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丽军《齐鲁文化与当代山东文学研究》：守望当代山东文学的灯火

文｜史胜英

齐鲁青未了，海岱又日新。

通常而论，面对齐鲁文化与山东文学这样内涵丰富、容量巨大的课题，一些研究者难免会产生临渊羡鱼，望洋兴叹的心态。而著名文学评论家张丽军近来推出的《齐鲁文化与当代山东文学研究（1949－2024）》，为外界推开一扇了解山东文学发展现状的新窗口。

“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虽大，必济。”作为学人中的行动派，张丽军教授以宽阔的视域、厚实的学养、执着的毅力，将当代山东文学的华彩与斑驳、高光与暗影凝实成井然有序的文字，至诚至性，入情入理。也让此书成为他治学研究山东文学二十余年的一部代表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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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岭南向故乡的深情回望

屈指算来，张丽军离开山东已近六载。身在暨南大学的讲坛之上，他回望故乡文学现场的目光，依然热烈。

这部长达四十万字的《齐鲁文化与当代山东文学研究（1949－2024）》，是张丽军多年来深入跟踪研究山东文学的心血集成。该书聚焦1949年至2024年间齐鲁文化与山东文学的深度关联，以齐鲁文化的精神特质为根基，梳理了当代山东文学的发展脉络。通过文本细读，既深挖莫言、张炜等“文学鲁军”创作中潜藏的齐鲁文化基因，又对“文学新鲁军”的代际传承进行了梳理呈现，同时注重发掘孔孚等被遮蔽作家的文学价值，是一部跨越七十五年的山东文坛巡礼式著作。纵观全书，既有着学术研究的严谨扎实，也饱含着张丽军作为出生、成长于山东的学者，对山东文学与齐鲁文化的赤诚热爱和期许。

著名评论家宋遂良说，纵观张丽军教授的文学评论，“故乡”是一个重要的关键词，“儒家文化孕育出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使命感，在张丽军教授身上刻下了深深的烙印”。张丽军始终对故乡充满深切的关怀和期望，这份刻在骨子里的故乡联结，让他的评论始终带着滚烫的真诚，没有疏离的隔岸观火和外部观照，只有扎根大地的切身体察。

中国作协副主席、鲁迅文学院院长吴义勤认为，“从齐鲁文化出发，张丽军触摸到了当代山东文学的精神脉搏。”多年来，张丽军一直以观察者、参与者的角色深入文学现场，体察当代山东作家的个体发展，从文本出发进行“在地”文学批评，既不避讳创作存在的问题，也从不吝啬对本土创作成长的赞许，每一个观点都扎根于齐鲁大地的文化土层，字里行间饱含着对山东文学向前发展的真切期许和对这片文化沃土最质朴的热爱。

张丽军所关切的，还有作家们与自己的“故乡”之间那条幽深而绵长的精神纽带。翻检这部著作，你会发现，从莫言的高密东北乡到张炜的芦青河，从王方晨、常芳、梁骞笔下的“文学济南”，到刘玉栋文字里乡土农民对城市既向往又疏离的复杂目光，还有赵德发在《君子梦》《双手合十》中追问传统伦理的现代命运，周习在《土窑》里重建被时代碾碎的生活伦理，房伟在《猎舌师》中以独特的目光打开战争书写的另一种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一个学者把“故乡”从一个地理概念升华为一种精神追问，他的文字便自然具有了穿透时间的力量。

《文心雕龙》中有言，“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批评家首先应当是一个真诚的读者，带着自己的生命体验去回应文本的召唤，能够以共情的姿态走进作家的精神世界。正是基于这种从无数阅读体验中真实生长出来的文学感悟，造就了张丽军独特的文学批评方法，称为“有情的乡土文化诗学”，也为当代山东文学批评提供了一种鲜活的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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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文学“高原”的直言

居高声自远，亦有高处不胜寒。

齐鲁大地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历经千年积淀，涵养出仁义、宽厚、刚正的审美底色和文化传统。将当代山东文学安置于齐鲁文化的坐标，探讨当代山东文学创作与齐鲁文化微妙、复杂的关系，是一条颇具挑战的探索之路。著名评论家施战军认为，“张丽军教授动了真格、见了真章”，完成了这部“选题富有挑战性、研究具有艰巨性、成书必有存续性并可能带有争议性的著作”。

张丽军对山东文学有着二十余年的研究，他曾引用白烨的一段话，认为“山东文学的高度就是中国文学的高度，也是世界文学的高度”。正是源于对山东文学迈向更高峰的真切期待，张丽军对当下山东文学创作存在的问题也从不回避。正如《论语》有言，“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在书中，他以恳切、坦率的态度直指问题，期盼“文学鲁军”能从齐鲁文化的深厚沃土中汲取更多创新能量，重铸山东文学的文化之魂，化“沉重”为“难美”，形成能够代表中国文学高度的创作高原。

作家范玮称张丽军的批评“既能‘是其所是’，也能‘非其所非’”。前一句易，后一句难，难的不仅是学术勇气，更是一份对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使命感。说好话不难，说真话却需要某种近乎执拗的诚实。所以你会发现，他在指出山东文学“质胜于文”、创新不足的局限时，更多的是真诚的期许，就像一个园丁在看到庄稼长势不佳时，首先想到的不是责备种子，而是检视土壤与阳光。

值得注意的是，书中提到“积极与自身周围的历史进行全方位对话应当是文学鲁军在今后创作中注意的一个方向”。齐鲁文化深厚的伦理传统赋予山东作家一种罕见的道义担当，但也在无形中形成了一道审美的围栏：当道德感过于强大时，文学的翅膀便很难真正舒展。从李应该《公字寨》中对特殊年代荒诞现象的沉痛反思，到张炜《古船》中那个百年乡土萦绕不散的“天问”，张丽军所追踪的这条线索，正是一种从“道德的文学”走向“与历史对话的文学”的精神轨迹。他的目光投射于文本，却从不仅限于文本解读，而是依托文本去探寻当代山东文学发展的可能性和方向。正是这种既不脱离文本又不拘泥于文本的方法，让本书在当代文学历史坐标下具有了代际梳理的探索和宏大的格局。

宋遂良曾用六个字概括张丽军的治学风格——“敏锐、热情、勤奋”。敏锐，是善于发现作家作品、洞察现象并且穿透现象看破本质的能力；热情，是真诚关注作家成长，悉心指导文坛新生力量的满腔热忱；勤奋，是几十年如一日对文学批评孜孜不倦的全力投入。而这三者之上还有一种更宝贵的品质：真诚。对自己真诚的学者，才敢于对学术真诚。他既深情地肯定山东作家身上那沉甸甸的道德理想主义传统与底层的悲悯情怀，也毫不回避齐鲁文化“重守成、轻创新，重现实、轻想象，重认知、轻审美”的痼疾。在他看来，真正的热爱从来不是护短，而是说出真相之后，依然选择站在那片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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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他人引路的举火者

著名作家赵德发坦言，大约二十年前，张丽军对于山东文学缺少海洋文化书写的论断，对自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促进了近年来他不断将笔触伸向海洋题材的转变。作家常芳、东紫也表示，张丽军在她们初露锋芒的时候便给予了无私帮助，甚至在自己不知道的情况下便组织力量对她们的作品进行研讨。这无疑对她们得以坚持走文学创作之路，提供了莫大的鼓励。

作为一位有行动力的批评家，张丽军坚信好的文学批评是同时代人的批评，于是他如翩飞的蜜蜂，主动奔赴鲜活的文学花丛，以扎实的实地调研、细致的阅读体悟，把握当代山东文学的精神脉络。这种勤勉求索、脚踏实地、扎根现场的学术品格，如光一般烛照着作家与学生们的成长。

张丽军持续关注不同代际的文学新生力量，每每对其作品在扎实的文本解读基础上进行“建设性批评”，以真诚的肯定、鼓励，和恰到好处的匡正、点拨，帮助他们打开全新的创作格局。在本书中，他不仅对刘玉栋、常芳、艾玛、宗利华等一批“70后”中坚力量进行持续追踪，更对王玉珏、魏思孝、杨奇、李祯等“80后”“90后”青年作家给予细致的关注与评析，这种对文学生态的全面呵护，构成了他文学评论最可贵的底色，守护着当代山东文学生生不息的力量。

张丽军对待作家的态度是平等的、尊重的，他总是以惜才的目光鼓励作家寻找自身的创作价值，面对新锐作家，他说“我想杨奇就是杨奇，可以学习他者，但无需模仿”。这份温润的呵护，恰似一盏柔和的灯光，静静守候着新生力量的成长。

张丽军对学生亦是如此。笔者曾有幸求学于他门下，至今念念不忘的，是他春风化雨、殷殷期许的师者情怀，是他组织读书会讨论的场景，是他细心解读作品、耐心解答疑惑的过程。硕士毕业后，我曾扎根偏远的乡镇基层，一度以为自己与专业渐行渐远，而张丽军时常发来消息关心我的近况，真切地鼓励我挖掘乡土素材进行写作，他从不对学生定性，而是平等、尊重，始终点燃着那盏关于文学和人生的明灯，构成了我心中关于“师者”最真实、温暖的写照。

张丽军的文学批评始终保持着珍贵而“朴素”的品格，这恰是山东文学的基因，是那种背负道义并直面现实的沉重与坚韧、“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担当和齐鲁大地几千年文脉涵养出来的敦厚、执着与不妥协。他始终以灼热的批评之火，照亮山东作家前行的方向，他急切盼望新锐作家的成长，他呼吁“文学新鲁军亟须锐利长刺”，也不断呼唤着更多山东作家打破既有文化传统与审美定势思维，去书写更具时代品格与文化深度的齐鲁故事，让文学的灯火烛照历史、沉思未来，映照更辽阔的文学星空。

正如《文心雕龙》所言，“良书盈箧，妙鉴乃订”，优秀的文学作品离不开优秀文学评论的鉴赏与指引。而张丽军的文学评论，一字一句皆来自齐鲁大地上涌动着的文学创作实践，也来自一个学者对文学、对文化的深情凝望。他的文学评论让人感受到一种珍贵的文学批评品格，是齐鲁文脉涵养出的敦厚、执着，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坚持，更是尊重本土文化根脉、探索文化创新发展的时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