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2月4日凌晨,北京协和医院里,88岁的谌容停止了呼吸。噩耗传来,有人翻出她三十多年前留给友人的一张书签:“生活,既赠我荆棘,也馈我花香。”这句话像她的一生——潮起潮落,却始终坚韧。
外界很少得见她的身影,她曾立下“四个谢绝”,连文学期刊的记者也常被婉拒。可在1989年,她却破例踏上大洋彼岸的讲台,给美国学生讲述中国作家如何与时代同行。正是那场演讲,让她的机智回答流传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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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回拨到1936年10月3日,战火阴霾下的汉口。襁褓中的谌容还没学会说话,卢沟桥的枪声便把一家人赶上逃难之路。重庆防空洞、炸弹残响、饥饿与混乱,组成了她口中“冷峻”的童年。
抗战胜利后,她随父母辗转北平、重庆、成都。父亲谌祖陶曾任国民党法院院长,解放后因“历史问题”受审查;母亲杨淑芬教过书,拿微薄津贴支撑一家。14岁的谌容不耐等待,偷偷买票带妹妹返渝,硬是在新华书店跑腿、写发票,养活自己。
1954年,国家允许工作满三年的青年干部报考高校。初中文凭的她白天站柜台,夜里捧着自学资料熬通宵,硬是考进北京俄文专修学校。那句“机会只会捡起有准备的”似乎就是为她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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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二年级,她和来自人民日报社的范荣康相亲,相识不过月余便结婚——当时她未满21岁,他年长6岁。第二年长子梁左降生,1959年又添次子梁天。正当内外顺遂,她却频频昏倒,体重跌至80来斤,被迫离开电台岗位。
疾病连同身份审查、下放农村的命运压来,她在山西土炕上暗暗发狠:既然身体不让说话,就让笔说。白天插秧放羊,夜里挑灯写作。话剧《万年青》《今儿选队长》先后成形,却遇上风向突变,稿酬停发,工资被扣,五口之家靠借债度日。
苦日子里,范荣康像一棵老槐树给她遮风:“写下去,你写得出来,也撑得过去。”这句话她铭心刻骨。1974年,长篇《万年青》定稿;风平浪静要等到1979年,《人到中年》在《人民文学》亮相,一夜间洛阳纸贵。巴金致信赞叹,出版社追回三年欠薪,北京作协给她转正为专业作家,同名电影再度引爆银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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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春,她受邀访美。问答环节,有学生犀利发问:“您至今未入党,对中共有何私人感情?”会场骤然安静。谌容微微一笑:“情报正确,我不是党员。可我的丈夫是老党员,我们一起生活几十年,至今没离婚,这感情深不深?”短短一语,全场哑然,随即掌声四起。
事业蒸腾,家庭亦出新枝。长子梁左携《虎口遐想》《我爱我家》革新曲艺与情景喜剧;次子梁天在《顽主》中吊儿郎当,一举成名;小女儿梁欢则走上编剧之路,与导演英达结为伉俪。朋友笑称,这个五口之家凑齐了写、编、演三张王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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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命运的另一面猝不及防。2001年春,范荣康因心梗去世,月余后,正值创作高峰的梁左亦因病撒手人寰。双重丧亲,重若山岳,谌容闭门谢客,整整一年未出席任何活动。外界只知道,她在家翻烂了《红楼梦》,似乎借黛玉的泪水排解失恃之痛。
走出阴霾,她继续写《人到老年》《一收三改》等作品,把生死离别化作文字的温度。身边多了孙辈、重孙辈的笑闹,她偶尔会自嘲“兵来将挡”,却很少提起那段灰暗时光。晚年,她写下自述,结尾只写两行小字:“余生不长,仍愿伏案。笔尚在,灯长明。”
谌容的书桌被保存至今,纸上留着未竟的句子。熟悉她的人说,那些未写完的故事,大半关于普通人的尊严与韧性。正如她常挂在嘴边的那句:“作家最该敬畏的,是人间烟火。”这种敬畏,引她走过风雨,也让她在历史的长卷里,留下独到清晰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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