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大师者 | 朱维究：守正创新辟荒原 丹心维公究法理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大师，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法大师者，坚持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争做践行“四有”好老师、弘扬教育家精神的榜样。推出“法大师者”专栏，集中展示和宣传一批批法大教师立德树人、敬业奉献的群像风采。

朱维究

1944年生，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曾任国务院参事，长期致力于行政法、比较公法教学及行政管理学研究。在参与中国法学教育的重建过程中，主编及合著了多部行政法学基础专著，并提出了以“管理即服务”为要旨的“新管理论”。在法治实践领域，她深度参与了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等多部重要法律法规的起草论证工作，见证行政职权一步一步被纳入法律规制的轨道。

2025年10月，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授予朱维究“中国行政法学终身成就学者”荣誉。从早年投身行政法学学科重建，到参与多项国家立法，朱维究六十余载的教研生涯，诠释了一位法学大先生“丹心维公、究理明法”的治学境界。

扎根教研，构筑行政法学体系

朱维究出生于20世纪40年代。她的父亲早年曾在西北军追随冯玉祥将军征战，是一位参加过北伐、亲历台儿庄血战的爱国将领。稳定的家庭环境，使她自幼接受了良好的教育。1962年，原本钟爱文学、历史与外文，梦想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的朱维究，因一道课本注释的小题失分，命运的轨迹发生偏转，以优异成绩考入了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前身）。

“当时我只有一个单纯的想法：既然党和国家安排我学习政治、法律，那我就好好学，不仅要学，还必须学好。”朱维究在后来的自述中写道。在校期间，她潜心研读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与哲学经典，各科成绩始终名列前茅。毕业后，她在部队农场劳动锻炼两年后，在京郊山区的一所中学落脚教语文。

命运的转折发生在1978年。停办8年的北京政法学院复办，1981年，朱维究奉调回母校国家法教研室，正式投身我国法学教育的重建。

“再回到学校时，我已经36岁了，但那时候的状态还是学生。”在自述中，朱维究曾这样回忆那段岁月，“我只有一个想法——那个时候好多人也都是这样想的——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我一天要完成两天、三天要做的事情，一年要完成人家三年、五年的积累。”

▲ 1991年，朱维究（第一排中间）参加硕士论文答辩会

彼时，在国内缺乏统编教材与现成理论框架的条件下，她与北京政法学院教研室同仁通过整理散落在民间的行政规范性文件，逐步梳理出中国行政法专业课的基础框架。在此期间，她受邀在司法部组织的“全国行政法教师培训班”上担任主讲教师，为各地的法学教育工作者进行专业授课。

在教材建设方面，1982年6月，北京政法学院国家法教研室正式编印了《行政法概要教学参考资料选编》，作为校内教学用书，朱维究是主要编者。1983年，新中国第一本行政法学统编教材《行政法概要》出版，朱维究担任这本教材的责任编辑。谈及这项工作，她直言：“做责任编辑特别占便宜，所有人的稿子我都要一遍又一遍地看。这个过程中，我还能起点作用，哪些东西留下来、哪些东西不要。”在审稿过程中，经多方沟通与学理说明，她最终说服主编王珉灿将王名扬撰写的“行政行为”一章完整保留，并直接将该章标题定为“行政行为”，从而在统编教材中保留了该学科的基础概念体系。

▲ 1982年6月，《行政法学概要教学参考资料选编》正式编印，朱维究是主要编者

朱维究的学科视野在实践中不断拓展。1990年她调入北京政法学院比较法研究所，开启了“‘一国两制’三法系四法域”的研究。2002年，为适应学校“法科为主多学科并进”的改革需要，她受聘为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首任院长。谈到多学科建设中的问题，朱维究指出，当时我国的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公共管理学在基本理念上都是西方的，为了构建自己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首先应当把法学和公共管理学结合起来。因此，任职期间，她积极推动学科建设贴合中国实际，倡导跨学科研究。

正是这种贯通法学与公共管理学的学术视野，使她的理论探索始终扎根于政府治理的实践土壤。早在20世纪80年代，她便在国内首次提出“管理即服务”的理念。经过二十年的推演，她确立了以“管理即服务”为要旨的行政法学体系。在世纪之交，她又前瞻性地提出了“福利、生态法治行政”的理念，促成了多地生态法治城市规划的设计。

▲ 朱维究主编的《政府法制监督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监督机制》于1994年出版

参与立法，助推法治政府建设

朱维究的学术研究，从来不是书斋里的孤芳自赏，而是始终与中国的法治实践同频共振。1986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成立了行政立法研究小组，朱维究作为成员之一，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立法论证工作。

“那个时候我既当教师，又当半个‘公务员’，有时候‘公务员’的工作量比当老师还要繁重。”朱维究回忆道。

她参与的第一部重大立法，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行政诉讼法。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她曾有过一段基层信访的经历。这段经历让她深刻体会到，将国家责任法律化、将信访制度法治化是何等迫切。

在行政诉讼法的立法争论中，关于“民告官”的观念阻力极大。朱维究强调受案范围“兜底条款”的开放性意义。她提出，这是中国行政诉讼制度区别于西方司法审查的重要特征，深刻体现了人民监督的理论。对于这部法律的实施效果，朱维究评价道：“最大的意义在于观念转变，让老百姓第一次感觉到有权控告政府。”

此后，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制定，在中国行政法治建设的每一个关键节点，几乎都能看到她的身影。她立足我国具体国情，作理性的比较分析，为“法治政府”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

建言国是，恪尽参事智囊之责

朱维究的舞台远不止于中国政法大学校园，她曾担任民革中央委员、民革北京市委副主委、北京市政协社法委委员，从事参政议政工作30余年。2006年，朱维究被聘为国务院参事，2011年届满续聘，是当时国务院参事中唯一的法学家。

在担任国务院参事将近13年的时间里，她将“实事求是”贯彻到底。她常说：“蹲下去才能看到蚂蚁，深下去才能解决问题。”为了国家决策，她很早就开始关注“国内国际双循环”问题，深入我国与蒙古、朝鲜、俄罗斯、越南、缅甸等国的边境地区考察边境贸易；2018年，已是古稀之年的她，依然远赴非洲的肯尼亚、尼日利亚和埃塞俄比亚，考察当地的经济与法治情况。

在建言献策时，朱维究直言不讳、坦诚相告，竭忠尽智做执政党的诤友。一位民革中央领导曾这样由衷评价她：“朱维究的肩膀上长着一颗自己的脑袋。”这句话，是对她独立思考、不盲从、不趋附的赞誉。

▲ 2018年9月，朱维究出席学术座谈会，回顾行政法学学科发展历程

她的智囊角色还体现在对国家统一与港澳台法治建设的深切关注上。面对复杂的台海局势，她深入研究“法理台独”的危害，提出了诸多“反独促统”的真知灼见。为了从制度层面化解规范冲突，她首创性地提出了宏大的理论框架：一个国家（中国）、两种制度（大陆的社会主义与香港、澳门、台湾的资本主义）、三个法系、四个法域。这一构想为中国比较法学的研究厘清了实质意义上的法治内涵。

此外，作为公法学者，朱维究还积极呼吁从公法角度保护公产。她认为，公产是公法领域中财产的核心，不仅是巩固公有制经济基础的前提，更体现了对公共利益的捍卫。

守正创新，传递法学学术薪火

“如果不懂得中国历史、世界历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就不能很好地了解中国是从哪里走过来的……我觉得这是在中国政法大学求学从教时最大的收获。”在谈及自身的治学原则时，朱维究反复强调“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溯及延续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发展历程；创新，则是要面向未来，积极投身于法治中国的实践。

这份对创新的渴望，并没有随着岁月流逝而减退。令人敬佩的是，尽管已过八旬高龄，朱维究依然保持着对前沿科技与学术动态的敏锐嗅觉。

2025年12月，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法哲学纲要》”研讨会上，朱维究的发言掷地有声。面对当下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她表现出了强烈的危机感与紧迫感，直言不讳地指出：“要承认人文学科已经远远落后于理工科，我们必须迎头赶上。”她殷切呼吁更多年轻人“接过中国学者一代代艰难探索的接力棒，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为民族复兴、世界文明交出中国答卷”。

多年来，朱维究陆续为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开设了行政法、行政诉讼法等重点课程，引领行政法学和公共管理等学科创新融合发展，仅指导过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即逾百名，他们当中许多人已经成为行政法教学科研的领军人才和中坚力量。

▲ 2023年11月，朱维究（第一排中间）与中国行政法学界同仁、中国政法大学师生和其指导过的研究生合影

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源。朱维究的学生焦洪昌说：“如果说今天的中国行政法已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法治森林，那么朱维究教授便是那位在荒原上勘测边界、播下第一颗种子的拓荒者。”

这片森林，已然蓊郁。而以朱维究为代表的那一代拓荒者，仍在望向更远的远方。

朱维究：守正创新辟荒原 丹心维公究法理

法大微信【第20260817期】

内容来源：《法治日报》法学院

责任编辑：师增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