邯郸市博物馆：赵邺风华的千古绝唱

文博时空 作者 江流夜邯郸市博物馆是一座承载着三千年历史的回响之城。这里不仅是展示文物的空间，更是探寻中国古代城市文明兴废的一部实证史书。从古老的河间地带出发，邯郸以其独特的战略要地，在战国时期一跃成为享誉天下的“赵都”，见证了诸侯争霸的纵横捭阖与礼乐文明的早期积淀。

若论其历史的高光时刻，中古时期的“邺城”无论如何都无法绕过。作为汉魏乃至北朝时期的政治与文化中心，那里的繁华曾在漳河之畔璀璨一时，聚集了中国历史上最顶尖的艺术与思想，构筑起一种极具时代美感的城市巅峰。然而，历史的车轮往往伴随着阵痛。杨坚燃起的一场大火，将这座历经数朝经营的巍峨名都彻底化为焦土，那一刻的历史悲剧感，至今仍能在遗存的残片与深埋的灰烬中感受到那份沉重的无奈。

步入博物馆，便是走进了一场跨越千年的时空对话。这里将邯郸从赵国的雄健武风，到邺城的精雅绝伦，再到最后在战火中归于平静的跌宕轨迹，以器物为载体进行了全景式叙事。每一件静默的陈列都在反复述说着一个命题：城市不仅有繁荣，还有终结，更有新生。邯郸市博物馆以历史的吉光片羽为媒，还原了这座城市曾在高歌与废墟之间不断更迭的命运，更启发着这片土地的未来。

1.战国 透雕螭龙纹金牌饰

这件出土于赵王陵二号陵的透雕螭龙纹金牌饰，不仅是国家一级文物，更是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改革最直接的实物见证。该牌饰呈长方形，采用金铜合金铸造，四周边框饰有卷云纹，牌面则以精湛的透雕镂空工艺，勾勒出两条相向而对、昂首欲腾的夔龙。其背后设有带形穿鼻，明确指向了它与革带缝缀联结的实用功能。最为引人深思的是，牌饰在形式上呈现出典型的北方草原“鄂尔多斯式”风格，而其装饰主体却沿袭了中原传统文化中神圣的龙纹。

这种构图上的二重性，深刻映射了赵国作为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碰撞前沿的独特气质。在战国诸侯纷争的乱局中，赵武灵王以“胡服骑射”为突破口，主张“海纳百川”，通过积极吸收游牧民族的服饰与骑战技艺，彻底改变了赵国军队的机动性与作战效能。这一举措不仅是服饰的革新，更是一种文化观念的开放与包容，为中华文明注入了刚健的游牧元素。专家据此推测，此牌饰甚至有可能为赵武灵王生前所佩，它见证了一位君主如何在保持中原礼制的同时，大刀阔斧地进行民族融合与军事重构，使赵国跃升为北方最强悍的势力，具有极高历史与艺术价值。

2.战国 青铜马

这三件形态迥异的青铜马，不仅是赵国强兵兴国的实物档案，更是在中国艺术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国宝级遗珍。三匹马分别呈现仰头行走、低头伫立与低头觅食的动态，其肌腱隆突、四肢发达、背部丰满、臀部强健，每一处细节都精准复刻了成年蒙古战马的强悍特征。专家据此推断，这正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中大力培育的良种马造型。它们不仅比汉代著名的“马踏飞燕”早了近四百年，更以极其写实的艺术表现力，刷新了人们对先秦青铜雕塑能力的认知。

在当时，战马是衡量一个国家军事力量的绝对硬指标。赵国地处游牧民族南下的缓冲地带，深知骑战的威力。这三件青铜马的出土，生动再现了赵国骑兵的强盛规模。从尾部打结的细节，到马颈有力的线条，每一处都透射着那个时代赵人对于“马”这种战略性资源的珍视。这不仅是单纯的写实艺术，更是赵国崇尚武备、积极变革的时代精神象征。它们静默伫立，却仿佛能将人带回战国时期那阵阵铁骑奔腾的疆场。作为赵都文化的代表，这三件青铜马以其极高的艺术价值与历史信息，确立了赵文化在中国古代军事文明中的崇高地位。

3.战国 铜鎏金嵌玉三龙形饰

这件鎏金龙虎嵌玉龙铜形饰，不仅是一件精美的兵器装饰，更是战国时期赵国高超冶铸业与玉器手工业的巅峰之作。器物由鎏金铜质龙、虎、青玉龙三部分巧妙构成。底层铜龙昂首曲颈，体表装饰着细腻的卷云纹；中层青玉龙以温润的质感，与铜质纹饰相映成趣，表面饰有战国典型的谷纹；顶层铜虎造型极具张力，口含红玛瑙珠，弓背垂腹，四肢伸张，仿佛正处于捕猎的瞬间。整器将金、铜、玉、玛瑙等多种材质完美组合，构思之精巧、工艺之繁复，令人叹为观止。

作为嵌在剑柄顶端的装饰品，这件形饰不仅是兵器的功能性部件，更是权力和等级的符号。赵国地处燕赵慷慨悲歌之地，尚武之风极盛，对于兵器审美的追求达到了极致。此器不仅展示了青铜铸造中的鎏金、镂刻技术，更体现了对玉石加工中“谷纹”等复杂纹样的精准把握。这种综合了多地制造工艺与多种审美意向的艺术品，深刻反映了赵国在开放性文化背景下，如何集聚各路能工巧匠，不断挑战工艺边界，最终创造出既有中原文化底蕴，又兼具地域气息的战国艺术珍品。

4.战国 红玛瑙带钩

这件由整块天然红玛瑙雕琢而成的战国带钩，以其巨大的形体与罕见的质感，成为当时王侯礼仪用器的巅峰杰作。带钩，古称“犀比”，在战国时期不仅是固定腰带的关键组件，更是身份等级的显性标志。此器深红与青玉双色交织，表面呈现出斑状、枝条及水波状的天然纹理，内部絮状结构隐约可见，尽显名贵石材的自然神韵。其钩首仿若鸭嘴，短颈且双肩层次分明；腹部呈半圆形，表面微鼓，背面齐平，正中设有圆柄状钮。

如此硕大的体量与重量，说明它绝非日常穿着所用的服饰扣件，更可能是用于重大祭祀、朝会或出征等特殊礼仪场合的装饰。在赵国这一追求强兵尚武的国度，即使是用于束腰的带钩，也被赋予了极高的艺术诉求。玛瑙本身属于外来或贵重进口物料，这种器物的大量使用与雕琢，反映了赵国作为连接中原与西北边地枢纽的物流优势。工匠利用玛瑙的天然色彩分区，通过抛光与打磨技术，将坚硬的矿石化为温润的艺术品。它不仅折射出赵国贵族在物质生活上的奢华品味，更体现了战国时期玉石手工业对复杂形制与精湛技艺的掌控力，是一件当之无愧的礼制瑰宝。

5.东汉 金银涂宽平沿三熊足承盘

这件出土于邯郸王陵区张庄桥汉墓的承盘与酒樽，代表了东汉时期极致的官造水准。盘底刻有详细铭文，记述了其由“蜀郡西工”于建武二十三年专门为皇室制造，是极为罕见的带明确纪年、产地及规格的“乘舆”重器。承盘与酒樽通体鎏银，纹饰鎏金，金银双色交织，极尽奢华。酒樽之上，三只朱雀展翅欲飞，樽壁则以精细的镂刻手法，绘就了一幅包含西王母、奔鹿、羽人及奇花异草的神仙境界图景。

器物设计巧夺天工，底部以三只力拔山兮的熊作为承托，熊身与铺首处更镶嵌了玛瑙、绿松石与水晶，在光影下流转出摄人心魄的华彩。这件酒樽不仅是汉代宴饮文化的物质体现，更是蜀郡工艺远销至北方的有力证据。作为皇室御用器，它不仅展示了汉代工匠对金属铸造与宝石镶嵌技艺的纯熟运用，更映射出当时统治阶层对于“长生”信仰的狂热追求。

6.东汉 刻度天禄架铜熨斗

此件铜熨斗不仅是一件高规格的东汉生活用具，更是一件罕见的集实用、计量与礼制象征于一体的复合型器物。它由高大的瑞兽“天禄”支架与熨斗主体构成，总重达九公斤，通体呈现出岁月积淀后的翠绿色泽。支架顶部的天禄造型憨态可掬，采用了圆雕、浮雕与线刻等多种技法，寓意“天赐福禄”。最令人惊叹之处在于其斗柄平面刻有的十二寸标准刻度，利用圆圈、菱形与菱花形的组合标记单位，使其闲置时可作为精准的丈量工具。

对于这位拥有王侯级别身份的墓主人（东汉赵国第5—7世中的一位赵王）而言，这件熨斗显然超出了日常家居的范畴。那柄带有刻度的长柄，常被专家解读为“持权柄以熨天下”的隐喻，既象征着治国理政的权威，也体现了墓主人对秩序与精准的尊崇。在汉代高等级的葬礼陈设中，此类带有计量属性的器具，往往暗示着墓主人生前职权的高贵。它不仅见证了汉代青铜工艺如何深度介入日常生活，更通过这种精密的度量功能，彰显了汉文明在社会治理与规范化生产方面的深厚底蕴。

7.北齐 按盾武士俑

这尊北齐按盾武士俑，不仅是一件精美的随葬品，也是研究北齐军事礼仪的重要实物。武士头戴兜鍪，神情严肃，身着铠甲，左手按盾，身姿笔挺，展现出一种严阵以待的威武气势。通过对武士服饰与护具细节的塑造，这件陶俑精准捕捉了那个战乱频仍、尚武风气极盛时代的军容军貌。其简洁却有力度的线条，体现了北齐时期塑像工艺追求精神气质的艺术特点。

8.唐 石雕胁侍菩萨立像

这尊出土于成安南街村寺庙遗址的唐代菩萨立像，被誉为馆内身形最曼妙的佛教艺术品。菩萨姿态优雅，上身略向左倾，细腰斜曲，腹部微鼓，展现出唐代造像特有的柔美与韵律感。其颈胸处佩戴精美的璎珞，赤脚立于莲座之上，神态宁静庄重。石刻的线条洗练流畅，完美融合了宗教的庄严与人体的柔美，生动体现了唐代佛教造像在审美表现上追求自然、饱满、雍容的艺术精神。

图片 | 杜广磊

排版 | 王武龙

设计 | 尹莉莎

（作者 文博时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