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利文: 滥用制裁正在掏空美国最大的底牌

据媒体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7月31日发布公告，将洽洽食品、思念食品、七匹狼等43家中国企业新增至进口管制实体清单，相关产品自8月3日起受限进入美国。分析人士认为，美方不断拓宽制裁版图、将民生商品纳入管制范围，其真实目的是想倒逼本土轻工制造产能回流，同时以全领域施压的方式试探中国产业链的承压底线。

将大众消费品都纳入经济战工具库，真能助力美国再工业化么？当民生刚需品都沦为地缘博弈筹码，究竟是重创对手还是反噬自身？对此，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与战略学者费什曼早有清晰论断：无节制扩张经济武器的使用边界，本质是透支战略信用的短视之举，长期必然弊远大于利。二人分别刊发在《外交事务》上的两篇文章，系统拆解了大国经济战的底层逻辑与制胜框架：一是点明中国已走出差异化自主创新路径，前沿技术博弈已是全球格局重塑的核心主战场；二是提出 “要害节点” 核心理论，戳破了“市场规模等同于博弈筹码”的普遍认知误区；三是警示制裁滥用的长期反噬效应，会持续消耗美元、技术等美国核心优势；四是给出系统性竞争路径，主张以盟友协同打造供应链体系，聚焦四大技术高地而非陷入全面无序脱钩。

本文站在美国战略决策的内部视角，呈现了美国对华经济竞争的顶层设计与深层反思，而此次制裁向民生消费领域的扩围，恰恰印证了文章的核心预判：美国正陷入“制裁依赖”的路径陷阱，正以泛化管制的方式不断消耗自身数十年积累的经济信用与体系优势。文中关于供应链韧性构建、要害节点识别、竞争边界管控的深度研判，既是理解美方战略逻辑演变的关键文本，也为研判中美博弈长期走势、筑牢国内多元产业安全防线，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

重新认识中美竞争

大国竞争的制胜关键，在于能否顺应时代变局、及时调整战略布局。当前，技术博弈已成为中美战略竞争与全球格局重塑的核心主战场，美国必须主动适配全新的竞争态势。新一轮战略角逐集中体现在半导体、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清洁能源等前沿核心领域，美国若想在竞争中掌握主动、赢得优势，必须确立清晰的战略目标与系统化的实施路径。

几十年来，美国对华战略，始终锚定一个看似笃定的核心假设：中美共处同一条创新赛道，中国只是暂时落后的追赶者，擅长跟随模仿、原创能力薄弱，长期需要依赖西方技术输入，而美国的技术领先优势牢不可破、可自我延续。但现实早已颠覆这套固有认知：中国没有局限在西方划定的赛道里追赶，而是走出了一条完全差异化的自主发展路径。如今的中国，不再只是被动跟进全球创新成果，而是将产业制造能力、规模化优势与关键资源掌控力，上升为国家级核心战略，重塑全球产业与创新格局。

美国始终坚信，技术突破会自然转化为经济实力、军事优势与软实力，因此将核心战略放在持续保持技术创新领先上。而中国则选择主动引导这一转化过程，更注重把技术进步切实落地为经济体系运行能力与国家安全层面的实际应用效能。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称，美国军费每年超过 8000 亿美元，占全球军费开支的近 40%。

美国必须正视这一事实：中国已经掌控了维系现代经济体系和军事力量运转的多个关键产业节点，包括稀土加工、药品前体原料、电池产业等。中国在技术突破方面的进展也不容小觑。例如，中国占据全球70%的锂离子电池产能，并控制着全球约四分之三的电池电芯制造产能，电池领域的创新突飞猛进。与此同时，中国也有意在生物技术领域复制这一成功路径，并大力推进机器人技术的创新发展。

以三大技术保卫四大高地

美国技术战略的核心目标，应是打造并保卫四大战略高地。此处所说的“高地”（highland），指的是一种持久的结构性优势，能够带来具体、可量化、并与美国民众实际生活相关联的成果。

第一，重振美国的科技和产业基础。既要巩固美国在科技创新前沿的领先地位，也要通过构建多元化、高韧性的供应链体系，深化与盟友伙伴的协作，保障先进技术具备规模化生产的产业能力。

第二，提升美军的创新能力和战场适应能力。这是美国在多区域维持战略威慑、尤其是维护印太现状的关键支撑。

第三，构建由美国主导的数字秩序。这种秩序应以高安全标准、透明化资金运作、尊重人权和数据隐私为核心基础。

第四，推进中美建设性合作。中美双方应开展富有实效的沟通与协作，避免出现损害两国及全球共同利益的恶性竞争。

四大战略高地彼此相辅相成、互为支撑。科技与工业基础振兴，能够持续强化军事力量与经济韧性；而着眼防范地区冲突的军事创新，反过来又能守护美国工业根基、维系全球经济活力。构建一套以民主价值观为核心的全球数字秩序，将塑造一个包容不同文化与理念、人人均可自由参与的开放经济体系。

实现这一战略需要依靠三大类技术。第一类是计算机技术，包括半导体、量子信息系统技术以及至关重要的人工智能技术。第二类是生物技术和生物制造技术，涵盖药物研发至建筑材料的合成生产等多个环节。第三类是清洁能源技术，尤其是由电池、电机、芯片和电力电子器件组成的电动技术体系。

这三类技术的进步将推动其他领域的发展：算力的提升和清洁能源的普及将助推人工智能技术迭代，而更先进的生物技术和更强大的电动技术体系会把上述技术进步转化为科研和产业成果。

沙利文认为，美国要想保卫这四大高地，工作重点应集中于四方面：

第一，强力推进美国制造业复兴，把控供应链中的关键环节，降低产业链风险。此前中国已通过限制稀土、永磁材料供应来回应贸易争端，美国必须建立起自主的稀土供应链。诚然，完全掌握所有供应链环节并不具备现实可能性，但美国至少应当缓解重点战略物资的供给薄弱环节，减少对手手中可动用的博弈筹码。这一战略的目标不应是自给自足，而应是实现原材料供应方的多元化，这需要美国加强与盟友的合作，建立具有韧性的产业生态。

▲2025年7月2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举办的人工智能峰会上展示他签署的行政命令。

第二，实施“小院高墙”战略保护美国的科技创新产业。可考虑针对中国具有竞争优势的新能源汽车、清洁能源、半导体出口等领域采取惩罚性关税，但应避免相关措施对中国整体经济造成大范围冲击。同时，美国应严格界定先进半导体、量子计算机、先进生物技术等关乎国家安全与战略竞争的关键敏感技术，并通过严密管控来确保技术的安全边界。

第三，强化军事技术创新，是美国防范重大冲突的关键所在。美军需摒弃传统作战思维以适应现代战争形态，从近年地区冲突中汲取经验教训，加大无人机等低成本武器装备的研发投入与实战部署，同步升级军事战略理念与联合作战指挥体系；与此同时，美国亦不可忽视高精尖武器在重大地缘政治冲突中的核心威慑与实战价值。人工智能正成为驱动军事技术革命的核心力量，相关智能系统在后勤保障优化、情报分析研判、网络安全防护、军事目标识别等领域的应用日趋深入，正深刻重塑现代战场格局。美国应在国家安全体系框架下加快人工智能技术的规模化部署应用，并同步推进与之适配的组织架构与制度机制革新。

第四，中美技术竞争应以双边关系总体稳定为前提，两国须避免因贸易限制陷入针锋相对的报复性循环，此类举措弊远大于利。清洁能源技术、生物技术等领域的良性竞争，不应掩盖双方在应对全球气候危机、推进癌症及其他重大疾病诊疗研究等公共议题上的合作空间。此外，若缺乏持续深入的战略沟通，单方面强化军事能力将显著抬升冲突风险，两国必须明确恪守避免核战争这一不可逾越的底线。

沙利文还强调，仅靠美国一国投资建设远远不够，真正的目标不是自给自足，而应该是分散化，这需要与盟友和伙伴国协同推进。曾经在拜登政府任职的柯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和杜如松（Rush Doshi）提出了“盟友规模”的概念，主张美国及其伙伴国应协调彼此的产业政策，使一国的投资能反过来增强整个联盟的集体产能。如果美国、欧洲及其他伙伴国能在对华去风险化上达成一致，并统一关键产业的技术标准，就能建立起任何单一国家都无法独自维持的强大产业生态。这正是拜登政府当年与欧盟、七国集团及其他关键伙伴协调政策时的目标。沙利文对此也提出了批评：特朗普政府近年在盟友协调上的表现已经削弱了这一联盟基础，未来的美国政府需要经年累月地重建与盟友的互信。

重新定义经济战：掌控要害节点

沙利文从产业、技术和军事竞争维度，为美国确立了战略目标和实现路径。战略学者爱德华·费什曼则从战术角度提出了全新的经济战框架——要害节点（chokepoint），即识别全球经济中的关键枢纽，并审慎将其作为经济武器加以运用。

2026年初的美伊以冲突表明，当伊朗能够通过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使用低成本无人机与导弹，对全球经济和美国军事资产构成重创时，美国过去那种肆意实施制裁、无需顾忌对手反制报复的时代已然终结。面对当前日趋分裂的国际格局，美国政府应掌控全球经济中的要害节点并妥善运用经济工具，在保持威慑力的同时降低对经济的冲击，控制冲突升级的风险。

霍尔木兹海峡、美元结算体系等全球经济中的要害节点形成于全球化的鼎盛时期，显著提升了全球经济体系的运行效率，也在国际局势紧张之际，成为要害节点掌控国制衡和打击对手的战略工具。但并非所有要害节点都适合被武器化滥用，盲目将其武器化，不仅会以经济增长为代价，更无法实质性提升国家安全水平，也会导致国际资本加速撤离美国。

真正的要害节点具有三大核心特征：一是由单一国家或联盟形成近乎垄断的市场主导地位；二是相关产品或通道在短期内完全无法替代；三是掌控方可将战略优势转化为非对称打击武器，对目标方造成重创的同时，自身仅承受极小损失。

首先，一个国家对某一市场的主导地位并不足以构成要害节点，必须达到高度垄断才能形成战略遏制能力。美国金融制裁建立在美元占据全球90%以上的外汇交易份额的基础上，美国先进半导体出口管制建立在英伟达占据全球人工智能芯片市场85%以上的份额，中国稀土出口管制建立在掌控了全球90%以上的稀土精炼产能（特别是重稀土）的基础上。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在这些案例里都不只是市场领导者，而是垄断者。

相反，当一个国家缺乏足够的经济集中度时，其影响力就会大打折扣。以美国关税为例，其原理是通过削弱他国产品在美国市场的竞争力来施压。特朗普去年四月宣布对几乎所有国家加征全面关税时，曾宣称各国必将屈服，理由是美国“拥有世界最大的市场”。论体量他没说错，美国确实是全球最大的进口国，但美国进口额仅占全球总量的13%。即便某国被彻底挡在美国市场之外，它仍能向占全球经济近90%的其他市场出售商品。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关税政策屡屡无法迫使他国就范：去年美国关税虽大幅削减了巴西和中国对美出口，但两国都成功地在其他市场扩大了销售，总出口额反而双双创下年度纪录。

其次，即便某一经济体在特定商品市场占据主导地位，只要相关产品短期内具备可替代空间，该领域便难以构成供应链中的战略要害节点。以公共卫生应急物资为例，此前某一阶段，部分经济体消费市场高度依赖外部进口相关防护用品，本土供给能力显著不足，当地一度出现供给紧张局面。于是，当地迅速扩大产能，供给能力大幅提升。由于此类产品技术门槛较低、产能扩张便捷，始终未能成为具有战略约束力的要害节点。同理，纺织家居等技术结构简单、资本投入有限的消费品领域亦是如此：即便单一经济体占据较高市场份额，也难以将其转化为有效的经济博弈工具。

反之，稀土和美元这类资本密集或具有网络效应的产品和服务，则很难在短期内找到替代品。一个典型的稀土矿从开采到投产平均需要九年以上的周期，即使美国政府已开始着手建立稀土供应链，但短期内仍需要依赖中国。至于服务类领域，网络效应，即产品价值随着用户的数量增加而提升，会进一步降低其可替代性。这正是美国金融服务构成强大要害节点的原因：美元因其庞大的普及程度带来的网络效应和转换成本使得其极难被替代。

此外，掌控要害节点的国家必须具备向对手实施非对称打击的能力。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是一个典型反例。尽管加拿大超过75%的出口商品都销往美国，且受地理位置石油天然气管道等固定基础设施的制约，加拿大几乎无法迅速摆脱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特朗普政府因此认定美国对加拿大握有近乎无限的杠杆。但美国加征关税同样也会给美国带来巨大损失。据权威经济学家估算，美国对加拿大实施25%的关税将使每个美国家庭承担约700美元的额外成本，不仅会冲击汽车制造业，还会大幅抬升国内油气和电力价格。因此特朗普政府最终将大多数加拿大商品纳入免税清单，2025年12月美国对加拿大的实际关税税率仅为3.1%，从而大幅稀释了关税的约束效力，难以形成对加拿大的有效制衡。

霍尔木兹海峡是一个典型的要害节点正面案例。在本轮美伊冲突升级前，美国很可能误判了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能力，分析人士曾认为伊朗不敢真的封锁海峡，因为这需要布设大量水雷，而且伊朗自身出口石油也依赖这条航道。但伊朗证明，它能以极低成本控制海峡航运。全球每天约有20%的石油和液化天然气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且暂不存在替代路线。伊朗使用低成本无人机和导弹对少量船只实施精准打击，改变了全球航运格局：运载伊朗石油的油轮可自由通行海峡，而运输其他海湾国家石油的船只则被迫绕行。

▲中国2025年全年稀土出口仍增加12.9%，达到至少自2014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中国的稀土供给则提供了更为典型的例证。2024年，中国通过出口稀土元素和永磁产品获得了约34亿美元收入。与此同时，据美国地质调查局估计，仅钕这种稀土元素的供应若缩减30%，就将导致美国GDP下降2.2%——相当于超过6000亿美元的损失。换言之，中国只需承受数十亿美元的出口收入损失，就能对美国经济造成数千亿美元的损害。

美国必须克制使用经济武器

除了避免误将不具备战略价值的要害节点武器化之外，更重要的是把握运用经济武器的时机与方式。每当美国将某个要害节点武器化时，其他国家便会采取措施规避其影响，长远来看，这类做法会削弱市场对美元的信心，并减少对美国技术、能源及其他产品的需求。因此美国政府需要审慎制定一套有效运用经济武器的战术原则，既能有效动用自身杠杆，又不在这个过程中把杠杆本身耗尽。

运用经济武器的首要原则是明确经济战想要达成的预期目标。美国实施经济战的手段可分为三种：一是通过舆论警示实施象征性制裁；二是通过出口管制限制对手获取技术、资本或市场准入来限制其影响力；三是力度最强的威慑性和强迫性制裁手段，依靠经济压力推动他国改变政策。

采取何种手段完全取决于要实现的预期目标，在实施经济战之前的首要任务是区分不同的目标，因为这些目标可能使战略走向完全相反的方向。特朗普政府在出口管制问题上的摇摆不定，恰恰凸显了缺乏明确目标便发动经济战的危险性。美国政府内部存在两个阵营：一方由马可·鲁比奥等传统鹰派官员组成，主张实施更严格的限制措施以阻碍对手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进步；另一方则主张放宽限制，让对手维持对美国芯片的依赖，商务部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便持这类观点。这两种观点均有其合理性，最终选择取决于美国设定的具体目标。

无论目标为何，循序渐进加码约束往往并非最优路径。美国政策制定者通常出于谨慎考虑采取这种做法，倾向于先观察政策效果再决定是否升级措施。但经济约束存在联动效应，一旦实施新的制裁或出口管制，目标国家便会立即作出调整：寻找替代方案、培育多元供应渠道、加大自主产能投入。因此，分步加码的策略在经济战中的效果往往会递减：施压力度不会成比例同步增加，至多只会趋于平稳。

与精准把握时机、适度运用竞争筹码同样重要的是，美国必须妥善维护自身竞争优势，使关键工具能够在美国面临危机时能够随时发挥作用。美国越是频繁将某个要害节点作为战略武器加以利用，其他国家降低对美国依赖的意愿就越强，长期将削弱该要害节点的效力。

2015年，中国推出了跨境银行间支付系统（CIPS），支持不依托海外中介机构开展人民币交易清算。此后，中国政府进一步推出央行数字人民币（e-CNY）落地，并参与建设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mBridge），为各国央行搭建直接开展跨境结算交易的平台。这些举措短期内尚难以撼动美元的主导地位，但中国的目标并非与美元清算体系相抗衡，而是构建一套能够在特殊时期迅速启用的备选金融基础设施。CIPS系统发展迅猛，目前已在120多个国家拥有约1700家参与机构，规模虽不及美元系统庞大，但已足够确保在外部渠道受阻时，支持大规模人民币跨境结算。数字人民币和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也取得了类似的进展。

尽管这些举措客观上对美国的金融影响力构成潜在挑战，却尚未得到美国政府的充分关注。沙利文建议美国高度重视全球跨境支付系统的未来发展趋势，制定兼顾两重目标的政策：一方面适度放缓别国替代性金融基础设施的发展速度，另一方面推动西方现有支付系统迭代升级，以确保其保持更高的结算速度、更低的运营成本以及更强的使用体验层面的竞争力。除了美国掌控的SWIFT系统之外，欧盟提出的数字欧元具备客观的战略价值。欧元是仅次于美元的世界第二大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若美国政府能够抓住欧盟构建数字欧元的契机，加强与欧盟在货币和经济管控协同层面的合作，便有望打造韧性更强、更加难以替代的国际货币合作体系。

对美国政策制定者而言，其中的启示是：只要具备条件，就应尽量与欧盟及其他盟友推进各类限制性措施。这种协调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为制裁本身需要盟友配合才能生效。毕竟凭借美国自身控制的要害节点，单边制裁通常已经足够有力。重要的是，协调能够防止美元承担比其他储备货币更高的地缘政治风险溢价。

值得注意的是，云计算服务也已成为各国“去风险化”的新焦点。亚马逊、微软、谷歌、甲骨文这四家美国科技巨头合计占据全球云服务市场超过70%的份额。各国担忧美国可能借此优势对云基础设施实施武器化，促使欧洲各国政府出资建设本土技术体系，在敏感机构内部替换境外美国软件，并打造能够规避外部管辖的“主权云”（sovereign clouds）。

对美国而言更大的问题在于：经过二十年两党间经济竞争的不断升级，全球多数国家已逐渐意识到，美国政府最终可能会动用各类经济工具向所有国家施压。如今各国都在推进对美国的“去风险化”布局，覆盖了许多美国尚未武器化的领域，即便那些尚未受到经济战影响的国家也日益将此举视为必要选择。历届美国政府正在愈发频繁地在外交场景中使用经济制裁，尽管特朗普总统在竞选时明确提出并不想过分依赖制裁手段，但目前没有见到任何改善的征兆。唯一的调整办法是通过立法明确界定总统动用经济制裁的权力，增加国会在经济制裁上的权力制衡，防范制裁措施被滥用。

美国无需全面替代中国产品，全盘替代既昂贵又耗时，也没有必要。政策制定者应当着力培育可快速扩容的备选供应渠道，效仿其他经济体在金融领域搭建平行基础设施的思路。经济学相关研究显示，若各国各自分散降低单一市场依赖，容易陷入“碎片化恶性循环”：单一经济体脱离原有供应链，会降低该市场对剩余参与方的价值，进而推动更多经济体跟进撤离。缺乏统一协调的盟友群体，很可能在无意识中走向高成本、两败俱伤的准自给自足模式。

忍耐力才是真正的较量

经济学家亚当·珀森（Adam Posen）曾提出，在经济战中，中国对美国握有“升级优势”（escalation dominance），即无论美国动用何种手段，中国总能找到更强的反制措施；鉴于中国在关键商品的供应链环节上掌握要害节点，美国应寻求缓和，直到能够降低对这些商品的依赖为止。如今，这一判断在美国已愈发成为一种共识。

▲第十四届中国航展上拍摄的歼-20。（图源：新华社）

然而费什曼认为，这种看法低估了美国手中的博弈筹码。美元、先进半导体技术、喷气发动机等美国掌握的关键要害节点，其可替代难度远高于中国所握有的优势筹码。稀土加工产业虽资本密集，但中国在这方面的优势并非无法通过技术突破消解，倘若美国能在人工智能领域保持领先，硅谷企业打造的大模型有望成为全球商业的基础设施，为美国打造又一个具备长远影响力的要害节点。

2018年美国对中国电信巨头中兴通讯实施的出口管制就是一个典型案例。沙利文强调，通过切断中兴获取包括高通芯片在内的关键部件，特朗普政府几乎将该公司推向生存危。这说明经济竞争不只是比较哪一方能对另一方的GDP造成更大损害，更是比较哪一方拥有更强的承受力。美国真正欠缺的，不在于可用的经济工具，而是承受短期经济阵痛所需的政治意志。

美国治下的和局

二战后的经济秩序是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等一系列国际会议和协定搭建起来的。如今，旧有秩序逐步瓦解，一套新的架构正在重构。但它不是按照一份统一蓝图搭建的，而是由一次次单边经济干预——每一项新的制裁、关税、出口管制和产业政策——七拼八凑地堆砌而成。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曾在2023年撰文警告，世界经济可能分裂成相互对立的阵营，逆转数十年来的一体化进程。但历史表明，阵营化未必是最坏的结局。真正的危险是那种“各自为战”式的碎片化无序格局，正是这种局面在20世纪30年代摧毁了世界经济，并最终导向第二次世界大战。相比之下，冷战时期西方阵营内部紧密的经济纽带，反而成就了美国历史上最快速的经济扩张。

经济安全与经济繁荣并非天然对立，二者只有在各国各行其是、单方面追求安全时才会发生冲突。与之相对，协调性碎片化具备显著优势：美国及其盟友共同构建可信赖的供应链，并协调各自的制裁与产业政策，既能保留现代经济体系所需的产业规模，也能有效削弱对手的胁迫能力。

正如美国在1990年代曾为全球化摇旗呐喊一样，如今它同样需要为正在成形的新经济秩序提出一套积极愿景。一个聚焦于药品、关键矿产、清洁能源技术等共同薄弱环节的经济安全联盟，将是这一愿景的坚实基础。只要联盟足够庞大且团结，一个以阵营为基础的世界经济格局，同样能够兼顾美国及其伙伴国的利益。

美国率先开启了武器化要害节点的经济战时代，如今其他国家也已学会同样的手法。美国的优势之所以受到侵蚀，一方面是因为对手建立起了与之抗衡的杠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美国自己过于随意地挥霍了这些优势。要在这个断裂的时代中生存下去，并塑造由此产生的新秩序，美国必须以更有纪律、更协调、更具战略可持续性的方式打好这场经济战。否则，等待美国的将是一场令其更贫穷、更不安全的经济大分裂。

构建坚实的产业和创新体系

在中美战略竞争已从单一领域的博弈演化为体系性、生态性对垒的当下，国际战略学界日益形成一种共识：依靠单纯的技术追赶或贸易反制，已不足以应对“脱钩断链”的系统性压力。构建坚实且富有韧性的产业生态、替代供给体系，持续增强承压抗冲击能力，才是决定长期竞争走向的关键胜负手。

从产业生态的视角看，竞争的本质已从企业层面的较量，上升为以核心企业为支点、由国家战略支撑的全产业链生态之争。美国试图重塑一个以自身为中心的全球产业链布局，其深层逻辑便是通过控制生产资料的技术垄断与国际规则制定权，固化其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中心地位。与之相对，中国所拥有的联合国产业分类标准下完整工业门类所形成的配套网络，具备难以替代的系统性竞争力与规模优势。这种体系优势不仅体现在成本更低上，更意味着在面对外部冲击时拥有强大的组织弹性与内部循环能力，保障产业体系不至于陷入全面停摆。

然而，仅依靠现有的产业优势存量，并不足以充分保证产业链安全，重中之重在于构建有效的替代体系。美国的关税与技术封锁虽在短期内放大了产业链的脆弱性，但从长期视角看却反向催化了中国技术创新的内生动力。面对“卡脖子”式的限制，中国在芯片、人工智能等领域的自主创新突破已经不是可选路径，而是保障发展的现实需要。这种产业备份模式不再是简单的产能转移，而是通过产业集群布局与空间生态创新，重塑产业链安全框架，搭建一套能在极端压力下维持与运转的产业链安全框架。

归根结底，这一切努力最终指向一个目标：抗压能力的塑造。它既体现在通过多元化布局，构建自主可控的跨境产业循环；也体现在激活产业体系的内生活力，稳步提升产业体系的综合竞争力。唯有内外协同发力，方能在复杂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

原文标题《沙利文: 滥用制裁正在掏空美国最大的底牌》，文章转载自公众号“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作者杰克·沙利文，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现任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基辛格讲席教授、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资深研究员；爱德华·费什曼，哥伦比亚大学全球能源政策中心高级研究员、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兼职教授；外交关系委员会（CFR）地缘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大西洋理事会、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资深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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