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1979年1月29日，邓公应美国总统卡特的邀请，对美进行友好访问。
出访期间，针对当时我国周边复杂的环境，有记者向邓公提问道：“中国是否会因为柬埔寨的局势而与越南开战”。
当时越南在苏联的支持下，已经在我国边境骚扰了两年有余，还对我边境居民造成了一定的伤亡。
另外，当时我国与柬埔寨是友好盟友关系，越南对柬埔寨的入侵，就是在挑衅我方的底线。
正因如此，才会有记者关于“柬埔寨”问题的提问。
面对美国记者刁钻的提问，当时邓公的回答是：
“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我们采取任何行动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们不会采取任何轻率的行动，无论是对待全球霸权主义还是对待地区霸权主义，我们都采取坚定的立场，坚决的态度。”
对于邓公的回答，美国记者继续追问道，这是否是一种肯定的表达。
对此邓公接着解释道：
“我们支持柬埔寨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至于采取什么步骤，需要如何对待这个问题，我们还要研究。这样的问题不是单单由我们一个方面来决定的。”
虽然邓公当时用高超的技巧给予了记者回复，但当时关于中国是否会采取行动的猜测，还是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较大的讨论。
令谁都没想到的是，就在邓公访美回来半个月后，我国迅速发起了对越自卫反击战。
其实，在邓公访美之前，或许邓公就有了对越出兵的计划了。
当时的相关资料显示，在邓公访美之前的前几天，当时柬埔寨驻我国大使馆就发布了有关遭到越南入侵的声明。
得知消息后，邓公第一时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胜利一定属于柬埔寨人民》的社论。由此，可见一斑。
但即便如此，从有意出兵到下定决心与越开战，我国高层内部还是经历了一番曲折的。
对越出兵之“决议”
早在1978年底，中美建交和邓公出访美国之前，我国已经在围绕是否对越南采取军事行动的议题上，进行了相关的讨论。
当时国家高层叶帅与粟裕，均对出兵越南持反对意见。在他们看来：
彼时，我国刚刚从动荡不安的特殊时期走出，国家亟需休养生息。
另外，我军的战斗力与作战准备尚不充分，远未达到能够轻松应对一场大规模战争的水平。
而对越越南，则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
他们刚刚结束了与美国的长期战争，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
加之苏联为其提供了先进的武器装备，还有在军事上的支持，以及美越战争期间越南从美军手中缴获的大量先进装备。
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使得我国当时并不具备优势条件。
还有最为重要的一点，越南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与我国有着相似的制度与意识形态基础。
如果两国间产生冲突，势必会加剧社会主义国家间的裂痕，甚至可能引发更广泛的国际影响。
因此，当时有包括叶帅、粟裕在内的不少同志都主张，应优先考虑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争端，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与稳定。
在那样的背景下，邓公一时内心充满了犹豫与矛盾。
他深知，那一决策不仅关乎国家的安危，更影响着中国未来几十年的发展道路。
于是，他找到了陈云同志。
陈云，1905年出生于上海，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威望，在国内尤其以卓越的经济眼光和稳健的政策主张闻名。
自改革K放以来，他一直是我国经济改革的重要推动者。
陈云主张“对越出兵”
1979年前后，我国经济面临着严重失衡的挑战，正是在陈云的提议下，我国启动了系统性的经济改革与调整计划，促进了经济的健康发展。
因此，当邓公准备询问陈云意见时，在很多人看来，一向主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陈云会倾向于反对开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