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1996年夏天，一辆省城牌照的吉普车停在我家门口。一个穿灰蓝制服的老头儿下了车，站在门槛外，声音有些发颤：“何志远同志住这儿吗？”
满院子的人都愣住了。院里的人都知道，我家那个继父，是镇农机站修拖拉机的临时工，浑身常年一股柴油味。哪来的“同志”？
宋军的烟卷掉在地上，忘了捡。
老头儿从公文包里捧出一只红布裹着的木盒，当着半个院子的人打开。
里面躺着一枚奖章，一份红头文件。
他敬了个军礼，声音沙哑：“老何，组织查清了。当年的事，你是冤枉的。”
我继父蹲在院里，手上还捏着老虎钳子。
他听完这句话，没起身，也没说话。
半晌，他低头往地上拧了一颗螺丝，声音闷闷的：“周老师走了几年了？”
老头儿说：“三年了。”
我继父点了点头，半天没再吭声。
那天我才知道，这个在我们家当了七年“窝囊继父”的男人，曾经为国家做过了不起的事。而他把这些事藏了整整七年，连我妈都没告诉过。
01
1989年，我十岁，上四年级。
那年春天，我爹死了。肺癌，从查出来到走，前后不到五个月。花光了家里攒的积蓄，还欠了一屁股债。
我至今记得我爹咽气那天，母亲跪在病床前，没哭出声，肩膀抖得厉害。她握住我爹的手，一遍一遍地摩挲，说：“你放心，晓峰有我呢。”
我爹点点头，眼睛看了我一眼，就再没睁开。
出殡那天，院子里来了不少人。
有人往我母亲手里塞了钱，有人叹气说“孤儿寡母可怜”，更多人嘴上安慰着，转过脸去窃窃私语。
我听见她们说：“丽芳才三十出头，还带着个娃，这以后日子咋过。”
那一年，母亲三十三岁。
纺织厂的工资一个月四十六块，父亲的医药费借了乡亲们两千多块。
母亲把家里的老底翻了个遍，翻出三十七块八毛钱，坐在堂屋的椅子上，发了好久的呆。
那段时间，母亲的白头发一下子冒了出来，人瘦了一大圈，颧骨凸起来，眼眶底下青紫一片。
她白天在纺织厂站流水线，傍晚回家还要接零活，在灯下给人家糊纸盒，一糊就糊到半夜。
邻居刘婶嚼舌头，说我母亲是被逼急了才找了个人。后来我才知道，话没那么简单。
那天是父亲去世周年的日子。
院子里冷清得很，母亲买了一沓纸钱，在门口给父亲烧了。
火苗蹿起来，纸灰打着旋儿往天上飞。
我蹲在旁边，拿根树枝拨弄纸钱，心里空落落的。
就在那时候，一个高高瘦瘦的男人，出现在我家门槛外。
他大概二十七八岁，黑瘦，颧骨微高，穿一件灰色布褂子，两只手背全是细小的疤痕，指甲缝里嵌着黑黑的油泥，像是刚从机器底下钻出来。
他站在门口，不声不响，看了母亲半晌，才开口：“丽芳，我来了。”
母亲站起来，掸了掸膝盖上的灰，说：“进屋吧。”
我说：“妈，他是谁？”
母亲没答话，转身进了灶房，端了一碗面出来。热水面上卧着一个荷包蛋。她把碗递过去，说：“吃了再说。”
男人也没客气，接过来蹲在门槛上，埋头就吃。
三口两口把一碗面扒干净，连汤都喝光了。
他放下碗，抹了一把嘴，看着我母亲，说：“丽芳，我跟你过，孩子我来养。”
我一听这话，心口一股火冲上来。我把手里的树枝往地上一摔，冲他喊了一嗓子：“谁要你养！”
然后我跑出了院子。
那天晚上，母亲把我叫到堂屋，灯光昏暗，她坐在那把断了靠背的椅子上，捏着衣角，说话的声音很轻：“晓峰，你爸走了以后，家里欠了人家两千多块。妈一个月工资才四十六块，还不清。”她顿了顿，眼圈泛红，“妈没办法，想找个人搭把手。”
我说：“那也不用找这么个土疙瘩。”
母亲长长出了一口气，说：“他人实在，手也巧。妈看了看，是个过日子的人。”
我没再说话。
第三天，那男人把铺盖卷搬进了西屋。
我这才知道他叫何志远，在镇农机站当临时工，修拖拉机的，老家在外地，孤身一个。
他没带什么值钱的东西，唯一的家当是一只装了半辈子工具的铁皮箱子。
当晚，隔壁的王婶路过我院门口，瞟了一眼西屋亮着的灯，声音不大不小的，跟旁边的李婶嘀咕：“丽芳这真是老牛吃嫩草，找了个小自己好几岁的修理工。你看那人那模样，瘦得跟竹竿似的，能养得起家？”
李婶接话：“谁知她咋想的。再嫁也不挑一挑。”
母亲站在灶房里，锅铲顿了一下，没说话。
何志远蹲在门口，手里拿块棉纱擦一把扳手，也像没听见似的。
那晚我睡不着，趴在窗边看了他很久。
他一直蹲在那里擦工具，擦完了，又站起来，把院子角落那根歪倒的晾衣绳重新绑直，绑得仔仔细细，像在修一台机器。
从第二天起，他每天早出晚归。
白天去农机站上工，晚上搬个小马扎坐在院门口，替人家修自行车，焊铝盆，修锁配钥匙。
一晚上能挣个两三块，钱不多，但他每一分都收在铁皮盒子里，隔几天就掏出来，放在灶台上。
母亲一开始不说话，后来把钱收起来，记在一个小本子上。本子上写着“何志远的钱”
“买米”
“买煤”几行字，字迹歪歪扭扭的，但一笔一画都很认真。
有一次我半夜起来撒尿，看见西屋灯还亮着。
他坐在灯下，拿铅笔在一张废纸上画着什么。
我偷偷瞟了一眼，纸上全是一条一条的线条，像什么机器的图样，工工整整的，比课本上的图还整齐。
我当时没多想，翻个身又睡着了。
多年后我才想起那个画面。一个“没上过学”的修拖拉机工，深更半夜在画精密的机械结构图。那根本不是一个临时工该有的本事。
02
何志远在我们家住了半个多月，我一直没怎么理他。
不跟他说话，不坐他坐过的凳子，也不吃他夹过菜的盘子里的菜。
他倒也不恼，每天下班回来照旧干活，修好了院里的水缸，修好了灶房漏风的窗户，又把父亲留下的那辆二八大杠自行车推出来，前前后后鼓捣了两晚。
那车是父亲生前骑的，父亲走后一直扔在柴房里，车链子锈断了，轮胎早就瘪了。
何志远不知从哪儿找来一副旧车胎，拿锤子和撬棍折腾了两天，硬是把车修好了。
他试骑了一圈回来，车铃按得叮当响，对母亲说：“以后你骑这个上下班，省几步路。”
母亲站在门口看着那辆车，眼圈一红，背过身去。
有天下午放学，我路过院门口，何志远正蹲在那儿给一个不认识的街坊焊铁盆。
他手里拿着烙铁，锡条熔化，冒起一股细细的白烟。
他用一块湿布轻轻一抹，焊点圆溜溜的，跟机器浇出来的一样光滑。
那街坊啧啧了两声：“何师傅手艺不错啊，以前干过这行？”
何志远头也没抬：“瞎鼓捣。”
那街坊又说：“我听说你家那位是纺织厂的？”
他嗯了一声，把焊好的铁盆递过去，收了人家两毛钱。
傍晚，母亲下班回来，手里拎着一把菜刀。
那菜刀是我家唯一的一把，用了好些年，刀刃卷了好几个豁口，砍个骨头都费劲。
母亲说：“找个磨刀石磨磨吧，没法切菜了。”
何志远接过去看了一眼，没说话。
他从墙角翻出块半截磨刀石，端了盆水，蹲在院子里细细地磨。
磨一阵，拿指腹轻轻试一试刀刃，又继续磨。
那架势，像在打磨一件精细的物件。
第二天一早，菜刀搁回灶台上。
母亲随手拿起来切菜，一刀下去，萝卜片齐齐整整裂开。
母亲一愣，拿刀在灯光下端详了半晌，说：“这刀比我家的新刀还好使。”
这事不知怎么传了出去。
宋军是隔壁院子出了名的爱挑刺的主儿，四十多岁，在粮站上班，嘴上从不饶人。
他拎着一把锈成铁片似的柴刀找上门来，往何志远面前一墩：“何师傅，帮我把这刀磨磨，磨好了给你两毛钱。”
那刀锈得厉害，刀刃全是豁口，比锯条还糙。
何志远低头看了看，没说话，接过去就磨。
磨了整整一下午，磨得满手都是铁锈灰。
第二天宋军来取，把刀往自家院里那截枯木桩上一剁，刀身将近一半没了进去。
宋军拔了半天才拔出来，盯着刀刃看了好半天，从兜里掏出一块钱扔在凳子上：“不用找了。”
何志远捡起那一块钱，放进铁皮盒子里。宋军走到院门口，又回过头来，问了一句：“何师傅，你以前到底是干啥的？”
何志远说：“修拖拉机的。”
宋军半信半疑地看了他一眼，嘴里嘀咕了一句什么，走了。
那天晚上我找东西，路过西屋门口，门虚掩着。
何志远背对着门坐在灯下，手里拿着一张废纸，纸上画着密密麻麻的线条，像是某种机器的剖视图。
尺子、圆规、铅笔，摆了一桌子。
我偷偷看了好一会儿，他画得专注极了，完全没发觉门外的我。
我蹑手蹑脚回了自己屋，躺在被窝里，心里七上八下的。一个修拖拉机的，半夜三更画这种图干什么？
我心里攒了一堆疑问，但没敢问。我隐隐觉得，这个沉默寡言的男人身上，藏着一件什么事。
03
日子过得快，转眼到了1992年。
我上初一了，何志远来我家已经三年。他是那种闷头干活的人，你不跟他说话，他能一整天不开口。但他做的事儿，一桩桩一件件都被人记在心里。
母亲骑的自行车他每半个月保养一次，链条擦得亮锃锃的，气门芯坏了换上新的，刹车片磨薄了他不知道从哪弄来一副新的换上。
母亲身体不好，老咳嗽，他不知从哪打听到个偏方，去河滩上挖一种白色的草根，回来洗净了熬水，放在灶台上晾着。
母亲嘴上说他“瞎折腾”，但那些草根汤，她一碗没剩，全喝了。
那年秋天，我身子骨弱，染了场重感冒，烧到三十九度。
母亲从厂里赶回来，急得团团转。
何志远二话不说，把我背起来就往镇卫生所跑。
我迷迷糊糊趴在他背上，他的脊背很瘦，骨头硌着人，但他步子很稳，一步一步，像把地面踩实了才迈下一步。
到了卫生所，医生给打了退烧针。
他坐在病床边，手里捏着一块手巾，过一会儿就给我擦擦额头的汗。
我不睁眼，但能感觉到那块布凉凉的，一下一下。
第二天早上我醒了，看见他靠在椅背上睡着了，手还攥着那块手巾。我的鼻子突然有点发酸。我想开口叫一声爸，但嘴唇动了动，到底没叫出来。
日子就这么过着，我慢慢习惯了有这么个人在院里进出。
但还是会有人嚼舌头。
宋军的媳妇儿在院门口跟人唠嗑，说起我母亲：“丽芳这日子过得，啧啧，找了那么个人，比她还小好几岁。你看那身板子，瘦得跟鸡架子似的，能顶什么用？”
旁人说：“不过人家手艺倒还行。”
宋军媳妇儿撇撇嘴：“手艺行顶啥用？一个月挣那几个死钱，连个像样的家具都买不起。丽芳当年可是纺织厂的一枝花，也不知道眼瞎了还是咋的。”
那些话像长了腿一样，从这家传到那家。
我从外面经过，听见了，拳头攥得咯吱响，想要冲上去理论。
母亲一把拉住我，她的声音很轻：“别管她们。过日子是过给自己的，不是过给人看的。”
那段时间我突然觉得，母亲心里有苦，只是她不肯说。
可她看何志远的眼神，跟看父亲以前的眼神是不一样的。
那眼神里，除了搭伙过日子的那种平淡，还有一点别的东西。
我也说不上来是什么。
那年冬天的一个周末，母亲去纺织厂加班了，何志远去农机站了。
我翻箱倒柜找一本旧课本，爬到阁楼上，在角落里翻到一只旧木箱子。
那箱子是何志远的，我用扳手撬开了锁扣。
里面没几样东西：一件叠得整齐的旧军棉袄，一张黑白的旧照片，照片上十几个穿军装的年轻人站在一台大机器前面，后面是带五星标志的建筑。
照片里有一张脸，瘦削青涩，眉眼间能认出是何志远。
照片下面，压着一封信。信封上的邮戳是省城一个地址，是一个带编号的信箱。收件人写着：何志远同志。字是打印的。
我抽出信纸，上面只有三行字：“志远同志，周教授已不在。你的事，我们记着。”落款是两个字：老许。
我浑身像过电一样，攥着那封信，僵在原地。周教授是谁？他犯了什么事？为什么这封信要偷偷叠在箱底？
我把信原样放回去，锁好箱子，下了阁楼。心口突突地跳，像揣了一只兔子。
晚上何志远回来，我坐在堂屋里写作业，故意没抬头。
他进屋拿了件东西，又出去了。
过了一会儿，我假装去倒水，看见他站在灶房里，手里捏着那封信。
他对着信纸看了好久，久到灶台上那盏油灯的灯花都爆了一下。
然后他弯下腰，把信纸凑近灯焰。
火苗舔着纸边，慢慢卷起来，信纸烧成了灰烬。他站在黑暗中，看着灰烬一点一点落下来，一动不动，像一根钉在地上的木桩。
我缩回屋去，心跳得很厉害。我总觉得，这个男人来我们家之前，一定经历过什么不为人知的事。
这件事，我没敢告诉母亲。
04
1994年秋天，我上初三。
那时候我已经十五岁了，个子窜高了一大截。
跟何志远站在一起，我的肩膀已经能齐平他的耳朵。
我开始懂些事了，也偶尔替他搭把手，递个扳手，扶着车架。
他不说谢，但从他干活时歪过头看我一眼的眼神里，我晓得他高兴。
可院里的人还是那样。
他们不再当面说什么，但那些话终究像墙根下的苔藓，潮湿阴暗，见不着光，可一直在长。
那些话从墙头飘进我耳朵里，一字一句，像砂纸一样磨着我的心。
那天下午，我放学回家，在巷口听见几个人聊天。
其中一个是我同班同学马小军的妈，她跟我母亲一个车间。
她跟旁边人说：“蔡丽芳家那个男人，听说以前在厂里犯过事，被开除了才跑这儿来的。要不怎的他一个外地人，年纪轻轻跑这穷地方来？”
另一个说：“啊？犯过什么事？怪不得丽芳从不提。”
“谁知道呢。你看那人闷头闷脑的，眉眼间有股子阴气。”
我脑袋嗡的一声，脸一下子涨红了，像有人在我脸上扇了一巴掌。我把书包攥得死紧，冲到灶房里拿了把菜刀，又放下，嘴里呼哧呼哧喘着粗气。
我跑出巷子，一路跑到街上。
傍晚的街道上人不多，空气里飘着秋末的尘土味。
我找了条长凳坐下，坐了半天，胸膛里的火慢慢熄了，变成一种比火更难熬的东西，酸溜溜的，堵在喉咙口。
回家路上，我路过农机站，隔着铁栅栏看见何志远蹲在一台拆了半边变速箱的拖拉机旁边，拿着游标卡尺量轴孔的尺寸。
夕阳斜照在他的侧脸上，他的脸上蹭了一片油黑，眉毛上沾着灰，嘴唇干裂。
他量得很仔细，量完了拿笔在一张破纸片上记了个数，那字迹工工整整的，不像是干粗活的人写的。
我看了好一会儿，心口原本堵着的那团东西，忽然松了一些。
那天晚饭，我比平时多吃了一碗饭。
何志远没说什么，只是往我碗里夹了一块肥瘦相间的肉，自己夹了一块纯肥的。
这个动作他做了很多年，我从来没留意过，只有那天，我盯着那块肉看了好久。
日子一天一天过，转眼到了1996年夏天。
我初中毕业，考上了县城高中。
母亲高兴得不得了，傍晚专门去集市上割了一斤肉。
何志远在院里支起一口旧铁锅，把肉炖了，放了几个干辣椒，汤咕嘟咕嘟冒着泡。
他给我盛了满满一碗，说：“好好念。”
那三个字说完，他又蹲回去，闷头吃饭。
搬进城的消息，是七月中旬传来的。
那天下午，我正在院里写作业，听见巷子口传来汽车引擎声。
那声音跟拖拉机的突突声完全不一样，低沉沉闷，像一头蓄着力的野兽。
一辆深绿色的吉普车开进巷子，停在我家门口。
车上下来一个穿灰蓝色制服的老人，头发灰白，腰板挺直，站在门外，声音带着一丝颤抖：“何志远同志住这儿吗？”
母亲的围裙上沾着面粉，手僵在灶台上。
满院子的人都探出头来。宋军的烟掉在地上，忘了捡。
05
那老头儿站在我家门槛外，身板笔直，像根钉在地上的铁棍。
我母亲回过神，问：“你找谁？”
老头儿说：“我找何志远。我姓许，他以前的老战友。”
没等母亲答话，何志远从里屋走出来了。
他光着膀子，穿一件背心，手上还沾着未干的机油，看见门口的人，脚步一下顿住了。
我站在堂屋里，看见他的脊背猛地绷直了一瞬，随即又松下来。
老许看见他，眼圈一下红了。
他行了个军礼，那动作干净利落，带着一种说不出的庄重。
何志远沉默了几秒钟，也站直了身子，抬起手，回了一个礼。
那一个军礼，让整个院子都安静了。
老许进了屋，从公文包里取出一只红布包。
他一层一层揭开红布，露出里面的东西：一枚奖章，一份发黄的文件。
他把东西放在桌上，声音有些沙哑：“何志远同志，你的事，组织上重新调查过了。当年的责任认定有误，现撤销原决定，恢复名誉。这份平反文件，是部里直接下发的。”
何志远没有说话。
他看着那枚奖章，看了很久。
老许又说：“周云山教授临终前让我转告你一句话。他说，志远这孩子，是他带过的最好的学生。当年的事，是他亏欠了你。”
何志远喉结动了动，半天，声音闷闷的：“周老师……什么时候走的？”
老许说：“三年前。”
何志远低下头，片刻后把目光移到窗外。
窗外那棵老槐树的叶子被风吹得哗啦啦响，阳光透过树叶洒下来，在他的脸上落下一片明明灭灭的光影。
他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像一尊石像。
我站在堂屋门口，整个人像被钉死在地上。我脑子里嗡嗡的，翻来覆去只有几个字：奖章，平反，周教授。
何志远，他以前到底是干什么的？他犯了什么处分？他为什么从来不说？
满院子的人挤在门口，屋里的对话隔着半掩的门传出去，东一句西一句，所有人都竖着耳朵听，听着听着，脸上表情变了一个来回。
宋军的烟头烧到指根，他“嘶”地吸了口冷气，把烟屁股扔在地上一脚踩灭，嘴里蹦出两个字：“我的天。”
老许站起身来，拍了拍何志远的肩膀，声音哽咽了：“老何，组织上在省城给你安排了岗位。房子、待遇都落实到位了。你什么时候想回去，随时可以动身。”
何志远低头沉默了很久。久到院子里的嘈杂声慢慢低下去，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他身上。
他抬起头，看了一眼母亲，又看了一眼我，声音不高，却清清楚楚：“行。我回去。”
那天傍晚，母亲坐在灶房里，手撑着灶台，半天没动弹。
我走进去，看见她眼角泛红，却咬着嘴唇没让眼泪掉下来。
她背对着我，说：“晓峰，你爸以前……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答不上来。
我心里也乱成了一团麻，七年来所有关于何志远的记忆，被这一个下午全打翻了，重新糊在一起。
那个蹲在门口焊铁盆的男人，那个手把手教我修自行车链子的男人，那个深更半夜画图纸的男人，那个被人喊“穷修理工”却从不反驳的男人。
他到底是谁？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夜已经深了，隔壁西屋的灯还亮着。我起身，隔着墙缝，听见母亲和何志远在屋里说话。
母亲的声音低低的：“你以前在单位，是不是干得挺好的？”
何志远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嗯。挺好的。”
“那你怎么……落到这步田地？”
他那边又沉默了。好长时间，他才说了一句：“我护了一个不该护的人。”
母亲没有再问。过了一会儿，我听见母亲的声音带着鼻音：“你不早说。”
何志远说：“早说晚说，日子不都一样过？我来你家的时候，你就当我是个修拖拉机的，我觉得挺好。”
母亲没再说话。
我在门外站着，站了很久，脚都麻了。
那夜的风吹过来，凉飕飕地钻进骨头里。
我的眼眶有点热，心里堵得难受，为他这七年憋在心里的话，为母亲这七年扛下的所有风言风语，也为我这七年里偶尔在心里骂过他的那些混账话。
06
第二天上午，天阴沉沉的，空气潮得能拧出水来。
老许坐在堂屋里，母亲泡了茶，他喝了一口，慢慢讲起了当年的事。
何志远年轻的时候，在省城某研究所当技术员。
他们那个所不挂门牌号，门口有两个哨兵站岗，进出要查证件。
他说，何志远二十二岁大学毕业分进去的，手巧，脑子快，很快成了项目组骨干，跟着他的导师周云山教授做一项重要实验。
1987年冬天，实验出了事故。
设备发生了异常，数据分析一片混乱，整个项目面临被叫停的危险。
调查组进驻所里，追查责任。
本来何志远不是主要责任人，他负责的那一组数据没有出现问题。
但调查组查到项目组的一个年轻人头上时，那个年轻人快要被处分送走了。
何志远主动找调查组，把责任全揽了下来。
老许说，何志远当时只说了一句话，他告诉调查组的人：“我是项目组的技术负责人之一，所有数据都经过我的手，出了问题，我负全责。”上面调查人员问了好几遍，他咬死了不改口。
处分下来：开除出保密系统，工作另行安排。
老许叹了口气：“他当年才二十七岁啊。大好前程，说断就断了。周云山教授当时气得摔了杯子，去找上级领导拍桌子，说何志远是替人背的锅。但他自己不松口，周教授再怎么说也没有证据。后来周教授被保住了，那年轻的技术员也没被追责。那个项目后来做成了，在国际上都是领先的。可那些荣誉上面，没有他何志远一个字。”
我一动不动地坐在门口，手心里全是汗。
老许又说：“据我所知，周云山教授临终前，一直在念叨何志远的名字。他说，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学生，就是何志远。他叮嘱我，一定要找到他，把他的名誉讨回来。”
院子里一片安静。
不知什么时候，院门口围了一圈人，大家都屏着气，谁也没说话。
宋军的媳妇儿站在人群里，脸色一阵红一阵白，两只手局促地绞着衣角，嘴巴张了张，最后什么都没说出来。
母亲坐在堂屋里，眼眶红了很久，但她始终没掉眼泪。她只是把茶碗往老许面前推了推，声音平静：“许叔，您喝茶。”
老许接过茶碗，低头喝了一口，眼圈红红的：“弟妹，这些年委屈你了。”
母亲摇了摇头：“我不委屈。他这个人，我晓得。他从不亏待这个家。”
那天下午，老许走了以后，何志远一个人蹲在院子里，面前放着一把老虎钳，一根铁丝，他拿着铁丝弯来弯去，弯成一只小铁鸟的模样。
那只鸟只有指头大小，翅膀上还有细细的纹路，像真的羽毛一样。
他弯完了，拿棉纱擦干净，顺手放在窗台上。
我走过去，蹲在他旁边，学着他也蹲着，两个人谁也没说话。过了很久，我开口：“爸。”
他转过头来看了我一眼，没应声，但我看见他的嘴角微微动了一下。
我说：“你以前……怎么不找个机会去省城？”
他说：“去省城干啥？这儿有你妈，有你，日子就挺好。”
他顿了顿，又补了一句：“我一个修拖拉机的，在哪儿不是修。”
我别过脸去，看着院子里那棵老歪脖子槐树，嗓子眼涩涩的，像卡了什么硬东西。
那晚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想着老许说的那句话：他当年才二十七岁，大好前程说断就断了。
他二十七岁那年，我父亲还活着。
他来到我家的时候，已经三十岁了。
也就是说，他在最年轻气盛的年纪，替人扛了处分，然后兜兜转转流落到这个小县城，成了一个别人嘴里“没出息”的修理工。
又过了三年，他娶了我母亲。
他选中的这个女人，带着一个十岁的孩子，欠着一屁股债，在纺织厂里被生活磨掉了一层皮。
他揽下了这个担子，一扛就是七年，扛得结结实实的，连一句抱怨都没有。
07
老许走后第三天，何志远对母亲说：“丽芳，组织上在省城给我安排了一个学校教书的岗位，我去报到，先安顿一下。等我安置好了，再来接你和晓峰。”
母亲说：“不用你接。你把地址给我，我自己带着孩子去。”
何志远没再争。
那年八月初，我们真的搬家了。
一辆半旧的解放牌卡车停在巷子口，何志远和宋军一前一后把家具往车上搬。
家具不多，一张床，一张桌子，两只旧木箱，一口铁锅，加上母亲陪嫁的那只樟木柜子，整个家当连半车斗都填不满。
宋军搬完最后一只箱子，站在车斗下面，抬头看了看，嘴里嘶了一声：“何师傅，你这一走，我们这巷子就少了个能修东西的人了。我那口修了半年的缝纫机，我还指着你帮我拾掇呢。”
何志远说：“缝纫机的事，我上回给你说过，踏板轴缺油，上点机油就行。”
宋军说：“知道了知道了，你说了八百遍了。”
两个人相视一笑，宋军伸出巴掌，何志远也伸出手，两只手在空中拍了一下。
宋军没松开，他攥住何志远的手，晃了晃，声音低下去：“何师傅，以前有些话……是我嘴贱，你别往心里去。”
何志远说：“你说了啥？我不记得了。”
宋军松开手，骂了句：“操，你这人真没劲。”
卡车发动了，母亲坐在驾驶室里，我爬上车斗，坐在两件行李中间。
卡车慢慢驶出巷子，巷子两旁站着好多人，有人招手，有人喊着什么。
我回头看着那个住了七年的院子一点一点变小，院门口那棵歪脖子老槐树在风里晃着叶子。
一个院子的人从那棵树下走过，走了一批又一批。
只有何志远，在那个院子里蹲了七年，焊铁盆，修自行车，磨菜刀，一声不吭，把日子过成了院子的一部分。
卡车驶出镇子，驶上通往省城的大道。风呼呼地灌进车斗，我眯起眼睛，看着前方延伸的柏油路。
何志远坐在驾驶室里，隔着一块玻璃，后脑勺一动不动。
他的头发已经有些白了，后脖子晒成黑红色，肩膀略微佝偻着。
他突然偏过头，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车斗上的我，就那么一瞬，又转了回去。
我鼻子一酸，赶紧把脸转向窗外。
1996年8月，何志远带着我们进了城。
在省城，他成了一所职业技术学校的机械老师，教一帮半大孩子识图、制图、拆装发动机。
他穿上了干净的灰色夹克衫，但他那双手还是每天沾着机油，只是洗得更勤了。
母亲被学校安排在食堂工作，两人算是都有了正经饭碗。
没有人知道，这个每天骑着二八自行车、穿着蓝中山装的中年教师，曾经在国家级的保密研究所里，参与过最尖端的技术项目。这是他自己不说的。
他从不提自己的过去，也从不提那枚奖章。
那只红布包着的木盒子，被他锁进了床底下一只铁皮柜子里。
那柜子的钥匙，他拴在裤腰带上，一步也不离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