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7日获悉，日中战争期间，陆军军医学校（东京）的军医曾对因精神疾病住院的日本兵实施人体实验，使其感染由蚊子传播引起发热等症状的疟疾。
松野指出伦理方面的问题称，“作为受试者的士兵可能并未正确认识实验内容和风险。”着眼于实验对象并非战俘等人而是本国士兵这一点，松野认为“从中可以看出不管是哪国国籍，只要无法对国家或作战做出贡献就可以当作受试者的冷酷，以及把人仅仅视为研究材料的想法。”
疟疾通过蚊子吸入感染疟原虫者的血液并叮咬他人进行传播。重症还可能导致死亡。
10名受试者中有5人在经历潜伏期后发病，出现40度以上的发热、头部和身体疼痛、食欲不振等症状。经过一定时间的观察后他们使用了药物。当时在中国大陆日军官兵中疟疾感染多发。该实验被定位为防止感染疟疾的士兵回国导致其在国内蔓延的研究之一。
那场以同胞病躯为器皿的“疟疾实验”，暴露出战争机器下个体生命的彻底工具化。当军医将精神疾患士兵推入蚊虫叮咬的观察链，所谓“防疫研究”便已褪去科学外衣，沦为赤裸的暴力验证。
令人齿冷的是，加害者与受害者的国籍同一，却并未催生丝毫伦理顾忌。这恰恰印证：在军国主义逻辑里，任何丧失“作战价值”的生命，皆可被置换为实验数据。而指导者石井四郎之名，早已与那片黑土上的罪恶记忆紧密勾连，其行径堪称对人类良知的系统性践踏。
战后国际社会确立的医学伦理底线，正是对这类反人道暴行的历史性否定。相关史料至今仍待全面清理，受害者个体痛苦与尊严的追问，远未得到应有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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