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总理朗声宣布:"为了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技术合作,中国政府决定每年在深圳举办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广场西侧坐在我身边各省市代表团中传出一片议论声,"每年在深圳"啊,紧接着,长时间的掌声响彻整个广场上空。我按捺不住喜悦的心情,也挥舞着拳头,默默地喊着"真好!真好!"
"每年在深圳"——这五个字后面的故事发生在1999年9月29日下午。
张克科 专栏介绍
张克科,深圳市科协原专职副主席、深圳市深港科技合作促进会创会会长、深港产学研基地深港发展研究院前执行院长。
我在现场聆听到了总理宣布:"每年在深圳"!
张克科:见证深圳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一、高交会和荔枝节的回忆
大家都知道高交会的前身是深圳一年一度知名的"荔枝节"。我对这两个节都有过亲历亲为的日子,也见证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点滴步履。
筹备高交会的紧张日子
1999年10月5日晚,首届高交会开幕式在深圳"世界之窗"举行。我在现场仔细聆听着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开幕致辞的每一个句子,期待能在从总理的口中听到那最渴望听到的几个字。当总理朗声宣布:"为了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技术合作,中国政府决定每年在深圳举办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广场西侧坐在我身边各省市代表团中传出一片议论声,"每年在深圳"啊,紧接着,长时间的掌声响彻整个广场上空。我按捺不住喜悦的心情,也挥舞着拳头,默默地喊着"真好!真好!"第二天,"中国政府决定每年在深圳举办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成为很多媒体的通栏标题和头条新闻。"每年在深圳"也成为我们几个那几天见面就击掌欢呼的口号。
这五个字后面的故事发生在1999年9月29日下午。
首届高交会紧锣密鼓在筹备着。8月的一天,我正忙着"深港产学研基地"理事会会后各项工作的落实,应力副秘书长通知我去参加市领导主持的一个会议。我习惯的询问会议的议题,看是不是要做点什么准备。秘书长说,你去了就知道了。到了会场,市政府办公厅秘书处王刚、社会处于晶都在,他们也是刚接到通知,也不知道是什么会议议题。这时,德成常务副市长和及聚声副秘书长一同来到会议室。德成副市长问,是不是来齐了,及秘书长说还有市委办公厅的负责人,因为手头有急件,不能过来。德成市长说,那就开会吧,就你们这几位了。我很纳闷,因为平常的工作和他们几位都没有直接关系。市长开门见山说:高交会10月初举行,只有一个多月了,这是第一届,千头万绪。子彬市长交代让他出来协调统筹,临战授命,所以昨天晚上想了得组织一个工作班子,就你们几位,放下手头的所有工作,全力以赴,抽出来进驻五洲宾馆,他自己挂帅,日常工作由及聚声副秘书长领导,就叫总协调组。因为北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刚和市政府签订合作协议,成立深港产学研基地。其中一个项目就是联合参加第一届高交会。我正忙着那个事呢。我赶紧给应力副秘书长报告,要抽出去手头工作怎么办?应力副秘书长说:德成市长点将,服从!怎么兼顾你自己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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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组成的总协调组开始工作了。我们的任务就是了解总体进展,向市长汇报,提出协调建议,督办领导交办的事项。每天,不是早餐就是晚餐,德成市长都要我们一起吃工作餐,在餐桌上听取当天情况的汇报、了解事项进展。有时候为一件事情能够得到各方面的明确答复和落实,正在吃的饭都得停下来,几个人忙着各自联系,核对情况和电话询问。德成市长风趣的说:我这饭可不是好吃的啊!他特别交代我们要注意工作方法,各方面反映上来的问题很多,但大家都是想把事情办好,有的缺乏经验,对外批评得罪人的事情由他去做,我们的任务就是听、就是看、就是想、但得提建议、向他报告。很多部门知道这个组设立后,主要领导都过来报告工作,一时成为各种问题交汇的中心。德成市长清晰的明确了我们的责任分工。和高交会业务有关的事项一律由高交会组委会办公室负责,不许推诿不得懈怠;市政府有关部门的调配按照组展方案由办公厅落实。涉及全局的,如:协调中央各主办单位、安全保卫、开幕式组织、重要外事活动和外地主要领导接待等由总协调组汇总。很快,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
9月29日近中午时分,从外经贸部传来一份关于邀请国务院领导出席高交会的急件。件称:原计划由主办单位外经贸部邀请国务委员,外经贸部部长吴仪出席开幕式并致辞,现经协调,拟请国务院主要领导出席,致辞也应当做相应调整。鉴于国庆休假,请深圳市务必将邀请国务院主要领导的请示和开幕式讲话代拟稿于9月30日最后一个工作日送出。随后也传来了外经贸部为吴仪部长代拟的讲话稿。十万火急件。及秘书长第一时间报告了德成常务副市长。这时,子彬市长正在飞往上海,准备出席世界财富论坛。德成副市长指示:立即起草报北京的文件、和中办领导取得联系、下午4点召开碰头会,请郭荣俊副市长、高交会组委会李连和局长一起参加,深圳定稿后,通过市委机要处报上海,连夜送子彬市长签发,30日一早报国务院。
我们开始忙起来了。中午不休息了,午饭也是叫的快餐。及秘书长亲自把关起草给国务院的报告,我们笑请王刚同志(恰与时任中办主任同名)现场办公。
首长讲话代拟稿准备沿用外经贸部版本,发来的传真很模糊,也不可以做文件传送,所以,我负责将该稿重新输入电脑。打完后我和王刚一起再校对一遍。边校对我就把打稿时的感觉和王刚在交流。我说,外经贸部直接报件怎么写,我们不好说话,但深圳报件,通篇没有一个地方提到深圳恐怕不妥,这个稿应该要修改修改,至少要在某个地方加上深圳两字。他也有同感。不到4点,李连和局长先到,我们将准备好的文件送他一套先看。我知道他对高交会倾注了全部的心血,这些日子的压力也是巨大。看到他在认真地看那个讲话代拟稿,我觉得找到了共鸣者,我连忙对他说,这个稿子应该加上深圳才是。他略有所思的抬头看了我一眼,象是鼓励我继续把话讲完,我也就直截了当地说,我通看了全篇,有三个地方可以加:一个是第一段,交代地点,发生在深圳;一个是第二段,中国政府决定举办高交会也是可以加深圳;一个是第三段,各国宾朋到深圳啊。这时,德成市长到了,他立即进入里间的会客室,边走边问,人齐没有,北京联系怎么样,上海联系什么样。及秘书长将文件递到市长手上,一一作答:北京说明天上班报过去就可以,市长下飞机准备去参加晚宴,因为江主席出席,通讯联系不上,秘书扁桃体发炎去医院没有和市长一起,但说好晚上去上海市委机要局处理文件,晚上报市长。德成一边点头一边坐到沙发上,借茶几当桌子,开始处理文件,边看边说,你们都看看。连和局长说荣俊市长在现场检查安全问题,晚到一会儿。我们站在门口等待领导的意见,随时准备修改处理文件。
德成市长在聚精会神地看着文件,李连和局长已经先看完了,他在一边的椅子上沉思着。我们感觉到这房间一个月来从来没有过的静。德成看完后放下文件问李连和,怎么样?连和这时没有直接回答德成的话,而是把话题转向我们:他们几个刚才在外面讨论着,克科,你来说说说。到这个情景,我也顾不得那么多了,我一口气把应该提到深圳,可以在三个地方加上深圳,深圳自己报文不提深圳实在不可以的话全说了。德成看着我笑了。他从茶几上重新拿上文稿,翻来覆去看了两遍,然后提笔在稿子上写下了几个字。这时荣俊副市长到了,他和李连和局长就高交会的提法也统一了口径。德成市长最后在文件上签报送子彬市长。等候在外面多时的机要局同志将文件带走。德成市长叫回他们说:这个原件留着归档,这个是历史啊。
德成市长加上的就是这五个字:"每年在深圳"。
第二天一早,我们按惯例和德成市长早餐。德成平静地告诉我们,文件连夜已经办好,子彬市长只改了两个字,将邓小平先生改为邓小平同志。
从荔枝节到高交会的嬗变
有报载说:熟悉内情的人知道,高交会诞生的过程实则有一定的偶然性。我想说的是,高交会诞生其实也是深圳改革发展路径的必然。
1988年初夏,我从湖南调到深圳图书馆工作。那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荔枝公园这个方阵。图书馆、科学馆、青少年活动中心大家乐等,第一届荔枝节就是环绕着这个城市新中心展开,从红荔路出发,花车巡游、荔枝联谊、招商迎宾、自娱自乐,一派南国风情和特区开放热情,让全国各地初到深圳创业者欢快的融入在城市之中,使我感受到这个城市文化的新精神。
1991年后,我在深圳市政协工作,荔枝节又成为当年深圳开展港澳联谊工作最大的活动平台。每年荔枝节,全国政协、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县政协和在港的各级人大代表都受邀到深圳出席荔枝节活动,为香港澳门回归前的各界人士认识改革开放、认识深圳经济特区起到了很好的窗口效应。为表达深圳的热情,深圳每年都特别安排直通大车到香港接客人过深圳。那时皇岗口岸还没有建成,一般都从文锦渡出入。客人享受礼遇不用下车,再经过深南路,很多香港朋友都不以为已经出香港,对深圳的发展赞叹不已。能受邀出席深圳的荔枝节活动一时成为香港各界友好人士公认的特别待遇。荔枝节也成为内地在深圳开放招商的活动舞台。荔枝节流动着深圳历史和文化的血脉,是颇具地方特色和感情纽带的特殊节日。
1995年第八届荔枝节筹办时,深圳正面临着新的转型,高新技术产业被列为主导产业,面向2000年本世纪末的发展蓝图正在编绘。以往深圳的招商项目是往海外推荐,深圳舞台则上演着国内各城市的招商大剧。面对新产业的推广和对走向新世纪的目标,我们在这届荔枝节上首次推出深圳主题的整体展览,名称就是:明日深圳。在深圳国际展览中心3号馆专辟3000平方米,第一次将深圳中心区的模型向市民展示,第一次以县改区后的宝安、龙岗整体向香港推荐,第一次将高新技术产业作为主题集中展示。这次展览也启迪我们,深圳的发展正在呼唤需要一个和深圳明天结合得更紧密,直接可以让深圳和国内外进行面对面合作交流的舞台。
就在深圳国际展览中心,我巧遇湖南老乡,后来成为IDG国际副总裁和中国总裁的熊晓鸽。他当时刚加盟IDG,正在考察将他们每年十月在北京举办的国际计算机信息专展办成半展,上半年争取在南方办,接上广交会的展期。他是湖南大学毕业的,朋友介绍他来找我,我和他交流后,我极力推荐他能选深圳,他反过来希望我能为他的总裁引见市领导。这是招商联络的本职工作,我答应了他。国际数据集团(IDG)的总裁麦戈文先生来到深圳,开始注意到深圳,开始和深圳合作,后来IDG成为了深圳高交会的紧密合作伙伴。
不久,麦戈文先生亲临深圳考察,德成副市长在国贸天安的皇家会宴请。席间,麦戈文先生向德成副市长介绍了IDG在中国和世界各地的主要业务情况,其中高新技术展览、出版、生物医学领域投资和公益事业等,带出了许多无拘束的话题,宴会比预期时间延长了差不多一个多小时,大家都很坦率。德成市长介绍了深圳发展的前景和一些新项目的构思,如:广交会新址选择仍在广州后,深圳预留的项目要建设新的会议展览中心,建筑问题不大,但管理上希望得到国际合作,希望IDG给予支持。由于那次活动是半官方性质,交流较融洽。三年后,IDG签约高交会,将他们在北京的十月展移师到深圳,作为高交会一号馆的主题主打馆。每次在高交会见到麦戈文先生,他都和我主动打招呼,向别人介绍,这是他在深圳最早认识的朋友。
1998年4月,我已经离开外资局到高新办工作。荔枝节的筹备工作有个交接。当时的荔枝节办公室是由市政府经济协作办牵头,经济发展局、外资局参加。在一次例会上,我不准备再出席,但会议仍然通知要参加,说是征求意见会。会上听到荔枝节停,转办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科技局在做方案,要荔枝节办公室提出建议配合。大家都很茫然。集中意见有:展览会是专业性很强的行业,一直由贸促会和经济发展局对口负责,这个展览科技局怎么做?科技成果交易会怎么开,没有成功的先例,怎么组织?荔枝节已经成为品牌,市民都很热情,不办怎么交代?
后来的事情就这样发生和发展着。
2008年10月,第十届高交会举办前夕,南方都市报发表了《高交会十年磨一剑剑指"中国科技第一展"》的文章。文章开门见山指出:让深圳引以为豪的高交会又将拉开她华丽的大幕,全市人民又将迎来一年一度的盛大节日。和往年有所不同,今年是高是交会十周岁的生日。站在承前启后的历史路口,总结经验、反思教训、筹划未来,眼下则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尽管只有十年,高交会已经成长为一棵参天大树,剑指"中国科技第一展"。更重要的是,她给深圳这座城市刻下的深深印记。她使得深圳在高新技术领域里领跑全国,成功实现第二次产业转型;她同时将深圳的美名传播到海内外,成为深圳的国际名片;甚至她已经成为这座城市市民集体的节日,这已远远超出一个展会本身的价值。
报道中引述了采访我和查教授的一些观点: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查振祥教授认为,高交会在这个时候诞生,是因为深圳和全国都有需求,需要一个成果转化、销售和交易的平台。查振祥说,上个世纪90年代初,深圳就已经确定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这在全国所有城市中是走在前列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不仅仅是产品生产,它必须要销售和交易,这就需要一个平台。"查振祥说,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已经具备一定的规模,对这个平台的需求越来越迫切。正是在这种迫切需求之下,高交会应运而生了。而反过来,借助高交会这个平台,深圳高新技术产业也得到空前发展,迎来"第二个春天"。
"争议和质疑也是客观的。"查振祥认为,高交会承载着这么多功能和作用,完善是必须的,在会议组织形式、展会管理以及策划水平上都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尤其是不能办成形式主义的展会,一些参展项目或许会上签了协议,展会结束后能否落实,并没有多少人关心,这就需要以一种务实的态度去对待。"查振祥说。
而在市科协副主席张克科眼中,高交会十年走过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政府办会,树立旗帜,推动品牌;第二个阶段是政府促会,企业唱主角,市场来引导;而再往下的第三阶段,就应该是利益和品牌驱动,更加市场化。查振祥和张克科的观点类似,他认为高交会接下来应进一步市场化,引进专业展览机构,改变政府办会的模式。同时,可以考虑将高交会分成两类,一类带有科普性质,一类是真正专业性展会。而办好高交会的同时,张克科并不愿意看到高交会"一家独大"的现象。"深圳作为多元化的城市,展览也应该多元化,高交会不应该成为'独生子'。"张克科说,深圳还有很多展览会,像珠宝展、家居展以及科博会等,高交会对深圳有特殊影响,但它不是唯一的,不应过分扩大它的影响,否则形成反差,并不利于高交会以及深圳整个展览业的发展。
二、亲历筹划建设虚拟大学园的日子
关于筹建虚拟大学园的论证
深圳高新区1996年报批成立,将深圳科技园总公司、第五工业区、深圳大学、南山京山民营科技园和深圳高新技术工业村整合划入。在政协和外资局工作期间,对这个片区情况有所了解,和政协委员活动日一起视察过深圳市政府和中国科学院合作的深圳科技园,为建立第五工业区和高新工业村,反映委员建议做过调研考察。在外资局为京山工业村招商和外资进入高新区立项做过专案。根据领导交办任务,查阅了有关工作文件,了解高新区的定位和主要区位功能。特别提出,在1997年10月市领导现场办公会议决定事项中有几项需要我接手考虑怎么落实。一是同意深圳出资1000万港币和香港工业科技中心合作建立深港科技创新中心;二是论证在高新区建设虚拟大学,吸引内地和香港知名大学入驻深圳高新区。前一事项因为香港方面合作单位是有政府出资的公营服务机构,不可以将经费转入深圳参股合作,所以搁置。这也为以后深港合作中有关合作路径提供了经验,开始更加灵活的发挥民间作用和产业带动,建立新的合作模式。
虚拟大学的论证摆在了首位。高新办是个新机构,为使提出的方案得到市委市政府决策层的认可,刘应力副秘书长特别出面协调,科技局立项,成立了专门的课题组开展有关工作。课题组成员有刘应力、张克科、范祖洪(科技局)、邓景桐(深圳大学)、赵志英(市委政策研究室)、王湘闽(高新办)。课题组成立后,立刻组织赴香港考察。香港科技大学是我们首先学习的目标之一,校长吴家纬教授很热心和深圳的合作。香港理工大学工业中心为产业发展服务,培养工程类人才很有影响,黄河清主任曾任深圳市政协委员。香港浸会学院院长吴清辉教授是全国政协委员,多次参加深圳联谊活动,他们学校有个林思齐东西方文化研究所,吸纳有20多个海外教育研究机构到香港来,学校提供统一的研究设施和平台,各个机构自己派人来开展研究,充分利用香港多元文化的背景和国际人才的视野。
课题组的调研也同时面向国内大学群展开。在这之前,1997年10月,深圳市政府和清华大学签订了合作协议,双方共同出资,政府出地,在深圳高新区建设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开展产学研合作。深圳大学副校长陈国权教授知道后,以深圳校友会的名义,代表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北方交大、西南交大并将联合台湾新竹交大,五校一起向市政府提交了在深圳高新区建设"名校园"的报告。分管市领导在报告中提出,清华大学合作项目还没有成功的经验,除北京大学外,其他大学不宜采取同样的模式,但要研究和探索适合促进大学来深圳发展的新模式。
我们清楚的知道,这个课题绝不是以往出论文的软课题,做这个题目要出思路、出政策建议、出运行办法。但关于运行机制、投入产出、功能定位、发展需求仍然是课题组研究的重点。1998年4月28日,我们召开了在深圳20多家大学校友会秘书长会议,以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创新科技大学合作基地课题组的名义发出了"关于加强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和国内重点大学合作的建议",投石问路,期待获得多方的支持,同时也反馈得到更多的意见。
建议书在对深圳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方面所具有的优势和不足,高等院校作为当今知识最密集、科研水平处于最前沿的机构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进行了论述后,明确提出建议:在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内,联合国内(包括香港)有实力的著名大学,建立一种新型的合作关系,创建一个第一流的、在国际上也有相当影响的以高科技开发为中心,实现产学研结合的大学合作基地,并把它定为深圳市跨世纪的重点科教项目设施,列入发展计划,组织实施。
与此同时,课题组还对虚拟大学的建设开展了基础研究,并在1998年10月在澳大利亚举行的国际科技园协会年会上做了宣讲。提交的论文题目是"在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创建虚拟大学园的思考"。该论文提出:我们设计在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虚拟大学园,不是单一的大学,也不仅仅只具备教育的功能,它基于科技园的基本特征和深圳市城市发展的需要,更多的突出在科技创新、教育与经济、科技和企业的结合、人才的知识更新和再教育上,因此,它有着不同于其他虚拟大学的特点。从长远来看,要把深圳建设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上著名的高科技产业基地,成为中国的"硅谷",必须有中国的"斯坦福大学"。在这里所形成的是一个强大的大学场。虚拟大学园的功能可以集中概括为:第一,加速国内高校科技成果的商品化,产业化;第二,聚集国内外科技人员开发高科技产品,开发软件;第三,为深圳企业和高校科技力量合作搭桥;第四,孵化和培植高科技企业;第五,培养高层次的科技人才;第六,促进深港科技合作。
虚拟大学园进入实施阶段
虚拟大学园的课题研究完成后,一些思路已经明朗。自1997年下半年,清华大学与深圳市合作,在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设立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以来,有一批国内和香港的著名机构纷纷前来寻求合作与发展。我们召开了在深重点院校校友会座谈会,专程到北京、杭州、西安、上海、合肥、香港等地,与多家大学、研究院、所的主要领导商谈,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如:北京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准备在高新区建立联合研究开发中心,中国工程院已决定在高新区建立中国工程院咨询研究活动中心(深圳),新浙江大学准备在高新区设立学校的产学研基地,香港工程科学院、香港工业科技中心、中国科学院、中国科技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南京大学等,都表示了合作的愿望和加盟的意向,在深圳及珠江三角洲投资的中小型三资企业;海外留学归国人员以及银行、会计师所、律师所等,也积极要求参与创新科技的发展,香港创新科技委员会主席等也建议深圳要大力发展支持科技工业的研究创新与发展。但高新办的行动却停顿了下来。怎么解决投资问题?找市场有没有共鸣?找市长有没有决心?机会在哪里?这个时候以建设"联合创新科技城暨虚拟大学园(暂定名)"的名义也准备了一份吸纳社会资金的项目建议书:不过社会反映不强烈,和5年以后争相进入高新区,为寸土片瓦而争的局面完全相反。许多大企业家都认为投资大学园和高新区看不到投资回报,虚拟大学园项目到底怎么出台?
联合创新科技城暨虚拟大学园项目建议书提出:联合创新科技城的主要任务是,利用深圳的环境和地理位置,建立研究与开发基地、科技成果转化和产学研基地,开展高科技产品、软件的开发,内地与香港科技合作,高新科技成果的推广,孵化培育创新高科技企业,开展重点实验室服务,企业委托项目开发;新产品、新工艺研制,科技开发和管理人才的培养,新技术、新产品展示,学术交流,知识产权登记服务,科技成果转让服务,开展中外科技活动和学术交流,为高科技服务的第三产业等。"联合创新科技城"整体上由几个独立命名的合作单体建筑组成,如:联合创新科技城、虚拟大学园、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北京大学与香港科技大学联合研究院、留学生创业服务中心等多个主体,以形成小区的整体效应。专家教授村、双语学校等其他辅助配套设施由高新区统筹规划,为联合创新科技城、虚拟大学园、留学生创业园提供使用便利。投资方式可采取政府用土地和部分资金投入,其他方以资金、知识产权、技术等投入为主。成立独立法人企业,对联合创新科技城暨虚拟大学园、留学生创业园实行建设与管理。对大学和国家级研究单位实行免费、优惠等,对留学生创业和新设立的中小型高新科技企业,在一定年度内实行低成本加财政补贴的方式。还可以通过设施、设备租赁、举办科技活动、提供配套服务、参与科技项目开发、参股、开展中介服务,以加快回收补偿,建立创新科技发展基金。
1998年12月的一天,几位副市长一起在高新区现场办公。这是为1999年新年的鼓劲会,加油会,也是项目汇审会。来年园区基础设施建设、信息化建设、综合服务大楼装修、中区土地补偿回购、小区道路完善等等,都是必不可少,非上不可的又需要花钱的事项,要确保和力争。为保证重点项目的落实,虚拟大学园的项目没有正式列入汇报,但事先已经提交计划局备案。在讨论到怎么尽快发挥高新区作用的时候,轮到分管计划的邵汉青副市长发言,应力副秘书长顺着话题,说我们有个虚拟大学园项目,已经报到计划局。德成常务副市长主持过1997年10月的办公会,那次会议纪要提出要先研究是他确定的。在听取了研究报告的简要汇报后,他直接询问,这个项目你们要多少钱?由于早就核算过首期建设计划,应力副秘书长立刻答到:只要6000万。德成市长问了一起到会的另外三位副市长,你们看怎么样?邵汉青副市长说,可以安排。管科技的副市长当然没有意见。分管国土建设的副市长说,那就要加快加速建设啊。应力表示,综合服务楼装修款到位后,先让出来装两层启动虚拟大学园。好!几个市长异口同声的表示赞同。
1999的新年大礼啊,这是意料之外的收获,又是情理之中的结果。
1999年6月,虚拟大学园正式开始选择接纳成员。9月10日在教师节之日开园。市政府批准成立了虚拟大学园管理中心。并明确规定每年专项1000万元用于入驻虚拟大学园单位的补贴,54家来自海内外知名大学入驻虚拟大学园,近80家重点实验室和项目进入虚拟大学园创新平台,十多年下来,教育培训更是取得卓越成绩,培养各类人材数万,新的国家虚拟大学科技园正在建设中。10年前绘就的蓝图,正在一笔一划的添彩。当年大胆设计的一些创新之举应当在实践和发展中更加充实和完善,在区域创新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随着珠江三角洲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的实施,正在呈现潜能,期待着前所未有的新的突破!
三、亲历深港产学研基地的诞生
2007年5月23日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深圳市人民政府签署了共建"深港创新圈"的合作协议。一时报刊纷纷报道深港创新圈的诞生背景。有一个事实被反复提到,那就是香港科技大学前校长吴家玮于10年前提出"深港科技走廊"概念,认为深圳湾要像旧金山一样建湾区经济区,即'深港湾区'。如今,"深港科技走廊"已演化为"深港创新圈"。而由北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和深圳市政府合作设立的深港产学研基地,成为香港回归十年深港科技合作的启航坐标。
三方合作意向的提出
1998年4月,为虚拟大学园课题调研,我们拜访了香港科技大学吴家纬校长。在他办公室巨幅地图前,他用全球视野,将他在美国硅谷旧金山湾区的经验、香港科技大学创校的愿景、深圳改革开放的崛起联系在一起,向课题组一行描述了香港深圳所在的港深湾区前景。尽管他作为深圳市政府高级顾问,多次到深圳,但新规划的高新区还没有去过。他畅快的接受了邀请,答应尽快到深圳高新区访问。交谈中,吴校长向我询问怎么办理深港两地驾驶手续。校长是全国政协委员,有一台私家车可以两地往来。平常是司机开车,他希望自己办一个证,方便来往两地。我在政协工作时就是为香港政协委员办这些事情,知道程序,所以我答应协助校长落实。回深圳后与皇岗车管所联系,很快办妥。之后,和校长的联系更多了。他告诉我们,香港科技大学已经决定在南沙建立资讯科技园,学校在6月和北京大学签订合作协议,他希望为学校的教授提供和国内合作发展的新机会。我也经常向他介绍深圳的发展,报告了虚拟大学园建设的阶段性研究方案,对香港的大学到深圳发展有什么建议,向他请教。吴校长说,考虑到香港的实际,又已经决定去南沙了,近期要香港科大到深圳需要找机会,或许通过和北京大学的合作进去是一个好的选择。
在清华大学与深圳建立合作机构后,高新办一方面调研面向更多的大学建立虚拟大学园的可行性,一方面敞开对北京大学的门。北大方正、北大科兴、北大青鸟在深圳面临新的发展,那个时期都和高新区有联系,在高新区南区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东面一直留着一块地,北大来人就带去看,希望学校整合资源进入深圳。当时香港科技大学副校长孔宪铎教授是生物学家,和科兴有密切联系,北大陈章良副校长又是科兴董事长。一个周末,在科兴总经理潘爱华的安排下,北大任彦生书记、香港科大吴家纬校长等一行先后微服私访,来到高新区南区的现场,面对一片正在填海的工区和蓬勃发展的建设规划,他们牵手行动了。
香港科技大学和北京大学于1998年11月13日在香港签署了双方的学术联盟协议,香港特首董建华先生见证。在协议中他们主动提出,深圳和华南地区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快而又富有活力的地区,科教事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双方商定,依靠自己的优势,积极参与深圳市及华南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两校将同深圳市政府密切合作,在深圳高新区设立研究院,开展高级人才培训和科技研究开发,兴办高新技术企业。每一个项目可吸收国内外优秀学府或科研单位参加。
协议文本吴校长事先征求过我们的意见,这个文本也成为我们向深圳市领导报告的一个依据,三方都需要寻找一个结合点。因为当天还有中国工程院宋健院长在深圳活动,领导让我作为深圳的代表受邀参加了香港科大和北京大学的签约仪式。签约活动后,我向两校领导表达了深圳的期待,希望加快进程,有个供三方讨论的方案。吴校长说由他先起草,在春天的两会期间到北京和北大的任书记、陈佳洱校长报告商议。我也表示,起草中需要深圳配合的将全力以赴。回来后即向市领导作了汇报。1999年1月7日子彬市长批示:可与对方联系,明确讲我方予以积极回应。
1999年3月21日,高新办正式提交《关于香港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建议与深圳市合作在深圳高新区建立"深圳香港湾区研究院"的请示》给子彬市长、德成常务副市长、荣俊副市长。报告称:根据市领导的指示,我们多次与香港科技大学和北京大学接触,向他们介绍了深圳的情况,了解了他们的想法,并希望他们先拿出方案。香港科技大学和北京大学两校的领导到深圳时也多次提出了与深圳市合作的意愿。不久,香港科技大学吴家玮校长将他在北京全国政协会议期间与北京大学领导商议的,希望与深圳市政府合作建立"深圳香港湾区研究院"的初步构想之材料送给我们征求意见。构想突出了深圳和香港湾区的概念,建议研究院由北大、科大和深圳市共同创建,将"深圳香港湾区研究院"建在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内,充分利用科大、北大和深圳三方面的优势,结合市场和企业的需要,依托国内的科研力量和海外的影响,配合香港创新科技的发展,实行精英主导和国际化,提升深圳的科技开发和成果转移的水平。"深圳香港湾区研究院"将精选发展领域、精心组织项目、注重"第三者"加盟和与工商界组成伙伴,推动策略性的合作、提高和转移技术、开发新项目、孕育新企业、开创新产业。
香港科技大学吴家玮校长应我市邀请拟于4月下旬率香港科技大学高层代表团访问深圳,他本人也将参加5月深圳市政府的高级顾问会。他希望在适当的时候请北京大学领导来深圳举行三边会议。
在请示的最后,高新办建议:1、积极回应科大、北大"深圳香港湾区研究院"的建议,根据深圳的实际,责成高新办牵头,有关部门参加,先研究该构想的可行性和运作形式,为市领导做好参谋;2、请市领导四月下旬会见香港科技大学高层访深代表团,就进一步合作举行会晤;并在适当的时候举行三边会议。
4月17日,香港科技大学代表团访问深圳,高丽书记,德成常务副市长分别会见了代表团。第二天的深圳商报报道了活动情况。报道指出:"张高丽对三方合作构想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香港科技大学、北京大学与深圳市合作,是具有战略远见的举措,对三方都是一件大好事。由于受客观条件的限制,深圳不可能在短期内创办很多大学和科研机构,更不可能创办像香港科大、北大这样的名牌大学。因此,我们要充分利用深圳良好的环境、机制和政策条件,通过新的机制和形式,与国内外最著名的大学和科研机构联手,在人才培养、技术项目引进、科研成果转化等领域进行合作。深圳已经与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等知名大学、科研机构成功地进行了合作,相信深圳与香港科技大学、北京大学的合作同样会取得成功。"
根据香港的大学体制,这个代表团成员还有香港科大校董会成员出席。在后来的交往中,香港科大历任校董会主席罗康瑞、陈祖泽等都先后访问过深港产学研基地。这些访问的成果促进了三方合作的进程。5月14日,北京大学派工作小组到深圳协商,并商议提交三方会谈的合作备忘录起草事宜。
合作会谈与备忘录的达成
经深圳市政府、北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三方商定,一个月后的5月21—22日在深圳麒麟山庄举行了三方合作会谈。为了表示对等友好和程序,鉴于事前香港科技大学已经和北京大学有合作协议,又单独访问了深圳,应北京大学要求,北京大学代表团21日中午抵达深圳后于下午4点30分正式拜会深圳市领导,交换合作意向。这样,如同外交活动的礼宾安排,全部完成了三方分别会见,分别洽谈程序。与此同时,深圳市政府下午四点派车去香港科技大学接代表团来深圳。晚上六时半,德成常务副市长、荣俊副市长会见并宴请两校代表团。
22日是星期六,工作继续进行,上午九点开始举行正式会谈。按照日程安排,会谈在上午要完成,之后下午三点,转到广州,张高丽书记在广州会见两校代表团。高丽书记当日在广州有省委安排的活动,他特打来电话,希望在广州亲自祝贺三方合作的成功。
由于经过事先的磋商,大家认识高度一致。合作备忘录记录了深圳和两所杰出高校合作的基本思路。为深港科技教育全面合作提供了先行示范和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尽管在后来的发展项目有些调整,但在实质性的合作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合作备忘录记载:北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为充分发挥两校的优势,加强两校间的学术联盟,开拓国际交流空间,积极参与华南地区科教、经济和社会发展,促进香港与内地的合作,两校提出与深圳市政府联合在深圳建立产学研相结合的科技创新基地。深圳市政府对此表示赞成和支持。
深圳市主要领导先后与北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广泛交换了意见。三方一致认为,这一构想具有战略远见,对于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形成我国具有特色的科技创新机制及推进我国的教育体制改革和建立现代化的教育体系均具有深远的意义。这种新型的产学研基地的建设,对于北京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充分发挥综合性大学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大功能,对于形成以市场为导向、以产业为龙头、以研发为支撑、以效益为目标,与现代市场经济相符的技术创新机制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
1999年5月22日,受深圳市委书记张高丽、市长李子彬的委托,深圳市常务副市长李德成与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校务委员会主任任彦申、香港科技大学校长吴家玮及三方代表团进行了具体磋商。三方达成以下共识:
1、在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建立由深圳市政府、北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三方合作的"深港产学研基地"(暂定)。
2、成立深港产学研基地理事会。理事会为最高决策机构,由三方负责人和有关人员组成。深圳市市长任理事长,北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领导任副理事长。理事由三方派出有关人员担任。
3、深港产学研基地的运营和管理机构,由北京大学出任主任,由香港科技大学、深圳市出任副主任。具体办法由筹备办提出方案,报理事会审定后执行。
4、同意成立筹备办公室。筹备办由北京大学牵头,三方派人参加。六月上旬开始工作。筹备办要在三方提出的建议方案和本备忘录的基础上,于8月底以前提出具体的可操作方案。经理事会同意后,争取在10月正式成立三方合作的深港产学研基地。
5、在会谈中,三方认真讨论了近期可以运作的产学研合作项目,并初步达成一致。这些项目将由筹备组列入深港产学研基地发展计划方案,交理事会审议。
6、为保证筹备工作的顺利开展,深圳市政府同意先拨专款100万元。深圳市政府责成深圳高新区为产学研基地提供必要的办公条件,使建设中的深港产学研基地能够利用深圳高新区高科技企业、大学、研究院的教室、网络、实验室、图书馆等周边的资源,尽快开展包括教育培训、科研成果转化、产业化开发的创新活动,逐步建立起新型的运行模式。
协商中,吴家纬校长特别提出两所名校不要关门封闭,要有开放的合作平台,要建立3+X模式。为此在备忘录中增加了一段:香港科技大学特别建议,要创造深港合作的新动力,按国际惯例运作,采取开放式的模式,在不同的领域吸纳国内外最优秀的教研机构和产业单位参与,实行3+X的动态组合,为项目合作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深圳市政府也作出积极回应:将积极支持三方合作的产学研基地的建设,在政策、资金等方面给以扶助,并鼓励开展多层次的三边、双边、多边合作。以后,这个观点正式写入了基地章程。
机构名称的确立
协商在讨论名称上卡壳了。参考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曾提出:深圳北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研究院。根据吴校长对3+X的阐述,为了包容和反映地域时代特征,基本上否定了。工作小组提出的建议名称:深圳香港湾区产学研合作中心,北京大学提出异议,没有一点北大的影子。三方先后提到过的名称都拿到会议上选择,如:深圳香港湾区研究院、深圳香港湾区创新研究发展有限公司、深圳(香港科大*北京大学)科技教育产业发展研究院等。名称虽然都一一否决,但大家逐步达成共识,沿着这个思路:开放、包容、发展、创新去选择。地域简练表示就是"深港",北大提出"产学研"是高校改革的方向,可以保留,但香港科大代表对国内词汇不理解,香港没有产学研这个词,需要再推敲。不叫中心、不叫公司,叫"基地"怎么样?中文、英文又进行了对比。深港产学研基地就这样演化出来,不过还没有达成完全的共识。已经到中午时分,午餐必须吃,下午还要赶路,德成市长说,先休会吃饭,大家再想想,下午三点出发前再开会讨论。
午餐宴会在进行中。我们几个顾不上吃饭,继续在会议室的电脑上作业,根据上午讨论的意见修改合作备忘录,以便送三方领导饭后审定,在下午出发前签署。完成改稿我们才端起工作人员送来的份饭,放松下来,文件基本完成,只剩名称一栏还空着。这时,吴校长从对面宴会厅出来,直奔会议室,高声的对我喊道:克科,今天我收获很大,一餐饭弄懂了一个词。我知道产学研的意义了,可以,大家都同意了,让我过来告诉你们,就用:深港产学研基地了。
下午两点开会,提交名称和修改后的合作备忘录讨论。名称的英文版也由香港科大沈宁耀教授核对,PKU-HKUST SHENZHEN-HANGKONG INSITITUTION副标题是:INDU-EDUCATION-RESEARCH,香港科大的教授们习惯简称,以后一直以IER(产学研)来称呼深圳的合作机构。为了体现学校品牌和教育资源,大家协商同意可以使用:北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深圳研修院,在不同场合根据需要使用。
同年8月18日,深港产学研基地第一届理事会在深圳举行。理事会通过的章程确认:深港产学研基地(北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深圳研修院)是由深圳市政府、北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三方携手于1999年8月在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共同创建的合作机构。深港产学研基地立足深港湾区,是一个高层次、综合性、开放式的官、产、学、研、资相结合的实体,力争在深港湾区成为具有竞争力的科技成果孵化与产业化基地、风险基金聚散基地、科技体制创新基地、高新技术人才培养引进基地,成为北京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除本校所在地以外最重要的合作基地。自此以后,深港产学研基地正式启航。
四、千呼万唤始出来的“深港创新圈”
"深港创新圈"的提出以2006年深圳市委市政府1号文件的表述为标志,2007年深圳市长政府工作报告中以名词解释的形式给以定义,"深港创新圈"合作协议正式予以明确。深港创新圈的提出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深港多年合作的一次系统回顾和经验总结。从本人参与和见证的前后过程,我认为其形成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深港合作的探索阶段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深港科技合作至2006年深圳市政府1号文件颁布之前的民间广泛合作,可以视为深港合作的探索阶段。这个探索阶段的双边合作为后来深港创新圈概念的形成,以及在具体方案实施中的发展重点和领域拓展奠定了基础和前提。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深圳进一步对外开放和香港产业转型的压力,深港两地围绕着科技合作开展了大量的工作。1992年香港重新规划新的科技园,经过公开咨询此项方案列入香港政府发展计划。我当时在深圳市政协联系香港委员。1991年6月,在拜访市政协常委文伙泰先生时,他热情认真的提出,希望政协可以开展深港边境沿深圳河一带的合作规划,对深圳河治理、福田保税区、皇岗口岸等项目完成后的新的区位优势做些研究,提出了深圳河一河两岸沿河经济合作的新课题。他的建议整理成提案在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以后的历次会议中提出。在市政协领导的支持下,正式委托综合开发研究院牵头研究。1992年经国务院发展中心、国家多个部委专家参与论证,首次提出了利用福田保税区的地缘优势,创办"深港科技园"的设想。之后,随着皇岗口岸的投入使用,有关深港两地联合治理深圳河的工程被重新提出。针对深圳与香港交界地段,围绕该区域的开发和相关科技合作的讨论和进一步开发的设想一直没有停顿过。
1994年10月,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深圳市政协牵头成立了深圳特区促进深港经济发展基金会,开展深圳河沿河经济合作专项研究。基金会选择区域可持续发展为切入点,邀请国家科委社会发展司做指导。在国务院有关部门的支持下,为香港回归前后的合作发展策略,为深圳发挥地缘优势的可持续发展,开展了若干相关的研究。今天已经成为深港两地政府合作研究规划的深圳河河套地区,就是在那个背景下提到公众的视野。其研究队伍的高层次,研究视野的独特得到香港一大批关心两地长远合作友好人士和专业团体的关注和支持。当时尽管香港回归前后的各方面因素复杂纷扰,但两地专业机构和业界的合作仍然在继续沿着市场资源配置和优势互补的思维深入发展。1996年完成的研究报告确定的深圳河沿河经济带的发展总目标是:在"一国两制"的基本原则和人与自然和谐、增长于资源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原则指导下,实施以深港合作为目的、以发展为依托的有效管理;建立以国际化、信息化和技术先进的现代产业群为主体,具有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等特征的经济体系,使深圳河地区成为深港的新型增长带。十多年后读到这段文字,还是具有指导意义。基金会的各项研究报告于2000年5月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作为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丛书:《深圳-香港:一河两岸合作与发展研究》正式出版。
香港回归后,深圳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再次向国务院主要领导提出在深圳河沿河一带开展深港科技合作的动议,并列入市委市政府的重大调研课题,由常务副市长德成挂帅,原市政协副主席李定任顾问,市委市政府各一位副秘书长参加,从市委政策研究室、科技局、综合开发研究院等单位派人参加。经过三个月的紧张工作,于1998年初完成并提出了深圳河裁弯取直后一平方公里河套区的研究报告和工作建议。
在国务院港澳办的支持下,结合1992-1997年以来的深港科技合作研究与民间推动的基础,1998年粤港合作联席会议第二次会议正式将科技合作列入议题。在省政府召开的会前专项议题小组会上,有人提出,粤港科技合作应该是省有关部门为主、广州是科研教育中心城市,落实到基层应该也是广州市。最后是国务院港澳办张良栋司长明确表态,他指出,同意将这个项目放在深圳而不放在广州,是要利用深圳的地理优势和人文环境等,更好的利用香港的投资环境,是从战略上考虑的。粤港双方会晤列入议程后,作为一个题目、一件大事,还不要操之过急。香港方面目前还没有很完善的配合方案,要积极稳妥地开展工作。
为让香港各界能了解和支持这个项目,我们有计划、有目的的开展了与香港方面的联络。高丽书记、子彬市长在赴香港参加庆祝回归一周年活动时,专程拜访了特首董建华先生。8月31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访问深圳,市领导又专门介绍了深港跨界高新区的设想,董建华先生次日即向香港行政会议报告了深圳之行的感想,提出看了深圳后的一喜一忧:为国家有深圳这样的城市和高新技术的发展而喜,也为香港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担忧。
在会谈中,董建华先生介绍了香港行政长官特设创新科技委员会的工作情况,并表示这个委员会将提出研究报告供香港政府决策时参考。会议后,我们认为应该邀请这个委员会到深圳来看看。高新办领导同意我的建议,要我着手联系。经与秘书处联络询问,知道他们在第一阶段的日程已经安排,将在9月12至14日开会,并考察广东,日程中只安排了深圳和东莞三间公司。深圳安排的是宝安区的香港华孚制衣厂有限公司。我说,深圳有很多有代表性的科技公司,制衣厂代表不了深圳的创新企业。他们说香港华孚制衣厂的产品设计已应用电脑技术。一些传统的工业其实也可以应用高科技,以增加产品的附加值。了解到他们的详细日程是12日访问东莞和深圳的三家工厂,然后返回香港,13日去广州拜访省领导。经报告领导同意,我提出了是不是从东莞回来就住深圳,在深圳领导会见后,13日从深圳出发去广州。我们建议多看深圳两家高科技企业。秘书处表示要和在美国的田长霖教授取得联系后才答复。我得知香港科技大学的张立纲副校长是委员会成员之一,就将这个建议也同时转告了他,希望他在内部做点工作。代表团终于同意在12日增加日程访问深圳,市领导非常重视,调整有关公务安排,全程陪同代表团访问深圳。香港大公报以"深圳市长晤创科委一行关心深圳河保税区方案"为题对这次访问进行了详细报道。
子彬市长会见香港行政长官特设创新科技委员会主席田长霖教授等委员,争取在该委员会提出科技咨询报告时,能对深圳的高科技有一个客观的了解,对深港合作有积极的建议。之后,香港策略发展委员会在其第一份咨询报告中有近三百字的篇幅,提到了这一平方公里,将这里"作为香港发展高科技的一个选点"。香港创新科技委员会的第一份报告也特别提到在建立跨境科技园对加强与内地科技人员交流的积极意义,并建议在深圳建立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分院。
在此期间,高丽书记在深圳还分别会见了香港立法会主席范徐丽泰女士、香港策略发展委员会成员、立法局议员郑耀棠先生,子彬市长会见了香港行政会议成员唐英年一行,德成常务副市长会见了香港中央政策组肖炯柱一行,都特别介绍了这个项目。德成常务副市长还率课题组成员赴香港拜访了行政会议成员钱果丰、唐英年等。与此同时,市政府还特别邀请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分批组织香港科技界、教育界、实业界、大财团等知名人士参加"深圳高新技术产业考察团"来深圳考察高新技术产业和深圳河套地区,探讨深港科技合作。香港测量师协会主席黄景强先生认为,香港政府应该考虑沿深圳河的发展规划,他表示将在专业人士中积极推动,开展研究,适时提出建议。香港科技大学吴家玮校长参观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后,在香港策略发展委员会上介绍了深港高科技合作状况,曾荫权先生当即也表示要率团来深圳考察。不久曾荫权先生也来深圳高新区考察,在看完海王生物的基地后,彻底改变了以前对深圳就是加工工厂的成见。
经广东省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联络协商,粤港双方各派出专责小组就建立粤港科技园项目事宜,于一九九八年九月十日在深圳举行了第一次工作会谈。会上,双方讨论了建立粤港科技园事宜,并且具体讨论在深圳皇岗一落马洲段深港两地相连部分的河套地区建立"深港跨界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设想。会谈中双方关心的几个主要问题有:土地业权问题,产业导向问题、发展规划问题、管理模式问题、配套政策问题、财务安排问题、双方的利益问题和工作的时间表。有些问题深圳方面研究过,因为双方政府是第一次接触,没有展开讨论;有些问题必须在一定的基础上才可能深入探讨。从香港方面提出的问题看,他们是有准备而来,而且通过交流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但由于涉及的层面较多,需要有一定的时间来协商和研究有关问题。
9月24日在粤港合作联席会议第二次会议上讨论了粤港高新技术合作的问题,其中,就深港高新技术园区交换了意见,香港政府希望等第二年5月后在香港创新科技委员会的若干专项报告出来之时,对香港的高科技发展有一个全局的策略后,再具体商谈。此外对这块土地的业权问题也提出希望能够进一步明确。
国家计委高技术产业发展司11月初在北京也召开了一次深港高新区的项目研讨会。根据江泽民总书记关于发展微电子产业,跟踪国际IC研究与生产的动态的指示精神和曾培炎主任的批示,国家计委和一些专家认为,在深港边境的河套地区安排这个项目,对于吸引人才、引进技术、开展研究与生产,与国际接轨,有战略意义。争取创造条件,列入国家"十五"计划。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这个议题后来基本搁置。2006年,在"深港创新圈"热议中,香港方面的一位当事人在一个公开场合承认,那个时候没有认清形势,现在看来是个失误。
1998年,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全球创新热潮的推动下,特聘专门委员会研究创新科技发展大计,并设立50亿创新基金,重新整合科技支援机构,并改革政府管理模式。尽管后来金融风暴影响到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但基本决策没有变。经过7、8年的努力,香港的创新科技与服务体系基本建立,为深圳与香港的深入合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创新资源。
深圳与香港合作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都得到深圳市高层的高度重视。在各个环节一直坚持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理念,明确提出了学习香港、服务香港的口号。2004年6月,深圳市政府代表团与香港对口部门签署了包括《加强深港合作的备忘录》以内的合作协定(简称"1+8"协定),为两个毗邻城市携手共建国际级的现代化都会奠定了新的里程碑。
深港创新圈的提出是区域合作与发展的共同需要
2005年夏,中央在进行"十一五"规划的制定中,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和任务。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和自主创新环境、产业发展领先的城市,得到了国务院各部门的高度重视。在调研和汇报中,深圳市政府认为建设区域创新体系要突出深圳的特色和应对全球的挑战,应该发挥香港的优势,共同建立"深港创新圈"。这个设想得到了国务院及国家有关部委领导的一致肯定。深港双方探讨深港经济一体化的广泛话题有了明确以科技合作为切入点的契机,两地政府(特别是深圳市政府)开始在政策层面和策略上对双方合作给予高度的关注。
在2005年10月的高交会上,有市领导在公开场合第一次提出"深港创新圈"的概念,但并没有被媒体广泛重视。这时,我再次回到高新办任副主任。领导在考虑分工时特别交代:你关注一下"深港创新圈",看怎么推动推动。
由于深圳与香港合作的口号繁多,对什么是"深港创新圈"还处于探讨和探索阶段,尚没有一个统一而清晰的认识。对深港合作和创新科技合作的思路和可行性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2005年12月,"建立深港创新圈专题研讨会"在深圳五洲宾馆举行,国家有关部委、广东省科技厅、香港特别行政区及深圳市的代表约50人参加了这次内部会议。会议对建立深港创新圈的必要性、可行性、可操作性,以及深港创新圈的定位、目标、主体、模式做了较为广泛和各抒己见的讨论。现在看来,这个讨论会更大的意义在于向后来参与合作的支援机构做了一次很好的宣传,聚焦了深港创新圈,放大了周边的磁场,为深圳市委市政府在一号文件中正式提出奠定了理论基础和社会共识。但官方的介入还待机会。有个很有意思的细节,香港政府代表这次是礼节性的出席开场活动,之后在发言阶段中途退席。我原以为是时间上的冲突。在后来的一次拜访活动,邀请他们出席4月的一个会议时,他主动询问那次会议讨论的情况,并表示其实那天有时间参加全程的,但事先没有得到香港政府对这个"深港创新圈"的任何概念,所以不便在场听下去。在我们拜访香港中央政策组,同样也是邀请他们出席4月一个会议时,因为是老朋友,他们很坦诚的告诉我,香港政府到那日之前没有任何方面提出"深港创新圈"这个概念,所以邀请官员出席很难,政策组可以以研究员身份派人出席。他同时建议让深圳通过两地首长间的私人通信进行前期沟通,达成共识。
自2006年政府1号文件颁布后至深圳200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以名词解释的形式定义之前,是"深港创新圈"概念的实践、探索阶段。深港创新圈具体的协议签署和方案落实被列入了议事日程。
在这个阶段,深港创新圈的概念雏形已经基本形成,但对于这样一个涉及到深港两地的合作蓝图,只有深圳的热衷和宣传是不够的,还需要得到香港方面的积极回应和有效参与。为此,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无论是深圳还是香港,两地政府都围绕深港创新圈和双边区域合作进行了大量接触和互访,双方在交流互动中不断明确双方的目标和探索合作的具体领域,一些项目得以先行先试。
2006年1月4日,深圳市委、市政府在《关于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决定》中第一次正式提出"深港创新圈"的概念。明确指出要加快建设"深港创新圈","进一步完善深港科技合作机制,促进两地创新要素的合理流动,探索建立联合创新信息平台、联合培训基地、联合实验室、联合教育体系,实现信息互通、实验室共用、研究经费共担、研究成果共享。支持深圳企业采用委托研究、共同开发等形式,加强同香港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研发合作,参与粤港关键领域重点突破联合攻关项目。积极引进香港中介服务机构,把香港发达的国际金融业、现代服务业与深圳的高科技产业生态和活跃的创新活动结合起来,使两地成为创新资源最集中、创新活动最活跃的创新圈。"
"深港创新圈"概念提出后,激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围绕着这一概念,深圳市政府及相关领导为宣传和探讨创新圈,推动深港双方的合作进行了积极的努力,社会各个层面开展了一系列的讨论。
2006年2月,深港产学研基地决定在香港科技大学召开理事会工作会议,深圳市常务副市长刘应力作为深港产学研基地理事长将出席这次会议。这是个宣传深港创新圈的好机会,于是建议请刘市长做一个公开演讲。在征得同意后,我开始联络安排日程。香港科大方面很支持这个安排,朱经武校长答应他将亲自出席。联络中场地出现问题。当时香港科大已经开学,符合演讲活动的教室基本排课没有空余。于是,香港科大提出,是不是可以安排在5月15日,那时是他们庆祝建有空余。于是,香港科大提出,是不是可以安排在5月15日,那时是他们庆祝建校十五周年的系列活动开始的日子,可以作为重要嘉宾第一场。我考虑作为场面是没有问题的,但作为时机还是有点迟。于是,我坚持在这次基地理事会期间安排,与身份、主题都适合,不需要另外报批。经过几番调整,最后调出一个时段的教室,但只能安排在下午4点半开始。
应力市长临时接到北京会议通知,没有参加理事会第一天和上午的会议,当天早上从北京赶回来直接到香港科大。香港科大做了很好的安排。将这场报告作为原定于5月开始的校庆活动系列活动的第一场,同时邀请了香港其他几所大学和研究机构的代表出席。应力常务副市长就《深港创新圈的建设与未来展望》第一次公开全面阐述了基本观点,强调深港创新圈的目标定位:"应将深港创新圈建设成为国际领域有影响、国家战略有地位、区域建设有贡献的创新圈,即深港创新圈在经济、科技、教育发展等领域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要纳入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国家政策层面,要对区域未来产业提升、生产过程转移、经济协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这个报告在香港得到了很好的反响。在以后多次的交往中,好多香港朋友都说是听了那次报告后对深港创新圈才有了认识。不过,不知什么原因,深圳媒体仍然低调处理,没有广泛报道和引起重视。
政协提案推动"深港创新圈"
2006年3月全国两会前,香港科大创校校长吴家玮教授在北京给我电话,询问有什么提案可以帮到深圳,在全国政协会议提交。
吴家玮教授退休以后,一直关注深圳的发展。2006年春,在他建议和倡导下,深港产学研基地理事会同意,成立了深港发展研究院,他本人领衔为专家委员会召集人和研究院名誉院长。在给理事会的筹建报告中提到:2005年,深圳提出加快建设"深港创新圈",进一步完善深港科技合作机制,促进两地创新要素的合理流动,使深港区域成为创新资源最集中、创新活动最活跃的创新圈。深港产学研基地作为市政府和大学产学研紧密合作的创新机构,为抓住新一轮发展的新机遇,规划和部署发展的新资源,经长期酝酿,决定面向区域发展设立深港发展研究院,发挥合作三方优势,力求在国家和区域创新中发挥积极作用,推动区域创新体系的完善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协调发展,同时为进一步发展拓展空间。深港发展研究院利用产学研基地本身具有的北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和深圳市政府的合作背景,充分整合两所大学及其他机构的资源,为"深港创新圈"的建设出谋献策;把握改革体制机制的关键,聚合自主创新的动力、着眼区域需求的实际,通过对深港合作和深港创新圈诸多体制、制度、产业、环境和社会公益等问题的系统性研究,成为有重要影响力的脑库、区域创新资源的聚合高地和开放的区域研究公共平台。深港发展研究院主要从事公共政策建议、重点领域科技与产业研究、区域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发展研究等。研究院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应用研究为核心,致力解决区域发展的社会、科技、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实际问题。
在这个背景下,我第一个想到的议题就是"深港创新圈"。校长对这个题目也有长期的推动和呼吁,直接的参与和实践,也符合他的身份和领域。他爽快的用一个字豁达的回答我:好!接着他提了两个要求:你给我准备点材料,联络深圳有影响的全国政协委员一起联名。我告诉他,材料没有问题,我可以准备。联名委员要商量一下。他说要他熟悉的,也要熟悉深港合作的,还要有影响的,更要征得本人同意。厉有为书记是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的副主任,深圳河一河两岸沿河经济带是他首提,1995年在中央党校学习时还专门抽时间参加我们在北京举办的深港经济衔接高层研讨会。李德成主席一直主持深港河套和科技合作研究的方向,很熟悉情况,也有威望。商量后他说,他联系有为书记,我联系德成主席。几番电话往来,很快就落实了。两位领导都同意一起提案。很巧,那天是星期五,下午正好我在科技局陆健局长办公室。他当时分管的就是深港科技合作。我告诉他这个事情,请他支持。他二话没说,交代合作处立即准备,在下班前将全部可参考的资料发给我。我在政协工作过多年,现在又是深圳市政协委员,我知道提案怎么撰写。也参加了深港创新圈的具体工作,又正在准备为深圳市政协会议准备大会发言,所以只有晚上加班了。材料连夜完成,和家玮教授电子邮件几个回合,讨论修改。
差不多午夜3点多了,初稿基本出来。现在是要分别征求其他两位委员的意见,同时要将三位委员的意见再综合整理。远在北京,两会警备严格,三位委员又分不同代表团住在三个不同地方?怎么办?深圳前方新闻采访团是最好的资源。连夜联络后,深圳特区报驻京记者站首席代表罗勤答应全权代表,并和家玮教授约好第二天在政协大会前在人民大会堂前厅会面。我清早将材料发到深圳北京办事处,请秘书送德成主席审阅。4日晚上,罗勤联系好有为书记,当面等书记修改,书记很认真的看,提笔亲自斟酌着改,还和记者顺话题聊了他的想法。后来罗勤告诉我,书记差不多花了将近二个小时。并将书记修改和强调的要点转告我。当天晚上,德成主席的意见也出来了。除了提出一些修改意见外,建议将原稿中将他排前牵头改请吴家玮牵头,他作为联合提案人。另外,提交前征求一下深圳市政府领导的意见,要和地方的思路一致。
根据书记和主席的意见,我又调整了提案文稿。家玮教授接受了主席由他牵头的建议,并根据他香港委员的角度,对一些文字和提法做了调整。如:增加了对香港缺陷的表达和对深圳发展的肯定;将开放教育合作放在建议的优先发展的第一条;将部分深港改为港深,特别强调了他的一贯观点"区域创新必需建立文化氛围。文艺、音乐、美术、表演艺术、自然语言、设计、建筑等又是开辟创意产业的基础,而创意产业在全球经济里已经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有为书记增加了:特别对深圳河两岸的深港连接带,建成两岸合作的高新科技创新圈,必须寻求突破等建议。家玮教授就有为书记在开篇增加的那句话和我再次拿起电话讨论。最后他的定稿是:"中央政府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发展战略,非常必要。"连夜,我将整理好的提案通过邮件发给应力副市长,汇报了提案起草过程和德成主席的意见,时为星期六晚,怕打扰市长,又怕耽误出稿,只好再补充一个短信,请市长及时查信和回复。市长立即回短信:在外公务,回去看。午夜,市长来短信:已复查信。
3月6日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科技大学校长吴家玮、深圳市政协主席李德成、原深圳市委书记,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副主任厉有为等联名向全国政协大会提交了一份题为《积极发挥香港深圳的创新优势建立有特色的区域创新体系》的提案。罗勤在北京帮委员完成最后提交手续的同时,也安排了对提案人和北京的系列专访。之后连续三天的报道从多层面反映了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对深港科技合作的声音。委员们在提案中请求中央政府支持,研究在两地交界区域建立共同运作区域的可能性与可行性,建议中央批准深港两地政府就建立两地的创新圈进行接触协商,协商结果报中央批准,提出并确定深港的大学、科研机构等为创新圈建立信息平台、培训基地、实验室和合作项目,作为"深港创新圈"的第一步启动运作,并希望中央能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等建议也得到了中央有关方面的重视。
3月21日,我在深圳市政协四届三次会议上也以关于"加快深港创新圈建设"为题作了大会发言。根据大会发言修改的提案被列为主席会议督办案,政协组织香港委员等进行深入考察。来自香港各界的深圳市政协委员与承办单位深圳市科技信息局就深港创新圈的定位、目标与功能、主体与模式、可行性与操作性、基本原则、创新合作要素、主要内容与途径等进行了充分探讨。香港委员还结合在香港进行的"国家十一五规划和香港经济发展"的研究交换了意见,将深圳方面的建议与香港发展的建议一并考虑,为两地政府制定推动"深港创新圈"的策略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建立"深港创新圈"工作草案》的推出
2006年4月,香港创新科技署王锡基署长为推广香港政府投巨资建立的五个研发中心,专程访问深圳。刘应力常务副市长在会晤中,主动介绍深港创新圈,并建议将推广香港研发中心项目纳入双方共同推进深港创新圈范畴,充分发挥两地政府的引导资源,共享共建公共服务平台。4月21日,刘应力常务副市长专门带领深圳100多家企业到香港参加香港政府支持建立的五个研发中心的开幕和交流活动,对此做出积极响应。香港创新科技署也开始对深港创新圈给予积极回应,达成初步共识。
4月22日,深圳市科技和信息局、香港创新科技署在深圳联合首次公开举办"深港创新圈专题研讨会",进一步探讨建立"深港创新圈"的定位、功能和创新模式、操作等问题。会议邀请了国家科技部、教育部、商务部、中科院、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中央部委的领导、专家学者、广东省科技厅、深港两地相关部门,以及近百家深圳和香港企业代表参加。提交大会的《建立"深港创新圈"工作草案》得到与会代表的认同。
草案中提出的"深港创新圈"基本定位是:以科技为核心,以政府为主导、民间为基础、市场为准则,以河套地区为纽带,以港北教育研发集群及深南产业集群为主轴,以珠三角为纵深,全面推动和加强深港在科技、经济、教育、商贸等领域的广泛合作,加快建设在国际上有较大影响、在国家战略中有重要地位、对区域发展有突出贡献、创新资源最为集中、创新活动最为活跃的"半小时深港创新圈",改革创新"新坐标"和泛珠三角地区经济共同体。科技部尚勇副部长在大会发言,对建立"深港创新圈"表示支持。至此"深港创新圈"完全走入公众的视野。
2006年8月3日,香港中央政策研究组与综合开发院在深圳举行"深港合作论坛",就深港合作中的重要领域开展关门讨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务司司长许仕仁在书面贺词中说:港深两地各发挥其特色,优势互补,是中国最具规模、服务功能最完备、与国际联系最为密切的经济伙伴,为国家改革开放和区域合作提供实际的经验。香港和深圳两地的政府官员、团体代表、专家和业界人士近百人出席,所列四个主题中包括科技教育合作与"深港创新圈",以此作为香港高层重大决策中的咨询环节。我和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副主席谭伟豪先生代表深圳香港两地召集人,主持了科技合作小组的会议,并代表我们组在大会做题为深港科技合作的机遇与挑战的小结发言。
"深港创新圈"在实践层面不断推进
在进行理论和政策探讨的过程中,"深港创新圈"在实践层面上也不断地在采取新的行动。
2000年,作为国家863项目和基础平台建设,科技部在北京、上海、杭州、无锡、成都、西安和深圳建立有7个国家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化基地。在深圳申请项目时,我作为参与者之一负责联系北京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的专家团队。到正式运行时,市领导决定这个国家集成电路设计深圳产业化基地交由科技局主管,我当时兼任科技局副局长,领导分工我负责筹建。在进行深圳基地规划时,香港科技园也开始建设,其第一个重点项目也是在集成电路设计领域。当时我们请了香港科技大学工程院院长高秉强教授为深圳基地的顾问,就是希望一开始就充分利用香港和深圳两地的资源。香港计划重点在集成电路设计测试方面投入2亿港币建设。我们适时调整了深圳的投入计划,香港有的尽量不重复,在香港设备、技术、人才支持等方面达到合作,在2003年就建立了全面的合作关系。并通过国家863项目合作汇报,得到了科技部领导的重视。认为这个合作可以延伸到7个基地。科技部于2004年2月和香港科技园正式签定了7+1合作计划,并将深圳定位为对外合作的窗口和平台。这一合作渠道,得到了企业的欢迎,华为、中兴通讯和国家7个基地推荐的200多项目在香港科技园完成。这个实践也一直成为在讨论深港科技合作和深港创新圈优势和机遇的典型案例。
2006年春,香港科技园新任主席和总裁到任,主席罗仲荣同时还任香港行政会议成员,总裁来自美国。为此,双方商议,邀请他们访问深圳高新区,并向高层展示以往深港合作的成果,以获得他们更多的支持。此时正好遇到西安高新区领导来访。西安高新区的集成电路设计基地在人才、测试技术等方面有大学科研机构支持,发展势头很好。大家谈到如何更有效发挥国家集成电路设计基地各地优势,充分利用香港资源话题时,是不是在三家科技园的合作机制上有点动作。随后联系香港方面,得到积极正面的回应。
新签合作协议都希望有新的突破。香港方面提出,为方便园区专业人员往来,建议开通连接深圳香港两个科技园的直驳交通。鉴于一些技术问题,如车辆安排、过境车牌、费用承担等,在协议中只能提一个意向。罗仲荣主席在惠州有投资,和李鸿忠书记熟悉。签约当晚,鸿忠书记设宴款待香港科技园一行。席间,香港科技园张树荣副总裁向两地主管热情的报告了两个园区多年来合作的成绩和体会,书记很高兴的说,希望继续发展,做好先锋。当书记问到有什么困难的时候,张树荣说,很多困难和问题,双方都及时沟通,可以很好很快解决,只有一个交通问题和往来证件问题,还没有落实。我报告了车辆解决的几个方案、内地短期科研人员往来证件等情况。外办毛晓培主任也说明了现行政策的规定。应力副市长提出交通请外办车队安排的意见。最后书记拍板,让应力副市长牵头尽快落实,只要法律没有规定不行的就可以变通办,创造好的合作环境,挂上深港创新圈的车牌开通就有意义。
2006年3月,香港科技园、深圳高新区及西安高新区三方在深圳签署了跨区域创新科技合作备忘录,决定推动三地在科技、人才与产业化方面的合作。深港双方酝酿已久的两地高新科技园区和大学城之间的特殊"直通车"——穿梭巴士在4月22日正式开通,为在深圳高新区、香港科技园入驻单位中工作的专家、学者等五类提供服务。
新签合作协议还提出要共同在国际合作中向海外推荐深圳高新区和香港科技园。经协商,将在6月于芬兰举行的国际科技园年会上,争取共同组织一个小组会,由香港科技园总裁演讲、我们一起回答提问。为此,我专门准备了一个书面演讲稿,题目是"区域资源共享与合作的新模式——建设深港创新圈",翻译成英文后在会场分发。
在深圳呼吁建立"深港创新圈"的情况下,香港方面同期也做出了热烈的响应。
2006年4月,深圳市政府、北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三方再度携手,在深港产学研基地组建深港发展研究院。吴家玮等数十位专家再度携手,为深港创新圈建设提供脑库支援,
在2006年5月,深港双方就共同开发河套地区达成了共识。成立环境评估研究小组进入专题工作。
2006年6月,香港5家研发中心在深圳举行推介活动,深圳市科技局组织了近200家企业参加。
2006年9月,在由香港资讯科技联会、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主办,香港特区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和深圳市科技和信息局协办的第二届香港科技经济高峰会上,建议在深港河套地区建设深港高新科技产业园,以促进深港两地高新科技产业的合作与发展。
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在推进深港之间的测试、检测等中小企业平台的建设等方面都做了积极的工作。
香港贸易发展局牵头完成了"深圳香港科技产业合作"专题研究报告。建议两地进一步深化电子制造及电子元器件、软件、环保等重点科技产业的合作,形成具协同和规模效应的高新科技集群,提升彼此的竞争力。在产业创新与合作方面拉近了与深圳的距离。
香港在"十一五与香港发展"经济高峰会的"专业、信息、科技与旅游专题报告"中将深港创新圈列入行动纲领之一,提出:要巩固香港作为世界级的创新科技活动区域枢纽的地位,与深圳加强合作,研究建立"深港创新圈"具体措施,两地应加强人才、信息和资源的交流,推动科研机构合作,以期成为区内创新科技服务的一站式平台。
2006年9月深圳公布专门的科技研发经费中,安排了推动"深港创新圈"专项,共支持27个深港合作项目。
2006年11月底,深圳市政府组织深圳企业参加香港创新科技设计博览会。
在深港创新圈概念正式提出后,深圳市政府有关部门在操作层面上进行了积极行动,特别是在软硬件环境方面积极配合,为创新圈建设营造了良好的环境。令人可喜的是,香港政府有关方面对深港创新圈从最初的了解和配合,发展到主动寻求合作,在实践中,双方从不同层面丰富了对"深港创新圈"的认识:创新圈的核心是深港科技合作;通过创新要素的流动,建立与加强深港科技信息的交流与合作,特别是加强两地在教育、科研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关注科学研究与企业技术创新的结合,利用香港的科研和中介机构,促进深圳企业的国际化视野。坚持以"科技创新与合作"作为"深港创新圈"的核心内容。认识到政府在创新圈建设中的主导地位,使创新圈建设在地域空间上得到落实,并且明确了"深港创新圈"的相关合作领域。
在深港双方政府的共同推动下,在国家实施自主创新战略的大背景下,深港双方都深刻体会到加强双边合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感,也充分认识到共同建立区域创新体系的前瞻性和使命感。
在2007年3月,深圳政府工作报告对"深港创新圈"第一次以名词解释定义发布。深港创新圈:是指深港两地政府与民间力量共同促成的,由两地城市创新系统、产业链以及创新资源互动、有机连接而形成的跨城市、高聚集、高密度的区域创新体系及产业聚集带。
从2006年深圳市委市政府的1号文件到深圳市科技和信息局关于《建立"深港创新圈"工作草案》,以及2007年深圳市政府工作报告中对"深港创新圈"的定义可以看出,对"深港创新圈"的概念已从最初的内容的阐述和多层面的理解发展到目前比较清晰的界定;从最初的"以科技合作为核心",逐渐发展到以产业发展和创新体系建设为合作目标;从最初认为是研究机构、高校和企业的合作,逐渐认识到政府应当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从以两地"建立与加强深港科技信息、教育、科研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为主要内容,发展到以"科技、经济、教育、商贸",再到创新体系和产业聚集带的发展。
为加快推进"深港创新圈"建设,双方经友好协商,在已签署的《关于加强深港合作的备忘录》基础上,达成十七项共识。2007年5月21日深港双方正式签定协议。协议明确了"深港创新圈"的定义和合作的领域。"深港创新圈"是以科技合作为核心,整合各类创新要素,全面推进和加强深港两地科技、经济、人才培训、商贸等领域的广泛合作,形成创新资源集中、创新活动活跃的区域。
可以说,深港创新圈是建立区域创新体系,也是推动港深都市圈建设的先导工程。
内容来源:此文资料截止2008年10月 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三十周年,后续相关内容可以参考《深港科技合作口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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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港科技创新口述史——河套的前世今生与深港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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