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上海书展,一本《二万五千里(珍藏本)》影印出版,让一段被尘封多年的故事重新浮出水面——长征最原始、最完整的回忆录底本,竟然一直藏在上海,由一个叫谢澹如的普通人,在家里的隐秘角落守护了近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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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万五千里(珍藏本)》图书实物封面
大多数人听到“长征”,想到的是瑞金、遵义、雪山、草地。上海,一座没有红军走过的城市,跟长征能有什么关系?
但如果你把长征看作一个完整的历史事件——行军、战斗只是前半段,记录、传播、让世界知道红军做了什么,是后半段——上海的角色就立刻浮现出来:它是长征的国际传播总窗口、核心史料守护地,以及早期出版发行的唯一枢纽。
三者叠加,让上海成了长征历史从“事件”转化为“全球认知”的关键中转站。
守护者,一个普通上海人藏了30年的秘密
《二万五千里》誊清稿本,是目前已知仅存的完整早期长征回忆录原生态底本。它的作者阵容惊人——董必武、李富春、陆定一、张爱萍等40余位长征亲历者,在长征结束后不久,集体撰写了这部最早的红军长征回忆录。
这不是后人整理的历史研究,而是亲历者刚走下战场留下的第一手文字。
手稿怎么到上海的?1937年,冯雪峰将它从延安带到上海,托付给一个叫谢澹如的人。谢澹如不是什么中共高层,他是一位党外进步人士,湖畔诗社成员,出身上海殷实家庭。
在随后近30年里,上海经历了沦陷、白色恐怖、多次抄家、战乱迁徙,他始终将手稿藏在最隐秘的地方,从未对外披露。1962年病逝前,他嘱咐家人:把手稿捐给上海鲁迅纪念馆。
这个选择本身就很“上海”。谢澹如不是去延安保存它,而是利用上海租界和殷实家庭提供的缓冲空间,让一份在别处几乎不可能存活的红色文献,安全地度过了最危险的几十年。为什么是上海?因为当时只有上海,能提供这种“在白色恐怖中藏住火种”的缝隙。
200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按原样影印出版了这份稿本。与延安版本对比,上海誊清稿本多收录了多篇此前未见的珍贵篇目,为长征研究提供了全新史料——这正是谢澹如那30年沉默守护换来的。
世界第一次知道长征,是从上海发出的信号
长征结束后,国民党严密封锁红军消息,外界对长征的认知几乎为零。打破这个铁幕的,是上海。
上海出版的英文《密勒氏评论报》,是全球第一个用“史诗”来定义长征的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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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近译介的海外红色主题经典合集展示
而且宋庆龄是联络他进入苏区采访的关键牵线人,他的《红星照耀中国》采访素材,也是从上海发往全球的。
更早的传播节点,则在一位长征亲历者身上。1935年,陈云受组织派遣,秘密抵达上海执行任务。在等候赴苏船只的一个多月里,他开始梳理长征亲历见闻,完成《随军西行见闻录》初稿。
为了突破国民党书报审查,陈云以“廉臣”为笔名,假托一名被俘国民党军医的视角展开叙述,写下了这份最早向世界系统介绍长征的公开文本。文末标注写作时间为“沪滨廿四年八月”,即1935年8月写于上海。
它的面世时间早于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英文初版一年多,是首部由长征亲历者撰写的公开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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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军西行见闻录》早期出版物封面
陈云这篇文字的传播链同样依赖上海:文章在巴黎《全民月刊》连载后,1937年进步青年王福时在上海丁丑编译社秘密印刷的《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中,将它作为附录收入,首次传入国统区。1949年,上海群众图书公司正式出版国内单行本。
从创作、秘密印刷到公开出版,这条链从头到尾以上海为核心节点。
再往后,1938年3月,胡愈之在上海主持11人翻译团队,根据斯诺亲自赠予的抄稿,秘密出版了《西行漫记》(即《红星照耀中国》中文版)——这是该著作在国统区广泛传播的关键版本。
当时上海是国统区长征相关文本地下印刷、发行的唯一核心渠道,大量进步青年通过上海出版的相关书籍,受感召奔赴延安。
上海复旦大学《文摘》杂志在1937年率先连载斯诺《毛泽东自传》和《长征》中文版,上海黎明书局随后推出《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文单行本——这些出版行为,放在今天看就是一场接一场的“信息突围战”。
今天你在上海书展看到的,是它90年前就该被看到的模样
2026年上海书展,长征胜利90周年,上海集中推出了一批成果:《二万五千里(珍藏本)》完整影印馆藏稿本,配套出版《长征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系统梳理这份稿本的历史价值;上海三联书店首次将史沫特莱《中国之未来》、斯特朗《人类的五分之一》《明日中国》完整译为中文出版,填补了长征相关海外记录的翻译空白;沪苏浙皖四地档案部门联合编纂《书信家国——长三角地区红色书信档案选编》,收录含长征相关时段的红色书信近40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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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手写书信与《书信家国》书籍展示
这些书第一次大规模集中亮相,某种意义上,是上海在90年后,用出版的方式,把当年那些躲在租界小作坊里秘密印刷、藏在粮袋衣包里偷运的文本,堂堂正正摆在书架上。
上海与长征的关系,不是“一个城市和一段历史”的简单关联。它是三重角色的叠加:一个普通人用近30年沉默换来的史料守护,一条从上海租界发往全球的信息传播链路,以及一批在白色恐怖中坚持出版的文字。这三件事,长征途经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做不到,只有上海可以。
当谢澹如把《二万五千里》手稿交到鲁迅纪念馆的那一刻,他完成的不仅是个人的托付,也是这座城市为长征历史所做的最长情的守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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