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尔衮为什么始终不称帝?真的是为了"孝庄"舍权吗?他不是不想登基,而是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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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来源:《清史稿》、《清世祖实录》、《清太宗本纪》、《满文老档》、《太祖武皇帝实录》、《鞑靼战纪》(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著)、《朝鲜王朝实录》、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诏书文物、维基百科·多尔衮词条、百度百科·多尔衮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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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七年十二月初九日,公元1650年12月31日,今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喀喇河屯。

一个男人从马背上跌落。

侍卫们惊叫着围拢,七手八脚地扶起他。

膝盖受伤,涂以凉膏。

数日之后病情急剧恶化,再也没有起来。

多尔衮薨于喀喇和屯,年三十九岁。

十三日,讣文送抵北京。

顺治帝当即下诏,举国易服举丧,以帝礼治丧,追尊庙号成宗,谥号"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

这一年,顺治皇帝福临十二岁。

这个男人,让他自幼以"皇父"相称。

这个男人,把皇帝的玺印搬进自己王府,将所有政令揽于一身,整整摄政七年,帝国的实际掌舵者只有他一人。

这个男人,出行时仪仗种类与皇帝等同,满朝文武列班跪送,不得有丝毫怠慢。

然而,他终究没有坐上那把龙椅。

民间流传最广的那个说法,是孝庄,是情义,是一个科尔沁出身的女人用温柔拴住了一代枭雄。

这套叙述,放进古装剧的台词里很好用,放进真实的历史里,经不起任何推敲。

他不是不想称帝,他是根本做不到。

这背后,有四堵墙,每一堵都扎进土里,拔不动,也绕不过。



【一】1626年:十五岁,一切碎了

多尔衮,1612年11月17日生于赫图阿拉城,今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老城村。

"多尔衮"满语意为獾。

他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十四子,母为大妃阿巴亥(乌拉纳喇氏),同母兄阿济格,同母弟多铎。

努尔哈赤一生四任大妃,阿巴亥是最后一位,也是最受宠的一位。

她嫁给努尔哈赤时年仅十二岁,到三十七岁去世,陪伴了努尔哈赤整整二十五年。

三个儿子中,多尔衮居中,努尔哈赤将阿济格、多铎分别封为镶黄旗与正黄旗旗主,唯独多尔衮彼时尚未得到旗主之位。

但这不妨碍他深受父亲喜爱,据朝鲜史料相关记载,努尔哈赤临终前曾与阿巴亥有过密谈,内容不得而知。

但多尔衮后来摄政时公开声称皇太极"即位原系夺立",这话与那次密谈关系深远,说明他本人从未认为皇太极的继位是天经地义。

天命十一年(1626年)正月,努尔哈赤率军进攻宁远,遭袁崇焕以西洋红衣大炮痛击,大败而还。

这是他军事生涯四十余年从未有过的惨败。

回师途中,身体每况愈下。

七月二十三日,努尔哈赤病重,前往今辽宁省清河县清河汤泉疗养,病情不但未见好转,反而持续恶化。

八月七日,已呈垂危之象,急命阿巴亥乘船来迎,夫妻在浑河相会。

八月十一日未时(下午一时至三时),船行至距沈阳四十里处的叆鸡堡(今沈阳市于洪区翟家乡大挨金堡村),努尔哈赤于此薨逝,终年六十八岁。

努尔哈赤从感觉不适到死亡,前后不足一个月,来得过于突然。

他生前从未明立继承人,遗命究竟是什么,没有一份文字留存下来。

死亡消息传出后的第二天,即八月十二日,四大贝勒以努尔哈赤"遗命"为由,要求大妃阿巴亥殉葬。

根据《太祖武皇帝实录》的记载,阿巴亥在走投无路、抗争无果之后,服礼衣,饰珠宝,向众贝勒说出了最后的请求——"吾二子多尔衮、多铎,当恩养之。"

随后于辰时自缢,死时年仅三十七岁。

关于这份"遗命"的真伪,史学界争议至今。

一种说法认为是诸贝勒伪造,目的是为皇太极继位扫清障碍;另一种说法认为遗命是真实的,努尔哈赤担心自己死后阿巴亥年轻,届时局面难以控制。

两种说法各有依据,至今无定论。

但不管真相如何,结果是一样的——那一年多尔衮十五岁,母亲死了,靠山没了,他和两个兄弟成了宫廷里没有任何庇护的孤儿。

皇太极随后继位为后金大汗。

继位之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把两黄旗换成两白旗,把原来的正黄旗和镶黄旗收归己用。

多尔衮兄弟的旗帜颜色由此从黄变白,政治地位一落千丈。

这是多尔衮人生的第一道坎,也是最深的一道坎。

年幼失母,失去第一次继承机会,这两件事在多尔衮心里刻下的东西,是他后来摄政八年里一切行动的底色。

他对皇位的渴望,不是权欲的膨胀,而是从十五岁那年就埋下的、从未消散过的一口气。

【二】皇太极时代:憋着,等着,积累

多尔衮在皇太极时代,一口气憋了整整十七年。

憋着不等于沉寂。

皇太极在位期间,多尔衮用战功一点点把自己从政治边缘拉回到核心。

天聪二年(1628年),十七岁的多尔衮随皇太极出征蒙古察哈尔部,因军功获赐号"墨尔根戴青",满语意为"聪明的统帅",由此掌管正白旗。

天聪九年(1635年),多尔衮率兵收降察哈尔林丹汗之子额哲,带回了元朝传国玉玺,这枚玉玺成为皇太极次年称帝的重要依据之一。

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清,封多尔衮为和硕睿亲王

此后的松锦大战(1641年至1642年),多尔衮立下卓越战功,名声在八旗中愈发响亮。

但皇太极从未真正信任过他。

皇太极深知多尔衮三兄弟是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采取了分而治之的策略——利用军功重用多尔衮,同时有意挑拨兄弟之间的关系,让多尔衮和多铎的裂痕在崇德年间逐渐扩大。

皇太极在世一日,多尔衮就只能是臣,而非君。

两黄旗由皇太极直接掌控,那是整个八旗中地位最尊崇的力量,多尔衮的两白旗再强,也在制度上低了一截。

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初九日亥时(夜间九时至十一时),这个压着多尔衮整整十七年的人,猝然死于盛京后宫,终年五十二岁。

他生前没有指定继承人,没有留下任何传位遗诏。

一夜之间,压在多尔衮头顶的那块巨石消失了。



【三】1643年,崇政殿那场剑拔弩张的博弈

皇太极一死,局面立刻乱了。

当时在世的皇子中,长子豪格三十四岁,跟随皇太极南征北战多年,战功累累,手中持有正蓝旗,又获得两黄旗大臣索尼、鳌拜等人的支持,代善手中的两红旗也大体倾向于豪格。

粗略算下来,豪格一派在八旗中占据了相当大的优势。

多尔衮只有正白旗与镶白旗两旗的稳固支持,力量明显不足。

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十四日,盛京崇政殿。

诸王贝勒在皇太极棺椁前议定继位人选。

两黄旗的索尼、鳌拜、图赖等人当场佩剑,声称先帝留有皇子在,非皇子不立,态度决绝。

多尔衮的弟弟多铎在会上力挺多尔衮,称其文武双全,理应继位;阿济格也随之附和。

但两黄旗的将领当场以武力相威胁,大有鱼死网破之势。

豪格在这个节骨眼上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他在第一天的会议上以"福小德薄,非所堪当"为由谦让,随即离席。

他以为这是政治姿态,以为众人会挽留他、捧他回来;结果代善见他离席,也跟着走了,会议当天不欢而散。

这句谦辞,后来成了把他堵死的一道墙——他自己说了不堪当,众人何必强求?

再次开会时,局势仍然僵持。

两黄旗依然不松口,两白旗也无法单独强行推举多尔衮。

双方都清楚,如果此刻强行撕破脸,八旗内乱,关外的明朝残余势力和蒙古各部都会趁机而起,大清极可能在内战中被耗垮。

多尔衮在这个时刻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选择:他退了。

他提出立皇太极第九子福临,当时年仅六岁。

由他和郑亲王济尔哈朗共同辅政。

这个方案一出,两黄旗的核心诉求——皇子继位——得到了满足;多尔衮的核心诉求——不让豪格登上皇位——也实现了。

济尔哈朗是一个平衡性人物,对多尔衮构不成实质威胁。

更关键的是,多尔衮提出了这个方案,就有了拥立之功,新君年幼,执政权力自然落入摄政王之手。

崇德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六岁的福临在盛京皇宫崇政殿登基,年号顺治。

两位摄政王,名单上济尔哈朗排在多尔衮之前——但这个排名,很快就会被颠覆。

顺治登基后的第二个月,济尔哈朗就被多尔衮以政务名义安排到宁远打仗,离开了北京。

此后多尔衮以违规建府、失礼于丧仪等罪名,逐步降低济尔哈朗的摄政地位,到顺治四年(1647年)正式罢黜济尔哈朗的辅政地位,独掌大权。

另一个潜在威胁豪格,被多尔衮一步步清算。

顺治元年(1644年),以言论不当罪削去豪格亲王爵位。

顺治三年(1646年)派其出征西南讨伐张献忠,豪格确实打仗能打——张献忠死于豪格之箭,史书明载。

但凯旋归来不久,顺治五年(1648年)二月,豪格以"隐瞒部将冒功、起用罪人之弟"为由入狱,同年四月死于狱中。

这两个人都清除之后,多尔衮在摄政王的位子上已经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对手。

他开始一步步把摄政王这个职位本身,拉向皇帝的等价物。



【四】入关之后:离皇位越来越近,也越来越远

顺治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攻占北京,崇祯帝自缢于煤山(今景山)。

明朝宣告覆灭。

消息传入盛京,大学士范文程迅速上书多尔衮,力主立即出兵入主中原。

四月,吴三桂叛归山海关,遣使向清军求援。

多尔衮当机立断,急聚兵马,星夜疾行。

四月二十一日,清军已抵山海关十里外;二十二日,多尔衮于李吴双方大战之际,时机精准地率八旗铁骑冲击农民军,一战击溃李自成主力。

农民军迅速撤回北京,旋即退出,清军由此入关。

五月初二,多尔衮进入北京城。

他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掠夺,不是屠杀,而是下令严禁抢掠,停止剃发,为崇祯帝朱由检举行国葬,博得了汉族士绅的广泛好感。

顺治元年(1644年)六月,多尔衮与诸王贝勒大臣议定迁都北京。

八月二十日,清朝正式开始迁都。

九月,顺治帝从盛京到达北京,封多尔衮为叔父摄政王,命礼部建碑纪绩,赐册宝、黑狐冠、黑狐裘等。

十月初十,顺治帝在皇极门(顺治二年改称太和门)向全国颁布登基诏书,清王朝正式定都北京。

从这一刻起,多尔衮的权力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向皇帝逼近。

顺治元年(1644年),封叔父摄政王;顺治二年(1645年),晋为皇叔父摄政王,出行仪仗种类与皇帝等同,王公贵族须聚集候旨、列班跪送;顺治三年(1646年),将皇帝玺印搬入自己王府,直接签发诏令;顺治四年(1647年),规定官员奏书若不使用"皇叔父摄政王"全称,轻则革职,且"以后凡行礼处,跪拜永远停止"——多尔衮不再向顺治帝行礼了;顺治六年(1649年),称皇父摄政王,朝贺礼仪与皇帝一体。

根据朝鲜史料的记载,顺治六年(1649年)二月,清朝使臣赴朝鲜递交国书,朝鲜国王见书中称"皇父摄政王",当即询问使臣此为何意,使臣回答:"今则去叔字,朝贺之事,与皇帝一体云。"

朝鲜右议郑太和说:"似是已为太上矣。"

朝鲜国王也说:"然则二帝矣。"

称号从"叔父"到"皇叔父"再到"皇父",连朝鲜君臣都看出来了,大清已经出现了两个皇帝。

这个时候的多尔衮,距离皇位,表面上只剩一层纸。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有两件事接连发生,把这层纸变成了一道跨不过去的铁门。

顺治六年(1649年)三月十八日,多尔衮的亲弟弟、同母胞弟多铎在北京病逝,年仅三十五岁,死因为天花。

多铎是乾隆后来评价的"开国诸王战功之最",是多尔衮集团最强悍的军事支柱,也是多尔衮在政治上最坚定的盟友。

皇太极死后那场崇政殿争位,就是多铎第一个在会上公开喊出拥立多尔衮的名字。

多铎死亡的消息传到山西时,多尔衮正率领八位王爷、六万大军征讨大同的姜瓖,战事胶着,八旗进攻受挫。

他接到消息,当即班师,换上素衣,在居庸关外"号哭奔往京城",抵达豫亲王府后扶柩痛哭,几近昏厥。

就在同一年,多尔衮长期患病的身体愈发难以支撑。

他本人自述体弱神疲,源于关外松山之战时"亲自披坚执锐、劳心焦思种下的病根",入关后头昏目眩的症状日趋严重,一度病到在顺治帝面前无法下跪,特被恩准免于跪拜。

支撑多尔衮称帝计划的那个最关键的人,就这样走了多尔衮集团的军事基础,从此缺了最硬的一块。

就在这里,有一份史料,让所有研究这段历史的人都沉默了很久。

顺治七年(1650年)正月,多尔衮追封生母阿巴亥为"孝烈恭敏献哲仁和赞天俪圣武皇后",牌位升祔太庙。

有人认为,这是多尔衮将要称帝的前兆——给生母追封皇后谥号,是登基之前理顺名分的惯常操作。

然而另一部分清史学者却持完全相反的看法:如果多尔衮真的打算称帝,完全可以在称帝之后再追封母亲,届时名分更正,更加顺理成章;他偏偏在生前迫不及待地追封,说明他已经意识到自己未必能等到那一天,所以才急于在有生之年完成这件事。

这两种解读,对应的是同一个人在同一时刻的行动,却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

更让人难以忽视的,是多尔衮在顺治七年(1650年)表现出的一系列微妙变化:他开始减少处理日常政务,设置理政三王协助分担;他频繁前往喀喇城休养;他在病重时曾抱怨皇帝不来探望,事后又惶恐地追究了泄露此事的官员——这个细节暴露了他内心深处的矛盾与脆弱,一个权倾天下的人,居然在意一个十二岁小皇帝有没有来看望自己。

顺治七年(1650年)十一月,多尔衮出猎古北口外,坠马伤膝,以土敷伤,引发感染。

十二月初九日,薨于喀喇和屯,年三十九岁。

死前,他召来大哥阿济格,交代了后事,说了什么,无人知晓。

他的亲随侍女吴尔库尼,在为其殉葬前向近侍罗什告密,说多尔衮曾秘密制作"八補黄袍",令人与东珠朝珠、黑貂褂一起藏入棺中。

八補黄袍,是皇帝才能穿的服制。

这份告密,后来成为顺治清算他的第一张底牌。

这个细节,让这个问题变得更加难以厘清——

多尔衮到底有没有称帝的计划,还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只是把对那把椅子的执念,悄悄压进了自己的棺材里。

而当顺治八年(1651年)二月,苏克萨哈、詹岱等人站出来告发多尔衮谋逆,济尔哈朗随即领衔四亲王联署弹劾,那份长达十四条罪状的清算令从宫中颁出的时候,所有压在多尔衮名下的权力、荣耀与谜团,在同一个冬天,轰然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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