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三战士要运20名伤员过黄河，敌在追路难行，终在最后一刻过河

张润平，1930年出生，陕西渭南市花园村人。

1945年9月，花园村燥热难耐，村里田间行人寥寥。国民党官兵正在当地的村子里抓壮丁。

15岁的张润平和不到10岁的弟弟被父亲带到舅公家。父亲说：“润平，你和弟弟好好藏在你舅公家，别乱跑。”兄弟俩在父亲的交代下躲在屋子里不敢出声。

“咚咚咚……“”突然，几声粗野的敲门声打破寂静。门外的国民党兵来势汹汹。

父亲随后出了门。仅仅片刻，张润平就听到一声大喊：“这里有一个，快抓走。”他父亲一出门就被国民党兵抓获了。

张润平深知，父亲是家里唯一的劳动力，而弟弟尚年幼，需要人照顾，整个家都需要父亲。15岁的张润平作出了艰难的决定——替父从军。

此后，他跟随国民党部队南征北战，直到1947年，一场战争彻底改变了人生轨迹。

1947年3月，张润平在延安附近的战斗中负伤晕厥。等醒过来后，他已经躺在了共产党的医务所里。

老年的张润平回忆道：“我的第一印象觉得解放军对伤员很照顾、很细心。等我伤好了，领导来问我愿不愿意留下，我当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留下。后来想想，那时候这么坚决选择留下，医务所给我的良好印象应该起了很大的作用。”

从此，张润平便成为了关中警备一旅的一员，开始了卫生兵的生涯。

这年，国民党军正在攻打延安，每天都有飞机一批一批地从头顶上空飞过，轰炸声、枪炮声不绝于耳。我西北野战军采取不断转移地点、偷袭等战术与敌人周旋，给敌人造成了很大损失。

不久之后，我军就在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个地方连打三个胜仗。这三场战役之后，胡宗南的气焰慢慢熄了下去，只以洛川、榆林等城市为防线进行固守。

1947年10月，我军解放了韩城，开始攻打宜川。宜川一役后，张润平所在小组接到任务，他们要将20多个伤员悉数运过黄河，送往山西的解放区。这时，小组里只有一个医生，连带着张润平共两个护士，人手不足成了一个难题。

几经琢磨，他们想出个法子，雇了当地前往山西走亲戚的百姓，帮忙将伤员抬过黄河。山路崎岖难走，大伙抬着伤员，行军速度大打折扣。

没多久，走在后面的后卫部队赶上来告诉张润平：“快走快走，敌人快追上来了。”张润平听后赶紧加快速度赶路，跑不动了歇两下又继续跑。不知不觉中夜幕降临了。

此时他既看不见路，又不知道队友在哪儿，还不敢大喊，只能顺着路往前走。无助的恐惧和难料的危险使张润平精神高度紧张，他只能摸黑顺着道走，等赶到壶口准备过河时，部队已经开始在撤桥板了。

“那个地方水流湍急，桥离水面大约只有两三米高。幸亏我赶上了。倘若晚几分钟，就过不了桥了，我和身边的那两个伤员都会被俘。”提起那次经历，张润平心有余悸。

过了黄河就到了山西，天蒙蒙亮，张润平与组里的医护人员继续往前赶路。走着走着，他发现路边窑洞里有两个伤员，伤口溃烂，都长出了蛆，看上去痛苦不已。见此情形，张润平立马拿出医药箱，用仅有的碘酒、纱布，为伤员们清洗伤口包扎。

原来，那些雇来的百姓中有的因为早已到山西，在不知道把伤员往哪儿送的情况下，就直接把他们放置到窑洞里就走了。

张润平给两名伤员处理完伤口后，就把他们安顿回窑洞里，并告诉他们，等找到部队就马上来接他们。怀揣着一颗救人的心，张润平仅走了大约半天的时间，就找到了部队，向部队汇报了伤员的事情后，部队立马派人把伤员接了回来。

“我现在回想起这样事，依旧自豪，我可是救了两条命！”说到这里，张润平饱经风霜的脸上泛起笑容。

1948年初，春寒料峭，瓦子街战役正式打响。

瓦子街这个地方很适合埋伏。中间一条街，是必经之路。两边有些房子，旁边还有一条水渠。西北野战军在此采用了“围点打援”的战术。当国民党将领刘戡带领部队经过瓦子街时，一场腥风血雨的恶战便开始上演，漫天的枪声、炮声混杂在一块儿，前线运来的伤员一批又一批。

这是一次与死亡的较量。送过来的伤员很多，张润平也不记得处理了多少伤员，只知道时间紧迫，连水也顾不上喝一口。

此时已成为护理班长的张润平目光如炬，把救治伤员当成了一个无声的战场。

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由于生活困苦，粮食有限，医务所里的伤员吃的是当时最好的高梁和小米，一星期还能吃一次面粉。而张润平等救死扶伤的医护人员吃的只有黑米，但无人抱怨。

张润平说：“我们觉得这些都是应该的。那些伤员在战场上流血牺牲，我们别的不能做什么，只有把他们照顾得好一点。”

瓦子街战役是一场大战，经过三天的浴血奋战，共歼灭国民党军5个旅2.9万余人，粉碎了胡宗南集团阻止西北野战军南进的企图，有力地策应了中原野战军的作战。

张润平说：“只有亲眼见证过，亲身体验过，才知道现在的生活多么来之不易。”

解放后，张润平转业到台州一医院，晚年住在黄岩。年老的他很喜欢看电视，解放战争时期的电视剧每天都看。随着电视画面的不断变换，张润平时而热泪盈眶，时而激动起立，好像重新回到了那段烽火硝烟的革命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