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堂屋里静得能听见墙角有虫子在叫。
大伯和二伯面前各摆着一张六百万的存单，红纸包着，看着烫眼。
姑姑攥着学区房的钥匙，来回摩挲，指头肚都搓得发白。
爷爷靠在太师椅上，喘着粗气，像把半辈子的话都咽进了喉咙。
轮到我爸时，他只轻轻摆了摆手。
我爸愣了一瞬，笑了笑，弯腰端起痰盂转身往外走。
刚跨过门槛，爷爷的声音像根钉子钉住了整个堂屋：“老三，还有份东西，你过来签个字。”大伯手里的存单角卷了起来，姑姑的钥匙串哗啦响了一声。
我爸慢慢转过身，看见爷爷从怀里掏出一个牛皮纸袋，那是什么，谁也不知道。
01
我在省城接到我妈电话那天，正陪着客户喝酒。
电话响了三遍我才接起来，我妈的声音沉沉的：“你爷查出肝上的毛病了，医生说不太好。你请个假，回来一趟吧。”我握着手机，酒醒了大半。
挂断电话跟客户赔了个笑脸，连夜开车往回赶。
到镇上已经后半夜。
老宅的灯还亮着，透过院墙能看见堂屋里有人影晃动。
我推开院门，门轴吱呀响了一声，像是惊动了什么。
大伯韩正诚坐在堂屋靠墙的椅子上，面前摆着半杯凉茶，眼皮耷拉着，像是困了又像是想着什么心事。
二伯韩俊爽在院子里的石榴树下来回踱步，手里夹着一支烟，烟灰积了老长一段，也不弹。
姑姑韩桂莲在灶房门口站着，围着围裙，手里攥着一块抹布，眼睛红红的，像是刚哭过。
我挨个喊了一遍。
大伯冲我点了点头，没站起来。
二伯掐灭烟，问我路上好不好走。
姑姑没接话，转身进了灶房，很快传来锅碗碰撞的声响。
我站在堂屋中间，忽然觉得自己像个外人。
屋里的空气黏糊糊的，闷得人透不过气。
我走到爷爷房门口，门虚掩着。
透过门缝，我看见我爸坐在床沿，正低头给爷爷揉脚。
爷爷半靠着枕头，闭着眼，呼吸有些重。
我爸一句话不说，一下一下地揉，动作很慢，像是在做一件做了很多年的事。
灯光昏黄，落在他们两人身上，把影子拉得很长。
我轻轻敲了敲门框。
我爸回过头，看见是我，点了点头，没说话。
爷爷也睁开眼，嘴角动了一下：“峻熙回来了？”我嗯了一声，喉咙有些发紧。
我退出来走到院子里，石榴树的叶子落了满地。
姑姑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我身后，声音不高不低：“你爷这身体，还不知道能撑多久呢。人还没走，一个个都赶回来了。”话里有话。
我没接。
她也没再多说，转身走了，围裙带子在腰后甩了一下。
那晚我睡在偏房。被褥透着一股潮气，像是许久没人住。我翻了个身，听见隔壁传来我爸和我妈压着嗓子说话的声音。
“爹的意思是，趁他还清醒，把该分的都分了。”我妈的声音有些哑，“你两个哥哥一个妹妹，眼睛都盯着呢。”我爸的声音闷闷的：“分就分吧。爹的东西，他做主。”我妈沉默了一会儿，又说：“你真的一点都不争？老宅的拆迁款，少说也是两千万。”我爸没有回答。
隔了很久，我听见他翻了个身：“睡吧，明天还得早起给爹熬药。”
我盯着黑漆漆的天花板，心里翻来覆去的。
老宅拆迁的事，镇上早就传开了。
临街的院子，占地又大，补偿少说两千万。
这笔钱要是分起来，我爸就算拿小头，少说也够在县城买套房了。
可我爸那语气，像是根本不打算开口。
第二天一早，院子里飘着小米粥的香气。
我爸天不亮就骑三轮车去了镇上集市，买了条活鲤鱼回来，说要给爷爷炖汤。
我起来的时候，他已经蹲在井台边刮鱼鳞了，袖子挽到胳膊肘，手指被冷水冻得通红。
我打了声招呼，他抬头看了我一眼：“起这么早？去灶房帮你妈烧火。”我说好，又看他低头刮鱼，手很稳，一刀一刀的。
爷爷从房里出来，扶着墙，慢慢挪到堂屋太师椅上坐下。
大伯从偏房出来，看见爷爷，快步走过去要扶，被爷爷摆摆手挡开了：“我自己能走。”大伯收回手，站在原地，笑得不那么自然。
二伯从车里提了一袋虫草进来，放到桌上：“爹，我托人从省城带的，泡水喝，养肝。”爷爷看了一眼，没说话。
虫草盒子上的商标都没撕，亮晶晶的。
姑姑端着一碗粥进来，往爷爷手边一放：“爹，趁热喝。”爷爷没接碗，抬起眼看了一圈，忽然说了一句：“分家的事，我定了，三天后办。”堂屋里的动静一下子停了。
大伯刚端起的茶杯停在半空，茶水晃了一下，溅出来几滴。
二伯的手在衣兜里攥了一下，像是攥着什么重东西。
姑姑的眼睛亮了一下，又赶紧压下去：“爹，你说这些做什么，身体要紧。”爷爷没搭腔，转头看向院子里：“老三，你去把后面那棵老槐树修一修，过几天家里要来客人。”
我爸在井台边应了一声“好”，放下鱼就出去了。
不一会儿，锯木头的声音隔着院墙传过来，一下一下的，闷闷的，像是砸在人心口上。
我站在堂屋门边，看着爷爷在太师椅上闭起了眼睛，手里捻着一串旧佛珠，珠子磨得发亮。
阳光从门外照进来，在青砖地上拉出一道长长的影子。
我浑浑噩噩地过了一上午。
下午的时候，我去爷爷屋里找指甲剪，翻了半天没找着，顺手拉开了床头柜最底下的抽屉。
抽屉里躺着几件旧衣服，衣服底下压着一本旧存折。
我本来想放回去，手指碰到存折的时候顿了一下，还是翻开了。
存折上的存取记录一笔一笔的，像是按着固定的日子记的。
收款方一栏，写着镇上的中药铺。
每隔半个月，就有一笔款子转出去。
有的写着药费，有的写着诊疗费。
最下面几行的日期就在上个月。
我又往后翻了几页，猛然看见一笔大额的定期转出记录，收款人的名字，是我爸。数额是五万块。日期是三年前。
我手有些抖，赶紧把存折合上，放回原处。
心跳得跟擂鼓似的。
这些年，爷爷一直在拿自己的钱补贴我爸看腰伤的药费。
每个月如此，从没断过。
而我爸，从来没有提起过这件事。
他自己接木工活挣的钱，还要逢年过节给爷爷塞红包，说自己手头宽绰，让爷爷别舍不得花。
我又想起我爸每次弯腰干活的时候，腰杆总有些不自然地僵直。
他总说没事，老毛病了，歇一歇就好。
可他从来没说过，这是当年在砖窑上给爷爷扛预制板落下的伤。
晚饭桌上，大伯笑呵呵地给爷爷夹了一筷子红烧肉：“爹，你爱吃的，多吃点。”姑姑不冷不热地接了一句：“大哥有心了。平时半年也不见你打一个电话回来，这会儿倒记着爹爱吃什么了。”大伯脸色一僵：“桂莲，你这话什么意思？”姑姑放下筷子：“没什么意思。就觉得咱们家老三可怜，天天跟前跟后伺候，也没见谁记他一声好。”大伯没接话，闷头喝了一口酒。
二伯在旁边打圆场：“吃饭吃饭，都是自家兄妹，别扯这些。”
我爸始终没说话。
他低头扒饭，夹了几筷子青菜，又起身去灶房给爷爷盛汤。
他弯腰放下汤碗的时候，我看见他后背的衬衫绷紧了，领口处露出一截褐色的伤疤，像一条蜈蚣趴在脊背上。
我忽然想起小时候，我爸也是走在前头，替家里人挡风遮雨。
那时候爷爷的砖厂正红火，我爸在窑上搬砖，后背晒得脱了一层又一层皮，晚上趴在床上，我妈拿热毛巾给他敷，他疼得龇牙咧嘴，也从来没有抱怨过一句。
他好像永远都是那个最不吭声的人。
可越不吭声的人，心里装的东西越多。
入夜后，爷爷把我叫进房里。
他坐在床沿，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信封递给我：“这个你收好，别跟你爸说。”我接过来，掂了掂，里面像是一串钥匙。
我没敢问是什么。
爷爷又说：“峻熙，你是咱们家念过书最多的人。到时候，你得帮你爸说句话。”我张了张嘴，不知道该说什么。
爷爷摆摆手：“去吧，不早了。”
我关上门，站在走廊里，月光照在手里的信封上，上面一个字也没有。
我回头看了一眼爷爷的房门，门缝里透出一线昏黄的灯光。
我攥紧了手里的信封，觉得它沉甸甸的。
三天后，这座老宅里要发生的事，我心里隐约有了预感，却怎么都想不到，会闹成那样。
02
分家的日子定在周六。
周三一早，大伯就绕着老宅转开了。
他背着手，从院门口踱到后墙根，又转回来，一会儿抬头看屋檐，一会儿弯腰敲敲砖墙，嘴里还念叨着什么。
二伯站在二楼阳台上，拿手机对着临街的门面拍了几张照片，又低头在屏幕上划拉了半晌，像是在查什么。
姑姑在灶房里洗碗，水声哗啦哗啦的，像是在跟谁较劲。
我爸蹲在院子里修那辆三轮车，链条松了，拿扳手紧了紧，又拿抹布擦干净了。他好像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些动静。
中午吃饭的时候，大伯话头终于扯到了正事上。
他给爷爷倒了一杯茶，语气尽量显得随意：“爹，老宅这房子，年纪比我还大了吧。要不趁着分家，做个评估，看看值多少？”爷爷端着碗喝粥，眼皮也没抬：“不值钱。住了一辈子了，也没打算卖。”大伯碰了个软钉子，不说话了，夹了一筷子菜，嚼得有些用力。
下午，姑姑在院子里拦住了我爸。
我端着茶杯在廊下站着，听得清清楚楚。
姑姑压着嗓子说：“老三，你跟姐说句实话，爹是不是私下里跟你交代过什么？”我爸看了她一眼：“交代什么？”姑姑急了：“房子的事！老宅是不是留给你了？”我爸沉默了一会儿，低头拧了拧手里的扳手：“爹什么都没跟我说。”姑姑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冷笑了一声：“行，你装吧。”
她转身走了，高跟鞋踩在青砖上，哒哒作响。我爸站在原地，低头看着手里的扳手，久久没有动。
傍晚时分，爷爷把我爸叫进屋里，让他从床底下拖出那个铁皮木匣。
那匣子不大，锈迹斑斑的，锁着一把旧铜锁。
爷爷从裤腰上解下一把钥匙，递给爸：“开了，把里面的东西理一理。”我爸接过钥匙，蹲在地上开锁，铜锁有些锈，拧了两下才开。
箱子里码着一沓发黄的纸，我爸一张一张拿出来，抚平了，码齐了，放到桌上。
我站在门口，远远地看见那些纸上印着红色的公章，还有歪歪扭扭的手写字迹，像是旧时的账本。
这时候，院门外传来脚步声，大伯进来了。
他看见我爸蹲在地上整理木匣，目光在那只铁皮箱子上停了一瞬，问道：“这装的是什么？”爷爷靠在床头上，闭着眼，声音不高不低：“几十年的旧账。”大伯站了一会儿，没再多问，退了出去。
我留意到，他转身的时候，右手不自觉地攥了一下衣角。
那天晚饭后，我帮着洗碗。
我妈在灶房里烧水，问我：“你在省城，有没有认识什么律师？”我说有同学在律所。
我妈往灶膛里添了一把柴，火光映着她的脸：“你爷这身体，说不好什么时候就走了。到时候要是你大伯二伯闹起来，总得有个懂行的人在旁边。”我说知道了。
那天夜里，我做了个梦。
梦见小时候，爷爷扛着我在院子里走，那棵老槐树还没现在这么大。
阳光透过树叶洒下来，碎了一地的光斑。
爷爷指着树顶说：“等这棵树长得比房子高了，你就长大了。”梦里的我笑得咯咯响。
醒来的时候，窗外还黑着。
我翻了个身，听见隔壁传来轻微的鼾声，又听见远处有狗吠的声音。
周四中午，大伯在镇上最大的饭店订了一桌菜，叫上了二伯和姑姑。
我没去，但下午从镇中心路过的时候，看见他们三个人坐在二楼包间靠窗的位置，窗帘拉了一半，大伯正拿着手机说着什么，二伯在旁边皱眉，姑姑的手按在桌沿上，指节有些发白。
他们待了一个多小时才出来，出来的时候，脸上都带着一种说不清的表情。
晚上，二伯破天荒地在院子里拦住了我爸。
他递了一根烟过去：“老三，明天分家的事，你有什么想法？”我爸接过烟，没有抽，在手里捏了两下：“爹怎么分，我就怎么收。”二伯吸了一口烟：“老宅的拆迁补偿不是小数。你伺候爹这么多年，该争取的得争取。”我爸看了他一眼：“二哥，你说这话，是大伯让你说的？”二伯愣住了，烟灰落在鞋面上，他低头弹了弹：“没有的事。我就是觉得……你也不容易。”
我爸没有接话，把烟别在耳朵上，转身进屋去给爷爷倒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