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德国进口的精密机床趴窝十七天，车间里愁云惨淡。
徐建明蹲在门口撅断三根烟，孙杰请来的省城专家拆了一圈机器，丢下一句“必须返厂”就走了。
报价单传真过来，四十七万，六周。
全厂都以为这机器要废了。
我蹲在角落，摸了摸工具箱里师父留下的那把锉刀。
三十年前，我在大连参与过这型号的调试。
毛病在哪儿，我心里头有数。
我没吭声。
工具箱盖子落下时，孙杰走过来拍了拍我肩膀：“老郑，你看还有想办法的可能吗？”我攥紧了手里的烟，没接话。
01
那台机器趴窝那段时间，车间里的日子不好过。
停机检修的牌子挂了三天，工人们闲得蹲在墙根底下打扑克，孙杰想管又不敢管，天天背着手来回转悠。
我倒是照常上下班。
每天到车间，把那块罩在机器上的塑料布掀起来看一眼，也不动手，就那么围着转两圈。
看完了，再放下来，回去坐自己的工位。
这台机器是去年底进厂的，德国产的精密加工设备，带数控，花了八百多万。
刚来那会儿，徐建明拿它当祖宗供着。
车间地面专门打了环氧树脂，温度湿度都装了监控表，比宿舍条件都讲究。
可再好也得坏了。先是加工出来的零件公差超了，后来干脆发动不起来。控制面板上那几个红字报警灯，跟兔子眼睛似的，亮得人心里发毛。
省城专家过来看了两天，走的时候连图纸都没留下，就留下一句话：传动机构的精密部件内部磨损，国内修不了，必须返厂。
返厂，从上海走海运到汉堡，光是运输加清关就得大半个月。德国厂家的维修报价传真到徐建明办公室，他看完脸都黑了。
底下人偷偷议论，说维修费四十七万，还不包括来回运费。
四十七万倒是拿得出来，可关键是时间。老刘那边有笔大订单月底交货，设备停产一天，违约金就往上滚一天。等六周，黄花菜都凉了三茬。
那几天徐建明火力全开，逮谁骂谁。孙杰早上挨完批上午就下车间转，看见谁坐着就训话说谁。工人们都躲着他走。
我蹲在车间角落擦锉刀，也没寻思这事跟我有多大的关系，我知道这机器是咋回事。
三十年前跟师父去大连参加设备验收时，我亲手摸过这型号的初代机。
传动机构间隙偏大，是设计上带出来的老毛病，得靠手工研磨修正基准面。
当年我们干过一回，把设备调试得比出厂状态还精。这些事，厂里没人知道。
那会儿徐建明还不是老板，师父也不是技术骨干，不过是个普通钳工。
他手艺好，但嘴拙，不会汇报，几十年就窝在一个岗位上。
直到退休，也没评上工程师。
退休后第二年，师父走了。肝癌，发现就是晚期。
我记得他走之前拉着我的手，说了句没头没尾的话：“刚豪啊，手艺是带不走的，得用。”那之后他没再开口。
那把用了大半辈子的锉刀，递到我手里时，还带着他手心的温度。
我这些年一直把锉刀收在工具箱里，舍不得用，也舍不得丢。碰上厂里没什么活儿的时候，我就拿出来擦一擦，不落地，当个念想。
可师父那句话，我一直记着。
手艺是带不走的，得用。
那天下班，陈晟瀚跟在我后头出了车间。这小子是我徒弟，三十五岁，脑子不笨手也巧，就是说话太直。
“师父，”他凑过来递了根烟，“那设备……你真有辙吧？”
我接过烟，没点：“谁跟你说的？”
“我爸说的。”陈晟瀚的父亲在厂里干过几十年，年轻时候跟我师父一个班组。
他说我爸讲，当年在大连，你跟董师傅把这型号的设备调得比德国人还明白。
我点上烟，抽了一口没说话。陈晟瀚在旁边等了一会儿，见我不接话，也没再追问，走了。
其实我心里清楚，这台机器的问题，八成出在传动盘的间隙偏差上。
安装的时候地基水平没校准到位，导致设备运转时日积月累地偏移，把整个传动机构都带偏了。
这种毛病看着不大，但没有几十年的功夫下不去手，光靠换零件不行。得手工研磨补偿面，把偏差一点点找回来。
我想了三天。那三天里，我每天晚上吃完饭就蹲在院子里抽烟，烟灰落了满地。唐桂兰看我不对劲，问了两回，我说的都是一个字：“没事。”
到第三天夜里，她终于憋不住了。她坐在桌边，手里剥着花生，头也不抬地说：“你要想修就修去吧，天天在这儿抽闷烟，抽得我心里也堵得慌。”
我说：“你咋知道我心里想啥？”
她说：“你翻工具箱翻了三晚上了。嫁给你三十多年，我还看不出你心里那点事？”
我没再说话。
她剥完一把花生，起身往屋里走，走了一半又停住：“修好了，厂里能给你多少钱啊？”
“不知道，没问。”
她叹了口气：“你这个人哪，一辈子就知道埋头干活，也不知道要个高价。”说完进了屋。
第二天中午，我吃完饭，把碗一推，跟唐桂兰说了句：“今天可能回来得晚。”
她正在水槽边刷碗，听了这话，手里的碗停了停，没回头：“去吧。”
我拎着那套师父留下的工具，骑上摩托车，往厂里去了。
02
到厂里时，午休刚过。车间里稀稀拉拉几个工人躺在地上垫着纸板睡觉，机器全停了，静得出奇。
我走到那台设备跟前，把塑料布整个掀开，凑近了看外观。控制面板上那些红色报警灯还在跳。
这台设备整体是乳白色的外壳，一米多高，正面是操作台，背面是一整块钣金罩子。
传动机构藏在机器最深处，得要先把两侧的护板全拆下来才够得着。
我没急着动手。
手搭在设备边缘，闭上眼睛，顺着那台机器的结构线，从头到尾过了一遍。
三十年过去了，新款设备多了什么，少了什么，我拿不准，但核心的传动逻辑，应该没变。
到车间外头蹲了两分钟，我抽完一根烟，起身进车间，打开工具箱，开始拆设备侧面的钣金护板。
孙杰不知道什么时候过来的，靠在车间门口，抱着胳膊看我：“老郑，你这是干嘛呢？”
“看看。”
“看看？”他笑了一声，“这设备值八百多万，可不兴乱动。”
我没回头：“不动它，怎么知道毛病在哪儿？”
孙杰没说话，过了半晌，掏出手机走了。
下午两点多，徐建明来了。他穿着白衬衫，满头是汗，一进门就问我：“老郑，老孙说你能修？”
我停下手里的扳手：“我没说我能修。”
“那你拆它干什么？”
“先看看。看着毛病在哪儿，才知道修不修得了。”
徐建明皱着眉头，在设备旁边转了一圈。那感觉就像我手底下这块玩意儿是他亲爹的心跳监护仪一样。
他转了两圈，终于问了一句：“有把握吗？”
“说不好。让我拆开看看，出了问题我担着。”
他咬着牙考虑了一会儿，抬头看了一眼车间的钟：“行，你试试。材料费你去办公室报，该买什么买什么。”
说完他没走，在车间门口又站了好一会儿，才转身走。
走了几步，又停下，回头补了一句：“老郑，这月底有一笔订单要交，厂子还有五十几个工人等着吃饭。你多上点心。”
我没接话，拧螺丝的手停了一下，又继续往下拧。
那会儿已经快下班的点了。几个工人醒了，围在设备旁边看我干活，有人想搭把手，被我撵走了。
这东西金贵，不是我信不过谁，而是手上的活越少人掺和越好。
卸下第一块护板时，我看到了内部的传动机构。跟三十年前的老款比，结构紧凑了很多，但核心的原理没变。齿轮和轴承的组合，清晰地躺在眼前。
我蹲下来，把手电光打进去，仔细照了照传动盘的边缘。
果然，磨痕不对。
传动盘的外圈有一道深浅不一的磨损痕迹，一侧重一侧轻。
这说明齿轮轴和轴承座的同轴度早就跑偏了。
长期跑偏，磨损不断加剧，到最后间隙越来越大，把整个传动给卡死了。
这台机器出毛病不算稀奇，从安装那天起地基就没调平，能撑这么久已经是运气好了。
我记下了几个关键尺寸，把护板重新装上，收拾好工具，骑上摩托回了家。
到家时天已经黑透了。唐桂兰把饭热在锅里，自己坐在炕沿上看电视。见我回来，她起来盛了碗饭端过来，问了一句：“怎么样？”
“毛病看出来了。得加工两个零件，还得手工修。”
“能修吗？”
“能。”
她没再问，把菜往我面前推了推：“吃饭。”
那顿饭我吃得很慢。
脑子里一直在盘算，那台设备传动轴承座的偏差到底有多少，要修的话，加工出来的零件得做到什么公差范围。
这些东西不能光靠脑子算，得拿量具实地测。
第二天一早，我提前两个小时到了厂里，把设备整个人拆开了。
拆出来的零配件我摆了满满一地，拿碎布沾煤油，一件一件地擦干净，拿游标卡尺一件一件地量。
量完，数据跟我想的差不多。
传动盘的间隙偏差到两个丝了。
两个丝是什么概念？
一根头发丝的六分之一。
肉眼根本看不出来，但机器精度要求高，差一丝，活就干不了了。
我蹲在地上，盯着那几个数字看了半天。修的办法就一个：把传动盘拆下来，手工研磨削掉底部多余的量，重新装入后，再对轴承座进行微调。
这种手工研磨的活儿，现在厂里没几个人会了。
别说这厂，就是整个行业里，会这门手艺的老钳工也快绝迹了。
现在的年轻人，都靠数控机床，哪里还用得上手工研磨。
可我师父那辈人，就是靠手上一把锉刀吃饭的。
我把工具摊开，从工具箱最底层摸出那把锉刀。刀子磨得锃亮，刃口看不到一丝豁口。八年来，我把他养得很好。
我握着刀柄，试了试手感，然后撸起袖子，开始干活。
03
研磨是个磨性子的活儿。急不来，也省不得劲。
我把传动盘卡在台钳上，拿百分表打完基准，确定偏差量，再用蓝油涂在接触面上，反复地试配、研磨。
每一刀下去，都只能锉掉头发的几分之一厚度。
锉多了，整个部件报废；锉少了，装回去照样卡死。全靠手上的感觉。
这活，师父练了一辈子，我跟着练了二十多年。
那三天里，我几乎没怎么说话，天不亮就到车间，天黑透了才回家。
唐桂兰把饭吃在锅里，也懒得问我进度，看我进家门的脸色就知道，活儿没停，离成还差几步。
徐建明天天下午来车间转一圈，也不说话，就站在旁边看着。
孙杰倒是来得更勤了，一会儿递瓶水，一会儿送包烟，嘴里反复就一句话：“老郑，要是实在不行，咱不硬撑，厂家的人下周就到了。”
我不搭理他。
第三天下午，我把研磨好的零件装回去，重新校正了轴承座的位置，再装上控制面板，通电。控制屏亮起来，自检程序跑了两分多钟，报警灯灭了。
车间里几个工人已经围过来了，一个个瞪着眼盯着控制屏。
红色报警灯熄灭的那一瞬间，有人发出一声轻轻的低呼，像压抑了很久的气终于吐了出来。
我按了好几个测试程序，启动、空转、设定加工参数，动作一气呵成。机器发出低沉而均匀的运转声，那声音，像一头大病初愈的牛，重又有劲了。
我把测试参数调好，设定了一根不锈钢棒料，跑完整个加工循环。出来的成品，拿千分尺一量，公差完全合格。我又连测了三根，全部达标。
围观的工人们哗的一声喊了出来，有鼓掌的，有吹口哨的。陈晟瀚站在人群里，笑得露出了后槽牙。
我放下手里的千分尺，擦了擦手上的油，站在设备旁边，感觉浑身的力气像被抽干了一样。
那台机器，活了。
徐建明是十分钟后跑进车间的，他在办公室听到了消息，一路跑过来，衬衫都汗湿了，气喘吁吁地站在设备跟前，绕着转了一圈，看了几根加工出来的成品件，又伸手摸了摸设备的外壳，半晌没说话。
然后他转过身，一把抓住我的手。那劲儿挺大，握得我手骨节咯吱作响。
“老郑！”他声音都变了，“你可是救了全厂啊！”
我抽出手，说了句：“别激动，就是碰上了。”
“这不是碰上了，这是本事！”徐建明激动得脸都红了，转头对着车间里喊，“今天加菜，加鸡腿！”车间里又是一阵欢呼。
那天傍晚，徐建明拉着我到厂门口的小馆子吃饭。点了四个菜，两瓶啤酒，他亲自给我倒上。
他举杯的时候，眼睛都是亮的：“老郑，我敬你一杯。”
我跟他碰了一下，喝了一口。
徐建明放下杯子，叹了口气，跟我絮叨起来：厂子自打买进这台设备，压力就没断过。
八百多万，欠银行一半。
本来指着这台设备接大客户单子，结果趴窝一个月，订单推的推，黄的黄。
这厂要是倒了，底下百来号工人怎么安置，他想都不敢想。
“老郑啊，”他又给我添了一杯酒，“这回你立了头功，等这阵子缓过来，我徐建明肯定亏待不了你。到时候，奖金少不了你的。”
我筷子夹了一块肉，没接话。
他见我反应不大，又补了一句：“我说真的，不低于二十万。够诚意了吧？”
我看着杯子里浮起的泡沫，没吱声。
晚上回到家，唐桂兰坐在饭桌边还没睡，见我进门，眼睛亮了亮：“修好了？”
“修好了。”
她长长地呼出一口气，站起来，走进厨房，去给我热饭。过了一会儿，从厨房里端出一碗面，满的，碗尖上卧着一个荷包蛋。
“那人说没说要给你多少钱？”她的声音从厨房门边飘过来。
“说了，说不低于二十万。”
唐桂兰把手里的锅铲往灶台上一放，半天没说话。过了好一会儿，才抖着声说了句：“二十万，足够咱闺女当首付了。”
我没说话，低头吃面。
那碗面很热，热气扑在我的脸上。我看着碗里的面，一筷子，一筷子，慢慢吃完了。
04
机器恢复运转的消息传得快。第二天，车间就恢复了往日的忙碌。工人们各就各位，那台德国设备嗡嗡地转着，下料，加工，质检，一切正常。
徐建明心情大好，第二天在车间转了三圈，见谁都笑呵呵的。
孙杰也换了副嘴脸，见了我主动递烟：“老郑，真有你的，这手艺绝了。”
我接过烟，夹在耳朵上，没点。心说，修的时候你可不是这态度。
那几天，厂里有人把这事发到了短视频平台上，拍的是我蹲在地上研磨零件的背影。
配文写着“老师傅绝活救活全厂”。
视频没多少流量，偶尔有几个点赞，都是厂里人转的。
我看了两眼，没当回事。
日子照常过。上班干活，下班回家。唐桂兰的菜摊还在摆，生意平平。她提过一句，说菜市场可能要改造，摊位费要涨。当时我没往心里去。
过了半个月，到了发工资的日子。我照常去银行查了一下卡，机器吐出来的单子上，工资栏跟往常一样，多了三千块。
我捏着那张单子，在银行门口站了一会儿。
三千块。
我想起徐建明在那个深夜小酒馆里说的话，不低于二十万。
想起他握着我的手，红着脸说“你可救了全厂”。
想起那晚碗里卧着荷包蛋的面条。
我没去厂里找徐建明，也没去找孙杰。我把那张单子折好，揣进口袋里，骑着摩托车回了家。
唐桂兰看我回来得比平时早，问了一句：“发工资了？”
“发了。”
“发了多少钱？”
我犹豫了一下：“多了三千。”
她正在择菜，手里的动作停住了。过了好半天，她把手里的菜往盆里一摔：“三千？不是说二十万？”
“嗯。发到手的，就是三千。”
唐桂兰冷笑了一声：“我说呢，天上能掉馅饼？你在他厂里干了二十多年了，他的为人你还不知道？去年他来买过一回菜，为了两毛钱跟我讲价，能给你二十万？”
我坐在那把老旧的藤椅上，什么都没说，掏出一根烟点上，吸了两口，又掐了。
唐桂兰骂了一会儿，见我始终不接话，自己也没了脾气，蹲下来继续择菜。过了半天，她说了一句：“你就是太好说话了，人家才敢这么欺负你。”
我没回嘴。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
后来干脆爬起来，从柜子最底层掏出师父留下的工具包，把里面的东西一件一件摆在桌面上：锉刀、刮刀、蓝油、规尺、一块旧得发黄的砂纸。
砂纸旁边，压着一本旧的笔记本。
那是师父的手记，是他这辈子干过的所有活的记录。纸张已经泛黄，一翻就掉渣，但那一笔一画，都写得极其工整。
他文化程度不高，有些字写得不好看，但每一个字都认认真真的。我在灯下一页一页地翻。翻到倒数十几页时，我停住了。
那页上记着一段话，字迹跟别的地方比要新一些。
开头写着：“厂里引进了德国设备，我跟着去大连调试，学了半个月，基本搞懂了原理。回来后向厂里写了报告，建议在安装前做地基水平校准。没人当回事。算了，我人微言轻。”
后面隔了两行，又添了一笔：“这设备的传动间隙问题，我是有办法解决的。但现在连个说话的地方都没有。”
这本笔记的日期，是师父退休前一年。
我合上笔记本，坐在桌前，久久没动。那把锉刀还握在手里，刀柄已经被他的手掌磨得发亮。窗外的路灯亮了一夜，我也在桌前坐了一夜。
天亮时，我做了个决定。
我把师父那本笔记本里关于设备参数的那几页，撕下来，夹进我自己的一本空笔记本里。
然后在灯光下，把这次维修时记下来的数据，一页一页，重新誊抄了一遍。
抄完，把厚厚一叠纸整理好，锁进了抽屉。
唐桂兰第二天早上起来，看见桌上放着的工具和笔记本，什么也没说。
她出门摆摊时，走到门口，头也没回地说了一句：“你要是想跟他谈，就去谈。别自己闷着。”
我坐在桌边，没有答话。
那段时间，徐建明见到我，依然笑呵呵的，拉着我说两句好听话。但谁也没再提奖金的事。
我不提，他也乐得装傻。
工人们私底下偶尔议论两句，有人说“老郑这手艺真值钱了”，也有人说“徐老板做事不讲究”。
但大家都是为了饭碗过日子，没人当真去较那个真。
我也没打算去较真。
师父说过，手艺是带不走的，落在手上就是自己的。
徐建明赖不赖账，那是他的事。
我该修好的东西，已经修好了。
那本笔记，我当是给师父一个交代。
只是周末那天下午，厂里开员工大会，颁奖。
徐建明站在台上，把“先进工作者”的证书发给三个车间主任，又给两个年轻技术员发了“优秀新人奖”，每人奖金五百元。
台下稀稀拉拉的掌声里，我坐在后排靠墙的位置，手里的茶杯已经凉了。
散会后，工人们陆续往外走。陈晟瀚追上我，压低声音说：“师父，那个会上，其实该有你的名字。”
我没说话，把茶杯里的凉茶倒掉，站在水槽边，拧开水龙头冲了冲杯子。
陈晟瀚又说：“师父，这事儿，你不生气？”
我把杯子搁回窗台上，抬眼看了看车间里那台我修好的设备，正在嗡嗡运转。然后回答他：“气什么。机器修好了就行了。”
陈晟瀚站在原地，看了我好一会儿，嘴唇动了动，最终什么也没说。
那天下班时，厂门口停着一辆挂着外地牌照的黑色轿车。车旁边站着孙杰，正弯着腰给一个外国男人递烟。
那个外国人穿着深灰色的西装，头发花白，身材魁梧，正背对着我，低头看手机。
我看了他一眼，脚步顿了一下。
那个侧影，似乎在哪儿见过。
但一时半会儿，也没想起来。
我低下头，转身朝摩托车停着的方向走过去。
骑上车，发动，走了。
第二天上班，孙杰在楼道里碰上我，笑呵呵地说：“老郑，厂里请了德国专家过来给设备做例行检修，估计明天到。到时候你配合一下，有什么不懂的，问问人家专家。”
我提着工具箱，点了点头：“行。”
05
德国专家来得比预想中快。周三上午，那辆黑色轿车就开进了厂区。
孙杰提前在车间门口挂了条横幅，写着“热烈欢迎德国技术专家莅临指导”。
那几个字红底白字，在大太阳底下格外扎眼。
徐建明亲自站在厂门口气候，衬衫烫得笔挺，皮鞋锃亮。
我到车间时，正好看见那辆黑色轿车的门打开。
先下来的是个年轻人，穿蓝色工装，拖着登机箱，应该是随行翻译。
然后是一个体格魁梧的外国人，灰白色头发，戴金丝边眼镜，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夹克外套。
他站着的时候习惯性地微微前倾，像是在打量什么。看到厂区里的设备时，他伸长了脖子，远远地先看了一眼那台德国机床，脚步明显加快了。
我的心一下子咯噔了一声。
那个动作我认得。
三十年前在大连的厂房里，有个金头发的德国小伙子，也是这样站着，微微前倾着身子，看到机器就走不动路。
汉斯。
从师父教我第一天起，我就知道汉斯是德国厂家的技术学徒，比我先到。
他年纪比我大，悟性也好，但师父说我比他多一股韧劲。
我们在一起干了半年，他管我叫“师兄”，我管他叫“小汉斯”。
后来收到师父去世的消息，我跟他的联系，就这么断了。谁成想，兜兜转转，他又出现在了这里。
我提着工具的右手，攥紧了一下，又松开。
“老郑，老郑！”孙杰的声音猛地从身边响起，“你发什么愣呢？快过来，让专家看看设备！”
我回过神来，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鞋。
鞋面上沾着机油，裤腿上还有前两天的铁锈。
我转身，往车间角落里走。
走得太慢了，才迈出两步，背后就传来一个声音。
“等一等。”那是生硬的中文，带着明显的德国口音。
我停住脚步。
脚步声从背后靠近。
一步一步，慢慢走到了我身前。
我抬起头，视线里是那张既熟悉又陌生的脸。
汉斯站在那儿，隔着金丝边眼镜看着我。
他的表情先是带着困惑，随即瞳孔微微收缩，嘴角翕动了一下，像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张了张嘴，发出一个很轻的声音：“郑……郑师兄？”
周围安静了几秒。
徐建明脸上的表情凝固了。
孙杰张着嘴，那声“专家”到嘴边拐了个弯，没发出声来。
工人们三三两两地站在车间里，不约而同地往这边看。
汉斯往前迈了一步，双手扶住我的肩膀。他的声音有些发抖：“是你，真的是你。三十年不见，你瘦了。”
我没说话。
他看着我，眼睛发红，松开一只手，在我的手臂上使劲捏了一下：“当年在大连，你教我锉削的时候，我怎么都学不好。你骂我笨手笨脚，你还记得吗？”
那一刻，整个车间静得能听见设备运转的嗡嗡声。徐建明的脸，一下子变得煞白。
汉斯没注意到身后老板的脸色，继续说着：“师父董长庚先生还好吗？他教会我那么多东西，我后来每次来中国，都想找他。可我打听不到他的消息。”
我看着汉斯的眼睛，声音干涩：“师父，走了八年了。”
汉斯愣住了。他慢慢松开扶着我肩膀的手，缓缓后退了半步，摘下眼镜，低下头，半晌没有说话。车间里的空气像被冻住了一样。
徐建明终于回过神，干笑着凑过来：“汉斯先生，您认识老郑？”
汉斯抬起头，语气里带着一丝淡淡的责备：“他是我师兄。你厂里最好的师傅，你没有照顾好。”
徐建明的笑容僵住了。安静了片刻，他终于又开口，转向我：“老郑，你先别忙着干活，到办公室来，我有话跟你说。”
我站在原地，没动。
汉斯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徐建明，眉头微微拧了起来。
他看了一眼自己手腕上的表，像在确认什么。
然后他对徐建明说：“徐老板，我想单独跟郑师兄说说话。”
徐建明的脸色，又往下沉了一沉。
汉斯领着我走到车间外面，在消防通道的阴影里站定。他看着我，目光复杂，半晌才开口：“郑师兄，这台机器，是你修的吧？”
我说：“修好了。”
他点头：“修得很好。我看了加工件，比我们厂里工程师修得还要精准。这种活儿，国内已经很少有人能干了。”
他没再说别的。
沉默了一会儿，他问我：“徐老板给你多少钱？”
“三千。”
汉斯愣住了。
他盯了我几秒，眉头皱得更紧了，然后摇了摇头：“三千？这台机器要是返厂维修，我们要价四十七万。他省了这笔钱，只给你三千？”
“当年在大连，你教会我什么叫手艺人的尊严。”他盯着我的脸，声音压低了些，“郑师兄，你的手艺不该被这样对待。”
我低着头，没有回答。耳边是厂里传来的机器运转声，均匀、平和，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
汉斯最后没有再说下去。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转身走了。走出几步，他停下来，背对着我，说了一句话：“师兄，如果我开口，你愿意去德国吗？”
我站在阴影里，看着他的背影，没有回答。一阵风吹过来，把车间门口那条红底白字的横幅吹得哗哗响。
下午的时候，徐建明让孙杰来车间找我：“老郑，徐总说让你到办公室去一趟。”
我放下手里的活，慢吞吞地擦了擦手，上了楼。
徐建明坐在老板椅上，见进门来，满脸堆笑地站起来：“老郑，来来来，坐。我刚让秘书泡了壶好茶。”
我没坐，站在茶几旁边：“徐总有什么话直说吧。”
徐建明搓了搓手：“老郑，是这样的，汉斯先生跟我聊了一下，说你这回修这设备，确实出了大力。我回头想了一下，确实是我疏忽了。上回说的奖金的事……”
他打开抽屉，从里面拿出一张支票，推到桌面上：“二十万，老郑，你拿着。”
我低头看了一眼那张支票。纸上印着银行的红章，数字清晰可见：200000。我伸手，把它拿了起来。
徐建明的脸上露出一丝如释重负的笑容。
我看着那张支票，又看了一会儿，然后把它放回桌上。动作很轻，像放下一样不值钱的东西。
“徐总，”我说，“奖金的事，就算了吧。”
徐建明的笑容僵在脸上：“老郑，你这是什么意思？”
“机器修好了，是我该干的活。”我说，“钱的事，我不计较。您给多少，我拿着就是了。”
说完，我转身走出了办公室。门在我身后合上时，我听见徐建明喘了一口粗气，像是憋了很久，终于吐了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