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庚子西狩丛谈》、孙丽萍《流亡日志：慈禧在山西的53天》、《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470、百度百科·乔致庸词条、晋中市政府门户网站·贾继英词条、《"富可敌国"的山西票号——迷思与现实》、三联生活周刊·《乔致庸和他的后代》、《祁县志》相关记载、《半部晚清史，百年大宅门》等
说明：贾继英是否曾与慈禧直接接触，学术界存在争议，澎湃新闻引用《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认为直接接触可能性为零；但贾继英以大德恒票号代表身份参与太原募款协商，晋中市政府官网及多方史料均有记载，本文如实呈现并注明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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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10月2日，山西祁县，天刚蒙蒙亮。
城里的百姓一大早就被赶出了主街道，衙役们拿着水桶和黄土，把从城东到大德通票号门口那段路仔仔细细铺了一遍，连路边的石头缝都填得平平整整。
红毡从街头一直铺进票号大门，红绸缎扎成的彩坊把整条街道装点得喜气洋洋。
乔家大德通票号的掌柜高钰穿着一身新衣，站在门口，看着手下的伙计们来来回回检查每一个细节，一遍遍催促名厨把行宫的膳食准备妥当。
他心里很清楚，今天来的那支队伍，不是普通客人。
果然，辰时刚过，城外传来车马声，由远及近。
一队打前站的兵丁先进了城，刀没入鞘，眼神警觉地扫视两侧。
跟着是几顶明黄帷幔的大轿，轿夫步调整齐，脚下的黄土路被踩出一行深浅均匀的脚印。
随行的官员、仆役、侍卫绵延出去老远，整整排了几条街。
这支队伍，是一个月前还住在紫禁城里的大清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的西逃御驾。
从闰八月初八，也就是10月1日，慈禧从太原启程，浩浩荡荡接连经过平遥、介休等地。
10月2日，慈禧抵达祁县，这是她西行途中的第二十三站。
乔家早就在等着这一天了。
高钰手里攥着一封信，那是几天前随驾的内阁学士桂春派人悄悄送来的，上头写着："銮舆定于初八日启程，路至祁县，特此奉闻，拟到时趋叩不尽。"
意思很直白：太后的车驾要途经祁县，你们赶紧准备接驾。
事先得知消息的大德通联手当地官员，一早便筹备一场盛大的欢迎仪式，除了黄土铺路，清水洒道，张灯结彩，红地毯还一直铺到大德通票号里面去，票号还请来了名厨，以满汉全席的规格来招待慈禧太后。
高钰把这一切布置妥当，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这是乔家财东乔致庸亲口交代下来的差事，绝不能出半点纰漏。
此时，距离乔家堡几步之遥的大宅院里，82岁的乔致庸坐在堂屋里，等着消息。
他已经很老了，头发白得彻底，脸上的皱纹像是黄土高坡的沟壑，深深刻在那张历经风霜的脸上。
但眼神还是亮的，像是一个一生都没有停止打算盘的人，到了这把年纪，依然在算一笔旁人看不清楚的账。
那笔账，最终换来了一块蓝底金字的匾额，四个字：福种琅嬛。
大门正上方高悬的"福种琅嬛"四字牌匾，是慈禧太后赐给乔家的。
这块匾后来挂在乔家大院大门的顶楼上，风吹日晒，挂了半个世纪。
挂着它的那些年，乔家经历了从鼎盛到衰落的全程。
它见证了整个晚清最后几十年的跌宕起伏，也护住了乔家在官府和商界的那块无形的底牌。
而这一切，都从1900年那个秋天在祁县发生的事情开始。
【一】从一根打狗棍开始的家业
要读懂乔致庸这个人，得先从他的祖父乔贵发说起。
乔贵发生于康熙五十六年（1718年），出生不久父母双亡，寄食于舅父家，后回乔家堡靠出卖劳力生活。
清乾隆元年（1736年），因不堪冷言讽刺离村到口外谋生，初至内蒙古萨拉齐厅老官营村给人拉骆驼、当伙计。
十余年后与徐沟县秦肇庆合伙在包头西脑包开设草料铺，兼营豆腐、豆芽、烧饼等杂货。
乔贵发出发的时候，身上可能连一件完整的棉袄都没有。
走西口这条路，山西人走了几百年，乔贵发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
那条路从祁县出发，过杀虎口，翻越长城，一路往北走进蒙古高原，没有公路，没有驿站，靠的是两条腿和一股不服输的劲儿。
走这条路的人，要么饿死在半道，要么熬出来变成一方富商。乔贵发属于后者。
乔家这段从草料铺起家的历史，后来被乔致庸特意保留在了祭祖的报本堂里——有段时期，乔家不忘在祭拜先人的报本堂里摆着个要饭的篮子和一根打狗棍，提醒子孙后代，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那根打狗棍和那个要饭篮子，放在乔家大院最庄严的地方，不是为了叫人瞧笑话，而是刻意留下来的家训——无论你将来有多少银子，都不要忘记乔家是从哪里出发的。
乔贵发在包头扎下根来之后，做起了"买树梢"的生意。
所谓"买树梢"，类似于期货交易，意思是，春天树梢上只有绿叶，但到秋天能结多少果子难以确定，如果春天以一个价格买了"树梢"，到秋天果子丰收就大赚，反之则亏大了。
这种买卖风险极大，但乔贵发偏偏在这一行摸出了门道，靠着几次成功的囤积操作，积累起了第一笔可观的资本。
乾隆二十年（1755年）乔贵发又移居东街开设广盛公，经营粮食、杂货等。
嘉庆年间，乔贵发已资产殷实。
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广盛公改名复盛公。
改名这件事背后有一个值得一讲的故事。
广盛公后来一度面临破产，账上的窟窿堵不住，眼看要倒。
但那些和乔贵发有生意往来的商人，认为他这个人为人厚道，不忍心看着他们破产，相约三年之后再来收账，给了乔贵发一口气。
三年后，乔贵发不但还清欠款，生意还重新复兴，把广盛公改名为复盛公。
"复盛"两个字，选得很有意思。
复，是重新振作；盛，是兴旺繁盛。
这两个字背后装着的，是乔贵发在那段最难熬的日子里熬出来的东西——欠债不赖账，越是难的时候越要撑着。
随着乔家的生意蒸蒸日上，包头这座小城也日益繁华，于是开始流传一句话："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
后来，复字号在包头居于领导地位，有19家门店，500多名职工，经营范围包括茶叶、绸缎、药材、典当、皮毛与粮食等，几乎应有尽有。
乔贵发年近五旬的时候，衣锦还乡，在祁县乔家堡建起了宅院，这就是后来乔家大院最早的雏形。
到了乔致庸父亲乔全美这一代，兄弟三人分家，乔全美拿到的那份，就是"在中堂"，这个堂号后来成为整个乔氏商业版图里最重要的一支。
【二】那个本想当李白的人
乔致庸（1818年—1907年），字仲登，号晓池，山西祁县乔家堡人，清朝末年著名晋商。
乔家商业第三代传人，人称"亮财主"。
出身商贾世家，自幼父母双亡，由兄长抚育。
本欲走入仕途，刚考中秀才，兄长故去，只得弃文从商，主持"在中堂"家业。
乔致庸从小不爱经商，爱的是读书。
他的兄长乔致广比他年长二十岁，像父亲一样把他护着，给他提供了良好的教育，没有逼他去学做生意，由着他捧着四书五经和史记，每天天不亮就坐在灯下读书。
少年乔致庸一心想读书、考取功名，他的理想是成为像李白、杜甫那样的读书人。
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他自幼发奋读书，每日天不亮就抱着书本开始啃读。
后来乔致庸考中了秀才，正准备继续往上走，参加乡试，接着是会试，最好能点个翰林，光耀门庭。
可命运偏偏不按他的剧本走。
就在他备考的那年，兄长乔致广突然病倒了。
咸丰初年，北方捻军和南方太平军起义，南北茶路断绝，乔家当时在祁县的大德兴丝茶庄主营生意就是丝茶。
乔致庸的大哥因战乱对生意的重大打击而一病不起，本来将以一介儒生终了的乔致庸于是不得不接手家族生意。
那年乔致庸只有三十多岁，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茶路断了，账上的流动资金不够，生意岌岌可危。
他把书本塞回箱底，走进了账房，从头开始学乔家几代人干了多少年的那门手艺。
硬着头皮接下来之后，乔致庸做的第一件事，是疏通南方的茶路。
在乔致庸的疏通下，南至武夷山，北到恰克图这条封锁多年的茶路通了。
茶路一通，大德兴的生意立刻有了起色，乔致庸也开始在商场上找到了自己的节奏。
他不是天生的商人，但他是一个天生对人心有判断力的人。
这一点，跟他读了多少年书有很大关系——儒家那套仁义礼智信，他读进去了，出来之后用到了经商上头。
乔致庸以"人弃我取，薄利广销，维护信誉，不弄虚伪"为其以儒术指导商业经营的主导思想。
这几句话，说起来简单，真正执行起来却要扛很大的压力。
有一回，包头复字号旗下油坊的伙计在胡麻油里掺了假，被乔致庸发现了。
乔致庸大怒，责问那个造假的伙计，你是想砸了咱们的招牌，砸了大家的饭碗吗？
接着，他赶紧命人四处收回卖出的掺假油，全额退款。
乔致庸为此道歉，并再次公开表示，乔家的祖训就是讲"信义利"，宁可失了银子，也不能坑害客户。
这件事在当时的商界传开了不小的风声。
宁可自己亏，也不坑客户——这在那个年代不是每一个商人都能做到的。
乔致庸做到了，而且不止做一次。
之所以一介儒生能有如此成就，除天赋，乔致庸在经营时把儒家的宽厚和仁义精神带进商业。
在乔致庸的经营下，乔家的生意越做越大。
他在兄长留下的基础上，把复字号在包头做到了整个西北市场的领头羊，又先后开设了大德通、大德恒两大票号，把触角延伸到全国各地的大商埠。
在他执掌家务时期，乔氏家族事业日益兴盛，成为山西富甲一方的商户。
大德通、大德恒两大票号遍布中国各地商埠、码头。
到乔致庸晚年，至清末，乔氏家族已经在中国各地有票号、钱庄、当铺、粮店200多处，资产达到数千万两白银。
那个把书本塞回箱底的读书人，用几十年的时间，把一个摇摇欲坠的家族生意，变成了当时大清版图上屈指可数的商业帝国。
【三】与朝廷重臣们的那几笔往来
乔致庸做生意，有一条很清晰的逻辑：单纯靠钱赚钱，只能在原地打转；要把生意做长久，得跟时代走，跟大势走。
在晚清那几十年，大势就是那几个手握兵权和钱权的重臣——左宗棠、李鸿章。
清光绪元年到三年，左宗棠率清军收复新疆，所需经费均由乔家大德恒、大德通两大票号存取汇兑。
这笔生意做得并不轻松。
西北路途遥远，军费调拨需要极大的网络支撑，乔家的票号要在全国各地的分号之间来回周转，垫付的银两数量庞大，风险也不小。
但乔致庸接下来了，而且不止是票号业务——左宗棠军费紧张的时候，乔家还慷慨垫支，让西征大军不至于因为缺钱而被拖在半路。
当时左宗棠西征，乔家出了好几百万两银子，但也有一定条件，就是大军到达新疆后，乔家可以派一个票号跟随经营后勤，为军队筹办粮草，负责汇兑朝廷的军饷。
钱和条件，算得清清楚楚。
这是生意，不是施舍。但这笔生意做完之后，乔家在大清官场的信誉，直接上了一个台阶。
新疆平定之后，左宗棠出任陕甘总督时，得到过乔家的爱国资助。
他来到乔家大院，为乔致庸一家写了一副对联："损人欲以复天理，蓄道德而能文章。"
横额"履和"二字，意为履中蹈和。此联被雕刻在大院门前。
左宗棠这副对联，如今还刻在乔家大院的照壁上，字迹遒劲，清晰如新。
跟李鸿章那边，也有一笔清楚的账。
1862年同治初年，乔致庸第一次扩建乔家大院时，他给正在筹建北洋水师的李鸿章捐银10万两用于购置军舰一艘，李鸿章的回报，是写了一幅"子孙贤族将大，兄弟睦家之肥"的对联赠与乔家。
乔致庸把它挂在了大门楹联上。
10万两银子换一副对联，外人看来可能觉得不值。
乔致庸的想法不一样——他拿到的不是那几个字，而是李鸿章这个名字背后的背书。
有北洋大臣亲笔题联挂在门头，走进乔家大院的每一个官员和商人，一抬眼就能看见，这份无形的信誉，值多少两银子？
这一套逻辑，乔致庸从青壮年贯彻到了八十多岁。
光绪三年（1877年），山西大旱，赤地百里，颗粒无收，乔致庸出巨资助赈，在周边村庄开仓放粮，搭设粥棚，即使是最艰难的灾年，附近村民也无一饿死。
因赈灾义举，受到朝廷"举悌弟加五级"，并赏戴花翎的嘉奖。
这是他第一次因为做好事收到朝廷的正式嘉奖。
【四】八国联军打来了，慈禧仓皇出逃
1900年的夏天，北京的天气格外炎热，城里的局势也格外焦灼。
义和团运动愈演愈烈，慈禧在主战派大臣的推动下，作出了那个日后让她追悔莫及的决定——向十一国宣战。
结果可想而知。
八国联军当中的俄、日、美、英军队，是在1900年8月14日攻入北京的。
15日清晨，慈禧得知，立刻化妆潜逃。
那天早上，紫禁城里的所有规矩都乱了套。
慈禧让宫女把养了多年的指甲剪掉，慈禧、皇上、皇后等人换上汉人衣服，梳汉人的头型，开始逃亡。
八国联军从南边和东边来，慈禧等人从紫禁城北面神武门出紫禁城，沿什刹海经德胜门出外城，从昌平西北的居庸关出京城范围。
慈禧太后最初的旅程是颠沛流离和受尽磨难的。
离宫后的第一顿饭是在庄稼地里采摘的豇豆和玉米，渴了只能嚼食一些秸秆，而到了夜晚则不得不与阴森的冷风和油腻的被褥为伴。
这个细节，在吴永写的《庚子西狩丛谈》里有详细记录。
吴永是怀来县令，慈禧出逃的第一站就是他的管辖地。
他慌忙接驾，凑合着奉上米粥和窝窝头，饥寒交迫的慈禧一点都不嫌弃，对吴永心怀感激，之后把他带在身边随行。
出了直隶，进了山西，局势才稍稍好转。
等到了山西境内，真正过上了和宫里差不多的生活，并且还有军队保护，人数也越来越多。
八月十七日（9月10日），两宫銮驾抵达太原。
在太原，慈禧太后以富丽堂皇的抚署为行宫，膳食娱乐也被大小官员照顾得无微不至。
太原是山西的省会，地方官员早早备下了接驾的行宫。
按照清朝的仪制，慈禧在省城下榻，只能住在最高级别的官署——山西巡抚衙门被改造成了临时行宫，金碧辉煌，一应器物精致奢华，让慈禧仿佛重新找回了一点在紫禁城的感觉。
其实慈禧太后是想常驻太原的，但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仍不断增兵来华，到9月中旬，已达十余万众，八国联军此举意在四处劫掠，抢占战略要地以扩大胜利果实。
面对潜在威胁，慈禧太后感觉山西已经不太安全了，所以其在太原停留21天以后，不顾劝阻决定继续西行。
太原这段日子，也是整个西逃过程中最关键的一段。
就在慈禧驻跸太原的二十一天里，乔家的票号与这场国难产生了第一次实质性的交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