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妈今年都60多岁了,昨天跟我交了底,说他俩存款大概有15多万
楔子
我爸妈今年都六十多岁了。我爸属鸡,我妈属狗,一辈子一个急一个缓,吵吵闹闹过了四十多年。昨天吃晚饭的时候,我妈突然放下筷子,跟我交了底,说他们俩这些年攒下的钱,拢共就十五万。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没看我,只盯着碗里那半碗稀饭,像在说一件天大的秘密。我爸坐在一旁,咂了口酒,把一粒花生米嚼得咯吱响,也没抬头。
我愣住了。不是觉得这钱多,是觉得这钱来的太沉了。
十五万,放在城里,可能也就是个小户型的首付角,可在他们手里,那得是多少个起早贪黑攒出来的。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只觉得喉咙里堵得慌。我妈见我不说话,又补了一句:“你别嫌少,我跟你爸没本事……”
我赶紧打断她:“妈,说啥呢,我就是……就是没想到。”
窗外的风把厨房的旧窗帘吹得一动一动的,饭桌上的灯泡还是十多年前那种节能灯,白惨惨的光照着我爸妈花白的头顶。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自己好像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过他们。
一
我叫王建国,今年三十八岁,在县水利局上班,普通科员,工资到手四千二。我老婆刘春燕在县里一家药店卖药,一个月三千来块钱。我们结婚十年,有个闺女王小希,正读小学四年级。在县城,这样的收入不算宽裕,但凑合着能把日子过下去。房贷一个月一千六,车贷去年刚还完。每个月精打细算,倒也不至于揭不开锅。
我爸妈住在城郊一个叫王家坳的村子里。说是城郊,其实离县城还有七八里地。早些年家里种地,后来地被征了一部分,赔了几万块钱,剩下的地我爸一个人还种着,主要种些花生红薯啥的。我妈在村里一个小作坊给人家加工手套,一天能挣个三四十块。两个老人加在一起,一个月收入不过两千出头。
我每周末都带着老婆孩子回村看他们。买点水果,提箱牛奶,有时候割两斤肉。我妈总说“买啥买,家里啥都有”,然后转身去灶房张罗一桌子菜,多得跟过年似的。吃不完的,她就拿保鲜膜一盘盘裹好,让我带回县里吃。我不肯拿,她就往我车后备箱里硬塞,塞完还拍两下,说:“回去热热就能吃,省得做饭。”
我老婆春燕对这事不太高兴。她倒不是嫌弃我妈的菜,是觉得我妈太见外了。“你看你妈那样,每回都把咱当客一样待。一家人弄得这么客气,怪别扭的。”
我嘴上说“她就那性格”,心里却也明白。我妈越是这么客气,越是说明她在心里头把我当成“城里人”了。这种客气,让人心酸。
我爸跟我话少。每次回去,他就坐在堂屋门口那把藤椅上看报纸,偶尔问我两句工作上的事,然后就不说话了。只有聊到地里的庄稼,他才会多讲几句,说今年花生咋样、红薯咋样,好像他对土地的感情比对儿子深多了。
我和爸妈之间,一直就是这么一种淡淡的、客客气气的关系。说不上疏远,但也说不上多亲密。我从小是那种“别人家的孩子”,老实、本分、听话,不惹事,也不出挑。按部就班地读书、考编、结婚、生子,在县城里过着不好不坏的日子。
我爸妈从来没跟我提过他们的经济情况。我从不过问,他们也不主动说。我只知道他们过得很省。春燕说,每次回去,看他们吃菜都是拣最便宜的买,夏天还去地里捡别人不要的菜叶子回来喂鸡。家里的电器,除了那台旧冰箱,就是一台老式电视机,得用机顶盒,信号不好时满屏雪花。
我给他们买过一台液晶电视,我妈硬是让我退了,说旧电视还能看。我又给她买了个电暖气,她也不怎么用,说费电。
“你们留着钱给希希上学。”她总把这话挂在嘴边。
二
接到我妈的电话,是昨天傍晚。她说:“建国,你周末回来一趟,我跟你爸有点事跟你商量。”
“啥事啊?电话里不能说吗?”
“回来再说。”她停了一下,又说,“希希也带回来啊,我想她了。”
我答应了。挂了电话,心里忽然有些不安。我妈很少这么郑重地让我回去。上次她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还是我爸腰疼得直不起身,她让我带爸去医院。那都五六年前的事了。
我把电话的事跟春燕说了。春燕正在给希希听写生字,头也不抬地说:“商量啥?不会又是你哪个堂哥要结婚,让你随份子吧?”
“不会,我堂哥都二婚了,还结啥。”我笑笑,心里却更不踏实了。
周六上午,我开着车带春燕和希希回了王家坳。村口的老槐树还在,树下坐着几个老人,看见我的车,都扭头看。我爸已经在门口等着了,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裤腿上还沾着泥点,应该是刚从地里回来。他看见我们,咧嘴笑了笑,露出缺了半颗的门牙。
“爸,你牙咋了?”我问。
“没事,磕了一下。”他摸摸后脑勺,笑得有些不好意思。
我妈从灶房里迎出来,围裙上全是面粉,看样子正在蒸馒头。她一把抱起希希,亲得丫头“咯咯”直笑,连声叫唤“奶奶别亲了,一脸面粉”。
吃饭的时候,我看得出老两口有些不对劲。我妈不停地给我夹菜,话却出奇地少。我爸呢,喝了两盅白酒,脸红扑扑的,时不时看我一眼,又赶紧把眼神挪开。那种欲言又止的样子,让我心里七上八下。
“妈,你们不是说有事商量吗?啥事啊?”我放下筷子问。
我妈跟爸对视了一眼,然后像是下了很大决心,放下手里的半块馒头,看着我:“建国,我跟你爸这些年攒了点钱。”
我点头:“嗯。”
她顿了一下,像是在组织语言:“我寻思着……趁我跟你爸现在还不算太糊涂,把这事跟你说说。”
“啥钱啊?”我笑着问,“你们还藏私房钱呢。”
我妈没笑,表情认真得很:“不是私房钱。是这些年你爸种地、我做零工,再加上你爸偶尔出去打小工挣的。平时省着花,多少攒了点。我跟你爸估了估,大概……有十五万。”
我手里的筷子顿了一下。
“十五万?”我重复了一遍。
“嗯。可能不到点,也可能超点。具体得去银行查查,零零碎碎的,我也没记那么准。”我妈说。
我一时没接话。春燕也停下了动作,看了我一眼。希希不懂这些,还在专心扒饭。
我爸在旁边咂了一口酒,闷声道:“本来想多攒点,可这些年地里收成不好,你妈身体也老出小毛病,花钱的地方多。就攒了这些。”
我妈接着说:“我跟你爸寻思着,这钱放我们手里也就放着了,不如给你。你们还着房贷,养着孩子,负担重。我们老了,吃不了多少,花不了多少,留着也没大用。”
我鼻子一酸,赶紧别过脸去。
“妈,这钱我不能要。”我说,“你们自己留着。你们身体不好,万一有个啥情况,手头得有钱。”
“我跟你爸身体硬朗着呢。”我妈笑着说,“再说了,我们也没说全给你们。我们自己留点,剩下的你们拿去,把房贷提前还点,省得背利息。”
春燕开口了:“妈,这钱你们真不用给我们。我跟建国能顾住。”
我妈摆摆手:“你们顾你们的,我们给我们的。一家人,分那么清楚干啥。我跟你爸都商量好了,十五万,给你们十二万,我们自己留三万防身。你们要是不拿,我跟你爸心里不踏实。”
我爸点点头,附和道:“对,不踏实。”
我看着他们斑白的头发和粗糙的手,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哽住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三
那顿饭,我吃得不是滋味。
十五万。我算不来他们攒这钱用了多少年。我爸种地,一亩地一年到头刨去种子化肥农药,也就落个几百块。他总共五亩多地,一年不到三千。农闲时去建筑队打小工,搬砖和泥,一天挣一百二,还得看天气、看包工头脸色。我妈在家做手套,一只手套加工费三分钱,一天做一千只才三十块。一年下来,他们能挣多少?往多了算,也就两万出头。还要吃、穿、看病、买农资,一年能剩下多少?攒十五万,意味着他们至少省了十年以上。
这十年,他们过的是什么日子?我每次回来,看他们吃的都是自家菜地里的茄子豆角,肉是半个月才买一次。我妈穿的衣服,有好几件还是我上高中时买的运动服,洗得领子都卷边了。我爸的鞋子,底子断了用尼龙线缝了几道,他照样穿着去地里踩。
他们对自己抠得要命,对我却大方得吓人。我结婚那年,他们掏空了积蓄,凑了六万给我付首付。后来希希出生,他们又给了两万。这几年,我每次回去,我妈都变着法儿给希希塞钱,一百两百的,说是给孙女买零嘴的。我推脱不掉,只好收着。
现在,他们又把压箱底的十五万拿了出来。
我能要吗?我当然不能要。可我也知道,要是我硬推,我妈会哭,我爸会生气。他们那一代人,把一辈子都押在了儿女身上。给钱是他们表达爱和体面的方式,不收就是嫌弃。
那天回家路上,春燕开着车,我坐在副驾驶,心里乱得很。希希在后座睡着了,呼吸均匀。春燕小声问我:“你打算咋办?”
“没想好。”我说。
“要我说,这钱不能拿。”春燕语气坚决,“你爸妈自己都六十多了,手里不攥点钱,将来生个病住个院,你让他们咋办?咱现在虽然不宽裕,但也没到揭不开锅的地步。要他们的钱,我张不开那个嘴。”
我点点头,说:“我知道。”
“你知道有啥用。”春燕叹了口气,“你妈那性子,这钱早晚会塞给你。你不要,她就天天琢磨怎么让你收下。我看,不如先把钱接过来,但别动,给他们存着。等他们真需要用了,再还给他们。”
我看向她:“你的意思是……先拿着?”
春燕说:“先拿着。但不还房贷,也不花。就搁在卡里,说给希希存的教育金。老人听了也乐意,咱心里也踏实。等以后他们老了、病了,这钱还是他们的。”
我想了想,觉得这主意不错。既全了父母的心意,又不会让自己良心不安。
可事情远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
四
周末过后,我还没想好什么时候跟我妈说“这钱先拿着”,我妈倒先找上门来了。
星期三中午,我刚下班,正准备去单位食堂吃饭,门卫打电话说门口有人找。我出去一看,我爸妈正站在传达室门口。爸推着那辆旧自行车,车后座上绑着两个蛇皮袋,鼓鼓囊囊的。妈挎着个蓝布包袱,看见我,脸上堆着笑。
“爸、妈,你们咋来了?”我快步走过去。
“给你送点菜。”妈拍拍包袱,“家里种的萝卜、白菜,还有几斤粉条,你三叔家做的,干净着呢。顺便……把钱拿来了。”
我一愣:“钱?啥钱?”
我妈从裤兜里掏出一个手帕,打开,里面是一张银行卡和一张定期存单。她把卡塞进我手里,说:“总共十二万,都在这张卡里了。你拿着。我跟你爸刚去银行办好的。”
我拿着那张卡,手有些发抖。
“妈,不是说了吗,这钱你们留着。”我把卡往回塞。
我妈死死攥住我的手,力气大得出奇:“让你拿着就拿着!我跟你爸没用,就这点本事,帮不上你大忙。你再推,妈心里难受。”
我看着她的眼睛,浑浊的眼白里泛着泪光。我爸在旁边站着,佝偻着腰,双手不自然地垂在身体两侧,像做错了什么事一样,不敢看我。
周围有同事经过,好奇地张望。我只好先把卡收下,带着爸妈去食堂吃饭。妈一路上东看西看,说单位食堂真气派,比村里流水席还大。爸跟在后头,脚步有些迟缓,我放慢速度等他。他摆摆手:“你走你的,我跟得上。”
食堂里人不多。我打了三份饭,四个菜一个汤。爸妈吃得很香,尤其是那个红烧肉,我爸连汤汁都拌了饭。我看着他们,鼻子直发酸。他们在家,哪舍得这么吃肉。
饭后,我让他们去我办公室坐坐,歇歇再走。妈看了看表,说:“不坐了,你上班去吧。我跟你爸去趟医院。”
“医院?谁不舒服?”我紧张起来。
妈笑笑:“没谁。就是你爸腰又疼了,去拍个片子。没多大事。”
我看着爸,他正用袖子擦嘴角的油,含含糊糊地说:“老毛病了,歇歇就好。你妈非得去查。”
“一定要去查。”我拉着爸的胳膊,“我请半天假陪你们去。”
“不用不用!”妈赶紧拦着,“你忙你的。我们就去县医院,离这儿两步路。你好好上班,别耽误工作。”
我拗不过他们,只好把他们送到单位门口。妈又回头叮嘱:“钱收好。希希放学回来,让她好好学习。等过阵子闲了,我跟你爸再来看你们。”
我看着他们的背影消失在街角。爸推着那辆吱呀作响的旧自行车,妈跟在旁边,步子碎而急。风很大,吹得妈的头发乱糟糟的,她也不拢一下,只顾着把包袱往怀里紧了紧。
我站在原地,手里的卡被攥得发烫。
五
第二天,我请了假,一个人回了趟王家坳。
进村时,太阳刚偏西。我没直接回家,而是拐进了邻居二婶家。二婶正坐在门口剥玉米,看见我,热情地招呼:“建国回来啦?你爸妈没在家?”
“他们上医院了。”我说,“二婶,我问你个事。”
二婶看我脸色不对,放下手里的活:“啥事啊?你说。”
我犹豫了一下,问:“我爸妈他们……是不是身体有啥事?你知道不?”
二婶叹了口气,说:“你爸那腰啊,年前就不行了。去地里收花生,弯腰弯久了,站都站不起来。你妈让他别种了,他非种,说闲着也是闲着。你妈自己呢,上个月在作坊里晕过一回,把我们都吓坏了。送卫生所量了量,血压高得吓人,血糖也高。你妈谁都不让告诉你,说你在单位忙,别给你添乱。”
我心里像被刀剜了一下。
二婶又说:“建国啊,不是二婶说你,你爸妈这辈子不容易。你又不在他们跟前,他们有事都自己扛。你多回来看看吧。”
我点点头,喉咙发紧,说不出话来。
从二婶家出来,我走到自家院门口。大门开着,院子里静悄悄的。我走进去,堂屋的方桌上放着一杯凉茶,还有半块吃剩的馒头,上面落了几只苍蝇。东屋门关着,我推开一看,我爸的床头摆着几个膏药盒子,桌上放着个血压计,旁边笔记本上歪歪扭扭地记着血压数字,最近一次是一周前:高压156,低压98。
我掏出手机查了一下,属于中度高血压。我妈呢?我在她屋里的枕头下发现了一沓化验单,有血糖的、血脂的,还有一张心电图。时间是上上个月。心电图结论写着:窦性心律不齐,偶发早搏。我不懂医,但这些字眼怎么看都不像“身体硬朗”。
我坐在他们床边,只觉得浑身发冷。
这个家,我回来的次数不算少,可每次回来,都只是在堂屋坐坐、吃顿饭、抱抱孩子,从来没有踏进过他们住的屋子。我不知道我爸腰疼得直不起来,也不知道我妈在作坊里晕倒过。他们在我面前永远是一副“没事”的样子,笑脸相迎,嘘寒问暖。而我呢,真的就以为他们没事了。
我真是个混蛋。
正想着,院里传来推门的响动。我出去一看,我爸妈回来了。妈拎着个塑料袋,里面是几盒药。爸见了我,先是一愣,然后挤出一个笑:“建国,你咋回来了?今天不上班啊?”
我走过去,接过妈手里的药。盒子上印着:苯磺酸氨氯地平片、二甲双胍缓释片,还有几盒治腰疼的消炎药。
“妈,你实话跟我说,你们身体到底怎么样?”我盯着他们的脸问。
妈眼神躲闪:“真没事。医生就是说血压有点高,吃点药就能降下来。”
“血糖呢?”我又问。
妈不说话。爸在旁边叹了口气,说:“你妈血糖也高。医生让打胰岛素,你妈怕花钱,不肯打,就吃二甲双胍。那药便宜。”
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我别过脸去,不想让他们看见。
“走,现在就去医院。”我拉过我妈的手,“该做啥检查做啥检查,该打针打针。钱的事不用你们管。”
妈甩开我的手,声音也高了起来:“你这孩子,哭啥?我好好的,打啥针?吃点药就行了。你挣钱容易啊?房贷不还了?希希不养了?别管我们!”
“我不管你管谁?”我也吼了起来,“你把十五万都给我了,你自己连胰岛素都舍不得打,妈,你让我以后怎么活?你让我怎么有脸活?”
妈愣住了。爸站在旁边,嘴唇哆嗦了两下,最终什么也没说。
我们母子俩在院子里站了足足一分钟。最后,我妈蹲下身去,像小时候那样,用粗糙的手掌捂住脸,肩膀一耸一耸地哭了起来。
“建国啊,妈不是不愿意治。妈是怕……怕花钱。那些钱都是给你和希希攒的。妈没事,真没事。”
我蹲下去,握住她的手。那双手上全是裂口和老茧,像一段被岁月风干的树皮。
“妈,你听我说。”我哽咽着,“钱我不要了。你们留着自己治病、过日子。你要是不治,等将来躺床上了,受苦的是你,受累的是我。你以为这样是为我好?不是的。你们好好的,才是我最大的福气。”
那天下午,我硬是拉着我妈去了医院,重新做了检查。果不其然,血糖高得厉害,医生说要打胰岛素,得先住院把血糖调稳。我妈一听住院,又急了。我按住她的手,跟医生说:“住。现在就办手续。”
我爸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坐了很久,一句话也没说。我出来的时候,看见他正用粗糙的手指抹眼角。
六
妈住院了。我在医院陪了三天,春燕下了班也过来帮忙。希希放学后自己坐公交回外婆家,晚上我再去接她。
那三天,我爸一个人在王家坳,天天打电话问情况。他嘴上说“没事我就问问”,可每次挂电话前都要叮嘱我:“给你妈买点好的吃,别省着。”
第三天,我请了个护工,让春燕帮我盯着,抽空回了趟单位。科长知道我家的情况,没说什么,只让我把手头的活干完再休两天。我感谢他,心里却焦躁得很。年休假已经用完了,再请假就要扣钱。但这时候,扣就扣吧。
住院花销比我想的大。光是各种检查、药费、床位费,三天就交了六千。医生说要调血糖,至少得住半个月。我算了算,半个月下来,怎么也得两万出头。这还不算后期的胰岛素和日常用药。
我这才明白,我妈为什么那么抗拒住院。不是不想治,是心疼钱。她那一代人对钱的概念,跟我不一样。在他们眼里,钱是从地里一锄一锄刨出来的,是从牙齿缝里一点一点刮下来的。花在“没用”的地方,就是罪过。
可我不是他们。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难受。
我拿着他们的那张卡,去了银行。卡里有十二万七千多。我取了两万出来,交了住院费。又用手机给他们办了个理财,年化收益大概三个多点,比活期强。剩下的钱,我分文不动,还是他们的。
我妈出院的第二天,我把两张卡放在她面前。一张是她的,一张是我新开的。
“妈,这是你的钱。出院用了两万,还剩十万。”我推到她面前,“这张卡是我跟春燕给你和爸存的两万块,密码是你们的生日。以后每个月,我会往里面打一千五百块,当你们的生活费。你们想买啥买啥,想花就花,别省。要是钱不够,跟我说。但是有一个条件。”
妈瞪着我,嘴张了张,想插话。我不给她机会,继续说:“条件就是,你们必须好好看病,按时打针吃药。爸的腰要去做理疗,不能再去地里干重活。你们只要答应这个,钱的事不用操心。”
我爸开口了:“建国,那咋行呢?你的钱是你自己的,我们……”
“爸,”我打断他,“我的钱,是你们给的。没有你们,我连上学的机会都没有,更别说今天了。你就当儿子还你们的。你们要是不收,就是拿我当外人。”
爸不说话了,只是低着头,喉结上下滚动了几下。妈捂着嘴,眼泪跟断了线的珠子似地往下掉。
那天晚上,我没回县里,就住在老家的东屋。半夜里,我听见隔壁传来低低的说话声。是爸妈在说话,声音太小,听不分明。只有几句飘过来,断断续续的。
“你说咱建国……是不是长大了……”那是爸的声音,带着浓重的鼻音。
“早就长大了……是咱老不放心……”妈的声音,软软的,像在笑,又像在哭。
我仰面躺着,看着黑漆漆的房顶,眼泪无声地滑进鬓角。
七
日子慢慢往前过。
我妈出院后,我不再是每周“回来看一眼”了。我给自己定了个规矩:每天下班后,只要没什么事,就回王家坳住一晚,第二天早上再回来上班。村里到县城开车不过二十分钟,以前总觉得麻烦,现在想想,那点“麻烦”根本算不了什么。
我陪我爸去做了几次理疗。他的腰是老毛病,腰椎间盘突出加骨质增生,做几次理疗只能缓解,根治不了。医生让多休息,别干重活。我趁机把家里的地包出去了。三亩地包给了村里的老张家种,一年给两千块租金。我爸开始不愿意,说地荒着可惜。我说:“你现在首要任务是养好身体。地以后想种再收回来。”他不再说话。
可没过多久,他又闲不住了。不知从哪儿接了个磨芝麻酱的活,给村里的香油坊帮忙,一天五十块,不累,就是费时间。我知道了,没拦着,只是嘱咐他别久坐。
我妈每天按时打胰岛素,血糖总算稳住了。精神头好了许多,脸上的气色也红润起来。她又去作坊里做手套了,我让她别去,她说:“在家闲着也发慌,去了还能跟人说说话。”我只好由着她,但跟她约好,每天不能超过四个小时。
我爸的电动车买了三年多,电瓶不行了。他换了个新电瓶,骑起来还挺顺手。每天晚饭后,他载着我妈去村外的河堤上溜达一圈,散散步。我偶尔回去晚了,能看见他们在门口等我,爸站在大门外,妈坐在门墩上,俩人谁也不说话,就那么等着。车灯一照,他们眼睛眯起来,像两尊年老的守护神。
我忽然觉得,这样的日子挺好的。
但是,生活从来不会一直风平浪静。
我妈出院后的第三个月,一个星期六早上,我还在睡觉,手机响了。是我爸打来的。
“建国,你回来一趟。”爸的声音沙哑,带着明显的慌张。
“咋了?”
“你妈……早上起来觉得心口闷,说是喘不上气。我刚给村卫生所打了电话,他们让赶紧送县医院。”
我一个激灵坐起来,手忙脚乱地穿衣服。春燕也醒了,问怎么了。我说妈心口不舒服,要去医院。春燕二话不说也起了床,把希希塞进车里,一家人往村里赶。
到家时,我妈躺在床上,脸色煞白,嘴唇发紫,额头上全是冷汗。我抱起她就往车上跑,爸在后面跟着,手抖得连车门都拉不开。
送到县医院,直接进了抢救室。诊断结果是急性心肌梗死,好在送医及时,没有生命危险。但需要马上手术,放支架。
医生把我和爸叫到办公室,简单说了手术方案。我听见“手术费”三个字,脑袋嗡了一下。然后听见医生说:“加上支架和后期治疗,最少得准备七八万。”
我看向爸。爸也看着我。他的眼神浑浊而坚毅,像是早有准备。
“治。多少钱都治。”爸从怀里掏出一张存折,那是我给他们存的两万块,原封未动。他递给我,“先用这个。不够我再想办法。”
我接过存折,又想起我妈给我的那张卡。卡里还有十万。加上这两万,一共十二万。够了。
可这笔钱花了以后呢?他们的养老钱就剩不了多少了。以后的日子怎么办?
我正犹豫,春燕在旁边拉了拉我的袖子。她小声说:“先用咱家的钱。爸妈的钱能不动就先不动。实在不够再说。”
我点点头。跟医生签了字,转身去交费。春燕追出来,往我卡里转了三万。
“这是咱家攒的。先应急。”她说。
我看着她,心里百般滋味。这个女人,平时买菜为几毛钱都要跟人讲价,可在关键时刻,从来没有退缩过。
八
手术做了近两个小时。我妈被推出来时,脸色还是白,但呼吸平稳了。医生说手术成功,需要住院观察一周。
爸全程在手术室外等着。他坐在铁椅上,双手拄着膝盖,眼睛死死盯着那扇门,不吃饭也不喝水。我劝他吃点,他摇摇头,说“吃不下”。我只好陪着。
妈醒来后,看见我们都在,第一句话是:“又花钱了。花了不少吧。”
我笑着摇头:“没多少。医保能报一部分。”
妈似信非信,但她虚弱得厉害,很快又睡了过去。爸走进去,在病床边坐下,轻轻握住她的手,嘴巴动了动,没发出声音。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听清他说:“秀兰,你可不能走。你要走了,我一个人……不行的。”
我别过头去,不忍再看。
那段时间,我和春燕轮流在医院陪护。爸年纪大了,我们让他回去休息,他不肯。每次只在家里睡四五个小时,天不亮又赶到医院。他学会了用医院的自助机缴费,学会了看护理单,学会了自己去打热水。一个种了一辈子地的老农民,在医院的走廊里,笨拙又固执地学习着这些他从未接触过的东西。
我妈恢复得不错,一周后出了院。医生叮嘱了一大堆注意事项:按时吃药、定期复查、戒烟戒酒、不能劳累、保持心情舒畅。爸在旁边用一个小本本记着,记得很慢,字写得像小学生一样认真。
出院那天,我开车送他们回王家坳。路过县城的银行时,妈让我停车。我不明所以,停在了路边。
“去,把卡里的钱取出来。”妈坐在后座,声音不大,却不容置疑。
“取多少?”
“全取出来。给你爸买几件衣裳。他这几年的衣裳,都洗得没颜色了。给他买两双好鞋,要软底的,他脚上茧子厚。再给你爸办个按摩卡,就是那个可以躺着按摩的,医生说他腰不好,得经常按按。”
我哭笑不得:“妈,钱的事你别操心。我给你和爸买。”
妈摇摇头:“那不一样。那是妈的钱。妈想给你爸花。”她停了一下,又说,“我这次差点没了。躺在床上想了好多。我跟你爸都不年轻了,攒了半辈子的钱,不就是为了花在最要紧的时候吗?以前总觉得,这钱得给儿子、给孙女。现在我想明白了,我跟你爸要是倒了,钱有啥用?我们多活几年,身体好好的,不给你们添麻烦,才是最大的帮着你们。”
我握着方向盘,眼睛有些模糊。春燕在后视镜里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妈,轻声说:“妈,想开就好。钱的事别有压力。你们好,就是咱家最大的福气。”
我妈笑了。那笑容,像一朵晚开的秋菊,朴素,却让人心里亮堂堂的。
九
日子就这么过着。我妈的心梗之后,家里人的关系发生了很微妙的变化。
我爸妈不再像以前那样,把所有好东西都藏着掖着留给我们。他们开始在自己身上花钱了。我爸给自己买了个新收音机,天天提着去村里转悠,跟人下棋、聊天。我妈给自己买了几件新衣裳,还烫了个头,逢人就笑,说“儿媳妇给烫的”。其实那钱是她自己出的,但她愿意把好名声给我们。
我也没有再提十五万的事。那笔钱,我妈的手术用了六万多,剩下的我没有去动,继续存在银行里。在我心里,那已经不是“爸妈的存款”了,而是我们一家人共同的底气。不到万不得已,谁也不会去碰它。但知道它在,心里就踏实。
春燕跟我妈的关系越来越好。以前我妈不常来县里,觉得麻烦。现在她每个月都会来住个一两天,说是给希希做点好吃的。春燕也不嫌弃她了,俩人一起去菜市场、一起包饺子、一起嗑瓜子看电视。反倒是我爸,还是不喜欢往城里跑,觉得楼房憋屈。他妈来了,他就在家自己煮挂面。有次我回去,看见他蹲在门槛上,端着一碗白面,就着一根葱吃得满头大汗。我鼻子一酸,问他咋不跟妈一起来。他说:“你妈去享福,我高兴。我在家自由,想躺哪躺哪,想抽根烟就抽根烟。”我笑了,没拆穿他——他是舍不得那几只鸡,还有院子里那条老狗。
秋天的时候,县里通知,说王家坳那一带要搞高标准农田建设,原有的承包合同重新签。我帮我爸把三亩地重新签了五年的承包合同,租金涨到了三千一年。加上我每个月给他们的一千五,老两口的收入稳稳当当。
我妈说:“我现在一个月光退休金……不对,我也没退休金。反正就你给的这些,加上你爸的养老金,够花了。我们不给你添负担。”
我嗯嗯地应着,心里却想,你们从来没给我添过负担。是你们把我养大,把最好的都给了我。现在轮到我了。
但我没有把这话说出口。有些爱,不用挂在嘴边上。做了,他们能感觉到。
十
今年过年,我是在王家坳待得最久的一次。
从腊月二十八到正月初五,整整住了一周。春燕单位放了假,希希也放了寒假,我们一家三口住在村里,天天吃我妈蒸的大白馒头,喝我爸炖的萝卜排骨汤。晚上围着火炉看电视,听我爸妈讲以前的事。
我爸说,他刚跟我妈结婚那会儿,家里穷得叮当响。全家人就一条像样的裤子,谁出门谁穿。他出去打工,舍不得买饭吃,就揣几个冷红薯。住工棚,四面漏风,冬天冻得脚上全是冻疮。我妈没跟他说过一个苦字,只是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等他回来。有一年他打工回来,看见我妈挺着大肚子在井边提水,脚下一滑,差点摔着。他当时就哭了,说这辈子不出去打工了,就在家守着你们娘俩。
我妈听到这儿,啐了他一口:“说得好听,过了年还不是走了。”说完俩人都笑了,笑出了眼泪。
我听着,心里酸酸软软的。他们的故事,我从前听过一些,但从来没有这么完整地听过。那时候我只知道他们“不容易”,却不知道那些“不容易”里,藏着多少我不知道的细节。
我忽然觉得,这十五万,也许不只是十五万。那些钱里,有我爸搬过的每一块砖,有我妈熬夜缝过的每一只手套,有他们对自己无穷无尽的苛刻,也有他们对我们倾其所有的给予。那些皱巴巴的、带着汗味和咸菜味的钱,远比银行里的数字重得多。
那天晚上,等春燕和希希都睡了,我一个人搬了把椅子,坐在院子里抽烟。冷风从村外的河面上吹过来,带着冬天的干冽。我爸不知什么时候也出来了,坐在我旁边,递给我一根烟。
“少抽点。”他说,却还是给我点上了火。
我们父子俩并排坐着,谁也没说话。过了很久,他忽然说:“建国,爸以前总想,这辈子没啥大本事,能把你供出去,就算完成任务了。那天在医院,你妈差点走了,我才觉得,养儿防老、给儿子挣钱,都是虚的。能活着,能看着你们好,比啥都强。”
我侧头看他。他的脸在夜色中模模糊糊,只有烟头的光一明一灭。
“爸,你放心。”我说,“你跟妈好好的。别的,有我。”
他“嗯”了一声,声音很轻。
那一夜,我睡得很沉。梦里,我回到了小时候。我爸骑着那辆二八大杠,我坐在前梁上,我妈坐在后座上。风很暖,路两边的麦子绿油油的。我们一家三口,沿着乡间小路一直骑、一直骑,像要骑到天边去。
醒来时,天已经亮了。窗外传来我妈在灶房生火做饭的声音,还有我爸在院子里喂鸡的“咕咕”声。我翻了个身,看见春燕还在熟睡,希希抱着她的胳膊,小脸红扑扑的。
那一刻,我心里涌起一个念头,特别简单,也特别踏实。
爸妈的十五万存款,我没有花过一分。可它带来的东西,比十五万本身值钱多了。
它让一个儿子真正看见了自己的父母,也让一对父母真正看见了自己的晚年。
这大概就是所谓的生活吧。你永远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但只要一家人在一起,有商有量,互相心疼,哪怕只有十五万,也够用了。
真的,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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