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两个二野军长，一个从中将降到大校，一个授衔时只挂上大校衔。战场上，他们都带过硬部队；建国后，处分落下来时，也都没有因为战功被轻轻放过。
这两个人，一个叫王近山，一个叫尹先炳。
王近山的名字，在刘邓大军里很硬。
一九四六年九月，定陶战役打到大杨湖。六纵刚成立不久，面对的是国民党整编第三师。作战会场上，王近山站起来，对刘伯承、邓小平表态：“六纵坚决要求打，打剩下一个旅，我当旅长，剩下一个团，我当团长，剩下一个连，我当连长。”
话撂得很重。
仗也打得很重。
这一仗，六纵打出了名声。往后，襄樊战役，他又打破常规，指挥部队“撇山攻城，猛虎掏心”，不到两天攻入城内，全歼守军二万余人，俘获康泽、郭勋琪等人。
王近山不是靠脾气出名的。
他是靠一次次硬仗，把“王疯子”三个字打成了战场上的招牌。抗日战争中，他率部全歼日军战地观战团，毛主席称赞他：“‘王疯子’了不起！”
可谁也想不到，后来真正让他栽下去的，不是枪炮声。
是家里的一纸报告。
新中国成立后，王近山任过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公安部副部长。一九五五年授衔，他是开国中将。军装、肩章、履历，摆在那里，都是硬邦邦的功劳。
可家庭矛盾越闹越深。
王近山和韩岫岩的婚姻，起于抗战年代。神头岭战斗后，他负伤住院，韩岫岩是护士。战争里成的家，聚少离多，靠的是彼此硬撑。
到了和平时期，裂缝反倒露了出来。
韩岫岩后来把丈夫的生活作风问题反映到组织。王近山得知后，脾气上来，坚持离婚。劝的人不少，他没有回头。
处分很快下来。
撤销大军区副司令员职务，行政降为副军级，军衔由中将降为大校，开除党籍，转地方安排。
从北京到河南农场，落差太大。
他曾经在战场上对部下说，剩一个连就当连长；这一次，他真从高位落到基层。农场的办公室里，没有作战地图，也没有纵队番号，桌上放着的，是新的工作安排。
他没有再指挥千军万马。
尹先炳的路，也断在作风问题上。
他是湖北汉川人，少年参加红军，解放战争中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纵队副司令员，后来成为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第十六军军长。
第十六军不是普通部队。
一九四九年二月，第十六军成立，尹先炳任军长。渡江、西南，这支部队一路推进。抗美援朝时期，第十六军又换装苏式装备，成为志愿军序列里装备水平很高的一支部队。
军长手里握着这样的部队，本该是另一条路。
可战场环境一变，人的毛病就冒了出来。
朝鲜前线，部队处在备战和轮战状态。尹先炳身为军长，却在生活作风上出了严重问题。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一九五四年发出《关于制止某些高级干部腐化堕落违法乱纪行为的指示》，话说得很硬：“腐化堕落不是生活小节，而是政治原则问题。”
这句话不是空话。
尹先炳受到处理，正军级降为准军级，并受到留党察看处分。一九五五年授衔时，二野不少同资历军长授了中将，他只被授予大校。
这一刀，已经很重。
组织还留了门。
留党察看，意思很明白：只要真正改，路还没有完全堵死。可尹先炳没把这道门守住。观察期间，他又因生活作风问题被举报，问题查实后，处分加重。
一九五六年四月十七日，解放军监察委员会作出开除尹先炳党籍的决定；五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批准，并在全军党员干部中公布。
党籍没了。
职务也没了。
这对一个从红军时期走过来的军长来说，比降衔更沉。军人可以换岗位，党员身份一旦被开除，就是政治生命上的重创。
后来尹先炳在军队院校、后勤系统继续工作，但再没有回到一线指挥岗位。办公桌上摊开的，不再是战役部署，而是教学、保障、行政事务。
王近山后来回到南京军区工作，任副参谋长。一九七八年五月十日，他在南京病逝。多年后，邓小平为纪念他的文集题写“一代战将”。
这四个字，是战场给他的。
尹先炳一九八三年二月十日去世。他的一生，也不能只用处分两个字盖住。可处分同样不能抹掉。
两个人都打过硬仗，也都在和平年代付出沉重代价。
刘邓大军从太行山、大别山一路走来，讲的是纪律，靠的也是纪律。枪林弹雨里，能冲上去是本事；胜利以后，能守得住，也是本事。
河南农场的风吹过屋檐，王近山坐在新的岗位上，肩上的将星已经换成大校肩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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