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蜱虫叮咬后，他们开始对吃肉过敏，而且这样的人越来越多

2007年夏天，弗吉尼亚大学过敏学家Thomas Platts-Mills被蜱虫叮咬后，竟对自己吃了一辈子的羊肉产生了过敏反应。他后来发现，这种过敏的致敏原是一种糖分子，症状在进食数小时后才出现，而诱因正是蜱虫的叮咬。

这种疾病被称为α-gal综合征。2026年7月，美国疾控中心（CDC）的最新调查显示，在部分高发州，根据献血者样本推算，血清阳性率接近三分之一。但需要指出的是，抗体阳性不等于患病，因此真实的患病人数至今仍不清楚。

这种病究竟有多普遍？中国有没有？为什么被蜱虫咬了就不能吃肉？它能否被治愈？2026年7月，来自多个领域的科学家第一次坐在一起，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撰文 | 木木

Thomas Platts-Mills是弗吉尼亚大学过敏学家，研究过敏已经快五十年。2007年夏天，他在弗吉尼亚的山间徒步，回来后发现腿上爬满了蜱虫幼虫。当时，他并未在意。

几个月后的11月，他到伦敦出差，吃了两块羊排。凌晨三点，他被痒醒了，全身覆盖着荨麻疹。“凌晨三点我就开始发痒，浑身起疹子，”他后来回忆道。一个研究过敏的人，自己成了过敏患者。

Thomas Platts-Mills，摄于2010年。他既是α-gal综合征发现史上的关键研究者，也在2007年被蜱虫咬后成为患者。| 图源：Itsneverlupus / Wikimedia Commons

更奇怪的是，他的免疫系统攻击的是一种糖分子。多数经典食物过敏原是蛋白质，Platts-Mills的过敏属于罕见的例外。症状要等数个小时之后才出现，远比典型食物过敏慢得多。而且，这种过敏是由蜱虫叮咬诱发的。

这种疾病叫α-gal综合征（alpha-gal syndrome，AGS）。在Platts-Mills被蜱虫叮咬的2007年，关于α-gal的现代机制研究刚刚起步。2011年，北京协和医院在全国变态反应学会年会上报告了中国首例病例。

到了2026年，美国CDC的最新调查显示，在部分高发州，由献血者样本推算的血清阳性率已接近三分之一。

每四个人里就有一个？

这种病到底有多普遍？

2023年7月，CDC发布了一份报告：2010年至2022年间，美国累计记录了超过11万例疑似α-gal综合征病例。仅在2017至2022年间，平均每年新增约15,000例实验室阳性记录。CDC估算，全美可能有96,000到450,000人受这种疾病影响。

2026年7月2日，CDC又发布了一项新的调查。研究人员从10个州各抽取300名献血者的血清，检测α-gal特异性IgE抗体，并按年龄和性别加权推算16岁及以上人群的血清阳性率。结果令人吃惊：阿肯色州的血清阳性率高达31.2%，密苏里州26.0%，弗吉尼亚州22.8%。五个高发州合计，每四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抗体阳性。而在美国西北角的华盛顿州，这个数字仅为1.1%。

CDC研究中，圆点纵坐标表示各县献血者样本未经加权的α-gal特异性IgE阳性率，圆点大小表示该县献血者数量。州级31.2%、26.0%等数字另经年龄和性别加权，不能直接从图中圆点读取。| 图源：CDC / MMWR

但这里有一个关键的区分：抗体阳性不等于患病。

31%的人体内检出了α-gal IgE抗体，并不代表31%的人吃牛排会过敏。抗体阳性只意味着“致敏”，即免疫系统曾经接触过α-gal并产生了抗体，但许多致敏者并无临床症状。

纽约Suffolk County一家变态反应诊所回顾了10年的病历，发现在全部转诊患者中，7.5%只有血清阳性，而无与AGS相符的症状。CDC在这份报告中明确警示：如果对没有症状的人也进行检测，只会导致过度诊断和不必要的饮食限制。

那真实的患病人数到底是多少？诚实的回答是：不知道。

α-gal综合征目前不是美国的法定报告疾病，没有全国性的病例报告系统。45万的上限估算建立在一系列关于医生认知率和检测率的假设之上。而据CDC的一项调查，42%的美国医疗服务提供者从未听说过α-gal综合征。在被诊断之前，许多患者可能辗转多年。他们半夜的胃痛被当成食物中毒，荨麻疹被当成普通过敏，因为没有哪个医生会想到问一句：“你最近被蜱虫咬过吗？”

这不只是美国的问题。据Nature报道，澳大利亚是全球α-gal过敏报告率最高的地区，在部分蜱虫活跃区域，每10万人中超过700例报告病例，2020年以来疑似病例每年增长22%。在2020年发表的一篇综述中，部分日本研究样本中有2%到4%的人已经对α-gal致敏；丹麦的血清致敏率在1990年至2016年间从1.3%升至3.2%。这些研究的样本和指标不同，不能直接比较，但它们共同说明，α-gal致敏和相关过敏已在多个大洲被观察到。

不只是不能吃牛排

对患者来说，α-gal综合征意味着日常生活的全面改变。

不只是不能吃牛排。猪肉、羊肉、鹿肉、兔肉，多数非灵长类哺乳动物的肉都含有α-gal。部分患者连乳制品也不能碰。更隐蔽的暴露来自加工食品中的猪油、明胶和牛肉汤底，以及交叉污染。

药物是另一层风险。Sharon Forsyth是非营利组织Alpha-gal Alliance的执行总监，也是一名患者倡导者。2026年7月，在首届α-gal综合征科学会议进行期间，她接到一个电话：一位患者第二天要接受手术，刚刚发现医生计划使用肝素——一种主要从猪肠黏膜中提取的常用抗凝血剂。

“我不是医生，也没有医学背景，”Forsyth说，“但他们没有其他人可以询问。我只能说：把这些论文带给你的医生，然后你必须信任他们来做风险收益分析。”

CDC指出，并非所有AGS患者都会对每一种动物源产品产生反应，具体风险取决于制剂、剂量和个人病史，应由医生评估，患者不应自行停用抗凝药物。

Forsyth正在推动将α-gal正式列为主要过敏原的政策，要求食品和药品标签注明是否含有来自哺乳动物来源的成分。但据她介绍，目前大多数制药公司并不标注其产品是否含α-gal。

Facebook上最大的α-gal互助群组“The AlphaGal Kitchen”在2026年7月时被报道有82,000名成员。据Forsyth说，这个数字在两周内就增加了4000人。Reddit和TikTok上也有不少相关内容。一种曾被认为罕见的疾病，在患者自发组织的推动下，正在进入公共卫生的议程。

中国的情况同样值得关注。2011年，北京协和医院在全国变态反应学会年会上首次报告了国内病例。2015年，协和团队发表了相关研究论文，后续综述将其称为首例经α-gal特异性IgE等检查支持并正式发表的亚洲病例。在中国广泛分布的长角血蜱（Haemaphysalis longicornis）与诱发AGS相关。但15年过去了，公开资料中尚未见全国性的AGS病例统计，国内公众和临床认知程度也缺少系统调查。

一种打破常规的过敏

为什么被蜱虫咬后就不能吃肉？

多数经典食物过敏原是蛋白质。但α-gal综合征的致敏原是一个糖分子，全名叫半乳糖-α-1,3-半乳糖（galactose-α-1,3-galactose）。这个糖分子存在于多数非灵长类哺乳动物体内，但人体不产生它。人体虽然不能合成α-gal，却普遍存在针对它的IgG和IgM等天然抗体，通常被认为与肠道菌群中相似表位的长期刺激有关。然而，这些抗体并不会引发过敏。

蜱虫叮咬改写了这一过程。当蜱虫吸血时，唾液中携带的α-gal相关抗原被注入人体。蜱唾液中的免疫调节成分和经皮途径的暴露，被认为可能共同促使免疫系统产生α-gal特异性IgE抗体。IgE是过敏反应的关键介质。此后，当这个人摄入含α-gal的食物或接触某些动物源医疗产品时，就可能发生过敏反应。是否发作还受剂量、辅因子（如酒精、运动）和个体敏感性的影响。

研究者提出的α-gal致敏模型：蜱唾液中的α-gal相关抗原和免疫调节分子可能推动Th2型免疫反应，促使B细胞产生α-gal特异性IgE。图中路径仍包含尚待验证的环节，不代表机制已经完全确定。| 图源：Román-Carrasco et al., Frontiers in Allergy / PMC

但为什么症状要等几个小时才出现？花生过敏在几分钟内就会发作，α-gal综合征为什么不一样？

一种尚未证实的解释认为，红肉中的α-gal以糖脂形式存在，经消化后随脂质进入淋巴系统，被打包成乳糜微粒（chylomicron），这个吸收和转运过程本身就需要数小时，可能造成了过敏反应的延迟。“这个假说已经提出五六年了，但还未被证明，”Platts-Mills说。症状通常在进食两到六个小时后出现，个别情况下更晚。

而且，症状谱极宽。有人只是胃痛腹泻，容易被误诊为食物中毒或肠易激综合征。有人全身荨麻疹。严重者可致过敏性休克，且已有确认的死亡病例。

此外，还有一个反直觉的事实：这种过敏可能逆转。食物过敏的自然史因过敏原而异，牛奶、鸡蛋等过敏常可随年龄缓解，花生和树坚果过敏则较持久。AGS的特殊之处在于，如果患者能避免进一步的蜱虫叮咬，α-gal特异性IgE水平会随时间下降。

据Nature报道，在避免蜱咬数年之后，部分人有可能在过敏专科医生的评估和监督下，重新开始吃红肉。不过Platts-Mills本人自2007年患病至今，仍然不能吃红肉。“我觉得我可能永远摆脱不了了。”他说。

从癌症药物到蜱虫分布图

回到故事的开头，Platts-Mills是怎么把蜱虫和红肉过敏联系起来的？这个故事的起点，不是过敏，而是癌症。

2004年，抗癌药物西妥昔单抗（cetuximab）获得美国FDA批准。很快，医生们发现了一个异常：在部分癌症中心，超过20%的患者在首次输注cetuximab后出现了严重超敏反应，其中包括过敏性休克。通常，单克隆抗体类药物在多数地区的此类反应发生率远低于此。“反应的发生率是异常的。”Platts-Mills说。

弗吉尼亚大学的肿瘤科医生向他求助。Platts-Mills和他的团队开发了一种专门针对cetuximab的ImmunoCAP检测法，用于测量患者血清中对该药物的特异性IgE抗体。结果发现，那些对cetuximab产生严重反应的患者，在治疗之前血液中就已经存在针对这种药物的IgE抗体。这些人从未接触过cetuximab，他们体内的抗体是哪来的？

线索来自药物本身。研究人员分析了cetuximab的化学结构，发现生产该药物所用的小鼠骨髓瘤细胞系在药物表面修饰了异常大量的α-gal糖分子。“这毫无疑问地证明了，在治疗前体内存在针对这个分子的IgE抗体，能够预测你是否会出现过敏反应，”Platts-Mills说，“这是一个重大发现。”

更关键的是地理分布。2008年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研究发现，田纳西和北卡罗来纳的癌症中心约22%的患者对cetuximab产生严重超敏反应，而波士顿的癌症中心不到1%。对照组血清呈现相同规律：田纳西约20.8%的人有α-gal相关IgE抗体，波士顿仅0.6%。“从未见过一种药物反应在地理上分得这么清楚，”Platts-Mills说，“拥有这种抗体跟癌症没有任何关系，完全跟田纳西的乡村有关。”

他当时的学生Scott Commins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我们开始想，天哪，你怎么会突然对牛肉里的一种蛋白质过敏，又对猪肉里的另一种过敏，还对羊肉里的第三种过敏？如果这一切都是α-gal呢？”他们用已有的α-gal ImmunoCAP检测法去检测红肉过敏患者的血清，果然，这些患者的血清中都含有α-gal特异性IgE抗体。“故事就是这样拼凑到一起的。”Commins说。

剩下的问题是：α-gal抗体从何而来？Platts-Mills让团队成员搜索CDC的疾病分布图，寻找与过敏反应地理分布相吻合的图谱。一张图跳了出来：洛基山斑点热（一种蜱传疾病）的分布图，与cetuximab过敏反应和红肉过敏患者的分布高度重合。

此时团队已经入组了约130名红肉过敏患者。“我们从来没有问过任何人：‘你被蜱虫咬过吗？’”据Platts-Mills后来回忆道，Commins逐一回拨了这130名患者的电话。结果超过90%的人表示有蜱虫叮咬史。Platts-Mills记得他问的第一个患者是一位鹿猎人，当他卷起裤腿，腿上满是蜱虫叮咬的痕迹。

2009年，Commins和Platts-Mills发表论文，记录了24例食用红肉后出现延迟过敏反应的患者，全部检出α-gal特异性IgE抗体。2011年，他们发表了另一项关键研究，系统报告了蜱虫叮咬史与α-gal特异性IgE水平之间的显著关联。蜱虫、α-gal、红肉过敏之间的证据链，由此逐步建立。

后来，南密西西比大学的分子昆虫学家Shahid Karim的团队在孤星蜱（Amblyomma americanum）和黑腿蜱的唾液腺和唾液中检出了α-gal相关抗原，并通过人血膜饲喂实验提示其来源不完全是哺乳动物血餐。“这可能意味着，因孤星蜱叮咬而患上α-gal综合征的风险比我们原来以为的更高，”Commins说，“因为它们似乎自己就能制造α-gal。”

孤星蜱雌虫背部有一块醒目的白斑。它是美国α-gal综合征最主要的相关蜱种。| 图源：Sam Droege / USGS Bee Inventory and Monitoring Lab / Wikimedia Commons

同样的故事在其他大洲展开。大约在同一时期，澳大利亚悉尼皇家北岸医院的过敏专科医生Sheryl van Nunen报告了类似的现象：部分患者在被澳大利亚麻痹蜱（Ixodes holocyclus）叮咬后出现了红肉过敏。

“世界上好几个地方的人早就注意到，有些人被蜱虫咬了以后对红肉过敏，但他们没有机会搞清楚究竟是什么糖，”Platts-Mills说，“cetuximab给了我们优势。”

如今，α-gal综合征已在所有有人类居住的大洲被报告。与AGS相关的蜱虫因地而异：美国主要是孤星蜱，澳大利亚是麻痹蜱，欧洲是篦子硬蜱（Ixodes ricinus），中国和日本是长角血蜱。“每个地方的蜱虫不一样，但都是蜱虫。”Platts-Mills说。

为什么越来越多人得这种病

白尾鹿是孤星蜱的重要宿主。老道明大学生物学教授Holly Gaff在2026年7月的α-gal科学会议上说：“我们把白尾鹿从灭绝边缘拉了回来。当我们拉回鹿的时候，我们也拉回了它们的寄生虫，然后我们惊讶地发现它们出现在自家院子里。”

过去一个世纪，因狩猎管制、重新引入和美国东部的再造林，白尾鹿种群大幅恢复。“我们为孤星蜱创造了一个完美的生态环境，让它们爆发。”Gaff说。

白尾鹿是孤星蜱各生活史阶段的重要宿主。20世纪以来鹿群恢复，也为蜱虫重新进入人类居住区提供了更多宿主。| 图源：Courtney Celley / U.S. Fish and Wildlife Service / Wikimedia Commons

孤星蜱曾局限于美国东南部，如今在西部和北部更多地点被记录到。研究显示，这种扩张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反映了孤星蜱历史分布范围的恢复，与白尾鹿种群恢复和土地利用变化密切相关；气候变暖也可能是因素之一，但目前不能确定为主因。在马萨诸塞州的玛莎葡萄园岛（Martha's Vineyard），2011年的蜱虫调查在居民院子里只能找到几只孤星蜱。玛莎葡萄园岛蜱虫项目负责人Patrick Roden-Reynolds说：“现在我在人们的院子里一次能找到2只到200只。”

鹿群恢复带来更多蜱虫，蜱虫活动范围在扩大，人类居住区向郊野延伸增加接触机会。但“诊断上升”在多大程度上源于实际患者增多，多大程度上源于过去漏诊而现在被识别到，目前没有人能搞清楚。据Scientific American报道，α-gal综合征患者倡导者Forsyth说，诊断数量的上升是“完全明确的”（absolutely unambiguous）。但在有全国性监测系统之前，“上升”的确切含义仍然是一个开放性问题。

据Scientific American报道，2026年7月7日至8日，兽医、医生、昆虫学家和流行病学家坐在了同一个会场里，讨论同一种疾病。这是首届专门讨论α-gal综合征的科学会议，由Commins牵头组织，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北卡州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和CDC联合举办。

“没有任何其他事情能让一个兽医、一个医生、一个昆虫学家和一个流行病学家坐到同一个房间里来，对同一个综合征进行研讨，”如今已是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过敏与免疫学教授的Commins说。他的目标是建立“一套国家级的研究优先议程”。

距Platts-Mills 于2007年夏天在弗吉尼亚的山径上被蜱虫叮咬，已经快二十年了。他至今如果吃红肉，仍会起疹子。

“我们仍然在黑暗中摸索，”密苏里大学免疫学研究者Benjamin Casterline说，“但找到对患者有效的方案是我们的责任。”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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