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财社论：打造开放式的经济社会共治秩序

生态环境是离人们最近的公共治理秩序之一。

8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施，这部于3月12日在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的法典，整合了环境保护法等10部法律，是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随着该法典的正式实施，上述10部法律也同步废止。

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提供了系统性、全局性、内在一致性的法律支持，有助于更方便、快捷地进行生态环保执法，有助于人们更全面系统地了解生态环保工作。

生态环境是一个全局性、与人们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直接决定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概念认定，影响着全社会的生态审美观，是离人们生产生活最近的一个领域。

比如，对于噪声污染问题，法典在第一千一百九十条对社会噪声污染行为设定了法律责任——明确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使用高音广播喇叭，在公共场所组织或者开展娱乐、健身等活动，未遵守公共场所管理者有关活动区域、时段、音量等规定，未采取有效措施造成噪声污染，或者违反规定使用音响器材产生过大音量等四种情况的，由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说服教育，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给予警告，对个人可以处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日常生活中，人们最具感知，也最深受其害的，就是公共场所的广场舞、健身噪声扰民，装修扰民等行为，高亢的音量给人们带来极大的不舒适感。这种扰民本质上是一种侵权行为。而且，与所有公共场所的侵权行为一样，这一侵权行为存在一个明显的治理困境：由于是在公共场所中，直接受侵害者缺乏必要的授权机制，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同时由于此类扰民噪声和生态环境破坏行为，要么多发生在公共治理部门下班时段，要么属于典型的私域信息和内部信息，这使得公共治理部门要应治尽治，在边际执法成本上将是一大难题。

法典对诸多噪声扰民的行为规范，主要向全社会表达的是一种对禁止行为的明确态度，告知人们噪音扰民等属于对公共和私人的侵权行为。基于现有法典的行为规范，即便投入大量执法资源做到应治尽治，对现实行为的边际威慑力也相当有限。

判断一项法律规范在现实治理中的有效性与约束力，需要综合考量边际发现成本与威慑成本两大维度。以公共场所的噪音为例，对侵权行为人形成足够威慑的标准，在于其违规成本不低于在收费场所开展同类活动所需支付的成本。换言之，若行政处罚力度低于其转场商业收费场所消费活动的边际成本，那么行政罚款处罚并不能阻止类似行为的出现。

这并非说行政规范效果有限，而是警示公共治理是一种共治秩序，行政处罚是基于侵权者扰乱公共环境必须接受的惩罚，是一种较低限度的处罚。在行政处罚和规范的同时，还需适度强化社会自治自律秩序的培育，激发社会内生的激励约束结构、信息结构和传导机制，这就需要引入法经济学的经济社会成本最小化原则来打造公私共治机制和秩序，也就是在行政规范的基础上，适度允许直接受侵害者发起民事侵权诉讼，让具体受损者得到合理补偿。

这样的公私共治机制有助于弥补单纯基于行政执法有效覆盖度不足问题。一方面，被侵害者参与治理，具有典型的经济社会成本最小化特征，即被侵权者由于自身利益直接受损，其对生态破坏行为的发现成本是最低的，这将有力地改变生态环境侵权行为的信息结构、沟通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等；另一方面，直接被侵权者参与公共治理，通过民商事纠纷来进行维权，将更有利于提高侵权行为成本，降低侵权行为的边际收益。

有鉴于此，不仅是广场舞等社会噪声治理，几乎所有涉及公共治理的领域，都需共造一个公私共治秩序，让公共治理真正成为一个开放式治理议题。因为诸如生态环境等公共领域的侵权行为，带来的伤害都是双重的，既干扰公共秩序的，又直接侵害特定主体的合法权益。

为此，应打造开放式的经济社会共治秩序，真正让经济社会的自律自治成为政府公共治理必要而有益的补充。

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生态环境法典用系统一致性的法律规范，构建生态友好型的自然和经济社会秩序，让公共治理有温度、有情怀，需要共造公共治理体系，让公权力有力量，让私权有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