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年李先念病危时回忆母亲，李先念落泪：母亲临终前未能见她一面

1932年8月的一天清晨，鄂豫皖交界枪声震天。第四军第十一师政委李先念刚从指挥所跑出，就听通信员边喘边喊：“政委，您娘在阵地边！”炮弹在身后炸开，他愣住。那个灰布衣衫、用草鞋裹脚的老人正扶着根树杈，小心翼翼往前挪。熬红的双眼望见儿子后，她露出久违的笑。还没等李先念开口，老人已把两枚擦得锃亮的银元塞进他衣袋，低声嘱咐：“娃，路上苦，做娘的帮不上啥，只能给你俩盘缠。”话没说完，儿子已急得直跺脚：“这么多枪子儿，您来干啥？快回去！”母亲抹抹泪，又使劲拍了拍他的袖子，这才转身消失在硝烟里。多年以后，李先念回忆那一幕，始终记得母亲离开时微微佝偻的背影。

时间拉回更久远处。李王氏，河南信阳山区苦水里泡大的姑娘，16岁时因闹饥荒乞食逃到湖北黄安。命运无情，多次改嫁，直到三十出头才和木匠李承元成了家。那年1910年，李先念诞生。因为常年劳累加上营养匮乏，母乳枯竭，他只得由已嫁人的同母异父大姐代哺。一碗稀粥，一点野菜，就是这母子几乎全部的口粮。

等李先念能扛小锄，他便跟父亲下地、跟母亲上山捡柴。收成差的年份，家里常空灶断火，母亲就把自己碗里仅有的几粒红薯硬塞给孩子。她常说一句老话：“苦日子谁家都有，别哭，明天还要活。”正是这种顽强，让李先念的脊梁渐渐挺了起来。

大概他十二三岁时，家里揭不开锅。父母忍痛把他送去镇上木匠铺当学徒。日子清早到深夜，锯条拉得嗡嗡响，锯末子糊得满脸。然而学艺之外，他也结识了几名进步学生，晚上常去油灯昏暗的祠堂听人讲“打土豪、分田地”，热血一下子被点燃。那段时间他干活走神，好几次把榫槽凿歪。师傅袁学福问他“心里装的啥？”他憨笑不答。师傅无奈，只得去李家打听。

母亲这才发现儿子的异样。夜里，她在昏黄煤油灯下把儿子拉到跟前，低声说：“外面杀人放火，你别掺和。”少年抿嘴，只回一句：“娘，受苦人总得有人吼一嗓子。”母亲心头一紧，想到了一个“笨法子”——赶紧给他办喜事，或许能把这孩子的脚留在家里。原来她早把邻村那位童养媳姚泽辉定给了儿子。李先念满脑子革命大计，哪里顾得成亲，直言“等打倒土豪再说”。母亲急得掉泪，只求他应下这门婚事。见娘这么难过，他终于点头，却在心里盘算着离家从军。

机会很快到来。1927年冬，黄麻起义爆发，高桥区烽烟四起。19岁的李先念登山举旗，带着土枪劣马打土豪。国民党军和地方保安队旋即反扑，通缉令贴满县城墙头。李母抱着孙儿，天天以泪洗面，担心儿子早晚被抓。也正是这时，李先念和战友江竹青唱了出“苦肉计”：夜半故意“绑”走李先念，索要五千大洋，让乡邻和“清乡团”信以为真。母亲扑通跪倒，磕破额头，求他们放人，“没钱就把我拿去抵押。”李先念咬牙别过脸，任由麻绳勒住手腕，心里却在滴血。巡村的一圈走罢，他和队伍消失在山雾里，这一走便是四年。

1931年6月，他被推选为陂安南县苏维埃主席。也是在这年，红军全线扩编，他举手报了名。秋风初起，他率新兵千余北上参战。母亲送到门口，默默望着儿子背影，只说一句：“别把自己弄没了。”李先念扭头鞠了一躬，攥紧那双布鞋里塞的炒面干粮，踏上征途。

红四方面军与川鄂豫皖敌军鏖战最猛的一年，李母的挂念成了邻居间的谈资。她打听到四方面军要返黄安，就揣上那攒了许久的两块银元，只身穿山越岭。那天的相见，母子不敢多言，也没时间多言。等她返回村口，枪声仍在山谷回荡。所有人以为她疯了，她却只是说：“娃回来一趟不容易，看他一眼，心里踏实。”

1934年冬，李氏老母积劳成疾。黄安已数度易手，医者无药。弥留之际，她抓着邻居的手，一声声喊着“全伢”，声音虚弱得像风中残灯。堂屋的床榻边挂着一只小布包，那是她给儿子缝的腰带，里面还藏着几块硬币。可等来的只有战火的消息，没有儿子的脚步。老人合上眼前，眼角却带着止不住的泪珠。

噩耗直到1935年春才传到与敌周旋的李先念耳中。翻山越岭送信的赤脚乡亲说：“你娘走时，还叫你乳名。”李先念没出声，把那人手里的草帽放在胸口，低头许久才抬头。

时间快进到1992年2月24日，北京医院病房。83岁的李先念因病高烧，说话已需人扶。他抓着床沿，轻声重复那句话：“我对不起娘……那天不该凶她。”护理员递水，他却紧紧攥着空中，好像寻找那只早被岁月磨破的布口袋。“两块银元，我一直留着。”一句话说完，泪滴打在被单上，烫得旁人心里一颤。

不得不说，母亲与儿子之间那根系带，一旦系紧，无论战火还是光阴，都割不断。李先念晚年常翻那两块银元，边缘已磨得圆滑发亮。有人劝他别再触景生情，他摇头，声音如风过枯叶：“忘不了，就像忘不了队伍里战死的兄弟。”

从贫苦山村的木匠娃到共和国主席，这条路血雨腥风。可在他心底，最沉重的却是没能在母亲病榻前尽孝。对一位革命者而言，这是无法弥补的溃口，也是一份永远无法卸下的负重。母亲已远去，银元仍在，而那声“全伢”则陪伴他走过了漫长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