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退休之后拿到近4000万版税收入,他却分文不取,把这笔钱全捐给了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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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来源:《走近朱镕基:通过版税实际捐款四千多万元》、《朱镕基捐全部版税成立实事助学基金 首批项目签约》、《朱镕基自述工作经历:我的信条就是独立思考》、《朱镕基:为人民不惧 “地雷阵”》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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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0月28日,胡润研究院在北京公布了当年的慈善榜单。

100个名字,99个都是叱咤商界的企业家——地产巨头、科技大佬、制造业豪门,每个人财富的积累有各自的路数,但出现在这张榜单上,合情合理,没什么好奇怪的。

剩下那几个不是企业家的,才让人停顿下来。

榜单翻到第60位,名字出现了——朱镕基。

捐赠额:2398万元。

来源:退休后出书所得版税。

榜单刚一公布,就有媒体追着问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

黄书元给出了一个更大的数字:朱镕基实际捐款数额不止2398万元,而是四千多万元,在胡润慈善榜上的准确排名应在前40名。

4000万。

没有发布会,没有采访镜头,没有任何仪式。

这件事如果不是被胡润的榜单意外捅出来,恐怕还要继续沉默,无人知晓。

而当实事助学基金会的工作人员把这份完整的捐赠档案逐条翻开,才发现这位退休老人不只是捐了钱——

他还提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没有料到的附加要求,而这个要求,也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



【一】棠坡出生的遗腹子,广益中学的头号毕业生

1928年10月23日,朱镕基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府长沙县安沙镇和平村棠坡,父母早亡,在其家族兴办的时中学校接受幼年教育。

这个开头,带着一股子悲凉。

他是遗腹子,父亲朱宽澍在他出生前便已去世,母亲张氏在他12岁那年也病逝,之后由伯父朱宽浚、朱宽涛等族人抚养。

父亲走在他出生之前,母亲在他12岁那年离开。

一个孩子,在棠坡的老屋里长大,身边是族人,却没有父母。

朱镕基的父亲朱宽澍自号"清醒上人",取意出自屈原"众人皆醉我独醒",博览群书,颇有抱负,只是英年早逝,留下了一个还没见过父亲脸的儿子。

棠坡朱家不是普通人家。

朱镕基的曾伯祖父朱昌琳家业宏大,曾被左宗棠称赞为"我们乡的豪杰之士";

祖父朱访绪中举之后,因为看不惯晚清官场的腐糜风气,索性辞官回乡。

这个家族骨子里有一股倔劲,进退都清爽,不愿与污浊同流。

家道虽已不及鼎盛,但族学还在。

1938年,朱氏家族在和平村棠坡旧宅内办起族学,取名"时中学校",附近乡邻的孩子都能来读书,朱镕基就在那里度过了幼年的几年读书时光。

战乱中求学,辗转奔波。

战乱时,学校迁离长沙,广益中学迁至常宁县柏坊镇,长沙一中迁到涟源县桥头河和七星街,他亦随校在乡下读书。

学校搬到哪,他跟到哪。

没有父母在身后撑着,就自己撑着。

在广益中学,他留下了一份极为突出的学业记录。

据湖南师大附中校史办存档的资料,在毕业考试中,朱镕基名列第一,11门功课有7门得到满分100分,平均96.27分,拿到了全班第一号毕业证。

这份成绩太过惊人,时任校长曹孟其破例将其存入学校档案,后经整理留存至今。

高中阶段,他转入国立第八中学永绥分校,在湘西永绥度过了将近两年,1946年7月才离开,随后转入湖南省立第一中学完成最后阶段的学业。

1947年,19岁的朱镕基以优异成绩参加清华大学入学考试。

他"1947年毕业于湖南省立一中,同年在上海考取清华大学,念电机系。"

入学后,凭借扎实的功课,他靠奖学金念完了大学。

被同学推选为班长,随后当选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

同窗好友、法学家郭道晖后来回忆,朱镕基学习极为用功,是班上的"业务尖子",待人诚挚,在同学间很有威信。

他也非常热爱文学,写得一手好文章,常开玩笑说,自己后来做官是"误入歧途"。

他记住了一段话,那是清华电机系主任章名涛教授说过的。

四十多年后,朱镕基在清华电机系建系60周年的祝辞中写道:"母校电机系主任章名涛教授在一次会上对我们讲过这样一段话:你们来到清华,既要学会怎样为学,更要学会怎样为人。青年人首先要学会'为人',然后才是'为学'。为人不好,为学再好,也可能成为害群之马。"

章名涛的这段话,朱镕基此后记了一辈子,并且在数十年的从政生涯里,一再援引。

清华给了他功课,也给了他底线——"为学在严,为人要正"。这八个字,是他此后数十年处事的座标



【二】3分钟的发言,换来了20年的代价

1951年,朱镕基从清华毕业,分配到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计划处,任生产计划室副主任。

处长先是柴树藩,后是袁宝华。

他在那里工作表现突出,深得同事信任,后在马洪的举荐下,1952年随国家计委组建班底进京。

1952年12月,东北人民政府撤销后,作为100余名"地方支援中央"的干部之一,熟识经济的朱镕基随马洪、安志文等人来到国家计委工作。

在国家计委,朱镕基起初担任燃料动力局的组长,负责管电。

1954年到工业综合局担任组长,负责综合处工作。

随后任国家计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张玺的秘书。

这是一个前途看起来相当明亮的起点。

不到30岁,在国家核心经济管理机关担任副处长,兼任计委副主任秘书,业务能力被上级高度认可。

1957年春,一场全国性的整风运动开始了。

国家计委党组也召开座谈会,时任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亲自到会动员,请大家畅所欲言。

朱镕基最初没有发言。

为了避免冷场,有关领导再三让朱镕基发言,说,你是国家计委党组成员的秘书,你不跟党组提意见谁提啊?

一定要他提。

于是,当时29岁的朱镕基站起来讲了3分钟。

他讲的内容,是针对国家计委和地方省市计委在编制计划时存在的主观主义现象,认为一些领导只听下级汇报、只看下级提供的数字,不做认真调查研究,与实际情况相差很多,这种风气对国家计委的工作有害无利。

这番发言,当时得到了领导的充分肯定,被认为是帮党整风的模范带头行为。直到1957年10月之前,人们都觉得他说得对。

然后,整风运动转向了。

随著同年10月整风运动转向"反右派斗争",他的言论被重新审视。

1958年1月,他被正式划为"右派分子"。

由于其业务能力深得计委领导的器重,国家计委对他的处分决定是:撤销其机械工业计划局综合处副处长职务、行政级别……

同时开除党籍。

朱镕基当年在国家计委的同事、后任中国某协会领导的一位老人回忆说:"他是被错划的,本来是不应该有他的,但那时划右派有任务,定指标,找不到那么多人,就把他拉上了。"

3分钟的发言,换来了20年。

被划为右派之后,朱镕基"在开始的一两年,担任国家计委老干部的业余教员,教数理化,后来恢复工作,在国家计委国民经济综合局工业处工作"。

虽然仍留在国家计委,但政治上的重压不会因为换了一间办公室就消失。

1970年,特殊时期冲击了国家计委。

特殊时期,朱镕基在国家计委农场劳动了五年,"什么都干过,种过小麦、水稻、棉花,放过牛、放过羊、养过猪,当过炊事员。"

这五年,他后来说"对我是极大的教育"。

1975年,他得以返回北京。

关系虽保留在国家计委,却被实际分配至位于河北廊坊的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工作。

"我就带了一支徒工队伍,从爬电线杆开始培训,一直到能安装22万伏的高压线和11万伏的变电站。"

爬电线杆,种棉花,喂猪,当炊事员——这不是普通官员的履历,这是被命运摁在地上反复磨砺的整整二十年。

1978年,朱镕基被调往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担任研究室主任。

不久,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中央组织部纠正了错划他为右派的问题,同时恢复了他的党籍和职务。

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袁宝华和主任康世恩赏识其才干,邀请朱镕基重返国家经委工作。

从国家经委副主任,到1984年出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首任院长,再到1987年赴上海任职。

二十年,去了。他回来了。



【三】上海三年:菜篮子、南浦大桥与浦东的滩涂

1988年2月6日,朱镕基乘火车抵达上海,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随后于当年4月25日当选上海市市长。

他当天下午就直奔上海财政局听汇报。

摆在朱镕基面前的,就是两大困难,一是财政滑坡,二是欠账太多。

1985年上海财政收入有181亿元,到1988年6月底,朱镕基预计当年的财政收入只有153亿元。

账摆在眼前,脸色一下凝重起来,坐了好几分钟没动。

烂摊子到手,他没有推,也没有绕——直接拎起来,一件一件开始干。

朱镕基在上海工作三年期间重点为上海人民办了三件实事:菜篮子、住房和交通。

这三件事,是当时上海市民天天摸得着、骂得出口的日常难题。

"菜篮子"是他最先抓的。

他的判断很直接:住房和交通是几十年累积下来的烂账,一两年内根本啃不动,但副食品供应是老百姓天天够得着的事,如果把这件事办好了,就可以让市民看到市政府还能干点实事,其他的事才好开展。

事实上,这个判断对了。

从1988年5月开始,上海工业生产就转入上升,前几年工业发展速度是4%至5%左右,但5月份一跃达到8.5%,而且这种趋势不会减弱。

住房问题上,当时他到任时,上海很多家庭的人均居住面积才两三平方米,他当时承诺"十年内基本解决上海人民的住房问题"。

在他的带领下,上海在全国率先探索了住房公积金制度。

十年左右,上海的住房问题就不再那么紧张,基本上兑现了诺言。

在官僚体制整治上,他雷厉风行。

在面对投资审批繁琐问题时,他强力推行"一个机构、一个窗口、一个图章"的联合办公模式,大幅提升行政效率,因其在风格果断、常敲桌子催促,获得了"朱一敲"的绰号。

工程推进慢,他直接叫人来当面算账。

浦东南路已经开挖了一年还没封路,公交车只能走半边,老百姓称"晴天是洋灰路,雨天是水泥路"。

朱镕基发现后,立刻召集市政部门开会,要求国庆节前务必通车,态度明确:干得了,工资晋升两级;干不了,引咎辞职。

国庆节前夕,浦东南路如期完工。

基础设施上,大抓上海基础设施建设,快速建起"两桥一塔"(南浦大桥、杨浦大桥、东方明珠电视塔),规划并开建了沟通浦东浦西交通的环线快速公路,积极筹划建设上海的地铁工程,使上海市政建设面貌为之一变,给上海人民带来莫大的鼓舞。

浦东开发,是他主政上海期间最重要的一步棋。

1988年朱镕基同志当选上海市市长后,继续筹划开发开放浦东,并对如何开发浦东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并积极向党中央国务院争取支持。

1989年正月初七,他踩着胶鞋在浦东滩涂走了整整一天,看着与外滩隔江相望的农田,判断:"上海要发展,必须跨过黄浦江。"

1990年4月,国务院正式宣布开发开放浦东,朱镕基亲自兼任浦东开发小组组长。

他到上海之前给自己立下"五戒":不登报、不上电视、不剪彩、不题字、不受礼。

这五条里,只有"不登报、不上电视"因为媒体不配合而频频"犯戒",其余几条,他基本守住了。

1988年腊月,他给自己写了一幅字,落款注明"录以自勉":清正廉明。

1991年4月,朱镕基离开上海赴北京出任国务院副总理。

离沪之际,外国记者问他:"你在上海最大的失败是什么?"

他回答十分自信:"没有!"

三年,他没有留下一句漂亮话,只留下了数据、工程和一份被后来无数上海人记住的施政账单。



【四】100口棺材、一个清官,和一个接近不可能完成的承诺

1991年4月,朱镕基进京,出任国务院副总理,随后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他接手的,是一个通货膨胀严峻、投资泡沫膨胀、地方金融乱象遍地的烂局面。

他的手段,在当时看来都属于"险棋"。

对三角债,他用政府直接干预和银行注资周转的办法强行打通;

对沿海投资热潮和海南房地产泡沫,他以雷厉风行的宏观调控加以收紧;

对央地财政关系,他亲自出马,用了将近两年时间推动了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

改革成效立竿见影,仅1994年全国财政收入便增长近20%,中央财政收入占比从35.8%跃升至74.1%,彻底扭转了中央财政的被动局面,成为中国财税体制现代化的重要里程碑。

1998年3月,朱镕基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出任国务院总理。

首场记者招待会,他说了后来被全国人传诵的一句话:"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这不是做戏,是他真实处境的如实陈述。

那一年,亚洲金融危机正在横扫东亚各国。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来袭,中国经济遭遇外贸出口零增长甚至负增长、国有企业职工下岗、需求不足等多重压力,彼时诸多外界建议人民币贬值以提振出口。

面对困境,朱镕基果断决策,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坚决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

外有金融风暴压境,内有1998年夏天的长江百年大洪灾。

朱镕基多次奔赴抗洪一线,在江西九江视察时发现某段防洪堤严重偷工减料,堤体内部无钢筋只有铁丝。

他将有关工程斥为"豆腐渣工程、王八蛋工程",并强调"历史是不容欺骗的"。

在反腐问题上,他的用词直白到让记者当场愣住。

他在多个场合表明态度:"反腐败就是要先打老虎后打狼,对老虎决不姑息手软。我这里准备了100口棺材,99口留给贪官,一口留给我自己。"

在反腐问题上,他是认真的,不是说说而已。

北京原市委书记陈希同,1998年7月31日被判有期徒刑16年。

这个判决放在当时的政治生态里,是具有震动意义的。

他亲自连续三次为国家会计学院题词——写的是同四个字:"不做假账"。

题词,他历来极为吝啬,这三次是极少数的例外,因为他认为,诚信这件事,必须反复强调。

2000年3月15日,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记者招待会。

一位记者问他:您希望中国人民在您离任之后,最记得您的哪个方面?

朱镕基回答:"我自己所做的工作是有限的。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如果他们再慷慨一点,说朱镕基还是办了一点实事,我就谢天谢地了。"

这句话,当时在场的记者,没有一个人会想到——他日后用将近4000万元人民币,给这句话做了一个任何人都不曾预料到的注脚。

当那份文件被工作人员原件呈递出来,所有人才意识到,这位退休老人在离开权力中枢之后,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已经悄悄做完了一件让整个时代都沉默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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