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毛主席，谁指挥长征都会全军覆没，他至少四次将红军拉出绝境

1991年，91岁的张学良在哥伦比亚大学接受记者采访，当谈到红军时，他不无感慨地说：
除了毛泽东，换谁指挥都会全军覆没。
张学良之所以说这话，不是客套恭维，也不是临场发挥，而是发自内心地认为，毛主席就是唯一能领导红军走完长征的那个人。

对于长征，很多人只知道红军历经一年，打了无数仗，途经14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达到了二万五千里，却不知道长征途中红军曾前后四次濒临绝境，即将坠入深渊，是毛主席将红军拉了回来。
这四次长征途中的转折，正是张学良说只有毛主席才能带领红军走完长征的依据。
第一次是通道转兵。
1934年10月，李德、博古率领中央红军8万余人开始长征，一开始目的地就确定了，即到湘西与贺龙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在那里开辟新的根据地。
然而，李德、博古不知道的是，蒋介石一开始就算准了红军的转移路线，提前调兵遣将，拦住了红军的去路。
红军刚出发，就在湘江遭遇了史上最惨烈一战，面对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红军兵力锐减到3万多人，可谓元气大伤。
此时，红军如果再来一次湘江战役，那么全军覆没是大概率事件，所以对红军而言，最稳妥的办法是避开敌人兵力集中的地方，以获得喘息之机。

那么，敌人哪里的兵力集中，哪里的兵力薄弱呢？
红军一开始并不知道敌人在哪里的兵力集中，因为部队刚刚经历一场恶仗，还没来得及刺探敌人的动向。
李德、博古认为，应该坚持既定方针，去湘西找贺龙会师，毕竟贺龙率领的这股力量，将很好地补充中央红军的兵力。
毛主席却深谋远虑，看到了问题的本质：红军的意图已经被蒋介石察觉，蒋介石必定在红军去湘西的道路上布下重兵，如果按照既定路线走，只会掉入敌人布下的口袋，等于是送死。
湘江战役后，毛主席在通道会议上据理力争，核心意思是：千万不能去湘西，应该去敌人兵力相对薄弱的贵州。
贵州的兵力之所以薄弱，是因为那是军阀王家烈的地盘，中央军都在湖南，还没去贵州。
毛主席的观点一抛出，许多人表示不理解：中央军委已经确定路线了，怎么能说改就改？
好在朱德和周恩来等多数人是支持毛主席的，红军最终决定不去湘西，而是改向贵州行军。

红军进入贵州后，趁敌人兵力薄弱占领遵义，不但获得了难得的休整和补充，还召开了具有重大意义的遵义会议，确定了毛主席在军事上的领导地位。
后来，红军才知道，蒋介石在湘西布置的兵力远比想象要多，他打算在湘西将中央红军和贺龙的部队一网打尽，但毛主席判断出了他的意图，使他的阴谋未能得逞。
如果不是通道转兵，红军可能还要经历一两次大仗恶仗，极有可能还没出湖南，就全军覆没了。
张学良说“除了毛泽东，换谁指挥都会全军覆没”，第一层意思指的是，谁敢在关键时候否定既定的错误路线，并给出正确的路线，谁就有资格当红军统帅。
第二次是苟坝会议。
红军占领遵义后，敌人很快便围了上来，毛主席审时度势，带着部队又开始转移，伟大的四渡赤水开始了。
一渡赤水，红军在土城遭遇失败，渡过长江进入四川的目标已经无法实现，为了调动敌人，毛主席决定杀个回马枪，果断二渡赤水进入黔北，重新占领遵义。

遵义战役是红军进入贵州之后取得的最大胜利，毙伤敌2400余人，俘敌3000余人，还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和物资，极大鼓舞了士气。
这一仗打得很好，尤其是占领遵义前的娄山关战役，非常振奋人心，中央军委也顺势提出了“连打大胜仗，消灭大量敌人”的要求。
在这种气氛下，红一军团提出了攻打打鼓新场，消灭中央军周混元纵队的建议。
这个建议在当时很合时宜，也很符合战场形势的变化，毕竟周混元纵队就在跟前，只要坚决、彻底将其消灭，便能打击敌人嚣张气焰，在战略上争取主动。
1935年3月11日，苟坝会议召开，参加会议的20多人，几乎都支持攻打打鼓新场，还成立了前敌委员会，全权负责此次歼灭战。
会议的气氛很热烈，大家都沉浸在再打一次大胜仗的情绪当中，却没有人意识到，打鼓新场是红军碰不得的地方。

轮到毛主席发言时，他却明确反对攻打打鼓新场，理由有三：
其一，周混元纵队是中央军，武器装备和人员素质都比黔军强，战斗力不容小觑；
第二，周混元已经在打鼓新场修建了坚固工事，红军缺乏重武器，打攻坚战太冒险；
其三，打鼓新场的位置很重要，敌人一定会在四周布置重兵，红军如果不能迅速拿下，可能被反包围，到那时就插翅难飞了。
然而，毛主席的分析却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当时红军在军事上实行投票制，在投票环节，只有毛主席一人反对攻打打鼓新场，其他人都支持。
更过分的是，因为毛主席反对攻打打鼓新场，所以他的前敌委员会政委职务也被表决掉了。
散会的时候已经是深夜，毛主席睡不着，一个人跑到外面转悠，他把敌人的情况及自己的估计又梳理了一遍，越想越不对劲，打鼓新场不是一场“试一试，不行就算了”的仗，而是一场足以让红军全军覆没的仗。

天亮后，攻打打鼓新场的命令就会发出，留给毛主席的时间不多，想到这里，他马上提灯走了数里路找到周恩来，跟周恩来分析敌我形式，讲他对战争走势的判断，最终成功说服周恩来，周恩来决定暂时不下达攻打打鼓新场的命令。
第二天，周恩来再次召集众人开了个会，他和毛主席先后发言，经过一番激烈争论，最终说服绝大多数人，攻打打鼓新场的决策也被取消。
会议结束后不久，红军就收到情报，将介石确实在打鼓新场周围布置了重兵，准备在那里将红军一网打尽。
众人看到情报后，无不惊出一身冷汗：如果不是毛主席坚持到底，红军将会按照原计划攻打打鼓新场，可能就回不来了。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毛主席即便当了“少数人”，只要他认为自己的主张是对的，他就敢站出来发出反对声，并尽最大可能说服大家，阻止红军在错误的路线上继续向前走，而事实再次证明他是正确的，所以他才是红军最合适的统帅。
第三次是飞夺泸定桥。
在毛主席的率领下，红军在贵州四渡赤水，之后强渡乌江，对贵阳进行佯攻，成功将滇黔边境的孙渡部调走，红军则趁机直插云南，巧渡金沙江之后进入四川，然后一路抵达大渡河。

当时，红军的处境很不妙，后面有中央军薛岳部追击，前有大渡河拦路，河对面还有川军刘文辉部驻守，留给红军的时间不多，如果不能快速渡过大渡河，就会被敌人包围、歼灭。
一开始，红军准备从安顺场渡过大渡河，但刘文辉采取了坚壁清野之策，将附近的船只和树木全部烧毁，红军虽然强渡大渡河成功，但因为缺少渡河工具，运力十分有限，红军主力从这里渡河是不现实的。
这时候，一个老秀才告诉毛主席，大渡河上游距离安顺场一百多公里处，有一座康熙年间建造的泸定桥，可供大军通过。
毛主席认为，蒋介石搞了个声势浩大的“大渡河会战”，扬言让他当“石达开第二”，绝不会想到红军会离开安顺场，去夺取易守难攻的泸定桥；刘文辉担心蒋介石会趁机夺取西康，肯定会将主力放在西康各要点防范中央军，大渡河沿岸只会驻扎少量兵力，安顺场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所以红军从泸定桥渡河是有可能的。
为了稳妥起见，也为了争取时间，毛主席下令已经渡河的部队组成一个纵队，另外派出一个主力团成立纵队，左右两个纵队同时沿河而上，向泸定桥发起进攻，主力则暂时留在安顺场，敌人抵达之前再撤走。

正如毛主席所料，蒋介石正在调集千军万马往安顺场而去，准备将红军消灭在安顺场，他哪里知道红军渡的河点根本不是安顺场，而是泸定桥。
最终，红军成功夺取泸定桥，毛主席则及时带着红军主力抵达泸定桥，顺利渡过大渡河，将敌人远远甩在身后。
毛主席作为统帅，在面对困境时，往往会采取灵活多变的策略，并根据敌情、地形等条件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优解，也敢于推翻之前的决策，在前进途中不断修正路线，这是绝大多数人不具备的素质。
第四个是南下和北上路线之争。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两支主力部队会合，本该是值得高兴的事，却出了大问题。
当时，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是张国焘，他仗着自己手下有近十万精兵强将，比中央红军的实力强大得多，便爆发了更大的野心，竟然反对中央军委的北上方针，打算带着红四方面军南下建立根据地，甚至准备另立中央，对中央进行武力威胁。
毛主席觉察到张国焘的阴谋后，便马上带着部队北上，但他并未跟张国焘撕破脸，而是努力争取张国焘、团结红四方面军。
如果换成王明，恐怕早就跟张国焘火拼了，真要是那样，那红军将因为内斗而瓦解，这是敌人最希望看到的结果。

毛主席明知道张国焘十分危险，却没有放弃他，这是他具有统帅级别大局观的一种表现。
北上途中，毛主席采取了很多措施，他巧妙地利用张国焘对共产国际言听计从这一点，让张浩从苏联回国，当面劝说张国焘；与此同时，他还通过红四方面军的不利斗争形势来反证张国焘的路线是错误的，最终促使张国焘率领红四方面军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合，一场巨大的风险就这样巧妙化解了。
这是毛主席作为红军统帅能力的绝佳体现，当处在弱势时，他敢于同张国焘进行斗争，他还在以大局为先的前提下，选择了合适的斗争方式和方法，军事上是成熟的，政治上是智慧的，结果也是圆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