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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德满都的The North Face旗舰店内,一个高大的金发男人站在人群后面。他的肩膀和我的头齐高,虽然站姿挺拔,却遮掩不住年龄在他身上留下的老态——深色的短袖下能看到隆起的小腹和下坠的胸肌,一头金发也十分稀疏。
我知道他叫什么,我在很多地方都见识过、听闻过他。
但这次能与Conrad Anker对谈,原本不在计划之内。《户外探险》受邀参加The North Face的一场活动,到场后才看见他也在。时机难得,便有了这篇面对面的对谈。
我们相对而坐,畅谈一个多小时,听他亲口讲述那些纪录片和书页之外的、身处巅峰、以及告别巅峰之后不为人知的过往。
你也许在纪录片中见过他,《最狂野的梦》记录了他发现了乔治马洛里的遗体,《攀登梅鲁峰》讲述他登顶了一面海拔6000多米的高海拔大岩壁。
你也许在书本的编著署名中见过他,他是《登山圣经》的编者之一,他也是大名鼎鼎的金国威的攀登导师、曾经北面的探险队队长。
如果攀登者有一个模版,那么这个模版也许就长成了Conrad Anker 的模样。这个现年63岁、即将年满64岁的男人曾经是世界一流的高海拔攀登者,但如今他已经淡出了这个领域10年。
人们与他对谈,问及的总是那些过往的传奇攀登,他总是反复回答那些相同的问题,以至于他回答我相同的提问时,从地上随手捡起了一片枯叶,弯折一番,用力扔了出去。
撰文|文森
编辑|了了
设计|周末
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
本文为《户外探险》原创内容
博兹曼,五点钟
63岁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但Conrad依然会在清晨五点就起床处理工作。
他将这段时间称之为“软工作时间”(Soft time),意思是他并不需要本人出现在某个场合或者镜头前,只需要给自己一点动力,静静坐在电脑前,做一做文字工作。邮件像自家后院的草一样不停长出来,他每天都会开动割草机除一除草。
另外一部他称为“硬工作时间”,他需要打开Zoom,也就是国外版的腾讯会议,坐在镜头前,与人沟通互动。又或者是需要他穿戴整齐,出现在某个特定场合,接受采访。他把这些工作都安排在每周的二三四,这样他每周就可以空出四天去攀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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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在63岁的年纪,Conrad Anker依旧在攀登。他不再背负着赞助商的压力飞到世界各地去完成一些宏伟的攀登,而是像十几岁的时候那样,开车到离自己不远的岩场,去完成一些完全由兴趣驱使的攀登。
1962年11月27日,Conrad Anker出生于加利福尼亚,他的父亲和爷爷都来自优胜美地国家公园外的比格奥克夫拉特,他们都是相当狂热的户外爱好者。受到家庭影响,Conrad很小就开始接触攀登,16岁时登顶了距离西雅图市不远的雷尼尔山,那是一座海拔4390米的雪山,也是华盛顿州的最高峰
他说选择大学时,是看到了宣传册背景里的群山,才选择的犹他大学。1980年,在盐湖城读大学期间,他经常一个人跑出去攀登。有一次,年轻气盛的Conrad跑去Free Solo,当他独自一人回到停车场,一个大胡子的男人问他:“嘿!这是怎么回事?”
这个大胡子的男人叫Mugs Stump,是当时美国一流的攀登者,当Conrad在Free Solo的时候,Mug就在停车场目睹了全过程。也许是看中了这个年轻人身上的热情和天赋,Mugs开始带他去进行一些知名攀岩胜地,教授他攀登的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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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gs Stump
80年代是属于固定电话和留言机的时代,Conrad和Mug通过这些方式古法约爬,完成了许多新线路的首登。80年代也是自由攀登刚刚兴起的年代,在60年代和70年代,通过金属器械和绳梯来完成一次攀岩依然是主流的做法:将合适的金属器械固定在岩壁的突起或裂缝中,挂上绳梯,踩在绳梯上,再固定下一组器械,循环往复。如今,我们称之为器械攀登。
这种方式往往要在数百米高的岩壁上住上好几天,也被称为大岩壁风格。Mugs是这方面的专家,在Mugs的带领下,他们一起在红岩峡谷、优胜美地、锡安国家公园的岩壁上完成了多条大岩壁线路的攀登。
Conrad有一张很有名的照片,那时他还很年轻,留着几乎齐肩的金色长发,额头系着一根黄色的布条,穿着一件红色的衣服,颇有些嬉皮士的风格。照片里他正在推上升器,一边推一边取下Mugs留下的保护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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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rad 的经典照片
在这些攀登的洗礼中,Conrad逐渐从跟在后面的人,成为了能够冲在前面的人。“他给了我信心放手去做。他会说‘你能行。’”这也是Mugs给予Conrad最重要的东西——信任。
1983年,他首次获得了北面的赞助。但那段时间他的生活怡然清贫,他与几个伙伴一起创立了一个服装品牌“KÜHL”,1989年其中一位合伙人车祸去世后,他们出售了这个品牌;随后的几年他靠做木工建房子来获得收入,每次做上几个月,等攒够了钱就辞职找伙伴一起去攀登。
然而就在某一次他们完成了攀登,开车回到盐湖城的洲际公路上,Conrad的朋友告诉他:“Mugs好像去世了。”
毕生之作
1988年,Conrad和Mugs曾一起前往印度喜马拉雅山脉进行探险,Mugs前往梅鲁中央峰,他曾在两年前首次尝试,没能完成,这是他的第二次尝试,最终也失败了。
1992年,Mugs在北美洲最高峰麦金利,为几个客户做向导时掉进了冰裂缝,不幸身亡。
Mugs去世后,梅鲁中央峰的线路成为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它太难了,那是一面屹立在海拔6000米之上,高差达到1000米的花岗岩大岩壁。许多人都曾尝试,但无人完成。
就连Conrad自己也花了十几年才接过了完成梅鲁峰的大旗,90年代是Conrad最活跃的一段时间,从阿拉斯加到巴塔哥尼亚再到南极,他在这段时间完成了许多大型的攀登。1997年,他完成了臭名昭著的Latok II峰的新线路,使他一跃成为了世界上最顶尖的攀登者之一。
但直到2003年,他才第一次尝试攀登了梅鲁中央峰。这座山峰在两年前被一位俄国登山家首登,采用了一条相对简单的山脊线路,而他则想要继续完成Mugs的“鲨鱼鳍”线路——一条沿着壁面蜿蜒向上的线路,采用阿式攀登的策略:轻装快速。但这是一次彻头彻尾的失败,线路只爬了一半就因为雪层不稳定而被迫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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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登梅鲁峰》剧照,Conrad 在攀登
Conrad意识到这是一条需要用大岩壁风格来完成的线路。2008年到了第二次尝试的时候,他和两个“徒弟”金国威和Renan组成了队伍,虽然这次依然因为食物不足而在顶峰前100米被迫下撤,但这次攀登让他看到了完成的希望。
第三次尝试已是2011年,有了第二次攀登的经验,他们“相对顺利”地抵达了上一次决定放弃的地方,除了吊帐的帐杆“罢工”了以外。Conrad依然是这个队伍中的导师,作为团队中经验最丰富的人,他承担了那些最难、最危险的领攀任务。但作为导师,他不仅要为后辈指明方向,也需要收起庇护,让后辈自己面对未知。
在顶峰之下100米,面对最后未知的路途,Conrad转头看向金国威:“该你来带领我们了。”
2011年,在49岁之际,Conrad终于在第三次尝试中站上了梅鲁峰的最高点,他留了17天胡茬的嘴角抽搐着,趴在雪檐上抱头而泣,哽咽着说:“Mugs,我为你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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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登梅鲁峰》剧照
“梅鲁峰是我毕生之作。所以这是我当初立志要做的一切的巅峰成果。大岩壁、寒冷的气候、喜马拉雅山脉、师徒情谊,所有这些因素汇聚在一起。”
这也几乎成为了他的收官之作,尽管在梅鲁峰之后他依然参与或主导了一些远征式的攀登活动,但他未能再次完成任何一条高海拔新线路的开辟。这也很正常,完成梅鲁峰后,Conrad到了知天命的年龄,他不再是个年轻人了。
Conrad的“新线路项目”从遥远的喜马拉雅山脉转移到了家门口的蒙大拿州,他常在蒙大拿州开着车四处转悠,寻找适合开发攀岩的公共土地,他会确保岩壁质量足够好并且易于接近,然后规划好攀岩的线路,并在岩壁上打入膨胀螺栓和挂片。这些线路的难度依旧很高,只是相比于寒冷缺氧的喜马拉雅,这些线路对于身体的要求要低得多。
他将开线视为一种可被社会接受的涂鸦,也是一种“不朽”的形式。也许当他不在了,人们会继续来攀爬他开辟的这些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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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的重量
Conrad与The North Face合作了长达40余年,如今他是一位中层销售经理,这意味着他依然有不少工作需要处理。
如果这一天之中没有“硬工作时间”,他会尽可能在早上完成需要做的文字工作,一键发送,然后把一整天的时间用来攀岩。又或者在盛夏,日落比较晚的时候,他会在太阳西沉的时候出门,傍晚时分开始攀爬。
如今他无法再像二三十岁时那样攀爬了,他清楚这一点。“如果我还要用那些标准要求自己,我只会让自己失望,”他说。“我对自己现在的位置感到满意,从中找到乐趣——那可能是最重要的事。”他的目标也从喜马拉雅的高海拔山峰,变成了“在夏天结束之前磕下一条5.12的攀岩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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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rad曾是一位极优秀的攀岩者,在盐湖城他几乎就是最优秀的攀岩者,在本地社区里,没有攀岩者不知道Conrad Anker的大名,他就是盐湖城的一哥。
直到Alex Lowe搬到了盐湖城。
Conrad和Alex作为当时一流的攀登者,其实早就互有耳闻,因此他们很快便互相认识,约着一起去攀岩。他在纪录片《Torn》中回忆,他们就像两只清晨起床的狗狗,一醒来就会对彼此说“去攀岩”,不能是15分钟以后,要现在,马上,去攀岩。
Alex是当时最全面且大胆的攀登者,不局限于攀岩,他在攀冰、高海拔山峰的表现都是一流水准,拥有超人一般的体能,这也决定了他很难找到能力与自己匹配的搭档,而幸好,Conrad可以。
他们一起去了南极洲和巴芬岛,首登了那里最陡峭的山峰;一起去吉尔吉斯斯坦,攀登汗腾格里峰;一起去攀登安纳布尔纳III峰。他们是彼此最亲密的朋友,在同一顶帐篷里熬过了最恶劣的天气,几乎每次攀登都会登上户外杂志的封面故事,这对双子星无人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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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rad(右) 与Alex Lowe(左)
Alex是那个更受赞誉的攀登者,但Conrad拥有一项令Alex羡慕不已的东西——绝对的自由。
Conrad那时候三十几岁,没有妻子也没有孩子,生活在一辆改装的Van里,只要有人叫他去进行探险,他立刻就可以出发。
而Alex40岁,是一位相貌标致、性格阳光、眼神中还带着一些童真的探险家,同时也是一位丈夫、三个孩子的父亲。那时,长期在外登山已经为他的家庭带来了一些裂痕:他热爱两者,但难以兼得。
1999年10月,他们计划了一次前往希夏邦马峰的滑雪之旅。Alex刚刚完成一次探险回到家,想花时间陪陪自己的家人,“也许我应该退出这次探险活动。”他当时对妻子Jenny说。他带着自己的大儿子去爬大提顿山,他问儿子他是否应该去希夏邦马峰,儿子回答道:“我理解你必须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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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rad(右) 与Alex Lowe(左)
1999年10月5日清晨8点左右,Conrad、Alex和摄影师David三人上山进行侦查,那本应是一个休息日,但他们还是决定去看看他们要行进的线路。Conrad正埋头行进在冰川的积雪山,然后他听到了一声巨响,抬头看去,主峰与卫峰之间的鞍部升腾起了一片白雾,沿着沟槽迅速向下蔓延。
“糟糕,雪崩了。”他听到Alex大喊。
Conrad立刻转头横向穿越冰川,Alex和David则向山下跑去。Conrad的脑海中想起一个声音:雪崩到来之前我就会倒下。一阵气流汹涌而过,将Conrad掀翻在地。一切尘埃落定之后,他发现自己还活着,他的头不知磕在了什么地方,鲜血直流,而周围只剩下了一片寂静。
在那一天的剩余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都在冰川上,在雪崩的堆积物中寻找Alex和David的踪影,但也于事无补,被雪崩掩埋的救援时间只有15分钟。
电话打到了Alex的家中,Jenny接起电话,起初信号不太清晰,Jenny还以为说话的是Alex,但随后她听清那不是Alex的声音。
“发生了一场雪崩。很抱歉,Alex被埋了。”电话那头没有说很多,取而代之的是长久的沉默。“Conrad在吗?”Jenny问道。
Conrad接过电话,Jenny不停地让他返回山上,去找一找Alex,也许,也许他还活着。Conrad回答不上来,他目光迟滞,不停摇着头,只是重复的说“Jennifer...已成定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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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x 与Jenny
Mugs去世时距离Conrad很远,但Alex离去时离Conrad仅有几十米的距离。他出现了创伤后应激障碍,无法继续登山。经历了好友在自己身边离世之后的一两年中,他都无法走出失去挚友的阴霾。甚至一度认为自己的生命不如逝去的人有价值,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愧疚,也许是灾难对于每一个幸存者的惩罚:为什么不是我?
他想要为Alex做些什么,Alex出发去希夏邦马前最想带Jenny和三个孩子们一起去迪士尼乐园,于是在那年的圣诞节,Conrad开车来到Alex的家门前,敲响了大门,带着他们一家去了游乐园。
对于他和Jenny而言,陪伴或许是抚慰当下的悲伤最好的方式,他的探望也让三个孩子十分高兴。
情愫在不知不觉中生长,有一次,大儿子Max无意中撞见了二人在家门口亲吻,有些话在这个家庭中从未被明说,但每个人都隐约知道发生了什么。2001年,他们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当然,他们遭到了一些恶评,有人质疑他们在Alex还在世时便有染,但对于他们来说,那些言论并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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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rad、Jenny 与孩子们
“我和Jenny在一起的时候,那是正确的选择。我们相爱,我收养了Max、Sam和Isaac。我人生的高光时刻就是和珍妮在一起,怀着使命感、正直感和方向感养育儿子们。”
家庭抚慰了他们的伤痛,但同时随着伤痛而去的,还有“我爬够了那些大山,不想再回去”的想法。Conrad说,自己的出厂设定有点疯狂,总闲不住做点什么,他是容易受到大山的呼唤的那类人,也许正因如此,他才能够与Alex创造辉煌。
心跳与放手
和解,是你不再与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持续对抗。
人们总在说,你需要与自己和解,但什么是和解,为什么要和解?有些人口中的和解只是一个躺平的借口,有些人口中的和解只是忘记的另一种说法。
户外杂志《Outside》曾为Conrad Anker写过一篇名为“Last Man Standing”(最后的幸存者)的文章。在Conrad的人生中,他一次次看着身边的人因攀登而离去,而他也始终承受着接触死亡而带来的痛苦。走出阴霾,是他必须为自己做出的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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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是坚韧的。你从事这类运动,必须与死亡和解。你必须理解自己的终有一死。”
所以Conrad重新开始登山,登顶梅鲁峰之后,2012年,他第三次登顶了珠峰。与此同时,在这一年稍早一些的1月,一位奥地利和尼泊尔混血的天才少年,以自由攀登的形式登顶了托雷峰的压缩机线路。
David Lama是一名竞技攀岩运动员,但故事的走向正如电影《石头的呐喊》一般神奇,这名竞技冠军决定跨界尝试攀登托雷峰,他决心将自己的攀登天赋带到真正的高山上。
“这个孩子你应该见见。”一个中间友人告诉Conrad,为他们牵了线。在接连完成了几次小型的攀登后,他们将目光投向了庞大的目标,一座位于中尼边境的海拔近7000米的未登峰,Lunag 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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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rad 与David Lama
2015年,他们第一次尝试攀登这座山峰,在极寒的天气中冒着冻伤手脚的风险攀登到距离顶峰300米的地方,最终决定放弃。2016年,两人放松心态,故地重游。
David一口气领攀了最开始的4个绳距,当他领攀完第5个绳距开始保护Conrad跟攀上来的时候,事情开始有些不对劲。
Conrad花了很长的时间攀爬这几十米的距离,异于寻常得慢,他每挥出一镐之后要停顿一会儿,再挥出下一镐。在由冰面铺设的高速路上,他如同一辆故障的车缓慢移动。在抵达David建设的锚点前,他甚至靠在一旁的岩石上,休息了好一会儿,才继续攀爬到锚点所在的位置。
刚刚把自己连接在锚点上,Conrad便身子向后一倒,试图在这个垂直世界里找到一个可以躺下的地方。他不停地变换姿态,试图找到一个能令自己舒服的地方,但无论如何变换姿态都无济于事。
“要么是肺,要么是心脏。”他大口喘着粗气对David说。“感觉就像一头大象站在胸口”,他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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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rad在Lunag ri突发心脏病
David平静地告诉他“我们得掉头了”,Conrad依旧挣扎:“再等几分钟,看看有没有好转。也许我们可以在那边的冰脊上搭帐篷,看看明天状态如何。”
“你只有5分钟时间。”David一边说,一边已经建好了下降点。
实际上也许David只给了他三分钟,当下降点建好之后,Conrad没有再反抗,两人开始下降。David试图说服他一到岩壁根部就坐直升机,他拒绝了。
下降到地面,从大本营来接应的人接过了他的背包,但他依然像一个醉汉一样踉跄着走在冰川上,偶尔要用冰镐辅助自己站住。走到了平坦的地方,他支撑不住,躺在了冰面上,一边扭曲着自己的身体一边拉开衣服拉链试图缓解胸口的剧痛。
“我总是想知道我什么时候会收到自己应该金盆洗手的信号,我想现在我收到了。”他躺在冰面上说。
David没有再犹豫,呼叫了直升机的救援。他躺在帐篷里,翻滚、蠕动,他的嘴唇麻木,左臂也是麻木的,身上裹着睡袋,用衣服遮住眼睛,双手按压在胸口上穿着粗气。
直升机把Conrad直接带回了加德满都的医院,他被确诊患上了心脏病,并做了紧急心脏支架置入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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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rad在帐篷中缓解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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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完心脏支架手术的Conrad
捡回了一条命之后,Conrad退出了高海拔攀登的领域,但他并没有完全放弃登山,2017年,一部纪录片记录了他和金国威、Alex Honnold等人前往南极洲进行攀登的故事,他和金国威搭档,以大岩壁攀登的风格完成了一座山的攀登。
我们依然能够时常看到他出现在攀登类纪录片中,他带着新人去攀冰,又或者与两三个老年攀登者一起去攀登某条冰壁。
但他也意识到了什么,有些事情,确实不再适合自己了。2018年,他卸任了北面探险队队长的职务。
“这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关于转变。这一切来得很突然,我现在正在服药,不过,没错,我现在没法做30岁时想做的那些事了。你想活在过去吗?你要活在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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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当下
回到奥地利后,David Lama一直关注着Conrad在蒙大拿州家中的恢复情况,一切进展顺利,2018年夏天,他们甚至一起去多洛米蒂完成了几次攀登。但Conrad去意已决,他不会再回到高海拔攀登中,他想活的更久一点。
于是同年11月,David婉拒了多个强劲攀登者的组队邀请,独自前往Lunag Ri峰攀登——如果没有Conrad,独自攀登是他能想到最好的完成方式。他独自登顶了Lunag Ri峰,并且因此获得了2019年度的金冰镐奖项。
但他无缘领取这个奖项。
那个冬日,Conrad Anker接到一个电话。David在一次阿拉斯加的攀登中,遭遇雪崩遇难。
他出席了David的追悼会,那是一场安排在山顶的追悼会,在著名登山家梅斯纳尔的登山博物馆举行。蓝调时刻,Conrad走上讲台,发表了他的悼词。
“David用他的生命向我展示了一件事:不是所有的债务都能用攀登来偿还。有些债,只能靠好好地活下去来还。”
“我会珍惜我们在一起的美好时光,”他说。“有时候事情可能不尽如人意,但你让那些不如意渐渐淡去,记住那些亮点。你把它们留在心里,用来激励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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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他在蒙大拿州的生活很安静。
他在写一本书,我以为会是一本自传、一次自述。因为即便谦虚来看,他的人生对于无数后来者都有借鉴意义,而不谦虚地说,他是一个传奇。但他并没有写一部自传的打算,而是在写一本攀岩地图:从世界各地选择250条攀登线路,讲述背后的故事,讲述什么定义了攀登。
他是一个追求进步的人,将思维的进步看作生命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阅读的书籍从冰川学、宇宙学、文学到虚构文学或者非虚构文学。除了攀登之外,阅读构成了他生活中最大的部分——最近在读一本一战中一个加拿大年轻人的虚构文学。在此之前读了关于成瘾的《百万碎片》,还有梅利莎·阿诺的《足够》。
Conrad将这些事情称之为脑力工作,他会在做这些事情时,放上一段爵士乐,或者古典乐,帮助自己专注于此。每进行4-6小时脑力工作之后,他就会起身到后院,去做一个小时木工,或者做做家务。也有时候,他会躲在房间里,练习曼陀林。他在演奏方面还比较笨拙,不希望被人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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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越来越少出现在户外杂志的封面上,越来越少出现在聚光灯下,他的动向信息更新的频率越来越低,简而言之,他逐渐淡出了公众的视野。
但攀登的火焰依然在他的心中燃烧。“我会一直做下去,直到我做不了为止。”
他还有一个长期追求的目标,完成七大洲最高峰——他已经登顶了珠峰、德纳里峰、文森峰,还差四座。还有喜马拉雅山脊徒步,从干城章嘉到木斯塘,一千公里。
他说如果他不舒服,转身下山就好了。
Conrad因身体与年龄原因告别了高海拔,
但并没告别攀登,
你怎么看这种"退一步,但不退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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