔迹，我在灯下教了一个又一个寒暑假，我记得那些小习惯——起笔时微微上翘的那个小钩，收笔时往下一顿的力道。
像是徐晨曦写的。
又不太像。她的字没有那么用力。可谁会在这时候给我写信呢？
我把信折好，塞进枕头套里。每天晚上收工之后，我都会把那封信摸出来，借着走廊的灯光看一会儿。那五个字，我看了两年半。
中间，我媳妇来看过我一次。
隔着玻璃，她老了很多。
她没说太多，最后只说了一句：“家里的事你不用操心，你出来再说。”我点头，然后就什么都说不出来了。
那封信的事，我没有告诉她。
那封信就像我这暗无天日的生活里唯一的灯芯。尽管我搞不清楚它到底是谁写的，但它至少证明了一件事：有人记得我。
07
五年，就那么熬过来了。
走出监狱大门那天，太阳很大，晃得我睁不开眼。门口停着一辆面包车，彭永寿靠在车门上抽烟，整个人老了一大圈。
他看见我出来，没说话，只是把烟掐了，拉开副驾驶车门，冲我努了努嘴：“上车吧。”
一路上他没怎么说话。车窗外，村子变了样。修了柏油路，粉了白墙，路边新立了一块LED屏，上面滚着红色标语：知识改变命运。
我盯着那六个字看了很久。
面包车在我家门口停了下来。我把行李搬进屋里，屋里落了一层灰。我媳妇跟着彭永寿的车，晚一步到，拎着菜篮子进门就开始收拾。
忙了一下午，屋里能住人了。晚上，彭永寿拎来一瓶老酒和一袋花生米，我们爷俩坐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下，就着月光喝闷酒。
“老李，那案子……”他抿了一口酒，欲言又止，“那几年，我一直觉得对不住你。”
“你不对不住我。”
“当年我要是……算了。不说了。”
他没有再说下去。我们沉默着喝完了那瓶酒。那天晚上，我在老槐树下坐到很晚，天空里星星很多。
第三天，我开始收拾屋子，在地上发现了一个纸箱，被灰盖了一层。
打开一看，是几个作业本和一堆奖状。
最上面一张，是徐晨曦初一的期末考卷，满分一百，她考了九十八。
错的那个题旁边，她用红色圆珠笔写了三个字：“粗心了。”
我看着那三个字，笑了一下，眼眶却突然有些酸。
那是我教她写的字。她的笔迹，跟那封信上的一模一样。
我有些恍惚，小心翼翼地把那张卷子折好，夹进了户口本里，放在了抽屉的最深处。
她考上了清华，那她为什么要在信里写对不起？我的脑子疼了起来。想不明白，五年了，我一直想不明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