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二姑26岁开始染发，今年62岁，基本上2月一染，今年得病了

发间雪

我妈在电话里说，你二姑病了，今年过年得去看看。我问什么病，我妈沉默了一会儿，说查出来是白血病，医生说可能跟长期接触染发剂里的化学成分有关系。我握着手机站在阳台上，十二月末的风从防盗网的缝隙灌进来，割得脸生疼。

二姑二十六岁开始染头发，今年六十二，三十六年，两个月染一次，一次都没落下。我不知道三十六年的染发剂在一个人身体里淤积起来会是什么样子，像某种沉默的沉淀，一层一层盖住原本的颜色，直到终于兜不住，轰的一声塌下来。

我想起来上一次见二姑还是三年前爷爷葬礼上。那天她顶着一头栗棕色的卷发，在灵堂里忙前忙后招呼亲戚，声音比谁都响亮。我爸坐在角落的塑料凳上抹眼泪，二姑走过去拍他肩膀，说别哭了，爸走得挺安详的。她指甲上是新做的酒红色美甲，在灵堂的白炽灯底下亮得刺眼。我那时候觉得二姑有点过分，后来又想，也许她只是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件事。

二姑二十六岁那年我还没出生，她的故事我是听我妈断断续续讲起来的。二姑年轻时候有一头特别黑亮的头发，又厚又密，扎成一根大辫子垂在腰后面，走起路来一甩一甩的。那时候她在县城的纺织厂上班，车间里噪声大，工人们说话要靠喊。二姑喊起来中气最足，全车间都能听见。她二十二岁嫁给了厂里一个开叉车的男人，姓周，个子不高，但笑起来眼睛弯弯的。两个人住在厂分的筒子楼里，门对门四户人家共用一个水房，每天早上排队刷牙洗脸。二姑说那时候虽然穷，但热闹。

可惜热闹没维持多久。周姑父在二姑二十四岁那年出了事，叉车在仓库里倒车的时候没看清后面有人，一个刚进厂的小姑娘被卷到了车轮底下。人没救回来，周姑父第二天就在宿舍里用床单上了吊。二姑赶到的时候人已经凉了，她跪在地上拽着周姑父的裤腿，嗓子都哭哑了。后来纺织厂赔了一笔钱，二姑用那笔钱在县城边上买了个小门脸，开了间理发店。

二十六岁的二姑坐在理发店的镜子前面，看着自己镜子里的脸，颧骨比以前突出了，眼下有青黑色，头发还是黑亮的，但鬓角冒出来几根白的。她伸手把那几根白发拔掉，过了一个月又冒出来更多，拔不过来了。有一天下午店里没客人，二姑从货架上拿了一盒染发剂，照着说明书调好了，一点点往头上抹。那是她第一次染发，染的是黑色，没什么特别的目的，就是不想看见白的。

后来黑色染了几年，店里的小工跟她说二姐你肤色白染个栗色好看，二姑就换了栗色。再后来流行的颜色越来越多，酒红、棕红、巧克力色，二姑的发色也跟着一年年变，但从来没断过。理发店的生意越来越好，二姑雇了三个师傅，自己不怎么上手剪了，就坐在收银台后面收钱跟客人聊天。她嗓门还是大，笑起来整个店都嗡嗡响，街坊邻居都喜欢她。

二姑没再嫁人，有人介绍过几个对象，她见了两次就不去了。我妈问她为什么，她说嫌麻烦，一个人过挺好。后来我妈跟我说，其实你二姑心里一直没放下那个人，每次喝多了就念叨，说要是那天他没去开那趟叉车就好了。二姑酒量不行，二两白酒就上头，脸通红，坐在自家客厅的地板上，头发散下来遮住半张脸，跟平时大嗓门的样子判若两人。

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去二姑的理发店，因为每次去她都会给我拿柜台上的棒棒糖，橘子味的，五毛钱一根。我坐在转椅上吃糖，看二姑给客人烫头发，满屋子都是药水的味道，呛鼻子但闻久了又有点上瘾。二姑的手指在我头上按的时候特别有力，她说我头骨长得圆，剃光头都好看。后来我长大了，不怎么去理发店了，二姑每年过年见我一回，每次都先伸手揉我脑袋，说又长高了，然后就转头跟我妈聊家常。

我上大学那几年二姑开始信佛，店里收银台旁边供了一尊小小的观音像，每天早晚三炷香。我妈说是因为二姑有一回做梦梦见周姑父了，他在梦里没说话，就看着她笑。二姑醒了以后枕头湿了一片，第二天就去庙里请了观音回来。她没跟任何人说梦见什么了，只是从那以后每年清明和七月半都会买很多纸钱去十字路口烧，嘴里念念有词的，别人也听不清念什么。

二姑五十二岁那年把理发店盘了出去，说干不动了想歇歇。实际上她根本没歇住，转头在小区门口租了个小铺面卖早餐，每天凌晨四点钟起来和面炸油条。我爸妈劝她别折腾了，手里攒的钱够花了。二姑说闲着难受，再说早上那帮上班的还得吃口热乎的。她卖早餐卖了六年，后来胳膊使不上劲了才不干了，但每天早上还是去那个铺面坐坐，跟买早茶的街坊唠嗑。

那时候二姑的头发已经是棕红色了，烫着满头的小卷，每天早上起来得用啫喱水抓半天才成型。她有一次跟我妈说，头发白了人看起来就没精神，店里的老主顾该不认得了。我妈说谁看你头发啊，二姑说我自己看。

二姑这一辈子没生过孩子，我爸妈跟我商量过，说以后二姑老了让我们多照应着点。我说行，但心里其实没当回事，总觉得二姑那个大嗓门的人怎么会老，她每天在早餐铺子里炸油条的时候胳膊抡得圆圆的，跟电视里练太极的人一样有力气。直到今年我妈打来那通电话，我才突然意识到二姑已经六十二了，染了三十六年的头发，那些颜色一层层盖上去，底下的白到底有多少，谁也不知道。

我从上海回县城那天是腊月二十八，高铁上人挤人，行李架塞满了红红绿绿的礼盒。我靠窗坐着看外面的田野一片灰蒙蒙的，偶尔闪过几栋贴着春联的民房。邻座是个带孩子的年轻妈妈，小孩一直踢我腿，我没心思管，满脑子都是二姑的样子。我在想见了她要说什么，想了半天也不知道，最后在县城下了车先去找了个花店买了束百合。二姑最喜欢百合，以前店里常年插着一把。

医院在县城东边，新盖的楼，白墙绿窗框，走廊里一股消毒水的味道。我找到血液科的病房，推门进去的时候二姑正靠在床头看手机，听见动静抬头看我，咧嘴笑了。

来啦，她说，声音还是那么亮，就是人瘦了一大圈，颧骨更突出了，脖子上的皮松垮垮地挂着。她头上包着一块碎花的棉布头巾，我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那底下是没头发的。化疗把头发掉光了，二姑看出我在看什么，伸手扯了扯头巾的边，说难看吧，跟个尼姑似的。

我把百合放在床头柜上，在她旁边坐下。病房里还有一张床空着，窗户朝南，冬天的太阳白惨惨地照进来。二姑的手搁在被子上，手背上的血管凸出来，青紫色的，像树根。她伸手来拍我胳膊，说你瘦了，上海那边吃饭是不是不习惯。我说还行，就是贵。二姑又笑，说贵也得吃，别省那点钱。

我们聊了些有的没的，二姑问我在上海有没有对象，我说没呢，不着急。她说怎么能不着急，你都二十七八了，我像你这么大孩子都会打酱油了。我说二姑你二十六才结婚呢。二姑愣了一下，说也是，不过后来就。她没往下说，扭头看窗台上的百合，光打在她侧脸上，我才发现她眉毛也掉光了，以前浓黑的眉毛现在只剩淡淡的印子。

我妈提着保温桶进来了，里面是排骨汤，二姑说天天喝这个喝腻了，我妈说腻也得喝，补血。二姑接过碗的时候袖子往上滑了一截，我看见她小臂内侧有一片淤青，紫黑色的，像谁拿手指使劲掐出来的。二姑注意到我看，把手缩回去，说化疗针打的，没事。

病房里安静了一会儿，只有二姑喝汤的吸溜声。我妈坐在另一张床上剥橘子，空气里飘着排骨和橘子混在一起的味道。我突然想问二姑一句什么，嘴唇动了动又没问出来。二姑抬头看我，说有啥话就说，吞吞吐吐的干啥。

我犹豫了一下，问她，二姑你知道你这病跟染头发有关系吗。

我妈在旁边瞪了我一眼。二姑端着碗的手顿了顿，然后继续喝汤，喝完了把碗放床头柜上，拿纸巾擦嘴。她擦得很仔细，嘴角上下都擦到了，然后把纸巾团成一团丢进垃圾桶。

知道，二姑说，大夫说了，染发剂里头有个成分叫对苯二胺，长期用容易出问题。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好像在说别人家的事。我三十多年没断过，攒一块儿了。

那你后悔吗，我又问。

我妈站起来说我去打壶热水，拎着暖瓶出去了，大概是觉得我在问不该问的话。病房里又剩下我和二姑，她靠在枕头上看着我，眼睛还是亮的，就是眼皮耷拉下来了一些。窗外的太阳挪了个位置，那束百合的影子从窗台上滑到了地上。

后悔啥呢，二姑说，染都染了。她伸手摸了摸头上的碎花头巾，手指顺着布料的纹路慢慢地划。我要是不染，早几十年就满头白了，二十几岁的女人顶着一头白毛，走在街上人家都看你，店里生意也不好做。

你可以戴假发啊，我说。

二姑笑了，你以为我没试过，戴了一天头皮痒得不行，还不如染。再说了，她顿了顿，我不喜欢白的，看见白的就想起那天在宿舍里看见他的样子，他躺在地上，脸是白的，嘴唇也是白的，什么都没有了。二姑的声音低了下去，像是说给自己听的，我就想让自己有点颜色，亮堂堂的，看着心里舒坦。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伸手去握住二姑的手。她的手指比以前细了，骨节硌着我的手心，凉凉的。二姑反手握了我一下，说没事，大夫说我这个类型还有得治，就是花钱多。我说钱的事你别操心，我工作这几年攒了点。二姑说你攒着娶媳妇吧，别花我身上。我说那你得赶紧好起来，到时候给我带孩子。二姑又笑，说你这孩子，净会逗我开心。

那天我在病房待了一下午，后来二姑累了，闭着眼睛昏昏沉沉地睡过去。我坐在旁边看她睡觉，呼吸很轻，胸口的起伏几乎看不出来。头巾歪了一点，露出鬓角一小片光裸的头皮，上面有青色的血管纹路。我伸手轻轻帮她把头巾正了正，手碰到她皮肤的时候，觉得她整个人轻得像片叶子。

我二姑二十六岁开始染发，今年六十二，她把自己的头发染了三十六年，颜色换来换去，红的棕的栗的，都是亮堂堂的颜色。她大概觉得只要头发有颜色，人就是有颜色的。可那层颜色下面是什么，她没敢看过，我也没敢问。

大年初三我又去了一趟医院，带了二姑爱吃的糖炒栗子。她那天精神好一些，靠在床上跟我讲她年轻时候的事，说纺织厂夏天热得不行，车间里跟蒸笼一样，她们就偷着把冰棍绑在吊扇上，化了的糖水滴下来糊一脸。她说周姑父第一次请她吃饭是在厂门口的拉面馆，他要了个大碗她要了个小碗，他把自己碗里的牛肉全夹给她了。二姑说这些的时候嘴角带着笑，眼睛看着天花板，好像那些事就印在上面一样。

我剥栗子给她吃，她牙口还行，嚼得咯嘣咯嘣的。我说二姑等你好了我带你出去转转，你想去哪。二姑想了想说想去看看海，这辈子还没见过海呢。我说行，咱们去三亚，我给你买那种大草帽戴。二姑笑得眼睛眯起来，说那得等我头发长出来再去，光头戴草帽多难看。

初七我回上海之前又去看了一趟二姑。她那天精神不太好，靠在床上不想说话，电视开着也不知道在看什么。我在床边坐了一会儿，她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红布包递给我。我打开一看，是一小缕头发，黑色的，用红绳扎着，塑料纸包了一层又一层。

这是你二姑父的，二姑说，当年他出事以后我剪了一缕留着的，你替我找个地方埋了吧，我怕是没力气去办了。

我攥着那个红布包，手心出了汗。我说你别胡说，大夫都说能治。二姑没接话，转头看电视，屏幕上在放一个洗发水广告，一个长头发的女人甩着头发在水边跑，乌黑油亮的。二姑看了几秒钟，伸手把电视关了。

好看吧，她说，以前我头发也那样。后来没了。

我走的时候二姑睡着了，头巾好好地戴着，两只手交叠放在被子上。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看她睡梦里眉头皱着，像在想什么不高兴的事。我想起来小时候在理发店，二姑给客人烫头发，满屋子的蒸汽和药水味，她一转脸看见我坐在转椅上吃棒棒糖，就冲我挤眼睛笑。那时候二姑的头发是栗色的，卷卷的堆在肩膀上，整个人圆润润的，笑起来脸上一团和气。现在床上躺着的这个瘦小的人裹在宽大的病号服里，像一只蜕了壳的螺。

回上海的高铁上我又把那个红布包掏出来看，塑料纸里面那缕头发黑得发亮，跟三十多年前一样，一根白的都没有。我想不明白二姑为什么留了周姑父的头发三十多年，也不知道她为什么现在才交给我。也许有些东西一个人攥得太久了，攥到最后终于攥不住了，得找个人替她接着。

到上海以后我在公寓楼下的花坛里挖了个小坑，把红布包埋进去了。埋的时候我在想这算什么，一个从来没见过的姑父，一缕黑头发，埋在浦东一个小区花坛的月季花底下。以后物业翻土说不定就翻出来了。但二姑让我埋的，我就埋了。

二月底我妈打电话说二姑病情恶化了，化疗效果不好，大夫让转院去省城。我请了假回去，在医院门口碰上我爸和我妈，三个人在走廊里站了一会儿。我爸嘴唇抖了半天，说进去看看吧，你二姑刚醒。

二姑转到了重症那边的单间，身上插了几根管子，脸色蜡黄，但看见我还是笑了一下。她说话没力气了，声音嗡嗡的，像老式收音机没调准台。她让我把床头柜抽屉打开，里面有个信封，说里头是她存折的密码和几件后事的安排。我妈在旁边哭出了声，二姑伸手拍了拍她手背，说别哭，谁都有这一天。

那天下午二姑精神突然好起来了，要坐起来喝粥，还跟我爸开玩笑说等她好了得让我爸请客吃涮羊肉。我爸使劲点头说行行行，吃什么都行。二姑喝了两口粥又说累了，躺回去闭着眼休息。我坐在床边的椅子上看着她，她头上的碎花头巾换了一块新的，蓝色的底上面有白色的小花。

傍晚的时候二姑睁开眼睛看我，说你过来。我凑近了一点，她伸手拉住我的袖口，力气小得几乎没有。

那个头发你埋了吗，她问。

埋了，我说，埋在上海我住的小区花坛里了，种了月季在上面。

二姑嘴角动了动，说是吗，他以前也喜欢月季，厂区花坛里种了一大片红的，他偷着给我摘了一朵，还被保卫科的人追着跑。她说着说着声音越来越小，眼皮慢慢合上了，拉着我袖口的手也松开了。

那天晚上二姑走了。我妈说走的时候很安静，就跟睡着了一样。我站在病房外面没进去，透过门上的玻璃看见护士在收拾东西，二姑躺在床上，那块蓝底白花的头巾还好好戴着。走廊的灯白花花地照着，我突然想起来二姑说过的话，她说看见白的就想起那天的事，脸是白的，嘴唇是白的，什么都没有了。我不知道二姑走的时候有没有看见白的东西，但我想她至少头上还有块蓝花布，那是她自己挑的。

后事办了三天，来吊唁的人很多，二姑卖了那么多年早餐，街坊邻居几乎都来了。我妈哭得站不住，我爸扶着她在灵堂前鞠躬。我站在二姑的遗像前面看了一会儿，那张照片是她六十岁生日时候拍的，头发染成了酒红色，烫着大卷，笑得露出两颗虎牙。二姑的虎牙从小就特别尖，笑的时候先露左边那颗，跟个小孩子一样。

烧纸的时候我蹲在火盆旁边往里一张张添黄纸，火苗窜上来烤得脸发烫。烟雾升上去裹着二姑的黑白照片，酒红色的头发在照片里变成灰蒙蒙的一片。我想起来二姑床头柜上那个信封，里面除了存折密码还写了一行字，字歪歪扭扭的，大概是生病以后没力气写的。她说把我骨灰撒海里去，我还没见过海。

二姑这辈子没出过远门，最远去过省城进货。她攒了一辈子钱，最后全花在治病上了，剩的不多我妈说留给二姑一个远房侄女，那姑娘小时候二姑带过几年。我把我妈拉到一边说那二姑的理发店呢，早年盘出去那个。我妈说那店早就拆了盖了超市，连那条街都改名字了。

二姑走了以后我回上海上班，每天经过公寓楼下的花坛都看一眼那丛月季。三月份开始冒新芽了，红褐色的嫩叶从老枝上钻出来。我不认识品种，但开出来的花是深红色的，一簇一簇的。有时候我晚上下班回来蹲在花坛边上看一会儿，想起二姑说周姑父偷摘月季被保卫科追的事，就忍不住笑一下。笑完了又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五月份我回县城看我妈，路过二姑以前卖早餐的铺面，现在租给一个卖煎饼的了。我买了一个煎饼站在路边吃，早高峰人挤人，电动车从身边嗖嗖地过去。铺面里面重新刷了墙，以前二姑贴在墙上的价目表没了，那个她每天早上四点起来和面的案板也没了。但门口的台阶还是那个台阶，二姑以前就坐在台阶上择韭菜，一择一大盆，嘴里跟路过的人东家长西家短地唠。

我蹲在台阶上吃煎饼，一个老太太推着买菜的小车过来打量我两眼，说你是她嫂子家那个侄子吧。我说是。老太太叹了口气，说好人哪，走得太早了，以前早上我出门买菜她都给我留根油条热着，不要钱。老太太说着从兜里掏出手绢擦眼睛，推着小车慢慢走了。

我想二姑这个人就是这样，一辈子都在给别人留热乎的东西。年轻时候在车间里给工友带饭，后来开理发店给老主顾留位置，再后来卖早餐给街坊留油条。她自己心里那些冷的东西，白的灰的，她都拿颜色盖着，拿笑挡着，藏了三十多年不让任何人看见。最后那些颜色进到她血里头了，跟她的血混在一起分不开，成了一样病。

这病是染发剂给的，也是她自己许的。她选了一辈子亮堂的颜色，就为了不看那点白。可白的东西一直在底下长，她染得越勤，底下积得越厚。等到颜色兜不住了，白的翻上来，哗一下全翻了。

我吃完煎饼把塑料袋扔进垃圾桶，站起身拍拍裤子。五月的太阳暖融融地照着，街边的梧桐树抽了新叶子，绿得新鲜。铺面里卖煎饼的大姐探出头来问我够吃不，不够再做一个。我摆手说够了，转身往家走。

走到楼下我掏出手机翻到二姑的微信号，头像还是她用理发店的照片，抱臂站在店门口笑，门头上红底白字写着二姐发屋。她的朋友圈最后一条停在去年十一月，发了一张冰糖雪梨的照片，配文说嗓子不舒服炖个梨润润。底下有十几条点赞，她没回。

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阳光从屏幕的反光里刺过来，二姑站在照片正中间，酒红色的卷发被风吹起来几缕。她个子其实不高，但腰板挺得直，整个人看起来精气神十足。谁能想到再过一个月她就要去医院检查，再过三个月就剃光了头发，再过半年人就没了。

我按灭手机塞回兜里，上楼的时候步子迈得很慢。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还没换，拐角处黑漆漆的，我摸着扶手上了一层又一层。家门口那棵我小时候种的橡皮树长到了天花板高，叶子油亮亮的。我妈在厨房里炒菜，油烟机的轰鸣声隔着门都听得见。

推门进去我妈转头看我一眼，说回来啦，洗洗手吃饭。她的声音跟平时一样平常，好像我不过是下班晚回来了十分钟。我应了一声好，把外套挂好去洗手，水龙头的水哗哗流出来，凉凉的冲在手背上。镜子里我的脸被水汽模糊了，头发有点长了，鬓角冒出了几根白的。我盯着那几根白发看了两秒钟，然后关了水，拽了条毛巾把脸擦干。

饭桌上我妈给我夹菜，说多吃点，你一个人在那边老凑合。我说妈我这回打算把上海的工作辞了，回来找个活干，离你们近点。我妈愣了愣，说你那边好好的工作辞了干啥。我说没什么，就是想回来了。

吃完饭我帮我妈收拾碗筷，两个人站在厨房里洗碗，水声哗哗的，谁也没说话。窗外的天暗下来了，对面楼的灯一盏盏亮起来。我妈忽然开口说你二姑那天走的时候其实醒了一下，拉着我的手说了句话。

我说她说什么了。

我妈把洗好的碗摞在沥水架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说你二姑说，她说嫂子，我染了那么多年头发，其实我都不记得自己头发原来什么颜色了。

厨房里安静了一会儿，只有水龙头还在滴答滴答地响。我站在窗口看着外面的万家灯火，眼睛有点发酸。我妈走过来拍拍我后背，说行了，都过去了，你二姑她这辈子活得敞亮，就是心里太苦了，谁也不说。

我说嗯，我知道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一帧一帧地过着二姑的样子。二十六岁的二姑坐在理发店镜子前面拔白发，三十六岁的二姑在店里给人烫头发满手药水味，四十六岁的二姑在收银台后面点钱数得眉眼弯弯，五十六岁的二姑在早餐铺子里抡着胳膊炸油条。然后时间跳到了六十二岁，二姑靠在医院床头，头上包着碎花布，手背上一片青紫，笑着跟我说染都染了。

我从床上坐起来，走到书桌前拉出抽屉，里面有一个铁皮盒子，装着以前二姑给我的东西。有小时候她塞给我的橘子味棒棒糖的包装纸，有她理发店关张那天送我的一把老式剪刀，还有一张她年轻时候的照片。照片上的二姑大概二十出头，站在纺织厂门口的大槐树底下，两条乌黑的辫子垂在胸前，辫梢系着红头绳。她对着镜头笑，先露出左边那颗虎牙，两只眼睛弯成月牙。那时候她还没染头发，头发是她自己的颜色，黑得发亮，站在夏天的阳光里，整个人都在发光。

我把照片翻过来，背面有二姑的字迹，蓝黑墨水的圆珠笔写的，字迹娟秀，跟我后来见她写的那些歪歪扭扭的字完全不一样。上面写着七九年夏，我二十一岁。下面还有一行小字，被人用黑色的笔划掉了，我凑在台灯底下使劲辨认，划痕底下隐约看出来七个字，永远在一起，小周。

我拿着照片看了很久，台灯的光把照片上的二姑照得明晃晃的。窗外面月亮升起来了，银白色的光洒在窗台上。我想二姑后来染了三十六年头发，红色的棕色的栗色的，大概心里一直在找一种颜色，一种能盖住所有东西的颜色，盖住白的，盖住那间宿舍里冰冷的地面，盖住永远在一起这几个字。可她找不到，因为底下的东西太重了，重到用什么颜色都压不住，最后那些颜色从皮肉渗进去，顺着血管流遍了全身，成了另一座山。

我把照片放回铁皮盒子盖好，关上灯躺回床上。黑暗中我听见自己的心跳，一下一下的，平缓而固执。我想二姑临走那天问我那个头发埋了没有，她问这句话的时候眼睛里有光，跟照片上二十一岁的那个姑娘眼睛里的光是一样的。她攥了那缕头发三十多年，最后把它交给了另一个人，那个人的手替她埋进土里。也许她等的就是那么一个时刻，一个可以把东西交出去的时刻。她把颜色穿在身上穿了一辈子，临终那天终于脱下来了。

第二天清早我醒得很早，天刚蒙蒙亮，楼下有鸟叫。我穿好衣服下楼，走到花坛边上蹲下来看那丛月季。五月的光线从楼缝里斜斜打过来，月季的花苞饱鼓鼓的，上面挂着露水。其中一朵已经半开了，深红的花瓣一层层舒展开来，花心是嫩黄色的，花瓣边缘有一点焦褐，像被太阳烤过。

我伸手碰了碰那片花瓣，露水沾在指尖上凉丝丝的。我想这丛月季底下埋着一缕黑色的头发，一个我从没见过的人，一段二姑从来没跟任何人细讲过的往事。那些东西在地下慢慢化着，混进泥土里，从这个春天开始变成月季的叶子、月季的花、月季在风里摇晃的影子。二姑没见过这丛月季，但她让我把它们埋在这里，也许就是想让他们开出花来。

站起身的时候太阳升起来了，金灿灿的光洒了一地。小区里陆续有人出来遛狗跑步，早餐摊的推车咕噜噜地滚过去。我站在花坛边上深吸一口气，空气里有泥土和青草混在一起的味道，还有隔壁楼飘过来的葱花饼香气。

我转身往楼道走，脚步比昨天轻了一点。兜里的手机震了一下，我妈发微信问早上想吃什么，她去买。我打字回她说买两根油条吧。打完字我想了想又补了一句，妈，我头发长了不少，下午陪我去剪剪吧。

我妈回了个好，加了个笑脸。

我摁灭手机抬头看天，五月早晨的天空蓝得清透，一朵云浮在楼顶上慢慢挪动。阳光照在我肩上暖烘烘的，我抬手摸了摸自己的鬓角，那几根白发还在，在日光底下亮晶晶的。我没再想着拔它们，转身往楼道里走，声控灯啪地亮了，黄色的光照着台阶一级级往上，我踩上去的时候觉得脚步稳稳当当的，像踩在什么结实的东西上。那东西不是颜色，不是别的什么，就是地板，就是踩上去能听见回响的那种踏实，那种二姑找了半辈子都没找着的东西。

二姑走后第一个清明，我回去上坟。

公墓在县城北边的山坡上，新坟的土还是鲜黄的，石碑上二姑的名字是新刻的，笔画里头嵌着金粉。我妈蹲在坟前摆供品，苹果橘子点心一样样码整齐，又点了一炷香插在香炉里。我爸站在旁边抽烟，烟灰被风吹散了落在地上。

我在墓碑前面蹲下来，伸手摸了摸碑面上的照片。二姑还是那张六十岁生日拍的，酒红色头发，笑得虎牙尖尖。照片上的二姑看着镜头，眼神亮亮的，好像下一秒就要张嘴说话，说你怎么又瘦了，上海那地方是不是不养人。

妈在坟前烧纸，火苗蹿起来舔着黄纸的边，灰烬被风吹着往上飘。她说你二姑这辈子最怕冷清，年轻时候房里总是开着电视，没人看也得有个响动。我蹲在旁边往火堆里添纸，火烤得脸发烫，烟呛得眼睛酸。

我问我妈，二姑的骨灰是不是撒海里了。我妈说没有，你二姑最后改了主意，说还是入土吧，要不以后你们想看我连个地方都没有。我愣了一下，想起二姑在信封里写的那句话，她说还没见过海。最后她还是没去成，连骨灰都没去成。

上完坟往回走的路上我爸突然开口，说你二姑年轻时候其实有机会走的。她说纺织厂那个事故以后，厂里有个技术员追过你二姑，上海人，愿意带她走。你二姑没答应，人家问她为啥，她不说。后来那技术员自己调回上海了，临走留了个地址，你二姑转头就扔了。

我走在山路上，脚下的碎石硌着鞋底。四月的风从坡上灌下来，路边的野草被压弯了一片。我想象二十六岁的二姑站在筒子楼的水房门口，手里捏着一张写了上海地址的纸条，水房里的水龙头在滴答响，隔壁谁家的录音机在放邓丽君。她把那张纸条叠好又展开，展开又叠好，最后扔进了垃圾桶里。她转身回到自己的房间，桌子上那盒新买的染发剂还没拆封。

为什么不走，我问。

我爸把烟头摁灭在路边的石头上，说你二姑说她走了，那个人的坟就没人看了。

回到城里已经下午了，我妈说想去二姑原来那个理发店的位置看看。那个店早就拆了，在原址上盖了个连锁超市，门口挂着红底黄字的招牌，搞什么周年庆活动。我们仨站在超市门口的广场上，我妈指着一块地砖说以前理发店的收银台就在那儿，你二姑每天坐那儿看电视。

我盯着那块地砖看了一会儿，上面有口香糖的黑印子和被人踩来踩去的灰泥，看不出什么特别。但我脑子里开始放电影，二姑坐在收银台后面磕瓜子，一个烫了一半头发的阿姨从镜子里冲她喊二姐你这药水是不是换牌子了，二姑吐了瓜子皮说换了换了进口的贵是贵点但定型好。店里暖气烧得足，玻璃门上全是哈气，外面下着雪，街上的人裹着大棉袄缩着脖子走过去。二姑的头发新染的，暖洋洋的栗色，窝在收银台那一片黄光里，像一盏一直亮着的灯。

我妈拿手绢擦眼角，我爸说你又哭啥，这不是都过去了。我妈说我知道过去了，就是想想难受。她转过来跟我说，你二姑这辈子没过过几天舒坦日子，年轻时候守寡，后来一个人撑店，再后来起早贪黑卖早点，好不容易歇下来了又得病。你说她图啥呢。

我站在超市门口不知道该说啥。人来人往的，有拎着购物袋的大妈从我们身边挤过去，不小心碰了我妈一下也没说对不起。广场上音响在放促销广告，男声女声交替着喊，全场八折限时三天。太阳有点西斜了，超市的玻璃门反射着光，晃眼。

那天晚上我在二姑的老房子里住，我妈让我去收拾收拾二姑留下的东西。那套房子是二姑后来买的，两室一厅，不大，但打扫得很干净。客厅的茶几上还摆着二姑常用的那个搪瓷缸子，缸子壁上有一小块磕掉了瓷，露出里面黑灰色的铁。

我坐在二姑的床上发了一会儿呆，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床头还挂着二姑生前用的一条丝巾，藕荷色的，薄薄地垂在墙边。床头柜上放着一副老花镜，镜腿儿上缠着白胶布。我把眼镜拿起来试戴了一下，头晕，赶紧摘了。

二姑的衣柜里挂着不少衣服，大多是亮色的，玫红的毛衣、姜黄的外套、宝蓝的连衣裙。那些衣服静静地挤在一起，散发着洗衣液的清香，好像随时等二姑来穿，等二姑穿了去楼下买葱、去广场遛弯、去跟老太太们打牌。我把衣柜门关上，拉开了底下的抽屉。

抽屉里整整齐齐码着几本相册，还有几个铁盒子。相册的封面都写着年份，最早的一本是七几年开始的。我翻开第一页，里面是二姑年轻时候的照片，黑白居多，有些已经泛黄。二姑站在纺织厂车间里跟工友的合影，二姑骑着二八大杠自行车在县城老城墙下面的照片，二姑和周姑父在公园长椅上的合影。那张合影是彩色的，颜色有点褪，但周姑父的脸还能看清，圆脸，小眼睛，笑起来确实弯弯的，跟二姑说的一个样。二姑靠在他肩膀上，两根辫子垂下来，辫梢的红头绳跟周姑父的红色背心正好配着。两个人坐在一张绿色油漆的长椅上，背后是夏天茂密的槐树，阳光从叶子缝里漏下来，洒了他们一身碎光。

第二本相册从八十年代末开始，照片少了，而且从某个时候开始二姑的发色变了。前几张还是黑的，翻过一页忽然成了栗色，再往后颜色越来越浅，到九十年代中期已经是满头金黄的大卷。照片里的二姑站在理发店门口，穿一件大红色的蝙蝠衫，踩着白色高跟鞋，笑得眉眼弯弯。她一只胳膊揽着一个烫了满头小卷的老太太，那老太太大概是她哪个老主顾。店里那尊小观音像已经供上了，在照片最右边的角落里能看见一点白色的轮廓。

我翻完整本相册，又打开那几个铁盒子。里面有一堆收据、存折、信件、发黄的药方。我一样样翻过去，在一个铁盒子最底下找到了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上没写字，但摸起来里面有东西。我把信封撕开，里面掉出来一小张卡片，卡片正面印着一朵红色的月季花，背面写了三行字，蓝黑墨水的圆珠笔。

卡片上的字歪歪扭扭的，跟二姑后来在信封里写的那行遗书一个笔迹，但她那时候大概还没有病，只是老了手有点抖。上面写着：

小周，今天是你的忌日。第二十七年了。我今天去看了你，坟头的草长高了，我拔了。我染了个新颜色，店里小赵说好看。你要是还在就好了，你肯定说我瞎折腾。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写这些，就是想跟你说说话。就这样吧，我得回去看店了。

落款写的是九三年四月十二号。我捏着那张卡片坐在二姑的床上，窗外的路灯透过窗帘的缝隙照进来一道窄窄的光，正好落在卡片上那朵月季花上。红色的月季花在路灯光里变成了暗橘色，花瓣边缘有点模糊，像被水洇过一样。

我算了算时间，九三年，周姑父走了二十七年。二姑一个人在理发店里坐了一整天，等到天黑了没客人了，她关上门，拿出这张印着月季花的卡片，蹲在收银台后面写了这些话。写完了她大概是哭了的，卡片边缘有一点卷，卷的地方有点硬，应该是眼泪干了以后留下的印子。

卡片背面还有字，我翻过来看，是二姑后来又写的，笔迹更老更抖了，大概是过了很多年又翻出来补的。那行字特别小，挤在卡片最底下，我得凑近了才看清，写着：算了不说了，都是过去的事了。后面画了一朵小花，画得歪歪扭扭的，像小孩子画的。

我拿着那张卡片在黑暗里坐了很长时间，路灯光从窗帘的缝隙慢慢移到了墙上，又慢慢移走了。楼下有人按喇叭，有人在吵架，狗叫了几声又安静了。这些声音从窗外传进来像是隔了一层什么，又远又近，我在床上坐着，膝盖上摊着二姑的铁盒子，里面有她藏了半辈子的卡片和收据和旧照片，那些东西堆在一起就是二姑的人生，乱糟糟亮堂堂的人生，翻出来全是颜色，合上了什么也看不出来。

我最后把卡片放回牛皮纸信封，又把信封放回铁盒子。关上抽屉之前我犹豫了一下，又把那个信封掏出来装进了自己包里。我想这张卡片不该再锁在黑暗的抽屉里了，它被二姑写在二十七年前，后来又被她自己找出来加了一句话，加了一句算了不说了。可她还是没扔掉，她一直留着，藏着，放在一个铁盒子最底下，好像等着有一天有人把它翻出来，把算了不说了这几个字重新打开，看看底下到底有什么。

从二姑家出来是第二天上午，我打车去了县城西边的老坟地。周姑父的坟在那边，我从我妈那儿打听到了位置。老坟地比二姑那个新公墓荒凉多了，山坡上东一处西一处散着灰扑扑的墓碑，杂草长得半人高，四下里没什么人。

我踩着草走到周姑父的坟前，碑是那种老式的水泥碑，字都模糊了，只能隐约认出周字和生卒年份。坟头有刚拔过草的痕迹，周围的土还是松的，大概是二姑去年或者前年来拔的。我在碑前站了一会儿，不知道该说什么，最后蹲下来拔了拔周边新冒出来的几根杂草。

回来的路上我一直在想二姑那天坐在理发店里写卡片的样子。她二十六岁开始染发，那一年周姑父走了刚好两年。她坐在镜子前面，头顶的黑发里冒出了第一波白发，她伸手拔了两根，又坐下来发呆。镜子里面的女人年轻，瘦，颧骨刚显出一点形状，眼睛底下有阴影。她看了一会儿自己的脸，然后转身从货架上拿了盒染发剂，照着说明书搅匀了，拿小刷子一点一点往发根上抹。那盒染发剂的颜色是黑色，跟她本身的发色一样，看起来好像什么都没改变。但从那天起她就开始了一件事，一件做了三十六年的事，一件最后把她自己做到医院里去了的事。

她大概觉得自己在盖住什么，其实她一直在写。每染一次就是往自己身上写了一笔，颜色一层层叠上去，就是一行行字。那些字的内容只有她自己知道，也许她在写给小周看，写给自己看，写给所有她没来得及说的话看。写到后来字太多了，颜色太厚了，从皮肉渗到血里成了病。

我妈后来跟我说，二姑查出来病以后第一件事是去庙里烧了香。她在观音面前跪了很久，出来的时候眼眶红红的。庙里的师父问她求了什么，二姑说没求什么，就是去谢谢菩萨，这些年照顾我生意。

她说的生意大概不只是理发店的生意。

五一我又回了一趟家，这次是辞了工作正式搬回来。我本来在上海做广告文案，每天对着电脑敲字改稿，跟甲方来回拉锯，日子过得没什么不好也没什么好。辞职那天我领导问我是不是有了更好的去处，我说不是，就是想回家了。领导看了我一会儿说行吧，年轻人想清楚就行。

搬回家那天我妈在厨房包饺子，猪肉大葱馅的，面是她自己和的，擀皮擀得飞快。我靠在厨房门框上看她包，问要不要帮忙，她说不用你手笨别把皮扯破了。窗台上摆着二姑以前送给我们家的一盆绿萝，垂下来的藤蔓快到地上了，叶子绿油油的。

我找了份县城广告公司的工作，公司不大，加上老板一共八个人，做的都是本地客户的小单子。工资比上海少了一大截，但没什么太大开销，房租省了，吃饭在家吃，一个月下来还能攒点钱。每天早上骑车上班经过二姑以前卖早餐的铺面，新开的煎饼摊照常营业，老板换成了个年轻小伙子，手法利落，三个炉子同时摊。

有一回早上我停下来买煎饼，年轻老板一边磕鸡蛋一边跟我聊天，说你是不是二姐那个亲戚。我说是。他说二姐人好，以前我刚开始干这摊的时候什么都不会，她每天过来教我，调面糊的火候、酱料的配比，讲了半个月。他说着往煎饼上刷了一层酱，撒了把葱花，卷起来递给我。拿走趁热吃，你二姐的方子。

我接过煎饼咬了一口，味道确实跟二姑做的有点像，面皮焦脆，酱香浓郁，里面裹的薄脆嚼起来咔咔响。我蹲在路边吃煎饼，早高峰的车流从面前涌过去，电动车刹车的声音尖锐又短促。我忽然觉得二姑没走远，她就跟以前一样坐在铺面门口的台阶上择韭菜，谁路过跟谁打招呼，嘴里永远东家长西家短，她的声音那么大那么亮，跟哪个方向的风都能撞上。

六月中旬我负责的一个地产广告要拍实景，选了县城东边新建的湿地公园。那个公园挨着以前的纺织厂旧址，纺织厂早搬了，空厂房拆得差不多了，留下几根烟囱还没炸。我在公园里架机器取景，摄像师是个从市里请来的小年轻，扛着稳定器在栈道上跑来跑去。

中午休息的时候我沿着栈道走到公园边缘，那边有一排旧厂房的山墙，红砖墙面上爬满了爬山虎，墙根底下长了一棵特别粗的槐树。那棵槐树长得歪歪扭扭的，树冠朝一边斜过去，像被风常年吹着吹成了那个形状。

我盯着那棵树看了一会儿，忽然想起来二姑那张年轻时候的照片。她站在纺织厂门口的大槐树下，两条辫子垂在胸前。厂门口的那棵槐树应该就是这棵了，几十年过去，周围的面貌全变了，唯独这棵树还在，就是比以前粗了一倍，树皮裂开了深深的沟壑，夏天茂密的叶子遮了半边天。

我走过去伸手摸了摸树干，树皮糙得硌手，上面还钉着一块铁牌子，写着古树名木保护编号。树下落了一层细细的槐花，淡黄色的小花瓣踩着软软的。我站了一会儿，太阳从树冠的缝隙里漏下来，光斑晃得人眼花。我想二十六年前的夏天二姑也站在这棵树下，那时候她二十一岁，周姑父也许就在旁边，两个人趁着午休跑出来在树底下说话，头顶的槐花正开着，一串串垂下来香喷喷的。二姑笑得露出虎牙，辫子上的红头绳跟着她的笑一抖一抖。那天的阳光跟今天一样亮，槐树跟今天一样绿，所有东西都是新鲜的、完整的、还没来得及被染过的。

我掏出手机拍了张槐树的照片，发给家里那个群，就写了个地址。我妈回了个问号，我说这是二姑年轻时候拍照那棵树，还活着呢。过了好一会儿我妈回了一个哭脸，什么都没说。

拍完广告收工的时候天快黑了，我沿着栈道往回走，公园里的灯陆续亮了。走到停车场边上看见一个老太太蹲在路边卖栀子花，白的花苞用线串成一串串的，搁在小竹篮里。我蹲下来买了一串，老太太给我拿了个小塑料袋装着，说喷点水能开好几天。

回家以后我把栀子花放在自己房间的窗台上，又从包里翻出那个牛皮纸信封，把二姑写的月季花卡片拿出来重新看了一遍。卡片上的字我看过很多次了，几乎能背下来。但这次我在路灯底下又盯着那朵印的月季花看了很久，红色的花瓣印在卡片上有点褪色了，边角起了毛。我把卡片翻过来看背面那行小字，算了不说了都是过去的事了，后面那朵歪歪扭扭的小花。

我突然想，二姑写算了不说了的时候大概真的打算不说了。她给自己画了朵小花当句号，一个歪歪扭扭的句号，好像想把那句话彻底封起来。可她还是把卡片留下来了，留着它其实就是没算。她留着它等着有人把它捡起来，等着有人告诉她你可以说，那些事不算过去，它们一直跟着你。

七月的时候我接了个新活，给县城一家养老院做宣传册。那家养老院在城郊，院子很大，种着各种花和果树，住的大多是本地的老人。我去拍照那天下午下了场雷阵雨，雨来得急走得也快，我在院子的葡萄架底下躲了一会儿，等雨停了接着拍。

有几个老太太坐在廊下打毛衣，其中一个花白头发的老太太看见我扛着相机，招手让我过去。她说小伙子你拍啥呢，我说给你们院做宣传册。老太太哦了一声说那你给我拍一张，拍好看点，我得寄给我在深圳的闺女。我举起相机给她拍了一张，老太太在镜头前面坐直了，把毛衣针搁在膝盖上，笑得眼睛眯起来。

拍完了老太太拽着我聊天，问我哪儿的人，我说就县城的。老太太说那你认不认识以前东街开理发店那个二姐，个子不高，嗓门大，烫一头卷毛。我说那是我二姑。

老太太一拍大腿说难怪我看你有点眼熟，你跟你二姑眉眼有点像。她说你二姑以前老来我们院给老太太们理发，免费的，每个月来一回，带了剪子和电推子，谁想剪就剪。她一边剪一边跟人唠，整个院子就听她一个人说话的声音。老太太指了指自己的头发说你看我这发型就是她给设计的，说什么老太太剪短了显得精神，好打理。我走的时候她跟我说下个月再来，后来没来了，我打听才知道她病了。

我在廊下站了一会儿，雨后潮湿的空气里有泥土和草叶的味道，那老太太又低头打毛衣去了，针线在她手里穿梭，阳光从葡萄架的空隙漏下来在她花白的头发上跳。二姑每个月来这个院子给素不相识的老太太们剪头发，不收一分钱。她剪了一辈子头发，卖了一辈子手艺，最后连命都搭在头发上了。但她剪的那些老太太们的头发还好好长着，短的是她剪的，烫的是她卷的，各种颜色都有，黑的白的花的，在养老院的廊下安安静静地待着。

临走我管老太太要了她闺女的地址，说等宣传册印出来我给她寄一本。老太太笑得满脸褶子，说行行行，让我闺女看看她妈在养老院过得好着呢。

回去的路上我骑车经过县城中心那个路口，红绿灯刚好变红了，我捏住刹车停在白线后面。对面的人行道上有个年轻姑娘走过去，留着一头乌黑的长发，风吹起来飘着。我盯着那头发看了一会儿，想起二姑二十六岁那年在理发店镜子前面拔白发的场景。那姑娘走过去拐进了旁边的小巷子不见了，绿灯亮了，我脚一蹬继续往前骑。

晚上回家我把养老院拍的照片拷到电脑上整理，调色裁剪排版，一张张做过去。做到那老太太的照片我停下来了，她坐在廊下打毛衣的样子在屏幕里静静的，阳光把她的银发照得透明，嘴角带着笑，眼睛弯着。我盯着那张脸看了一会儿，觉得她的笑跟二姑有点像，都是那种经历了很多事以后还在使劲笑的笑法，笑起来满脸都在发光。

我爸推门进来看我在干活，把一杯凉白开放我桌上，说别搞太晚。我点点头，他又站了一会儿，忽然说你二姑以前也干过养老院的活，你知道吧。我说刚知道。我爸说那时候她店里生意正好，说什么要去给老头老太太剪头发，一个月白搭一天工。我们都劝她别折腾，她说那些老人头发长得快，没人管，看着可怜。

我说她心好。我爸嗯了一声，转身出去了。门关上之前他又回头说了一句，你二姑那个人吧，看着大嗓门啥都不在乎，其实心特别软，受了委屈从来不跟人说，就自己扛着。他走了以后我在电脑前面坐了很久，屏幕光幽幽地照着我的脸。窗外传来蟋蟀的叫声，夏天的夜又热又长。

八月初我去了一趟省城，替公司送一份文件给合作方。办完事还有半天空，我在省城街上瞎逛，走到一条老街上看见一家理发店，门面不大，橱窗里摆着假发头模，烫着各种造型。我推门进去，一个五十来岁的大姐迎上来问剪头发吗。

我说我想问问，你们这儿有没有那种，就是假发，给化疗病人戴的，软一点的，不勒头皮的那种。

大姐上下打量了我一眼，说给家里人问的吧。我说是，我二姑，不过她已经走了。大姐说那你还问。我说就是问问，想看看。

大姐把我带到店里面一个角落，拉开一个柜子，里面整整齐齐码着十几顶假发，颜色和款式都不一样。她拿了一顶栗色的短卷发出来让我摸，说是真发做的，透气性好，底下是棉纱的内衬，不磨头皮。我伸手摸了摸，发丝细软滑溜，跟真头发摸起来差不多。我把那顶假发托在手里掂了掂，特别轻，好像没什么重量。

多少钱这顶，我问。大姐说了个价，不算便宜但也能接受。我把假发放回去说谢谢，以后有需要再来。大姐说行，留个电话也行，随时联系。我犹豫了一下，把我手机号留下了。

走出理发店站在街边的时候我觉得有点恍惚，半年以前我坐在二姑的病房里，她头上包着碎花布头巾，跟我说等你二姑父那缕头发埋完了就没什么念想了。我当时不明白她说的没什么念想了是什么意思，现在好像有点明白了。她把周姑父的头发交给我，就好像把那三十多年背着的东西卸下来交出去了。交出去以后她就轻了，轻得风一吹就走了。

可她自己那点东西呢，她自己的头发，她自己的颜色，她自己的话，她写在卡片上又划掉的那些，她到最后也没全交出来。她埋在坟底下那些东西我看不见摸不着，但她留给我的那些零碎已经够我翻很久了，一张卡片，几本相册，一把旧剪刀，还有养老院里老太太们头上的短头发。

我站在省城的街上发了会儿呆，人来人往的谁也不看我。八月的太阳毒辣辣地晒着，柏油路面蒸腾起一股热浪。我掏出手机想给我妈打个电话，号码拨了一半又挂了。我也不知道要说什么，就是忽然特别想听见她的声音，想听她说天热别在外面晃赶紧回家。我在街边的冷饮摊买了根老冰棍，撕开包装咬了一口，甜滋滋的凉意从嗓子眼一直滑下去。

从省城回来的高铁上我靠着窗昏昏欲睡，邻座是个跟我差不多大的姑娘，一直在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但距离近我断断续续听见几句。她说化疗第二期了，效果还行，就是头发掉光了。对面大概在安慰她，她嗯嗯地应着，又说我买了顶假发，棕色的，等我好了你陪我去烫个大卷好不好。

我闭着眼睛假装睡着了，耳朵里听着那姑娘的低语。她声音轻轻柔柔的，说到烫大卷的时候带了一点笑意。我忽然想起二姑坐在病房里跟我说话的样子，说她不喜欢白的，看见白的就想起那天在宿舍里看到的东西。那姑娘大概也怕，但她还想着好了以后要去烫个大卷，还想着等那一天的到来。

车窗外面的田野飞快地后退，稻田绿油油的连成片，天边有云堆起来了白茫茫的。我把眼睛睁开一条缝，阳光从窗帘的缝隙挤进来落在我膝盖上，暖融融的一小片。邻座的姑娘挂了电话从包里掏出来一本杂志翻，我没转头，但余光看见她的手腕上戴着住院的手环，蓝色的那种，跟我二姑戴过的一模一样。

到站下车的时候那姑娘走在我前面，背着一个帆布包，走路的步子不快但每一步都踩得挺稳。她留着一头齐耳短发，乌黑乌黑的，大概是刚剪的，发尾齐齐整整。我猜那大概不是真头发，但我没细看，她拐向出站口的方向走了，背影汇进人群里很快就找不到了。

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二姑还活着，坐在她那个理发店的转椅上，身上穿着那件玫红色的毛衣，头发是酒红色的大卷，整整齐齐盘在头顶。店里就我们两个人，外面下着雨，玻璃门上全是雨水流下来的痕迹。二姑冲我招手说你过来，我走过去，她拿起一把剪刀在我面前比划，说你这头发长了该剪剪了，来二姑给你修修。

我在梦里乖乖坐下了，围布兜头盖下来，二姑的手指穿过我的头发，凉凉的，力道跟小时候一样轻巧。剪刀咔嚓咔嚓的声音在耳边响着，镜子里面二姑的脸笑眯眯的，虎牙露出来尖尖的。她一边剪一边哼歌，调子断断续续的我听不清是什么。店里的收音机开着，滋滋啦啦的杂音里隐约有天气预报在播，说明天晴转多云。

后来雨停了，阳光从玻璃门照进来，二姑放下剪刀摘了我的围布，拍拍我肩膀说好了，照照镜子好看不。我照镜子一看头发短了一截，鬓角修得齐齐的，那几根白发不见了。我转头想跟二姑说谢谢，椅子上已经空了，理发店也空了，只剩一个空荡荡的房间四面白墙，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得满屋子亮堂堂的。

我从梦里醒过来的时候天刚蒙蒙亮，窗外的鸟叫得正欢。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看了一会儿，伸手摸了摸自己的头发，鬓角那几根白还在，硬硬地支棱着。梦里的二姑穿着她的玫红毛衣，拿着剪刀，手指穿过我的头发，凉凉的。她在哼歌，哼的那首歌我后来想起来了，是她年轻时候在纺织厂上班最爱哼的《在希望的田野上》，调子跑得厉害但哼得很开心。

我坐起来穿上拖鞋去卫生间洗脸，镜子里的我头发乱糟糟的，鬓角的白发在晨光里亮晶晶的。我没动它们，拧开水龙头掬了把凉水泼在脸上。水顺着下巴滴到领口上，凉丝丝的。我擦干脸走出卫生间，我妈已经在厨房里熬粥了，米香从门缝钻出来，软糯糯地裹了一屋子。

从那以后我养成了个习惯，每个月去养老院一趟。一开始是借着给宣传册做回访的名义，后来干脆成了私人活动。我去了也不干什么大事，陪老太太们聊聊天，帮他们手机调个音量调个闹钟，有时候带点水果过去。那些老太太知道我是二姑的侄子以后都特别亲，拉着我说你二姑以前怎么怎么好，说她手巧，说她嘴甜，说她从来不嫌老人脏。

有个姓张的老太太以前腿脚利索的时候常去二姑的理发店烫头，现在坐轮椅了，头发是我二姑最后一次给她剪的，短发，齐耳朵根，整整齐齐。老太太每次见我都让我摸她的头发，说你看你二姑剪的，快一年了还这么有型。我就伸手摸摸，头发白了硬了但剪过的弧度还在，后脑勺的线条圆圆的，是二姑的手艺。

九月份养老院搞中秋晚会，我去帮忙搬桌椅挂灯笼。傍晚时候院子里拉了一圈彩灯，老太太们搬着小板凳坐在葡萄架底下看节目，有志愿者上去唱歌跳舞，还有人拉二胡。我坐在最后一排，手机里录着一段视频发在家族群里。我妈在群里回了个大拇指，我爸回了个鼓掌的表情。

张老太太坐我旁边，塞给我一块月饼，说五仁的，你尝尝。我咬了一口说好吃。老太太笑眯眯地看我吃，忽然说你知道吗，你二姑有一回跟我说，她这辈子最遗憾的就是没要个孩子。我嘴里含着月饼愣住了。老太太继续说，她说年轻时候没来得及，后来一个人又觉得算了，到老了才觉得空。她没说跟谁说这些，就跟我说了，大概看我也是一个人。

我嚼着月饼咽下去了，甜腻的五仁馅在嘴里化开，花生的颗粒硌着牙齿。月亮升起来了，又圆又大，挂在葡萄架顶上，银白的光把整院子都照亮了。彩灯五颜六色地一闪一闪，老太太们在前排跟着唱歌的拍手，院子里热热闹闹的。我坐在最后一排看着那个圆月亮，想着二姑如果在的话一定坐在最前面拍手拍得最响，她嗓门大，合唱的时候整个院子只听得到她一个人的声音。

晚会结束我帮养老院收拾东西，院长过来跟我握手说小伙子你常来，你二姑以前是我们院的编外员工，你接她的班挺好。我说行，我没事就来。院长走后我站在空荡荡的院子里，月光把地上的影子拉得老长，葡萄架底下的彩灯全灭了，只剩月亮挂在天上。院墙外面有蛐蛐在叫，一声长一声短的。

我骑车回家的路上经过县城东边的湿地公园，路灯把路照得黄澄澄的。我在那个路口停了一下，望向公园深处那棵老槐树的方位，黑黢黢的什么都看不见。但我知道它在那边站着，槐花早谢了，叶子还密着，白天阳光好的时候树冠底下会落一地碎光。二姑二十一岁那年站在那棵树下拍的照片我后来放大了洗了一张，装进相框摆在卧室书桌上。照片里二姑笑得眉眼弯弯，两根辫子乌黑油亮，辫梢的红头绳系得紧紧的两个蝴蝶结。

我有时候晚上睡不着就盯着那张照片看，看照片里的二姑，她二十一岁，还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两年以后天会塌下来，不知道二十六岁那年她会把第一盒染发剂抹在头上，不知道往后三十六年里红色棕色栗色会在她发根上一层覆一层，不知道六十二岁那年冬天她会躺在一张白床上闭着眼睛离开。照片里的二姑看着镜头笑，那笑容干干净净的，像夏天早晨第一缕阳光照在槐树叶子上的样子。

有一天晚上我又盯着照片看，看着看着忽然觉得不对劲。我把相框拿近了些，在台灯底下仔细看照片的背景。那棵槐树的树干上有一块疤痕，愈合以后鼓起来像个瘤子，我白天去公园看那棵树的时候注意到了那个瘤。可照片上那棵树哪来的瘤，树干光溜溜的。

我又看了看照片下面二姑写的日期，七九年夏，我二十一岁。我放下相框掏出手机搜了一下七九年那棵槐树的照片，没搜到。但我转念一想，那棵树的古树保护牌上写的树龄是一百二十年，七九年它才七十几岁，树干上确实不该有瘤。那个瘤是后来长出来的，在哪一年我不知道，也许是八几年，也许是九几年。二姑的照片是在瘤长出来之前拍的，那时候树干光光的，树叶绿绿的，所有东西都还没开始变。

我想二姑后来三十六年一直在跟变化较劲，头发变白了染，皮肤变松了擦，店里的老主顾变少了也不说。她大概一直在抵抗那个瘤长出来，可有些东西是拦不住的，树会老，人会走，颜色会褪，瘤该长出来的时候怎么也拦不住。最后她还是走了，头发剃光了，像一棵冬天的老树，什么颜色都没有了。

十月底我妈生日，我在家做饭。二姑走后我妈伤心了一段时间，最近慢慢缓过来了，开始学着跟小区里的阿姨们跳广场舞，每天晚上七点出门九点回来，学得还挺起劲。我爸给她买了双新舞鞋，粉红色的底，她穿了两回说磨脚又搁那儿了。

生日那天我炒了一桌子菜，我爸妈坐在桌子前等我端最后一个汤。客厅电视开着在放新闻联播，声音调得小小的。我端着汤碗从厨房出来的时候路过门口挂的日历，上面的日期是十月二十八号，下面印着一行小字宜祭祀忌嫁娶。我忽然想起来今天是周姑父的忌日。

我把汤碗放桌上，坐下来跟我爸妈吃饭。我妈让我吃排骨，我爸开了瓶啤酒给我倒了一杯。电视里的新闻播完了在放天气预报，说未来三天冷空气南下注意添衣。我喝了一口啤酒，冰凉的泡沫在嘴里化开。

吃完饭收拾碗筷的时候我跟妈说，我想去二姑坟上看看。我妈说今儿都晚了明天再去吧。我说行。

那天晚上我又做了个梦，梦见二姑站在海边。她穿着一条白裙子，光着头没戴头巾，风把她的裙摆吹得鼓起来。海是蓝的，天也是蓝的，交界线上有白鸟飞过去。二姑站在沙滩上，光着脚，海水漫上来浸过她的脚踝又退回去。她没回头看我，就看着前面那片海。她跟我说你看，海是蓝的。我说二姑你头发长出来了，她说嗯，长了，这回不染了。

我醒过来的时候窗外的天还没亮透，灰蓝色的光从窗帘边缘透进来。我躺了一会儿，然后起来穿上外套出了门。天还早，街上没什么人，包子铺刚开张，蒸笼的白汽从门缝里涌出来一团一团地往上升。我骑上车往公墓的方向去。

清晨的公墓特别安静，山坡上笼着一层薄雾，草叶上全是露水。我走到二姑的坟前蹲下来，碑面上的照片看不太清，雾蒙蒙的。我拿袖子把照片擦了擦，二姑的脸重新清楚起来，她还是那么笑着，酒红色头发，虎牙尖尖的。

我蹲在坟前什么也没说，就是蹲了一会儿。露水打湿了我的鞋面和裤腿，凉意慢慢渗进来。太阳从东边的山坡后面升起来了，橙红色的光穿过雾气照在碑面上，二姑照片里的脸被光照得暖暖的。雾开始散了，远处的田野慢慢显出轮廓，一片一片的黄绿色，秋天的庄稼等着收了。

我想起来二姑在信封里写的那行字，她说她还没见过海。可她最后一刻改主意了，把骨灰留在了这个山坡上，留在一个她能看见田野、看见太阳升起来的地方。她这辈子大概早就知道自己走不了多远，把周姑父的头发留了三十多年的人，怎么能真的把自己撒到海里去。她舍不得，她舍不得看不见那块埋着两个人的地。

我站起来的时候腿有点麻，在地上跺了两下。太阳升得更高了，金色的光铺满了整个山坡，照在那些林立的墓碑上，照在那些黑色灰色白色的碑面上，照在照片上每一个人脸上。那些人都笑着，大大小小的照片在早晨的阳光里安安静静地亮着。

下山的时候我在路口碰见了卖栀子花的老太太，她今天换了个地方蹲着，面前还是一篮子白花苞。我停下来买了一串，老太太说小伙子你经常路过啊。我说是，住附近。老太太把花串递给我说拿回去养着，喷点水能开好几天。

我把栀子花插在车把手上骑着回家了。到家的时候我妈刚起来在阳台上晾衣服，看见我进来问我这么早去哪了。我说去看了看二姑。我妈没再说话，把一件湿衬衫抖平了挂上衣架，阳台上的阳光把衬衫照得透白透白的。

十月底过了就是十一月，天气一天天冷下来。县城街上的行道树开始落叶了，金黄的一片片铺在路面上，踩上去咔嚓咔嚓响。养老院的张老太太托人带话来说她闺女从深圳回来了，要接她去住一阵子，走之前想见我一面。

我那天下午去了养老院，张老太太坐在她房间的床边收拾行李，一个年轻女人在旁边叠衣服，大概是她在深圳的闺女。张老太太看见我进来招手让我坐，拉着我的手说小伙子我得走了，去深圳住几个月。我说好事啊去看看大城市。老太太说走之前想跟你说句话，你二姑以前跟我聊天，有一回她说人这一辈子最怕的不是苦，是欠着。她说她欠了小周一条命，欠了父母一个交代，欠了自己一个活法。我跟她说你没欠谁，她说欠了，自己欠自己的也算欠。

张老太太说完拍拍我的手背，说我觉得你二姑最后把那口气咽下去的时候，应该是把那笔账还完了。她闺女在旁边催她说妈该走了车在楼下等着。老太太站起来穿外套，又回头冲我笑了笑，说你二姑是个好人，你也是，以后每个月还得来看我们这些老太太，别断。

我点头说行，不断。张老太太跟她闺女拎着包出了房间，轮椅轱辘轱辘地碾过走廊的地砖。我站在门口看她们走远了，张老太太坐在轮椅上回头冲我摆了摆手，阳光从走廊尽头的窗户照进来把她的白发染成了金色。

养老院的院长路过看见我，说张老太太走了啊。我说走了，去深圳了。院长叹了口气说这院里的人来来去去的，住不了多久就走了，走了就不知道还回不回来。我说她说了还回来。院长笑笑说行，你接着待着，我去开个会。

我在养老院的院子里坐了一会儿，葡萄架上的叶子差不多落光了，只剩光秃秃的藤蔓交缠在架子上。几只麻雀在底下跳来跳去啄什么东西，啄两口就抬头看看四周，警觉得很。十一月的风凉飕飕的从领口灌进去，我把外套拉链拉到最上面。

从养老院出来我拐去超市买东西，路过二姑以前那个理发店的位置，超市门口的周年庆横幅换了新的，上面写着金秋大促欢迎光临。我在那块地砖上站了一下，超市的自动门开开合合，出来的人拎着塑料袋往家走，进去的人推着购物车往里进，谁也没注意一个年轻人站在门口发呆。

我转头看了一眼超市的玻璃橱窗，里面摆着洗发水护发素的促销堆头，花花绿绿的瓶子码成一座小山。二姑如果还在，大概会指着那些瓶子说这个牌子不好用那个牌子碱性大，她一辈子跟这些东西打交道，到最后连命都打了进去。可她不后悔，她跟我说染都染了，就跟说饭做都做了、店开都开了、日子过都过了一样，平静得很。

那天晚上我坐在书桌前翻二姑的相册，翻到最后一页的时候发现了一张折起来的纸。纸已经很旧了，发黄发脆，折痕处快裂开了。我小心翼翼地展开，里面是二姑的笔迹，写得很工整，大概是很多年前写的。

纸上写着一段话，没头没尾的，像是日记又像是随手的记录。上面说小周走了以后我每天都在想怎么活下去。上班的时候不想，回家的时候不想，一躺下来就想。后来我想了一个办法，我每天晚上给自己定一个明天要干的事，明天早上起来给店里进货，明天下午给李阿姨烫头发，明天晚上看一集电视剧。定完了我就睡觉，第二天起来按照定好的事一件件做。做完了晚上再定新的。就这么定了三十多年，每天都有事干，每天都没空想他。后来有一天我忽然发现想他的时候不那么疼了，不是不想了，是疼习惯了。习惯是个好东西，染头发也是习惯，习惯了就不觉得是在干什么特别的事，就是在过日子。

纸的最底下有一行小字，跟卡片上那行一样歪歪扭扭的，大概是后来补的。写着这些年我染了那么多颜色，其实我最喜欢黑色，跟原来一样的那种黑。可我再也染不出那种黑了，怎么染都不是原来那个样子了。

我拿着那张纸在台灯底下看了一遍又一遍，纸上的字被光阴泡得发淡，有些笔画都快看不清了。二姑写这段话的时候大概还年轻，还在每天晚上给自己定第二天要干的事，定得紧紧的，一件都不许自己落下。她把自己拴在一件件具体的事情上，拴在染发剂和电推子和油条锅和收银台之间，拴得那么牢那么紧，不让任何空隙钻进来。

可她最后还是松手了，最后那段时间她什么都没干了，躺在病床上天天看着天花板，把三十多年定好的事情全放下了。她跟周姑父那缕头发告别，跟自己那头五颜六色的头发告别，跟所有人告别。她把该还的还了该放的放了，走的时候干干净净的，身上那件病号服白得晃眼。

我把那张纸重新折好夹回相册里，关上台灯站起来。窗外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下小雨了，细细密密的雨丝斜打在玻璃窗上，留下一条条蜿蜒的水痕。对面楼的灯一盏盏灭着，整个县城慢慢暗下来沉入夜的颜色里。我站在窗前看着雨水顺着玻璃往下淌，雨声沙沙的，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轻声说着什么。

我忽然觉得二姑三十六年染头发染的也许不是什么颜色，她是在染一种温度。每一种颜色都是她在那个阶段给自己找的一件外套，栗色的时候她在开店，红色的时候她在卖早点，棕色的时候她开始信佛了，卷毛的时候她最热闹。她把那些颜色穿在身上像穿了一件件盔甲，盔甲底下是同一个女人，从二十六岁到六十二岁始终没变过的女人，瘦的，沉默的，每天晚上躺在床上给自己定第二天要做的事情的女人。

十二月初县城下了第一场雪，不大，薄薄一层铺在屋顶和树枝上，太阳一出来就化了大半。我骑车上街办事经过东街的时候看见那家连锁超市门口贴了张转让的告示，红纸黑字贴着玻璃门，里面货架已经搬空了，空荡荡的店面亮着几盏日光灯。

我把车停在路边，凑近玻璃门往里看。二姑的理发店拆掉已经很多年了，但这个位置还是这个位置，地砖还是那块地砖。我在门外站了一会儿，雪化了的湿气从地面升上来，冷得人跺脚。有个路过的大爷看我在那儿张望，问我看啥呢。我说以前这地方是个理发店。大爷说哦二姐那店是吧，早拆了。我说我知道，就是看看。大爷说二姐那个人好啊，我以前老去找她刮脸，她手轻，刮完了不疼。大爷说完背着手走了，棉鞋踩在湿地上啪嗒啪嗒的。

我在超市门口又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骑上车走了。骑出两条街以后雪又开始下了，细碎的雪花从灰白的天空飘下来，落在我的头发上肩膀上，凉丝丝的触感一下子就不见了。我抬起头看天，雪从看不见的地方落下来，一片一片的，不慌不忙的，那么多雪花里大概每一片都有自己的来处和去处。

回到家我妈正在阳台上收衣服，看见我头发上顶着雪粒子让我赶紧拍拍。我拍了拍肩膀上的雪水，她递过来一条干毛巾让我擦头。我接过来在头上胡乱擦了两下，毛巾上沾了几根我的头发，黑的白的都有。我妈看了一眼没说话，转身进厨房做饭去了。

我把毛巾挂回架子上，走到书房打开抽屉拿出那个铁皮盒子。盒子里面除了二姑的照片和旧剪刀，还有那张月季花卡片、那张写满字的旧纸，我都装在里面了。我把盒子重新盖好放回抽屉最深处，关上抽屉的时候犹豫了一下，又拉开了，把那张二姑年轻时候站在槐树底下的照片拿了出来。

照片上二姑还在笑，辫子垂在胸前，阳光照着她黑亮的头发。我看了很久，最后把照片放进了自己钱包里，夹在身份证后面。钱包合上的时候照片贴着我的胸口，隔着两层皮和一层衬布，那温度传不出来，但我感觉得到它在。

我从钱包里抽出一张纸币看了看，又塞回去，站起来走到窗边。外面的雪还在下，薄薄一层在地上覆着，行人走过留下一串脚印，歪歪扭扭往远处延伸。我哈了一口气在玻璃上，白雾罩住了一小片视野，我用手指划了一下，露出外面灰白的天地。

我妈在厨房里喊吃饭了，我应了一声走过去。饭桌上摆了三个菜一锅汤，我爸已经坐下来了在盛饭。我拉开椅子坐下，接过我爸递来的碗，热乎乎的米饭香气扑上来。窗外的雪越下越密了，白茫茫的连成一片，县城在雪里静悄悄的，家家户户的灯亮起来，是那种黄澄澄的暖光，跟二姑理发店里亮的那种灯一个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