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流萤：信仰的建构与锻铸：《八千里路云和月》中抽象理念的艺术表达

影视观谭

信仰的建构与锻铸：《八千里路云和月》中抽象理念的艺术表达

彭流萤

国产抗战剧的核心命题，历来聚焦于信仰、精神、意志等的表达。而这些无法被镜头直接拍摄的抽象理念，只能依靠人物塑造、视听符号、叙事编排来转译。这些年来，国产抗战剧在这类表达的创作创新上多有探索。无论是依靠人物台词直抒胸臆，通过嘶吼、宣誓、牺牲等戏剧化手段凸显信仰的早期革命浪漫主义创作逻辑，还是在还原战争残酷与历史质感的视听语言中，通过人物变故、内心挣扎与情节推进等展现精神蜕变的历史现实主义创作逻辑，最终要让观众既能领会字面含义，又能产生深层共情。避免将抽象理念简化为空洞的口头标语的关键在于做好充分的视听铺垫，将之落实于人物行为逻辑与环境氛围等的营造之中。

电视剧中信仰的落地呈现，是理论影像化的过程。能否充分激活电视剧视听语言的艺术特性来诠释抽象信仰，这也是抗战题材精神表达能否直抵人心、实现突破的关键所在。《八千里路云和月》以可感、可触的电视视听语言，将信仰具象化，开辟出一条以信仰锻铸为核心的叙事新途。

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

信仰的人物志建构

《八千里路云和月》浓墨重彩描写的不是天生的英雄，而是由现实逼至绝境后被动求生的普通人。剧中的每个人物都是特定阶级与历史境遇的缩影，他们的信仰扎根于人民史观的烟火人间，展现出普通百姓的生存韧性与命运抉择。该剧通过多人物信仰路径的交织、呼应与互文对照，以多声部叙事策略，依托扎实的人性逻辑与历史厚度，来展现信仰形态的立体化与层次性。

1.觉醒拔节：泥泞中的信仰生长

外部磨难击碎旧有的世界观，内在觉醒则在废墟上重建新的意义体系，信仰被具象为典型人物在典型场景中的具体行动与选择，也在与不同人物的信仰碰撞、互动交融中逐步明晰坚定。从国民革命军的旅长转变为新四军苏中军区独立团团长，剧中主角张云魁初始效忠国民党政府，被“党国”的自己人背叛后，他建立在国家与名节之上的精神世界坍塌。个体焦虑如何转化为精神动能？剧中用大量篇幅刻画他困厄与重生过程中的内心挣扎：迷茫时，他呆滞地吞咽纱布、鸡蛋壳，甚至水草；重新振作后，他看到自己耕种的菜苗新生，贴地的低角度镜头放大了他重生般的喜悦，比喻共产主义信仰的萌生是泥土里长出来的精神力量。此后，他完成了从旧军人到共产主义战士的信仰升华。这种信仰是在痛苦对照中向下扎根、缓慢生长的觉醒。迷茫—挣扎—选择—蜕变—坚定，演员的表演在心理变化的递进中，将内在情绪恰当外化，完成了信仰的内化塑造。

剧中的另一位主角孟万福也是成长型革命者：新婚前夕还是厨子的他被强征入伍，临战之际，他钻狗洞逃跑被逮住。历经九死一生后，他与旅长遗孀回到上海，争吵间他认为旅长舍生取义并不明智。张汝贤身陷囹圄、亟待营救，他却始终认为保全自己性命才是当下最重要的事。在冒用旅长身份协助田家泰从事危险事务时，他已坦言做事不是为了金钱，表现出向田家泰与旅长看齐的意愿。在身边人的影响下，他假扮商人在敌伪夹缝中传递情报、转运物资，以清乡经济专员的身份在隐蔽战线发挥巨大作用。从逃避到参与，从事不关己的旁观者转变为生死与共的革命群众，他用质朴的生存哲学和坚韧的道德底色，展现了信仰是如何通过精神层面的成长，在一个努力活着的普通人身上生发和拔节的。

个体心理的裂变与重组，往往是集体精神转型的先声。对被战争抛入地狱的旅长夫人丁玉娇而言，亲人遇难、家园沦陷、公公入狱、房产被贪婪亲戚勾结日本人霸占等现实的切肤之痛，是她价值观重构的导火索。在万福做包子，求田家泰救张汝贤时，她告诉万福“兰陵七绝”可以是真心实意的馒头。万福在后厨竞争时，她为他出谋划策。从张汝贤的“孟府四端”到她的“三不沾”，菜名里彰显的是她的文化素质和生活积淀。她教万福念法语、打领带，怕万福不习惯苦咖啡，让他带糖含着，细节里藏着她从未被消磨的生活智慧。她从为小家而活的旧式贤妻，蜕变为投身革命工作的交通员。这场转变，既是女性主体性的建构，更是个人信仰的淬炼与升华。

至此，个体信仰的成长和转变生动诠释了群体民心如何凝聚成民族大义，抗战精神如何突破党派、阶级、性别的界限，形成全民性的精神共振。

2.光谱对照：多维信仰轨迹与抉择

剧中，田家泰和金奇武等人也呈现出各具特色的信仰轨迹。在民族危亡的宏大叙事中，田家泰代表了抗战时期民族资产阶级的复杂面相，他向往真正的自由，表面上周旋于敌伪之间，实则以商业为掩护从事抗日活动。他跟玉娇聊堂吉诃德挑战风车，感慨人虽处平庸实在之地，却应行勇壮虚幻之事，将光明和希望的灯随手递给了玉娇。他以毁家纾难的壮举证明，个体的生存本能在此刻升华为民族的道义担当。他以死明志的结局，既是个人信仰的终极完成，也象征着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战洪流中的历史抉择。金奇武作为两面派的代表，仅因一只蓝眼波斯猫就轻易改变了立场。他的立场构成了信仰光谱的另一端：不是所有人在历史关头都能完成精神升华。这种不同信仰下的人物命运的对比，在小我与大我的辩证统一之间，强化了全剧的核心命题：信仰的选择不是宿命，而是每个个体在历史十字路口的自由决断。但是，创作者并未将这种对比处理成非黑即白的扁平标签。当理想的纯粹性面临现实的复杂性时，信仰的建构便成为一场与外部世界持续博弈的实践，落到了每个普通人面对历史洪流时的真实处境之上，让信仰始终扎根在真实的人性土壤之中。

从朴素的理性追寻到生活寄托，剧作展现了个体如何在多重精神资源中寻找安身立命之所。剧中的信仰形态在动荡岁月中彼此碰撞、相互渗透，从一盘散沙汇聚成全民抗战的铜墙铁壁，共同谱写了中华民族在危亡时刻的精神史诗，也印证了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品，往往能够在个体命运中折射出整个时代的本质。

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

信仰的艺术锻铸

《八千里路云和月》在视听语言上的探索，将信仰主题的表达推向了诗学与美学的双重高度。剧中的信仰不再是明确用台词告知观众的结论，而是通过精妙的视听创作手法营造氛围，让精神表达具有层次感与纵深感；通过情节转折和叙事冲突，传递情感哲思，完成了对信仰锻铸这一抽象理念的具象化落地。

1.重点意象对信仰力量的强化

剧名《八千里路云和月》本身就是核心视觉意象的集合。剧中的视觉符号不仅是环境塑造的重要元素，更是其精神内核的寄托。月亮是穿越战火、照亮归途的精神灯塔，是信仰与希望的终极符号。流动的云与漫长的路隐喻抗战军民颠沛流离的命运与不屈不挠的意志。这种将宏大理想信念拆解、融入具体意象、串联叙事线索的手法，极大增强了信仰的感染力与穿透力。九个中秋月之清辉不改，直观地呈现了中华民族在至暗时刻对团圆、安宁与尊严的永恒渴望。这里，视听语言将抽象的民族韧性转化为极具东方美学神韵的视觉震撼，而这正是信仰的具象载体。

用充满烟火气的日常意象来承载厚重的精神，也是人物情感具身化的极佳载体。这种创作理念体现在诸多充满生活肌理的视听细节中，如张云魁的“蚕豆”与孟万福的“包子”。玉娇在剧情最初小跑着递给云魁的蚕豆、战场上云魁从军服口袋掏出的蚕豆、团聚后云魁在煤油灯下凝视的蚕豆，凝聚的都是他对妻儿的思念与亏欠。由于革命任务，他无法在现实中拥抱妻儿，蚕豆是他无法履行的丈夫与父亲职责的具象化替代品。当他把蚕豆转赠给月明时，蚕豆代表了父子间跨越时空的情感确认与精神传承。同样，孟万福的包子也是贯穿全剧的关键意象。万福曾说：看着笼屉冒着热气，就是最好的日子。田家泰吃着万福的包子，与万福、玉娇和张汝贤成了生死之交。月明也是吃着包子，找到了万福爸爸。这种味觉与触觉的交互，将乱世中破碎的家庭重新聚合。当万福一家在热气蒸腾的包子摊边团圆时，包子这一充满烟火气的食物，成为平凡人物坚守信仰、回归生活的符号。这些意象，超越了语言的表白，深刻外化了人物内心最隐秘的深情与沧桑。

剧作以日常器物承载宏大历史，将个体命运与民族记忆相关联，战争中的炮火与后厨的烟火亦构成一组独特的对比意象。如张云魁身处的硝烟炮火与孟万福的市井烟火，尤其是万福在战火中逃生后，进了鲁泰居的后厨，在灶台的烟火里恍惚看到死去的战友，将烟火错看成炮火的片段。在火的意象中，两人完成了灵魂的重塑。在炮火与烟火双线并行的全景式结构中，两人殊途同归的信仰轨迹表明：信仰并非高悬天际的星辰，而是无数普通人用血肉之躯踏出的那条通往光明的路。八千里路云和月，照见的不仅是山河破碎的悲壮，还有那些曾想苟活、最终却选择为家国赴死的平凡灵魂，这是信仰锻铸之后人性觉醒的璀璨。

剧作还用佩剑、月饼等意象承载了生死信义和家国团圆，成为维系乱世中尊严与信仰的纽带。这套由核心意象组成的独特符号系统，不仅让全剧构建出一种诗意现实主义的整体美学效果，也让抽象的信仰力量拥有了可触摸的质感。剧作通过具象化的符号不断强化这一主题，使之真正走进了观众的心里。

2.声画结合对信仰根基的加固

在形式层面的探索，剧作绝非简单的技法堆砌。意象之外的声画结合，也通过视听元素的辩证碰撞，在观众意识中激发出超越具象的历史哲思。全剧以玉娇念诵给儿子的回信统领剧情，念诵声交织其中。旁白读信是情感传递的重要载体：信是母爱的流露，记录了从个人悲伤到阶级觉悟的转变过程，更是革命认知不断深化的精神独白。

在将语言艺术与视听元素进行巧妙融合的片段中，南京城破的段落是一个典型。在该场景里，相较于众人逃命时的慌乱之态，镜头特写给到了残破的风筝、大鹅、公鸡等静态物象。如张汝贤临死前在楼顶孤身一人的呐喊，与马路上成群结队的日军喧嚣形成的对比段落，通过极端对立的声画碰撞使得视觉震撼与情感冲击得到双重叠加，以刺目的反差、不和谐的视听感觉让观众在震惊中领悟战争的荒谬与信仰的必要。及至云魁再次面对假投诚、真起义的抉择时，对白中谈及对“无声之剑”的理解，都让信仰的定力在语言张力中得以精准传递。观众在聆听角色心声的同时，更能透过精彩的台词设计，感知那份在民族大义面前锻造出的信仰根基。

贯穿全剧的唱段《满江红》与本剧剧名均源自岳飞的同名词作，这一旋律于剧情中反复回荡。它不仅将民族气节融入观众的听觉记忆，如张云魁在渡江之际吟唱着走调的《满江红》，于悲愤之中获得新生；还巧妙地串联起剧中人物跌宕起伏的人生轨迹，如抗战前的金奇武衣冠楚楚地在田府击节而唱，抗战胜利后他依旧唱着《满江红》，却衣衫破旧、蓬头垢面乞行于街角巷口。这两个人物不同阶段跨越时光的画面，因信仰差异而映照出的人生兴衰，在时代洪流的冲刷下，呈现出极具戏剧张力与悲剧色彩的命运反差。这种以同一旋律编织人物命运对照的声画设计，正是本剧对信仰根基进行加固的核心艺术手段。

此外，废墟产子的段落，夜色中玉娇疼痛的微弱喘息、万福慌乱中找热水消毒的杂乱声响——猫叫、枪声、因恐惧奔逃的孩子的呼喊、瓦片被踩碎后爆出的声响、人声、车子启动的轰鸣声次第出现，这种生死并置、悲喜交加的声音设计，以残酷的听觉对比衬托出在绝望中彼此扶持的微光，这正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内核。直到南京城破后，月色下才响起一声婴儿的啼哭，在冷寂昏暗的画面底色里，新声也是信仰在至暗时刻的萌芽，在极端的视听反差中提炼出生命的韧劲和人性的光辉。这段生命诗篇将抽象的历史创伤转化为直击灵魂的视听韵律，是信仰在绝境里守护新生的笃定选择，实现了历史真实性与艺术审美性的高度统一。听觉的层次铺陈与视觉的底色渲染形成对照，将个体命运和民族信仰牢牢绑定，每一处声音细节都不是孤立的点缀，每一块画面色调都承载着信仰的重量，最终构成了抗战精神最深沉、最持久的微观基础。

3.关键情节对信仰转折的推动

在信仰转折的情节设计上，剧情的叙事进程展现出较高的艺术匠心。每一个信仰转折都不是凭空而来，而是被精心编织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与人物关系中，形成史诗剧场的效果，让观众在间离与共鸣的双重张力中，见证精神蜕变的辩证过程。

剧中的“月”随时间流转，暗合情感变迁的基调，更是信仰标记的刻度。从1937年到1945年，从淞沪会战爆发、南京城破、台儿庄大捷直到抗战胜利，战场上的英勇、逃亡路上的绝望、地下工作中的希望，都通过月相的视觉隐喻获得诗学升华。月亮成为剧中人物信仰轨迹的无声见证者，呈现出信仰是如何在漫长煎熬中淬炼成形的。

伴随关键情节的层层递进，张云魁的信仰转折通过光影设计表达。渡江后，昏迷的他沐浴着晨光漂浮在水面；迷茫挣扎时，被韩小月关心的他又躺到溪水中，波光泛金——这种视觉上的见光，正是精神上见道的外化表达。用光线的渐变呈现人物内心的辩证运动，将精神从破碎到重建的过程视觉化，避免了直白说教。

以张云魁与孟万福为代表的信仰在烽火中的流动与重塑，是全剧信仰转折叙事的核心。两个人始于崇高“死士”与世俗“爬虫”的碰撞，而剧中两个人的身份互换，正是信仰互渗与重塑的关键机制。当张云魁的信仰从“为个人正名”升华为“为人民而战”，孟万福则从“为生存而活”升华为“为家国而斗”，复调叙事的终章，两个独立的人生在更高维度达成和谐，他们的信仰皆指向同一目标：民族解放。这种跨越阶层的深度绑定，在抗战中形成了镜像共生、休戚与共的信仰融合，深刻体现了“人民史观”的内涵。无论是前线将士的浴血奋战，还是后方百姓的坚韧生存，都被赋予同等的庄重与厚度。尤其是孟万福从“自在”走向“自为”，折射出个体生存体验与民族解放进程深度融合。

剧作在关键叙事节点上，巧妙运用了“无声胜有声”的留白艺术。丁玉娇的信仰转折既发生在废墟中儿子出生时，也发生在田家泰举枪自杀后。这些亲历、见证的时刻，往往比任何慷慨激昂的台词都更能传达信仰的力量。这些信仰转折的关键情节，让观众在寂静中听见人物内心的惊雷。

剧中真实的历史细节不是装饰，是信仰表达的可信基石。当人物在声画考究的关键情节中开启信仰的转折时，观众感受到的不是编剧的灌输，而是历史本身的辩证力量。这种史与诗的融合，让信仰的力量在真实的历史肌理中自然生长，实现了历史哲学的诗学表达。

4.叙事冲突对信仰坚定的凸显

在“人民美学”的视域下，将革命信仰转化为审美对象的过程中，冲突是考验信仰最核心的叙事手法，剧作借助多重矛盾冲突，推动剧集实现从以故事讲信仰到以影像铸信仰的跨越。

日常生活的细节往往承载着深刻的信仰博弈，剧集中存在两次关于吃肉引发的冲突。第一次是国民革命军排长上阵前自掏腰包欲食牛肉，被告知无肉后大闹餐馆，坚称自己为保家卫国，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吃点牛肉并不过分，万福现身并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想为餐馆老板解围。另有一处情节发生在第五战区，一位班长因饭食里混杂石子硌掉牙齿愤懑不已，抱怨全军浴血奋战却伙食粗劣，认为中央军歧视川军、同胞相欺。张云魁见状，主动为打饭的小周伸张正义。这两次看似琐碎的生存挣扎，直观呈现了国民革命军内部的认知偏差与意见分歧。此种处理方式彰显了在现实斗争困境中，信仰转变与坚守的必然性。

除了物质层面的生存挣扎，还有两次在田家宴客的对比，也是检验信仰成色的试金石。一次是田家泰组局，另一次则是田家泰死后金奇武组局。餐叙间，万福便借机回忆之前的孟府家宴，以“人有四端”讽刺这些集江湖党工、政客、特务等各种成分的混合体，心中没有信仰、没有忠诚、没有家国。看似平常的家宴，成了不同信仰者的精神修罗场。这种充满张力的叙事冲突，把信仰的真伪拉出来曝晒，让坚定者愈发通透，让动摇者无处遁形。

在信仰的宏大叙事之下，个人的情感往往面临着最残酷的拉扯与取舍。而情感与信仰的伦理突围，通过张云魁、丁玉娇、孟万福、韩小月四人的情感错位来展现。剧中张云魁与丁玉娇两次都是想要走近，却只能清醒克制又遗憾地同框对视。前一次是剧首，在张汝贤教导下两人偷偷对视，玉娇始终在画框边缘，夫妻之间“发乎情，止乎礼”的处理，展现了角色超越个人私情的大义与风骨。第二次则是多年后阴差阳错带着接头任务的重逢，面对错位的昔日爱人，当万福重提月明出生的惊险和张汝贤的生死反差来刺激云魁，玉娇开始主导叙事：“命运没有对错，接受它，珍惜它。”“大家都还活着，这是最好的，我们应当往前走。”让我们看到个体在信仰照耀下的成长。

月映万川的情感归宿与释怀，是个人情感的表达，更是对共同信仰的确认。个人情感与革命信仰的尖锐对立构成了本剧最核心的叙事张力。创作者通过这种极端的矛盾冲突，将抽象的信仰转化为具体可感的人生抉择。当乱世情感在革命洪流中遭遇残酷考验，角色必须在瞬间作出取舍，用沉默保护革命大局，割舍个体的悲欢离合，完成对信仰的最高忠诚。这种叙事策略让信仰扎根于人物的生活逻辑与情感肌理之中。

背负沉重的幸存者负罪感，被污蔑为逃将的张云魁一度陷入精神的死寂。在理想自我的重建中，他的叙事动力不再是个人荣辱得失和成仁取义的血气之勇，而是“把四万万同胞凝聚起来……用人民的战争把帝国主义赶出去”。他在水面上向着延安的方向宣誓，最终在文桥战役中牺牲。从个人理想到人民立场，这种信仰的抉择，正是崇高信仰外化为具体行动的诗篇。这种兼顾个体坚守与集体路线的冲突叙事，不仅是一次理性的政治转向，也展现了革命信仰如何重塑个体人格结构的情感原型。这些或外部对立、或内在挣扎的叙事冲突，把信仰落地成了每个普通人都能共情的选择，也让全剧对信仰坚定性的表达拥有了真实动人的艺术力量。

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

结语

真正的影视艺术是用视听语言“呈现”历史的诗性本质。尽管剧中有的角色台词过于书面化，后半段的战争叙事和时代反思因过度聚焦家长里短而被稀释，双线叙事切换偶显生硬，使该剧还有未能尽善尽美的遗憾。但全剧以真实的战后社会图景为基底，让信仰的建构源于现实、贴合人性；以人民史观为根基，运用高度意象化和生活化的视听符号，以近乎考古的耐心，通过人物志的形式，层层梳理典型情境中人物精神觉醒的复杂纹路，不仅丰富了抗战题材的艺术表达，更为当代观众理解“信仰”二字提供了最具说服力的历史注脚。

从时代召唤到个体抉择，抗战精神是千千万万个体在淬炼信仰过程中汇聚成的抗战精神洪流，这股精神的力量呼唤着更深沉的信仰觉醒。《八千里路云和月》以精湛的艺术表达和深刻的理论洞察，成功实现了信仰的立体化表达，解决了抗战题材影视创作中宏大历史命题难以在荧屏上呈现的难点，使抗战剧在精神表达上进入了更为高级、更为综合的影像艺术境界。

本文系2024年国家社科基金社科学术社团学术研究一般项目“媒介共生视域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像建构与传播策略研究”（项目批准号：24SGC068）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编审

责任编辑：唐心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