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1987年谷雨那天，一辆黑色轿车停在了松树村村口。
车上下来三个穿中山装的男人，逢人就打听“苏雅昶家在哪”。
正在河边洗衣服的罗盼娣把棒槌一扔，小跑着跟了一路。
她看见那三个男人在苏家门口站定，中间那个年纪最大的喊了一声：“雅昶，大哥接你来了。”
正在院子里劈柴的苏雅昶直起身，斧头脱了手，砸在自己的脚面上。他却像感觉不到疼似的，愣愣地站在原地。
那个傍晚，全村人都知道了。
那个在村里种了十年地、被人嘲笑了十年的“穷知青”，是县一中老校长苏文甫的儿子，师范大学毕业的高材生。
他那年笔试全县第一却被举报顶掉的事，也在同一天被翻了出来。
没人再笑得出来了。
01
我记得那天是1977年三月初六，天刚擦亮，母亲就把我从被窝里拽了出来。
她给我穿上一件红棉袄，袖子长了一截，是拿她自己的旧衣服连夜改的，针脚歪歪扭扭，但料子是新的。
“小满，从今天起，咱们去苏家过日子。”母亲蹲在我面前，一边揪平整衣角一边说。
我那时候才六岁，什么都不懂，只问她：“那咱们自家呢？”
母亲的手停了一下，没有回答，只是把我抱起来出了门。
走到村口那棵老槐树底下，就听见有人嗑着瓜子笑：“哟，桂英这是真嫁了啊，我还以为是说气话呢。”
罗盼娣站在树下，身边围了三四个婆娘，一边往我们这边瞟一边交头接耳。
走近了，罗盼娣故意扯着嗓子对旁边人喊：“我活了五十多年，头回见寡妇改嫁找个比自己小九岁的穷知青，图啥呢？图他肩不能挑手不能提？”
母亲脚步没停，只是把我往怀里紧了紧。我趴在她肩头回头看，罗盼娣还在冲这边指指点点。
苏家的土坯房在村东头，院子不大，篱笆墙歪歪扭扭，但扫得干干净净。
门口已经站了一堆人，都是来看热闹的。
没有鞭炮，没有喜字。
母亲把我放下来，牵着我穿过人群往院子里走。
我抬头看见了那个男人。
他站在堂屋门口，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领口的扣子扣得整整齐齐。
人很瘦，皮肤白净，跟院子里那些黑红脸膛的庄稼汉完全不同。
他蹲下身来，手里握着一把柴刀和一根木头，听人说那是给我削木枪。
他抬头看见我，咧嘴笑了一下，露出一口白牙：“你是小满吧？我是苏雅昶。”
我没说话，往母亲身后缩了缩。他也没介意，低下头继续削那根木头。院里院外的人都在笑，他好像全听不见。周桂英扯了扯我的袖子：“叫爹。”
我咬着嘴唇不吭声。她急了，压低声音催促：“叫啊。”
“桂英。”苏雅昶站起来，把削了一半的木枪别在腰上，“孩子头回见我，不熟，别逼她。”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不大，但院子里突然静了一下。
罗盼娣在人群里哼了一声：“还挺会装好人。”
那天晚上，送走了看热闹的人，母亲把灶台收拾干净，又给我铺好床。我睡着又醒了，听见里屋传来压得极低的哭声。
我从被窝里爬起来，光着脚走到门边，从门缝里看见母亲坐在床沿上，肩膀一抖一抖的。
苏雅昶站在她面前，两只手垂在裤缝两侧，嘴唇动了又动，最后只是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递过去。
母亲接过来，攥着没有擦眼泪，只是攥着。
我回到床上躺下，过了一会儿，听见院门响了一声。我又爬起来看了一眼。苏雅昶站在院子里，手里握着那把削了一半的木枪，一动不动地站着。
那天夜里下了雨，他就那么站在雨里，连伞也没打。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发现那把木枪已经削好了，放在我枕头边。
枪身磨得很光滑，枪尖被钝化了，不伤手。
我拿起来握住，大小刚刚好。
我跑到院子里，苏雅昶正蹲在鸡窝前喂鸡。
他回头看见我手里的木枪，笑了一下：“喜欢不？”
我低下头，学着母亲的样子说了一声：“谢谢。”
他愣了一下，随即又笑了：“不谢，我是你爹嘛。”
院子里安静了一瞬。母亲端着一碗玉米糊从灶房出来，听到他的话，手里的碗轻得几乎没有声音地放在了窗台上。那一声落得很轻，但我听见了。
那碗玉米糊，他吃了整整一碗，连碗底的米汤都用舌头舔干净了。吃完他说了句：“好吃，比我自己做的好吃一万倍。”
母亲转过身去，假装在灶台边忙活，但我看到她抬手飞快地抹了一下眼角。
那一年我六岁，不明白母亲为什么要哭。
我只知道，这个家跟以前那个不一样了。
以前的家里，碗碎了没人修，灶台凉了没人去烧，下雨了屋顶漏了也没人管。
现在不一样了。
我搬进这间土坯房第二天，屋顶漏雨的地方就被补上了。
第三天，院墙外多了一堆新劈的柴火，码得整整齐齐。
罗盼娣路过我家门口，瞥了一眼那堆柴火，对旁边人撇撇嘴：“劈得跟绣花似的，能烧几天？”我没理她，抱着木枪蹲在门槛上，看苏雅昶一斧子一斧子地劈着柴。
他劈柴的姿势很别扭，不像村里那些汉子那样抡圆了砍，而是高高举起轻轻落下，每一斧子都找好了方位再劈下去。
罗盼娣说得对，他干活确实像绣花。
但那堆柴火，我家烧了整整一冬天。
02
小满上学那年，母亲生了一场病，在镇上卫生院住了七天。
那七天里，苏雅昶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把饭做好，喂了鸡，再赶五里路去镇上送饭。
到了晚上回来，还要给我做饭、洗衣服、梳辫子。
他梳辫子梳得不好，总是一高一低，歪歪扭扭的。
我没嫌弃他，因为他也努力了。后来母亲出院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摸我的头，看着我头顶那两辫一高一低的小辫子，眼泪就下来了。
“咋了？不好看？”苏雅昶从灶台边探出头来，手里还攥着锅铲。
母亲摇头，擦了把眼泪：“好看，就是想到你这辈子也没给谁梳过辫子。”
苏雅昶低下头，拿锅铲翻着锅里的菜，半天说了一句：“以后常给小满梳，就练出来了。”
我这个后爹，确实是个笨人。
地里农活，别人半天干完，他要干一天。
人家笑话他脑子不行，他从不争辩，只是弯着腰埋头干。
后来村里人说闲话，就换了一种说法：“苏雅昶是耐活，像老牛一样。”
他听了也不恼，反而咧嘴笑笑，就当人家夸他。
可我知道他其实聪明得很。
冬天没事干的时候，他坐在堂屋里，拿一根树枝在地上写写字。
我不认识那些字，就问他在写什么。
他挠挠头说：“随便写写，怕忘了。”
“忘了什么？”
“忘了自己是个念过书的人。”他说完这句话，沉默了一会儿，又笑着拿树枝敲了敲我的脑门，“你好好读书，将来考大学，别像爹一样。”
后来，我在学校被人欺负了。
那天放学，同村的王大山在外面堵住我，带着好几个比我大的孩子，把我推倒在地：“拖油瓶！你爹是下放知青，成分不好，你娘嫁了个坏分子！”
我哭着跑回家，一头扎进母亲怀里，说再也不去学校了。
母亲把我搂住，什么也没问，只是拍着我的背。
苏雅昶蹲在门口抽旱烟，他把烟袋往门槛上一磕，起身进了屋。
我以为他要说什么，结果他只是从屋里拿了一件衣服，又出了门。
第二天我在课桌上发现了一个铁皮文具盒。
天安门的图案，红彤彤的，是新的。
那时候一个铁皮文具盒要一块五毛钱。
放学回家后，我看见苏雅昶蹲在院子里洗手，掌心磨破了皮，露出粉红的肉。
母亲站在灶房门口，眼眶发红：“你干嘛去镇上扛一天麻袋？就为了那一个文具盒？”
苏雅昶甩了甩手上的水珠子，嘿嘿一笑：“娃受了委屈，得给她长脸。”
我抱着那个文具盒站在门口，没有走过去。那天晚上，我把文具盒放在枕头底下，摸了一夜。
事情还没完。
王大山第二天又来找我麻烦，结果还没开口，就被叫去老师办公室了。
听说有人写了一份言辞恳切的信，详细列举了王大山欺负同学的事实，落款是“学生家长”。
信里头还附了一段话，大意是说如果他再这样欺负同学，就不是写“保证书”这么简单了。
字写得极为工整，白纸黑字。
从此王大山再没找过我麻烦。
而苏雅昶依然蹲在院子里劈他的柴，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只是他把那支我送的钢笔别在中山装口袋里的时候，被他大哥苏建国看见过一回。
那是几年后的事了。
其实那天我还发现了一件事。
舅舅周德海来了家里，站在院门口，脸色铁青。
他看见苏雅昶劈柴，从鼻子里哼了一声，走进堂屋对母亲说：“桂英，我听说这个姓苏的成分不好？”
母亲没说话。
周德海又提高了声音：“你嫁个穷知青我忍了，你嫁个成分有问题的，我老周家在村里还能抬得起头吗？”
母亲端着盆的手紧了紧，还是没有说话。
苏雅昶放下斧头走进屋，对周德海说：“哥，我成分确实不好，但桂英和小满我不会亏待。”
周德海愣了愣，又哼了一声：“你拿什么养？你连地都种不好。”
苏雅昶说：“我能写会算，可以帮人写信、记工分，总能挣口饭吃。”
周德海甩手走了。母亲蹲在灶台后面，没有哭出来，只是憋着。苏雅昶走过去蹲在她旁边，把声音压得很低：“都是我没用。”
母亲猛地抬头：“谁说你没用？你敢再说一句？”苏雅昶被她吓了一跳，半晌没回过神。后来他蹲在院子里劈柴，劈着劈着，自顾自地笑了。
那天晚上吃饭，他没有夹菜，就着咸菜吃完了两碗粥。
母亲默默给他碗里夹了一块咸肉。
他愣了一下，把那块肉拨到我碗里：“小满正长身体，多吃点。”
03
到了三年级，语文老师布置了作文比赛，说县里要征文，题材不限。
我回家跟母亲提了一嘴，说老师建议买一本《小学生字典》，两块四毛钱。
母亲没说什么，眉头皱了一下。
两块四毛钱，差不多是她在地里忙活三天的工分钱。
我说：“不买了，我借同学的。”
苏雅昶带着斗笠在院子里劈柴，头也没回，仿佛什么都没听见。
但第二天傍晚下起了大雨，他披了件蓑衣出了门。
天黑透了才回来，浑身湿得透透的，蓑衣外都是泥水。
他从怀里掏出一本《小学生字典》，用塑料布包了三层，一层一层拆开，书本干燥如新。
他把书递给我，咧嘴笑了一下，露出被冻得发青的嘴唇。
“镇上书店正好进了一批，我赶上了。”
母亲站在灶台边看着他，看他湿漉漉的头发贴着头皮，嘴唇发紫，手在抖。
她没说话，转身去灶膛里添了把火，煮了一碗姜汤端过来，搁在桌上：“赶紧喝了。”
苏雅昶端起姜汤喝了一口，烫得直咧嘴，却笑着说：“没事，我身体好着呢。”
那本字典我至今记得，封面是天蓝色的，边上有点起毛，像是被人反复翻过。
我问他：“你不是一直待的好好的吗？怎么浑身湿成这样？”他摸了摸鼻子：“回来的路上，下了好几场雨。”
我后来才知道，他连雨伞都没舍得买，把买伞的钱添在那块塑料布上了。
那篇作文我写了八百字，题目叫《我的爸爸》。
写的是继父给我削木枪、买文具盒、淋雨买字典的事。
比赛结果出来，我得了二等奖，奖品是一支英雄牌钢笔。
放学回家，我把钢笔递给苏雅昶：“给你的。”
他愣住了，过了一会儿才接过去。
他翻来覆去地看那支笔，最后把它别在中山装口袋里，笑了一下：“好笔，好笔。”那天傍晚，他坐在门槛上，把那支钢笔拔出来又插回去，插回去又拔出来，反复了好几回。
母亲从灶台边走过来看了一眼，打趣道：“你别把笔弄丢了。”
他说：“丢不了，我拿命护着。”说完又觉得这话说得太重，自己先笑了。
那支笔，他真的别在口袋里别了好几个月，连睡觉都放在枕头边上。直到后来他参加教师招考的时候，用的就是那支笔写的卷子。
其实那天我还看见了一件怪事。
苏雅昶蹲在院子角落里，用树枝在地上写什么。
我走过去看，是一排排密密麻麻的字。
他回头看见我，立刻用脚把地上的字蹭掉了，笑着说：“瞎写的。”
但我已经看见了三个字，写的是“申请书”。我那时候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也没多问。
后来我才明白，他一直在准备教师招考。
那支钢笔在他口袋里，是在养着，养着一个还没说出口的念想。
母亲知道这件事，是从罗盼娣嘴里知道的。
罗盼娣站在村口大声说：“你们知道吗？那个苏雅昶报名考教师了，还笔试全县第一呢！”
她话锋一转：“就他那个成分，还想当老师？做梦呢吧？”
周围的人都哄笑起来。
母亲路过村口的时候，脚步顿了顿，没有说话，继续走了。
但回到家，她坐在灶台前，添柴添得愣愣的。
那火苗在灶膛里跳，她一动不动地看着。
苏雅昶从外面回来，看了她一眼，把一捆柴放在墙角。
他说：“别听人家胡咧咧。”
母亲说：“你考了第一，是真的？”
苏雅昶沉默了很久，点了点头。
母亲站起来，手在围裙上擦了擦，问：“那，什么时候能当上老师？”苏雅昶没接话，低下头，手里拿着那支钢笔，转了一圈又一圈。
04
苏雅昶的教师录用通知，是被舅舅周德海那封举报信拦下的。
那时候舅舅在镇上开了杂货铺，跟县教育局的秘书是连襟。
他得知苏雅昶笔试第一的消息后，在杂货铺里坐了一整夜。
第二天一早，他写了一封信，让连襟转交给教育局领导。
信里的内容很简单，说苏雅昶成分有问题，不宜担任教师一职。
那封信后来被退了回来，放到了苏雅昶手里。那是一个下午。苏雅昶蹲在院子里劈柴，邮递员把信递给他：“苏雅昶，你的信。”
他拿过去看了看，拆开，抽出那张纸，一个字一个字地看了。
我看着他的脸色一点一点暗下来，就像天边的云彩被风吹散，慢慢变了颜色。
他没说话，把信叠好放进衣兜里，继续劈柴。
那天院子里的柴火，劈得比平时多了一倍。
晚上吃饭的时候，母亲问他：“怎么了？”
他说：“没事。”
我说：“下午有人送来一封信。”母亲的手停住了，看着苏雅昶。
苏雅昶把碗放下：“就是……教师那个事，黄了。”母亲没问为什么。
她站起来，去了灶台边，重新烧火，炒了一碟鸡蛋端过来，放在苏雅昶面前。
然后她坐下来，就那么看着他：“吃。”
苏雅昶夹了一块鸡蛋放进嘴里，嚼了两口，眼眶就红了。
他赶紧低下头，假装扒饭。
那顿晚饭，他吃了一碗饭，又加了一碗，把那碟子鸡蛋吃得干干净净。
吃完他说了一句：“我明天还是把地里的草除了。”然后他蹲到灶台边，把那封“不予录用”的通知书翻开，合上，翻开又合上。
半夜我醒来上茅房，看见灶台前的板凳上坐着一个人。
他手里拿着那张纸，借着灶膛里余火的微光，一字一字地看。
那张纸边缘已经有些卷起，像是被反复看了无数遍。
他看了一会儿，把纸叠好，收进了墙角的木箱子里。
第二天早上，他照常下地干活，腰弯得很低。
我跟着他到了地头，他弯着腰一根一根地拔草。
我蹲在田埂上，看着他的背影，忽然觉得这个人挺不容易的。
我六岁那年见到他时，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神气活现的，像是能从口袋里掏出什么宝贝来。
现在他穿着打着补丁的粗布衫，腰弯得跟个老头一样。
可他还是他。
我站起来，走过去，蹲在他旁边，跟他一起拔草。他回头看了我一眼，没说什么，伸手在我后脑勺上摸了一下。那一下很轻，像是怕碰碎什么似的。
那天晚上我从窗边路过他的屋子，看见他坐在灯下，拿了本书静静地看。
第二天早上，他照常去地里，日子照常过。
只是舅舅周德海来家里时，他依然坐在堂屋里，招呼了一声：“哥，来了。”那种客套的、不生不熟的语气，仿佛从未有过那封信。
那封信的事，就像被一场大雨冲走了。
但我知道不是。
它一直躺在木箱子里，像一根刺，扎在苏雅昶心里。
这件事过了很久以后，舅舅才在酒桌上哭着提起。他说的第一句话是：“妹夫，你打我吧。”
苏雅昶没打他，只是把烟掐了，说：“哥，你也是为我好，我知道。”他顿了顿，又说：“只是下回再有这样的事，你直接告诉我，别绕弯子。”舅舅哭得像个孩子。
我那时候已经16岁了，站在门外看着，突然想起6岁那年，他在雨里站了半夜。
这个人，好像从来都是把苦往肚子里咽。
他咽了十年，终于咽不动了。
05
1987年春天，谷雨那天。
我去村口的小卖部买盐，碰见一辆黑色轿车停在村口。
村里人大都围了过来，好奇地看着。
那年代，村里能见到的车，除了拖拉机就是牛车，连自行车都稀罕。
黑色轿车里下来三个男人，都穿着中山装。打头那个五十多岁，头发花白，面容清瘦，跟苏雅昶长得有几分像。
他问我：“小朋友，苏雅昶家在哪？”
我愣住了，指了指村东头：“那……那边第三个院子。”
那男人点了点头，往那边走去，脚步不急不缓，但我觉得他走得很快。
我撒腿就跑回家，比他们还先到。
我冲进院子，苏雅昶正蹲在院子里劈柴。
我气喘吁吁地说：“有人找你，开了个车来的。”苏雅昶手里的斧头顿了一下，然后继续劈：“嗯，知道了。”
他的声音平静得出奇。
可那斧头落下来的位置偏了，砍在木头边缘，木屑飞了一地。
他直起身，把斧头靠在墙边，拍了拍手上的木屑，站直了。
这时那三个男人已经走到院门口。
打头的那个男人站在篱笆墙外，看见苏雅昶，嘴唇翕动了一下，半天才喊出一声：“雅昶。”
苏雅昶转过身，我看着他的脸，愣住了。
他的脸白了，彻底白了，像被人抽走了所有血色。
他的嘴唇动了动，好像要说什么，但半天没有发出声音。
院子里安静了。
鸡在墙角刨着土，母鸡咯咯叫着。
苏雅昶手里那把斧头咣当一声掉在地上。
“建国哥。”苏雅昶终于开口，声音沙哑，像是哭过又像只是太久了没叫过这两个字。
那个男人，他叫苏建国，是苏雅昶的大哥。
他快步走到苏雅昶面前，一把抓住他的胳膊，上下打量了一下，眼睛瞬间就红了。
他张了张嘴，半天只是拍着苏雅昶的肩膀说：“瘦了，老了好多。”
“你这些年……”
“我挺好的。”苏雅昶打断他，转头看了一眼站在灶房门口的我和母亲，“这是我的家，这是我媳妇和我闺女。”
苏建国顺着他的目光看过来，朝我们点了点头。他的目光在我母亲身上停了一瞬，嘴唇动了一下，最终只是点了点头。
那天下午，整个村子都炸了锅。
罗盼娣在村口被一群婆娘围着，唾沫横飞地说：“听说了吗？那个苏雅昶，是靠山，他爸是县一中老校长，现在平反了，还当上教育局副局长了！”旁边有人问：“那他哥呢？”
罗盼娣说得更起劲：“听说他大哥是县一中校长，三弟是县医院外科主任，都是大人物！”
“乖乖，那苏雅昶自己不也是师范大学毕业的？”
罗盼娣一拍大腿：“可不是嘛！听说他当年是师范大学的高材生，要不是成分问题，早就是老师了。你是不知道，那年他考了全县第一，被人举报给顶下来了……”
“谁举报的？”
“好像是……”
罗盼娣的声音忽然压低了些。
人群里有人接了一句：“听说是他小舅子。”这句话像一颗石子扔进了水里，人群中瞬间炸开了锅。
“他小舅子？”
“就是镇上开杂货铺的周德海啊！”
“啊？那是他亲小舅子？”
“哎呀，这事搞的……”
我在人群边上站着，手里还攥着那包盐。
我觉得那包盐比我整个人还重。
我转身跑回家，看见母亲站在院子里，手里攥着围裙的边角，手背上的青筋绷得老高。
苏雅昶坐在檐下，手里拿着那支英雄牌钢笔，转着，转着，没说话。
村口传来的声音还没歇。
他们议论的是我们家的事，可我们坐在自己的院子里，静得只听见鸡叫。
那支钢笔在苏雅昶手里转了不知道多少圈，最后他停下来，把笔帽拔开又合上，合上又拔开。
他说了一句：“桂英，这些年，委屈你了。”母亲背对着他，肩背绷了一下。
“不委屈。”
她的声音闷闷的，像是从胸口里闷出来的。
“这十年，我一点都没觉着委屈。”
06
消息传得比风还快。
第二天一早，院门口就堆了一堆东西，鸡蛋、腊肉、活鸡，用草绳绑着，摆了一排。
罗盼娣站在最前面，提着一篮子鸡蛋，脸上堆着笑：“桂英啊，我就说嘛，雅昶这孩子一看就是有出息的，面相好，有福气。”
母亲站在门口，看着她，没有接鸡蛋：“大婶，东西你提回去，心意我领了。”
罗盼娣讪讪地笑：“哎呀，都乡里乡亲的，别客气……”母亲没再说话，转身进了屋。
罗盼娣提着那篮子鸡蛋站在原地，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最后臊眉耷眼地走了。
村里的婆娘们陆续来了又走了，没有一个人进了我家的堂屋。
母亲的背挺得很直，像一棵树。
中午快散的时候，舅舅周德海来了。
他手里提着两瓶酒，走过来的时候脚步很沉。
他在院门口站了一会儿，像在给自己打气。
推门进来的时候，他的嘴唇发白，像是干裂了一样。
苏雅昶听见声，从屋里出来，看到他，站住了。
两个男人面对面，谁也没说话。
院子里的鸡不识趣地叫了两声，被母鸡一瞪，缩了脖子。
“妹夫。”周德海先开了口，声音闷得像伤风。
“哥，进来坐。”苏雅昶声音平平的，听不出情绪。
周德海走进堂屋，把那两瓶酒放在桌上。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放在酒瓶旁边，手抖了一下。
那是他当年写的那封举报信的底稿。
苏雅昶没看那封信，只是看着周德海的脸。
周德海干咳了一声：“信的事，是我做的。我当年糊涂……”
“哥，”苏雅昶打断他，“你喝茶还是喝酒？”
周德海愣了。他张了张嘴，喉咙里像堵了什么东西，半晌才挤出两个字：“喝酒。”
苏雅昶把酒瓶打开，先给周德海倒了一杯，又给自己倒了一杯，然后他把那瓶盖拧上，放在一边。他举起酒杯：“哥，我敬你。”
周德海颤着手端起酒杯。
苏雅昶没有说“原谅”这两个字。
他只是举起酒杯，一口干了。
然后把那叠信底从桌上拿起来，走到灶台边。
他一伸手，把那张纸送进灶膛的火口里。
火苗蹿起来，纸上墨迹在火焰中卷曲。
周德海看着那团火，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
“哥，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苏雅昶的声音很轻，“咱是一家人。”
周德海猛地站起来，背过身去，肩膀一耸一耸的。
他用手背狠狠擦了一把脸，转过来的时候，眼眶红得吓人：“妹夫，我周德海这辈子欠你一条命。”苏雅昶笑了：“哥，你欠我两杯酒，这才一杯。”
周德海笑了，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他端起第二杯，一仰脖，干了。
这时候，屋外传来人群的骚动声。
我跑出去一看，又一辆车停在了村口，这回是一辆白色的面包车，比昨天那辆气派得多。
车门打开，下来一个穿着中山装的年轻男人，四十来岁，戴着一副金边眼镜，手里拎着一个公文包。
他走到我家院门口，朝苏雅昶喊了一声：“二哥。”
我后来才知道，那是他的三弟，苏建民，县医院的外科主任。
苏建民快步走进来，在苏雅昶面前站定，红了眼圈，在他胸口捶了一拳：“你小子，十年连封信都不写，你知道爹妈多惦记你吗？”苏雅昶被他捶得往后退了一步，笑着说：“写了，怕你们担心，就报个平安。地址都不敢留真名。”
苏建民哽咽了：“爹的身体不好，一直念叨你，说你该回来了。这回平反了，你收拾收拾，跟哥回去一趟吧。”
院子里静了一瞬。
苏雅昶没有说话，站在门口，像一棵沉默的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