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次评省委书记落选，我递交辞职报告，刚走10分钟电话被打爆

楔子

辞职报告递上去那一刻，我手没抖。

走出省委大院，深秋的风灌进领口，我摸出手机想给家里报个信，屏幕刚亮就看见三十七个未接来电。号码有同事的、有老领导的、还有几个我存了名字却三年没敢拨的。

刚把手机塞回兜里，它又震起来，嗡嗡嗡贴着大腿根，像块烧红的铁。我站在公交站台后面，看着马路对面省政府家属院的银杏叶一片片往下掉，忽然想起上午常委会散会时，组织部老张看我的眼神。

电话还在打进来。我关了机，拦了辆出租。

师傅问去哪，我张了张嘴，报出小区名字时嗓子哑得厉害。后视镜里他那张脸写满探究，我偏过头，把车窗摇下一条缝，让风继续吹。脑子里只有一句话来回转——第十次，又没了。

可真正让我落选的，不是票数。

第一章 名单

我叫陈默，三十七岁，省政府办公厅综合二处处长，正处级，干了整六年。

这是个什么位置呢？说白点，就是给省领导写材料、跟会、提包、挡酒、挨骂，外加替领导把那些见不得光的烂事一件件抹平。外人看着风光，进得了省委常委会会议室，跟省长一个桌子吃饭，可只有坐过这把椅子的人才知道，这活儿真不是人干的。

这次换届，办公厅空出来一个副主任的位置，副厅级。按资历、按能力、按这些年熬的夜受的累，都该轮到我了。办公厅内部也早就传开了话，说陈默这次稳了，连我媳妇都开始跟她那帮姐妹透风，说我马上就是厅级干部了。

我不信这些，但我信老领导。

老领导姓周，原来是省政府秘书长，退下来之前把我从县里调到办公厅，一手带出来。他退休前拍着我肩膀说，小陈，你踏实干，副主任这个坑我给你看着，到时候我豁出这张老脸也把你推上去。

这话他说了三回。

这次换届前一个月，我拎着两瓶酒去看他。老头儿精神不错，拉着我下了一下午象棋，输了就赖，赢了就笑，跟个孩子似的。临走时他在门口站了好久，最后说了一句：你的事我在跑，你别急，但也别太松。

我懂他的意思。办公厅这地方，看着风平浪静，底下暗流能把人卷进去连骨头渣都不剩。我这些年小心翼翼，对上级恭恭敬敬，对下级客客气气，连食堂打饭的阿姨我都从没让她多给我舀过一勺肉。

因为我清楚，像我这种没背景、没靠山、从乡镇一步一个脚印爬上来的人，在省城这摊水里，每一步都不能出错。

推荐人选名单是周三上午出的。

那天我在办公室改一份会议纪要，门没关，走廊里忽然安静下来。那种静很怪，平时办公厅楼道里永远有脚步声、电话声、打印机声，可那一刻，所有声音像被谁按了暂停。

我抬头，看见综合一处的刘红梅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张纸，脸上表情说不上是笑还是什么，嘴动了动，没出声。

我起身走过去，她把纸递给我，手有点抖。

推荐人选名单。

第一名，王振东，省委政研室副主任。

第二名，李春兰，省发改委规划处处长。

第三名，陈默，省政府办公厅综合二处处长。

我盯着那三个字看了半天，确认没看错，才把纸还给她。刘红梅嘴唇又动了动，终于挤出一句：陈处，常委会下午开。

我点头，说了声好，转身回了办公室。

门关上那一刻，我腿一软，坐在椅子上，后背全是汗。王振东，省委政研室副主任，四十三岁，省委书记的大秘，跟了书记七年。李春兰，省发改委规划处处长，女同志，四十一岁，分管副省长是她的伯乐。

我排第三。

办公厅的推荐排序，历年都是按顺序来的。排第三意味着什么，所有人都明白。我坐在椅子上，盯着办公桌上那盆绿萝，脑子里嗡嗡响。手机响了好几声，我才接。

是周老领导的电话。

“看到名单了？”他声音低沉，我听不出情绪。

“看到了，叔。”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小王排第一，小李排第二，这是省里的意思。你排第三，还是我费了劲给你争取的，不然你连这个推荐名单都上不去。”

我攥着手机没说话。

“下午常委会，我托了人大老赵、政协老孙，看能不能把你往前挪一挪。但你要有心理准备，这盘棋，已经不是办公厅的范围了。”

我嗯了一声，说谢谢叔。

挂了电话，我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是省政府大院，几棵老槐树叶子快掉光了，风吹过去，地上的落叶打着旋儿。我看到楼下一辆黑色奥迪缓缓开进大门，车牌号是省委的。

王振东从车上下来，夹着公文包，步伐稳健，跟门口的保安点头示意。我盯着他后脑勺，心里说不出的滋味。

这个人我熟。一起开过无数次会，一起陪领导调研，还一起在招待所熬夜改过材料。他这人话不多，做事滴水不漏，对谁都客客气气，可你永远猜不透他心里想什么。如果输给这样的人，我不服，但也认。

可我还是不甘心。

下午的常委会开了两个半小时。我在办公室坐立不安，改了几行字又删掉，反复刷手机，看有没有消息漏出来。四点半，手机震了一下，是厅里的小赵。

“陈处，定了吧，王主任上。你的事，领导说下次。”

下次。

我回了两个字，谢谢。然后把手机扣在桌上，闭上眼睛。

下次。上次也是下次。上上次也是下次。我在办公厅干了六年正处，陪了两任秘书长，送走了三批提拔的同事，每次都是下次。我今年三十七了，再等一个下次，就四十了。厅级干部的年龄线卡在那儿，过了四十，路就窄了一大半。

我拿起手机，给周老领导打了过去。他接了，声音疲惫：“结果知道了？”

“知道了。”

“这次……我也尽力了。省里定了调子，说办公厅的工作是服务性的，综合处室的人要沉住气。小王跟书记多年，提个副厅顺理成章。小李那边，分管副省长拍了桌子。你……再等等，我找机会再跟书记提。”

我沉默了一会儿，说：“叔，我想走了。”

“走？去哪？”

“不知道。想先歇一歇。”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久到我都以为他挂了。最后他叹了口气：“你自己想好。这体制内，进来了就不好出去。你要真想走，叔不拦你。但你想过没有，走了之后怎么办？你家里怎么办？”

我攥着手机没说话。

那天晚上回家，我媳妇苏玉看我脸色不对，没多问，给我热了饭。儿子在屋里写作业，听到我回来也没出来，估计是考试没考好，躲着。

我坐在餐桌前，扒拉着碗里的米饭，咽不下去。

苏玉坐对面，忍了半天还是开口：“今天老王来电话了，说他们单位同事在传，办公厅推荐名单你排第三。”

我抬头看她一眼，没说话。

“你不是说这次没问题吗？”

“我也以为是。”

“那怎么办？再等？”她声音里带着压抑的火气，“陈默，我等了你三个下次了。你每次都说下次，每次都是空话。我比你小五岁，我还能等，你还能等吗？你都快四十了。”

我放下筷子，说：“我知道。”

“你知道什么呀。”她把碗一推，“我跟你说，这次再不行，咱就别在办公厅耗了。我表姐夫在深圳那边开了公司，一直想让你过去，副总，年薪八十个。你就算不为我想，也为你自己想一想。”

我看着她，想说点什么，最后只是起身，说：“我出去走走。”

走在小区里，碰到好几个人，都挺热情地打招呼，问陈处好。我笑着一一回应，心里却像压了块石头。这些人叫我陈处，可我自己清楚，这个“处”字已经到头了。

手机忽然响了，一个陌生号码。我犹豫了一下，接了。

“陈默？”对方声音低沉，我一时没听出来是谁。

“我是，请问……”

“我是省纪委的老许。方便吗？有个事想跟你聊聊。”

我脚步停住了，站在一盏路灯下面，感觉后背有些发凉。

“什么事？”

“电话里不方便说。你明天上午九点，来一趟省纪委。我办公室在七楼。别跟任何人说。”

我捏着手机，看着小区门口那盏昏黄的路灯，说：“好。”

挂了电话，我在原地站了很久。脑子里闪过无数种可能。纪委找我干什么？我这些年在办公厅，虽说不算两袖清风，但从来没收过大钱，顶多年节收几条烟几瓶酒，都是常规往来。难道是谁举报了我什么？

还是说，这跟今天的落选有关？

我回到家，苏玉已经回卧室了。我坐在书房里，点了一支烟，抽了两口就掐了。胸口闷，堵得慌。

那一夜我几乎没睡。翻来覆去，脑子里全是这些年的画面。从乡镇科员起步，借调到县府办，又考到省里，跟着周老领导进了办公厅。写材料写到天亮，陪领导喝酒喝到吐，一次次通宵改稿，一次次替人背锅。为了什么？

第二天一早，我穿上西装，打好领带，出门时苏玉在厨房喊了一句：“今天回来吃饭吗？”

我顿了顿，说：“看情况。”

打车到省纪委大楼，路上开了四十分钟。我在门口登记，坐电梯上七楼。走廊很长，两侧的门都关着。我找到许主任办公室，敲了敲门。

里面传出一个声音：“进来。”

我推门进去。老许坐在办公桌后面，五十来岁，头发花白，戴一副老花镜。他示意我坐下，给我倒了杯水。

“陈默，别紧张，今天找你来，不是查你。”他端起茶杯吹了吹，“是有人托我给你带个话。”

我看着他。

“你昨晚是不是给周国平打过电话，说你想走？”

我心里一紧。周国平就是周老领导。这电话是昨晚的事，今天早上纪委就知道了。

“是。”

“国平同志昨晚给我打电话，说了你的情况。他跟我是党校同学，让我劝劝你。”老许放下茶杯，“但我劝你之前，先跟你说件事。”

他顿了顿，压低声音：“你以为这次王振东上去，是书记的意思？”

我没有说话，但心跳快了半拍。

“书记确实提了一句小王跟了他多年，资历够了。但最后拍板的时候，有人出来反对了。你猜是谁？”

我摇头。

“组织部宋部长。”

我愣住了。宋部长是换届工作的直接负责人，平时跟我没有任何交集，我甚至觉得他都不一定记得我名字。

“宋部长在会上说，办公厅陈默在综合处室干了六年，工作量大、贡献突出，论实绩比王振东更适合这个位置。”老许盯着我，“他是原话。”

我彻底懵了。

“那你肯定要问，为什么最后王振东上去了？”老许推了推眼镜，“因为投票。常委会七个人，三个同意你，三个同意王振东，最后一个人投了李春兰。”

“李春兰？”

“对。她虽然票数少，但那三个人的票就分散了。僵持不下的时候，书记提了一句，小王跟了多年，该有个安排了。然后大家都不说话了。”

办公室里安静了几秒。窗外有只鸟停在空调外机上，叫了两声飞走了。

“所以，不是你不行，是这局太乱。”老许看着我，“我把你叫来，是想告诉你，现在退，是最蠢的时候。”

我低下头，看着茶杯里沉浮的茶叶，没说话。

“国平同志让我带句话，他说，他这辈子在机关里见过太多人，能熬到最后的不是最聪明的，也不是最能干的，是心劲儿最足的。你陈默，还没到山穷水尽。”

我抬头看他，嘴角扯了扯：“许主任，我不是矫情的人。可一个坑，争了四次，说实话，我累了。”

老许没接话，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你回去好好想想。想清楚了，不管做什么决定，先别急着递辞职报告。那东西一递上去，就真的没有回头的路了。”

我点点头。

离开纪委大楼，走在街上，阳光刺眼。我抬头看了看天，心里像打翻了调料瓶，酸甜苦辣一起来。

原来不是我输了。是没人赢。

可这个真相，比我输了还让我难受。因为这意味着，我再等下一个下次，可能还是同样的结果。

三天后，我递了辞职报告。

综合处的同事都以为我疯了，几个关系好的轮流来劝。我没解释，只说想休息一阵。报告递到秘书长那里，他看了我一眼，说：“想好了？”

“想好了。”

他把报告压在桌上，说：“我给你十天。十天之内，你随时来拿回去。”

我鞠了个躬，转身走出他的办公室，走出了省委大院。

刚走十分钟，电话就被打爆了。

第二章 电话

我坐在出租车上，手机揣在兜里，隔着一层布料还能感觉到它一直在震动。

司机师傅大概看出来我不想说话，把广播调得很低，低到只剩下一点沙沙的电流声。我靠着后座，闭上眼睛，脑子里乱得像一锅煮糊了的粥。

车子开了二十来分钟，在小区门口停下。我付了钱下车，站在路边深吸了一口气。深秋的风从北边吹来，带着点潮湿的凉意。手机还在震，我掏出来，屏幕上的未接来电已经跳到五十三个。

有厅里的同事，有下面的处长，有以前县里的老伙计，还有两个座机号码，看区号是北京的。

北京的号。我心里咯噔一下。

我在北京没亲戚，也没朋友。能打这个电话的，除了借调时认识的几个部委小干部，就只剩一个人了。

周老领导的儿子，周向北。

他在北京一家国企做高管，我见过几次，但没深交。这时候来电话，不可能是为了我辞职的事。除非，有人在背后运作什么。

我站在小区门口犹豫了一会儿，还是给他回了过去。电话响了两声就接了。

“陈默？”周向北的声音沉稳，带着点京味。

“周哥，刚才手机在兜里，没听见。”

“听说了。”他开门见山，“我爸昨晚给我打电话，说你想走。今天早上你们厅里的消息传开了，说你真递了报告。”

我嗯了一声。

“我给你打电话没别的意思。我爸很着急，让我劝劝你。但我不打算劝。”他停了一下，“我就是告诉你，辞职报告递上去了，不等于你就能走干净。你在那个位置待过，手里多多少少沾着东西，想干干净净退，比上去还难。”

我心里一沉。他说的是实话。我在办公厅六年，经手的事情太多，虽然没大问题，但真有人要拿捏我，总能找出几根刺来。

“我知道。”我说。

“知道就行。”周向北声音放缓了些，“陈默，你是个聪明人。但你这步棋，我看不懂。你是真想走，还是想以退为进？”

我拿着手机，看着小区门口那棵银杏树，叶子落了一地，金灿灿的铺在柏油路上。以退为进？我在心里苦笑。我陈默要是会玩以退为进，就不会在办公厅一坐六年。

“都不是。”我吐出一口浊气，“就是累了。”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会儿，周向北说：“我尊重你的选择。但有一点我得提醒你，办公厅那个副主任的位子，王振东还没坐热。这盘棋，还没结束。”

我握紧手机，没接话。

“还有一件事。”他语气忽然严肃，“你在北京有关系吗？”

“没有。”

“那刚才为什么有人从北京给我打电话，打听你的情况？”

我整个人僵住了。北京有人打听我？我在北京一没关系二没熟人，谁会打听我？

“谁？”

“一个朋友，在国资委工作。他说有人托他问陈默这个人怎么样，值不值得用。”

我脑子里飞速转着。国资委？我不认识国企的人。可如果不是周向北的圈子里有人提起我，还会有谁？

“会不会跟我辞职的事有关？”我问。

“你辞职的事今早才传开，人家昨天晚上就来问了。时间对不上。”周向北停顿了一下，“陈默，你想清楚，除了你们省里的圈子，还有谁知道你、关注你？”

我沉默了。除了省里，我确实想不出还有谁会关心我一个小小的处级干部。

“这事我先帮你压着了，让我朋友别乱传。”周向北说，“你自己也琢磨琢磨，到底怎么回事。别稀里糊涂的，被人当枪使了还不知道。”

我点头，又聊了几句，挂了电话。

回到家，苏玉不在。桌上留了张便条，说送儿子去补习班，中午不回来吃。我换了拖鞋，走到阳台上，点了一支烟。烟雾在冷空气里很快就散了。我看着远处城市灰蒙蒙的天际线，脑子里全是周向北的话。

北京那边的人在打听我，为什么？

烟烧到一半，手机又响了。这次是综合一处的刘红梅打来的。她在厅里跟我关系算近的，平时也走得勤。我犹豫了一下，接了。

“陈处，你在哪呢？”她声音有些急促。

“家。”

“你怎么回事啊？整个办公厅都炸了锅了。秘书长把你报告压下来了，你知道不？他说给你十天时间，让你想清楚。大家都传你在闹情绪，说你因为落选的事跟组织讨价还价。”

我冷笑了一声：“随便他们怎么说。”

“你别不当回事。”刘红梅压低声音，“我刚在办公室听到一个事，组织部那边好像有人放风，说你要是真走了，综合二处处长的位置，要空降一个人下来。”

我站在阳台上，风把烟灰吹到了手背上。空降。这个词我太熟了。当年我从县里调来的时候，就是空降。办公厅的老人们看我的眼神，跟看一个外来户一样，冷了大半年，我才慢慢扎下根。

“空降谁？”

“不知道。但据说组织部那边都开始走程序了。陈处，你要是真走了，这地儿就彻底变天了。”

我狠狠吸了一口烟，把烟头摁灭在烟灰缸里。变天？我早该想到，我一走，空出来的不是只有那个副主任的位子，还有综合二处处长这个实权位置。这位置管着省政府所有重大材料的审核、跟会安排、领导的日常事务，是一个离权力核心最近的处室。不知道有多少人盯着。

原来我递辞职报告，在某些人眼里，是帮他们腾了地方。

我心里突然涌上一股说不清的情绪。不是后悔，也不是愤怒，是恶心。

“陈处，你听我一句劝。”刘红梅还在说，“十天呢，你先别急着办手续。这十天里说不定有变化。再说，你辞职了干啥去？家里怎么办？”

我沉默着，没有回答。

“还有……”她声音更低了，“你走之后，咱们处里那几个人，估计也留不住了。小赵跟我说他也想走了。你带出来的班子，说散就散了。”

我闭上眼睛。小赵今年才三十岁，能力不错，就是年轻气盛。我待他不薄，他也服我。我要是走了，他确实在处里待不长。

“我知道了。”我说，“谢谢你，红梅。有什么事再联系。”

挂了电话，我一个人在阳台上站了很久。天阴了下来，风也大了。远处的楼群灰蒙蒙一片，像一幅褪了色的旧照片。

我回到屋里，打开手机，看着那七十多个未接来电和几十条短信。大部分没有回。不是矫情，是不知道说什么。恭喜你的人未必是真恭喜，关心你的人也未必是真关心。这时候，沉默比任何话都体面。

中午苏玉带着儿子回来了。儿子一进门就钻进屋里写作业，苏玉把买来的菜放进厨房，走到客厅看我坐在沙发上，说：“你今天没去上班？”

“辞职了。”

她手里的塑料袋啪的一声掉在地上，番茄滚出来两个，在地板上滴溜溜转。她蹲下去捡，再站起来的时候，眼睛红了。

“陈默，你疯了吗？”

“没疯。”

“没疯你辞什么职？”她的声音压着，但明显在颤抖，“你知不知道这个工作对咱家意味着什么？房子贷款还没还清，儿子明年上初中，要交择校费，我妈那边住院花了多少你心里没数？你一拍脑袋就辞职，谁给你的底气？”

我看着她，平静地说：“苏玉，我知道这些。我也知道我这么做很自私。但我要是再在办公厅耗下去，我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了。”

她眼泪终于掉下来，转身进了厨房，砰的一声关上门。我听到她在里面哭，一开始还压着，后来就放开了，呜呜的，像只受伤的动物。

我坐在沙发上，没有去安慰她。因为我知道，这时候我进去，只会让她更难受。

儿子从房间里探出头来，看了我一眼，又缩回去把门关上了。

那天晚上，我住在书房。半夜醒来，发现身上多了一床毯子。是苏玉来过。我摸着那床毯子，眼角发酸。

第三天早上，我接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电话。

是李春兰。

她约我见面，说在城南一家咖啡馆。我犹豫再三，还是去了。

到了地方，她已经在角落坐着。四十出头的女人，保养得好，看起来像三十五六。一身深色大衣，头发盘着，干净利落。

我坐下来，她给我点了杯美式。

“陈处，听说你辞职了。”她开门见山。

“嗯。”

“为什么？”她看着我，眼神平静，“是因为名单上我插了一脚，把票分走了？”

我摇头：“不是。李处多心了。”

“那你辞什么？”她端起咖啡抿了一口，“你知不知道，现在外面传得很难听。有人说你输不起，有人说你以退为进逼宫，还有人说你被纪委约谈了怕出事才跑。”

我握着咖啡杯，手指慢慢收紧。这才几天，什么脏水都往我身上泼。

“我要是怕出事，就不会递报告了。”我看着她，“递报告的人，才最不怕查。”

李春兰点点头，似乎认同这个说法。

“陈默，我今天找你，是想跟你说句实话。”她放下杯子，身子微微前倾，“这次的事，我对不住你。当时组织谈话的时候，分管副省长压着我表态，让我必须参与竞争。我不想上，但我不能不上。结果一上去，就把你的票分走了。”

我看着她，没说话。

“你怪我也好，不怪我也好，事实就是这样。”她吐了口气，“我比你大四岁，这个机会对我来说，是最后一次了。可你不一样，你还年轻，再等一两年，一定还有机会。”

我苦笑了一下，年轻。三十七了，在体制内不算年轻。但在她眼里，我可能确实还有希望。

“李处，我不怪你。”我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的车流，“这局棋里，你我都不是下棋的人。”

她闻言，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轻轻点了点头。

“你说得对。”她低声说，“但你有没有想过，你这一走，正好遂了谁的愿？”

我看着她，没有接话。

“王振东上了副主任，但他的位子空出来了。政研室副主任，也是个实权岗位。我听人说，组织部那边已经在物色人选了，其中一个，就是你们办公厅的。”她顿了顿，“刘红梅。”

我瞳孔一缩。

“没想到吧？”李春兰笑了一下，带着点无奈，“你一手带出来的人，早就另投门庭了。你辞职的消息为什么传得那么快？你真以为，是别人关心你吗？”

我低下头，看着咖啡杯里深褐色的液体，像一口看不见底的井。

那杯咖啡我没喝完就告辞了。走的时候，李春兰站起来跟我握了握手，说：“陈默，你呀，就是太规矩了。”

我笑了笑，没说话。

出了咖啡馆，我站在路边，拨了一个电话。响了三声，对方接了。

“小赵，我在城南。你出来一趟，我有话问你。”

第三章 小赵

我在城南的街边站了十五分钟，小赵打车过来的。他下车时跑得急，额头上冒着一层细汗，脸色不太自然。

我们找了个路边的长椅坐下。下午的太阳从西边斜过来，照着街道上的人群来来往往。

“陈处，怎么了？”他先开口，眼神有些躲闪。

我掏出烟递给他一支，自己点了一支。烟雾在冷空气里缓慢扩散。

“小赵，你在处里干了几年？”

“三年多了。”

“我待你怎么样？”

他愣了一下，忙说：“陈处，您对我没得说。没有您，我不可能有今天。”

我点点头，看着远处一个推婴儿车的年轻母亲经过。“那你说说，刘红梅最近跟谁走得近？”

小赵夹着烟的手一抖，烟灰掉在裤子上。他低头拍了两下，动作有些慌乱。

“红梅姐……她跟谁走得近，我不太清楚。她那人，跟谁都挺好的。”

“跟我呢？”我盯着他。

他抬起头，跟我对视了一秒就移开了。“陈处，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

“那我换个问法。”我把烟在椅子扶手上摁灭，“我辞职的消息，是谁第一个传出去的？”

小赵沉默了好一会儿，嘴唇动了动，却没出声。

“我再换个问法。”我语气平静，但自己都能感觉到里面的冷，“刘红梅去见过组织部的人，你知道吗？”

小赵猛地抬头，脸色白了：“陈处，我真不知道。红梅姐她……”

“她跟了你宋叔叔。”我直接打断他。

小赵愣住了，表情像被人迎面打了一拳。过了几秒，他才慢慢地垂下头去，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她跟我说，是去宋部长家送了份材料。我以为，就是正常工作。”

我闭上了眼睛。宋部长，组织部宋部长。那个在常委会上替我说话、反对王振东的人。原来他跟刘红梅之间，还有一条线。

这盘棋，比我想的还要深。

“陈处，我对不起你。”小赵的声音带着颤抖，“我早该发现的。红梅姐最近神神秘秘的，经常下午早走。有一天我加班到很晚，看到她坐一辆黑色轿车出去，开车的人，有点像组织部的司机班。”

我睁开眼睛，看着他。小赵眼睛已经红了，低着头，像个做错事的孩子。

“小赵，我不怪你。”我拍拍他的肩膀，“我找你来，不是兴师问罪的。我就是想弄清楚，咱们处里的水，到底有多浑。”

他点头，吸了吸鼻子。

“陈处，其实这几天，处里的人都在传。有人说你不是真想走，是想找更好的下家。也有人说，你是被纪委查了，怕东窗事发才递的报告。还有人说，你收了谁的钱，在哪个项目上批了条子……”

我冷笑了一声。果然，三人成虎。我陈默在办公厅六年，最后落了个这样的名声。

“这些话，都是谁先说的？”

小赵犹豫了一下：“好像是红梅姐跟处里的小王闲聊的时候说的，然后就传开了。”

我点点头，没再问。有些事，答案已经不重要了。

“陈处，”小赵鼓起勇气看着我，“您能不能别走？您走了，处里就真没人压得住了。红梅姐要是上了位，咱们这几个人，都不好过。”

我没有说话。他看着我的眼神里全是恳求，像个怕被抛下的弟弟。

“你先回去。”我站起身来，理了理衣摆，“今天的事，别跟任何人说。”

“那您……”

“我会想清楚的。”

小赵走了，我一个人在街边坐了很久。太阳落了山，路灯次第亮起来。城市的车流渐渐多了，霓虹灯把路面照得五颜六色。

我掏出手机，找到刘红梅的号码，盯着看了半天，没有拨出去。

何必呢。她做她的，我走我的。真撕破了脸，对谁都没好处。

可我胸口那股气，堵得我难受。跟了我三年的下属，平时一口一个陈处，端茶倒水，嘘寒问暖。我手把手教她写材料，替她扛了两次上面下来的批评，连她家里的事都帮她出过主意。到头来，她踩着我的肩膀往上爬。

这他妈是职场，不是过家家。

晚上回到家，苏玉做好饭在等我。四菜一汤，都是我爱吃的。我坐下吃饭，她没说话，只一个劲儿往我碗里夹菜。

儿子今天也乖，吃完饭主动收了碗。

我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苏玉端了杯茶过来，坐在我旁边。

“陈默，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她声音很轻，跟那天吵架时判若两人。

“你说。”

“你辞职的事，我不该跟你发火。我知道你心里难受。”她顿了一下，“但你总得想想以后。你在体制内待了这么多年，出来能干啥？你跟我说句实话，你是不是有别的打算了？”

我转过头看她。她眼睛有点肿，应该是哭过好几回了。

“没有别的打算。”我老实说。

“那你还辞职。”她嗔怪地瞪我一眼，“你知不知道，我姐今天打电话来，问你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她说她单位有人传，说你在省政府犯了错误，被劝退了。”

我皱了皱眉：“你姐在哪个单位来着？”

“市教育局啊。”

我脑子里迅速过了一遍。市教育局跟省委办公厅八竿子打不着，这消息怎么传过去的？如果是正常传播，那也罢了。可这内容明显是有人恶意加工过的。被劝退？好大的帽子。

“别听外面传的。”我握了握她的手，“我没犯错误，也没被劝退。是我自己递的报告。”

“那你为什么呀。”她声音又颤了，“就为了一个副主任，你至于吗？”

我没有回答。因为我知道，跟苏玉说再多，她也理解不了那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同一个泥潭里打滚的绝望。

她见我不说话，也不再追问，起身去收拾厨房了。我坐在客厅里，看着电视里的新闻联播，心里盘算着明天要做的事。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省委大院。

不是去办公厅，是去见了周老领导。他退下来后，在省委大院的老年干部活动中心有间办公室，平时也常去坐坐。

我到的时候，他正一个人在摆棋谱。看到我进来，也不惊讶，只指了指对面的凳子。

“坐。”

我坐下。他递给我一杯茶，自己继续摆弄棋子。

“报告递了？”他问，头也不抬。

“递了。”

“秘书长给你十天？”

“嗯。”

“那你怎么还跑我这来了？”他抬眼看我，“打算来把报告收回去？”

我摇头：“不收。”

他放下棋子，叹了口气：“陈默啊，你这个人，就是太较真。我跟你说过，这机关里的事，不是一天两天能看明白的。你急什么呢？”

“叔，我不是急。”我看着他，“我是怕。我怕再待下去，我就变成我自己都看不起的那种人了。”

他愣住了，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然后慢慢点头：“你倒是清醒。”

“叔，我今天来，就想问您一句实话。”我身体前倾，“宋部长在会上替我说话，是不是您之前打过招呼？”

他端起茶杯，轻轻摇头：“不是。”

“那为什么？”

“因为宋怀远跟刘红梅她父亲，是老相识。”周老领导看着我，眼神幽深，“刘红梅他爸是省军区退休的老副军，跟宋怀远有旧。刘红梅在办公厅干了十年，你来了之后，她一直被压着。宋怀远替你说话，不是抬你，是压你上头的人。”

我脑子里轰的一下。

原来我从头到尾，都是一个配角。宋部长在会上替我说话，看似是帮我，实则是想搅局。他把我架起来跟王振东打擂台，不管谁赢谁输，他都能从中看到自己想看的局面。而我傻乎乎地以为，这世上真有领导会无缘无故替我说话。

“那李春兰呢？”我声音有些干涩。

“李春兰是分管副省长的人，本来就不在组织部视线内。她上去也好，不上去也好，对宋怀远来说都一样。”周老领导靠在椅背上，“真正关键的是，王振东上去了。宋怀远知道，王振东是书记的人。他要做的，就是给书记添堵。把你推上去跟王振东争，就是一步棋。”

我闭上眼睛，半天没说话。

“你现在还想走吗？”他问。

“想。”我睁开眼睛，“但不是因为输了。是因为我看清楚了。”

他看着我，忽然笑了一下：“看清楚了还走？你这不是清醒，是赌气。”

“叔，我——”

“你听我说。”他打断我，“我干了四十年机关工作，就悟出来一个理。这地方，从来都是这样。你以为你看见了真相，可真相后面还有真相。你要是每次都因为看清了就逃，那你这辈子都逃不完。”

我沉默了。

“你辞职报告递了，覆水难收。但我给你指条路。”他竖起一根手指，“北京那边有人对你的情况感兴趣。不是坏事。你回去等电话。最迟后天，会有个陌生号码打给你。你接，但别急着答应。先把所有条件都听清楚，再决定。”

我惊讶地看着他。原来周向北说的北京有人打听我，跟他有关。

“叔，您到底背着我做了什么？”

“没做什么。”他端起茶杯，“只是把你的事讲给了一个老伙计听。他在北京，刚好需要个可靠的人。你去了，不比在办公厅差。”

我张了张嘴，想说谢，又觉得这个字太轻了。

“回去吧。”他挥挥手，“趁这几天，把家里的事安顿好。苏玉那边你好好说。孩子还小，别让他觉得你倒了。”

我起身，给他鞠了一躬。

“别整这些。”他摆摆手，低头继续摆棋谱。

我走到门口，他忽然叫住我：“陈默，你记住一句话。你在办公厅这一局，从没输过。你只是太把自己当回事了。这世上，没那么多人在意你是上去还是下来。你自己得先站稳了，才能谈别的。”

我点了点头，推门出去。

外面阳光正好。省委大院里，几株桂花树开着最后一茬花，香气幽幽的，飘满了整个院子。

我走在路上，脚步比来时轻了些。

心里那个压了六年的结，好像松开了一点。

第四章 北京来电

回到家，我睡了这半个月来第一个踏实觉。

没有梦，没有半夜惊醒。醒来的时候天已经大亮，窗帘缝里透进来的阳光落在地板上，暖融融的。

苏玉已经上班去了，儿子也去了学校。我一个人坐在床上，发了会儿呆，然后起来洗漱。镜子里的自己，脸色比前几天好了不少。

我给自己煮了碗面，吃完把家里卫生搞了一遍。拖地的时候，手机响了。

一个陌生号码，北京区号。来电显示上跳着“010”后面跟着一串数字。

我站在客厅中间，拖把靠墙放着，盯着手机屏幕看了几秒，然后接起来。

“请问是陈默同志吗？”对方声音稳重，带点京腔，听不出年龄。

“我是。”

“我是中国诚通控股集团人力资源部的李哲。不知道方不方便聊几句？”

中国诚通。我在脑子里搜索这个单位的信息。央企，国资委下面的，做资产管理和产业投资。我在办公厅接触过一些央企的人，但诚通没打过交道。

“方便。”我说。

“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个岗位，想请您考虑一下。集团办公室副主任，正处级。如果您愿意，可以先来北京面谈。”

办公室副主任。我听着，手心微微出了点汗。这个位置，和办公厅综合二处处长级别一样，都是正处。但从省级政府办公厅跳去央企办公室，性质完全不同。央企有企业编制，也有行政级别挂钩。诚通的办公室副主任，应该也是正处。

“李经理，”我让自己语气听起来平静些，“我想问一下，你们怎么知道我的？”

电话那边笑了一下：“周国平同志推荐的。他跟咱们集团一位老领导是老战友。您的履历我们看了，很合适。当然，具体细节还需要您来北京面谈。如果双方都觉得可以，程序会正式启动。”

周国平。果然是他。我心里涌上一股暖流。

“好。我考虑一下，尽快给您答复。”

“行。您记一下我的号码，直接联系我就行。期待见面。”

挂了电话，我坐在沙发上，盯着天花板看了好一会儿。

中国诚通。央企。北京。

这意味着，我要离开这座城市，离开苏玉和儿子，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重新开始。可如果不走，留下来的路，已经走窄了。

正想着，苏玉的电话打进来了。我接了。

“你起了吗？我给你蒸了包子在锅里，你热一下吃。”她声音有点急，像是在上班的空隙打的。

“吃了。”我犹豫了一下，“苏玉，有人给我介绍了个工作。”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秒：“哪里的？”

“北京。一家央企。”

又是沉默。这次更久。我听着她那边有同事说话的声音，然后她压低声音说：“你晚上回来再说。我这边有点忙。”

“好。”

那天下午，我在小区里转了一圈。秋天的阳光很好，照在身上暖洋洋的。一群孩子在小广场上追着跑，笑声传得很远。

我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心里忽然有些柔软。儿子以前也爱在这儿玩，后来上了学，就很少下楼了。我这些年忙着工作，陪他的时间少得可怜。现在忽然闲下来，反倒有些不习惯。

晚上，苏玉回来得早，还买了些菜。我进厨房帮忙，她把我推出来，说你别添乱。

饭桌上，儿子扒拉着米饭，忽然抬头说：“爸，我同学说你被开除了。”

苏玉的筷子啪地拍在桌上：“别胡说！”

儿子吓得缩了缩脖子。

我摆手，示意没事，然后看着儿子：“你同学怎么说的？”

“他说他爸在市政府上班，说省政府有个处长被开了，姓陈。我说那是我爸，他说不可能吧，你爸看着不像当官的样子。”

我笑了出来。儿子看我笑了，也跟着傻乐。

“下次你告诉你同学，你爸不是被开除的，是自己不干了。”我摸了摸他的头，“你爸以后去北京上班了，你要听你妈妈的话。”

苏玉抬头看了我一眼，眼眶又有些红。她没说话，低头吃饭。

那天晚上，苏玉在我书房里坐了很久。我们说了很多，从刚结婚时的日子，说到后来的柴米油盐。她说她其实早就感觉到我在单位憋屈，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她说她不怕我挣得少，就怕我不开心。

我握着她的手，说：“苏玉，我去北京不是逃。我是想给咱们换条路。如果那边不合适，我再回来。最坏的打算，就是卖房子，换个地方重新开始。”

她抹了把眼泪，点头：“你去吧。家这边有我。儿子我管。我就是……就是心疼你。”

那一夜，我们没再说话，只是安静地坐在一起，感受着彼此的温度。

第三天，我订了去北京的机票。

走之前，我去办公厅拿回了辞职报告。秘书长看到我，叹了口气，在报告上签了字，然后起身拍了拍我的肩膀：“陈默，你比我有勇气。”

我笑了笑。这算不算一种认可，我不知道。但至少，我没有遗憾了。

出了办公厅，我在走廊上碰到了刘红梅。她抱着一摞文件，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露出一个有些勉强的笑：“陈处，来办事？”

“办离职。”我说。

她点了点头，嘴唇动了动，像要说点什么，最终只是说了一句：“陈处保重。”

我看了她一眼，转身走了。

从省委大院出来的那一刻，我没有回头。六年了，这座院子里的每一棵树、每一块砖我都熟悉，可我走的时候，竟然没有一丝不舍。

飞机落地北京的时候，天快黑了。周向北来接我，开着一辆黑色越野。他穿着夹克，比两年前见面时胖了些，但人还是精神。

“先吃饭。”他说。

我点头。车子穿过机场高速，远处的城市灯火璀璨。我看着窗外的北京，心里五味杂陈。

饭桌上，周向北给我倒了杯酒。

“你想好了？真要去诚通？”

“还没定。先看看。”

“行。”他举起杯子跟我碰了一下，“不管成不成，你先在北京待几天。有些事，见了面谈完就清楚了。另外我爸让我带句话，说让你别急着谢他，先把路走稳。”

我点头，一口干了杯中酒。

吃过饭，周向北送我去酒店。路上，他忽然说：“那个刘红梅的事，我听说了。你那个下属，确实不地道。不过你走了，她也不一定能捞着好处。”

“怎么讲？”我看向他。

“你们组织部宋部长的仕途，我有些耳闻。”他语气平淡，“他那个位子，坐得并不稳。上面有人在查他的旧账。他这时候安排自己人进办公厅，只会让人更注意他。刘红梅跟他绑在一起，未必是福。”

我没接话。这些事，已经跟我无关了。但听到这些，心里还是起了点波澜。

人这一生，最怕的不是站错队，而是被队站了还不自知。刘红梅以为自己上了车，可那辆车会不会翻，她不知道，车上的人也不会告诉她。

第二天上午，我去了诚通集团总部。那是一座现代化写字楼，在大望路附近。李哲在电梯口等我，三十六七岁，穿深蓝西装，戴着金丝眼镜，看着斯文干练。

他带我到会客室，泡了杯茶，开门见山：“陈处，我们这边的情况先跟您交个底。集团办公室副主任这个位置，负责行政综合、党务、后勤保障，还有一些对外协调。您之前在省政府办公厅的经验非常对口。集团现在正处在改革转型期，办公室主任明年可能要调走，到时候这个位置会往上动。”

我点头，没说话，心里在盘算他话里的意思。

“待遇方面，正处级对应集团管理序列，年薪税前七十个左右，另有住房补贴。北京户口可以解决。如果是家属一起过来的，我们可以协调安置。”

七十万。我在办公厅一年拿到手不到十五万。这个数字，足够让我在北京站稳脚跟。更别说户口和家属安置。

“李经理，我有两个问题。”我开口。

“您说。”

“这个位置，是给谁腾出来的？”

李哲推了推眼镜，微微一笑：“您想得细。不瞒您说，原来的副主任调去下属公司当总经理了。这个坑空了快三个月，一直没找到合适的人。周老推荐您过来，我们领导很重视。”

我点头。第二个问题：“我的身份怎么处理？从公务员到央企，编制怎么转？”

“您可以走调任程序，我们按干部调转办。您原来的行政级别保留，集团这边认可。这是合规的。”他说，“当然，如果您不想保留公务员身份，也可以直接签劳动合同。两种方式，看您自己选。”

我沉默了。调任手续复杂一些，但是最稳妥。如果走调任，我仍然是国家干部身份，只是从党政机关转到了国有企业。这在体制内很常见，不算脱离体制。

“我选调任。”我说。

“行。那您回去等消息，我们启动程序。顺利的话，两个月内办完。”

我点头。一切谈得很快，比我想象的顺利。

出了诚通大楼，站在北京街头，车流滚滚，人潮汹涌。我抬头看了一眼天空，灰蒙蒙的，看不到太阳。可我心里，却亮堂了不少。

手机响了，是一条短信。周老领导发来的，只有四个字。

“去吧，稳着。”

我握着手机，嘴唇动了动，最终没有回复。有些感激，不需要说出口。

第五章 暗流

调任手续比我想象的顺利，但也比我想象的复杂。

先是诚通这边发函给省政府办公厅，调取我的档案。然后办公厅人事处走流程，逐级审批。接着是省委组织部那边备案。一环扣一环，每一步都有人签字盖章。

我在北京待了五天，把事情基本定下来后回了家。走之前，李哲请我吃了顿饭，说了一些集团的情况，也侧面提醒我，办公室那边的人际关系不比机关简单。

“集团办公室有二十多个人，除了主任，还有一个副主任，姓田，叫田国富。他比你大四五岁，在诚通干了十多年，一直盯着主任的位置。”李哲说，“你去了，表面上是平级，但田国富会怎么想，你心里要有数。”

我点头。这种局面，我在办公厅见多了。到哪里都一样，有人的地方就有竞争。

回到家，苏玉已经把我的行李箱收拾好了。她知道我调任的事基本定下来，脸上的忧色轻了些，但多了一层离别的惆怅。

“什么时候正式过去？”她问。

“大概一个多月。等手续走完就过去。先一个人去，安顿下来再把你和儿子接过去。儿子上初中的事，我这边再问问北京的教育政策。”

她点头，转身去厨房热菜。我跟进去，从背后轻轻抱住她。她身子僵了一下，然后慢慢靠在我怀里。

“苏玉，这两年辛苦你了。以后我会多顾着点家。”

她没说话，肩膀轻轻颤了一下。我抱紧她，下巴抵在她头顶。这一刻，比任何承诺都实在。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趟省城的家电商场，给苏玉买了个按摩椅。她腰不好，说了好几次想买，我总嫌贵。现在想想，那点钱算什么。

从商场出来，接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电话。是李春兰。

“陈处，恭喜。”她声音轻快，“听说你要去北京了，诚通那边不错。”

我笑了一下：“消息传得真快。”

“你走之前，有个人想见你。”她顿了一下，“你有空吗？”

“谁？”

“宋部长。”

我站在商场门口，手里的购物袋忽然变得有些重。宋部长要见我？我跟他从来没有私交，甚至没说过几句话。他这时候约我，意欲何为？

“什么时候？”

“你定。他说随你方便。”

我想了想，说：“后天下午。”

“行。我把地址发你。”

挂了电话，我站在原地，看着马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宋部长。那个在常委会上“替我说话”的人。周老领导说他是借力打力，那他现在找我，又想干什么？

两天后，我去了城北一家不显眼的茶馆。宋部长已经在了，坐在包间里，面前一壶茶冒着热气。他脱了外套，穿着深色毛衣，看起来比电视上随和得多。

“陈默同志，坐。”他站起来跟我握了握手，力度适中。

我坐下，他给我倒茶。

“听说你要走了，去诚通。”他说，“挺好的。央企平台大，比省里开阔。”

我点头：“谢谢宋部长关心。”

他看了我一眼，笑了一下：“你是不是在琢磨，我找你干什么？”

我老实点头：“确实有些意外。”

他端起茶杯，慢慢抿了一口：“我找你就一件事。你在办公厅这些年，手头是不是有王振东的一些材料？”

我心里一紧，面上不动声色：“材料？什么材料？”

宋部长放下茶杯，眼神忽然变得锐利：“陈默，你是聪明人，咱们不用绕弯子。王振东这个人，表面老实，背地里不干净。他在政研室这些年，经手了不少项目材料，也跟一些商人走得很近。你是办公厅综合处的，很多文件要从你手上过。你难道一点都没察觉？”

我看着他，心里飞速转着。王振东的事，我确实知道一些。政研室副主任，管着政策研究和文件起草，跟上面接触多，下面的人也捧着他。前两年省里搞城镇化试点，他跟省城几个开发商有往来，这我是知道的。但有没有实质性的问题，我没有证据。

“宋部长，我在综合二处，跟他管的政研室是两条线。文件上能看到的，都是签批过的东西，看不出什么特别。”

“那如果我要你回忆一下，有没有经手过跟他有关的、不太合乎规矩的文件呢？”

我盯着他，没说话。

“陈默，你别紧张。我不是要你做坏人。我是提醒你，你走之前，手上如果有这些东西，留在家里也是隐患。不如交出来，也算是对组织有个交代。”他语气温和下来，“而且说实话，这对你有好处。”

我垂下眼睛，看着茶杯里沉底的茶叶。宋怀远这是在拉我入局，或者说，是在逼我表态。如果我把王振东的材料给了他，那我就成了他扳倒王振东的一颗棋子。而如果我不给，他会认为我站在王振东那边。

“宋部长，”我抬起头，“我要是有材料，离职前就该移交给办公厅档案室。现在所有经我手的东西，都在交接清单上了。我家里，没有保留任何文件副本。”

他看着我，目光深沉，过了好一会儿才点点头：“好。那就不强求。”

说完，他起身，拍了拍我的肩：“陈默，不管到哪，别丢了你在办公厅积攒的好口碑。你这一步，走得不差。”

我站起来，说了声谢谢宋部长。

从茶馆出来，天阴得厉害，冷风直往领口里灌。我拉了拉衣领，站在路边打车。心里翻来覆去想的，是宋怀远最后那句话。他到底是真心，还是试探？

我甩了甩头，不愿再想。省里的这些事，从今天起跟我无关了。我只需要稳稳当当走好下一步。

一个月后，调任手续办完，我正式到诚通报到。

第六章 北京新局

到北京那天，是个周一。深秋的北京比家里冷不少，风吹在脸上像刀片子刮过。我拖着一个行李箱，从北京西站出来，坐地铁去公司安排的人才公寓。

公寓在国贸附近，一居室，干净整洁。行李放下后，我给苏玉报了平安。电话里她叮嘱我多穿点，别舍不得花钱。我笑着说好。

周一一早，我穿戴整齐去了诚通集团。李哲在楼下接我，带我去见集团分管办公室的副总经理杨总。

杨总五十出头，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说起话来声音洪亮。他跟我握手时打量了我几眼，笑着说：“周老眼光不会错。欢迎加入诚通。希望你能把地方上好的作风带来，给集团注入新的活力。”

我客气地回应了几句。杨总又交代了一些工作上的事，然后让李哲带我去办公室。

办公室在大楼十六层，一间朝南的屋子，不算大，但视野好，能看到大半个CBD。我站在窗前看了一会儿，心里有些不真实感。一个月前，我还在省政府大院那间老旧的办公室里，每天对着文件和电话。现在，我站在北京的高楼上，身份变成了央企干部。

门被敲响。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进来，中等个，微胖，笑容可掬：“陈主任，我是田国富。您来啦，我代表办公室全体欢迎您。”

我握住他的手：“田主任客气。以后多多指教。”

田国富笑着摆手：“哪里哪里。您是省里来的专家，我们都要向您学习。”他说话时眼睛眯着，笑意没到眼底。

我做了这么多年机关工作，这套路一眼就能看穿。面子上越热情的人，心里越有计较。

那天上午，田国富带我把办公室的同事认了一圈。二十多个人，有负责党务的、行政的、后勤的、对外联络的。大部分人对我还算客气，但我注意到几个关键岗位的人，态度有些微妙。尤其是田国富分管的那几个科室，对我明显保持着距离。

中午，田国富请我吃饭，就在楼下的员工餐厅。他热情地帮我拿菜、倒水，嘴里不停地介绍集团的情况。我一边听一边应着，偶尔提几个问题。他说得越多，我越觉得这人不好对付。

“陈主任，咱们办公室的工作，您刚来可能不熟悉。以后有什么不懂的，尽管问我。”他说，“集团领导对办公室要求高，杨总又是急性子。有些事，做得好不一定有人夸，做得不好一定会有人记着。”

我点头，说：“多谢提醒。”

吃完饭回到办公室，我坐在椅子上，把田国富给的材料翻了一遍。集团办公室的职能比我原来处理的事情更杂，除了常规的行政党务，还要管资产运营、后勤保障、信访接待、保密管理。有些东西对我来说是新的。

我看了一下午，眼睛有些酸。快到下班时，门口又有人敲门。进来的是个年轻人，二十七八岁，戴眼镜，看着斯文。

“陈主任，我是文秘科的小刘。之前跟您联系的，李哲是我师兄。”他挠了挠头，有些拘谨，“师兄让我跟您说一声，晚上一起吃个饭，老周的儿子也在。”

周向北。我笑了一下：“行。你安排地方。”

晚上的饭局，周向北来了。小刘订了家涮羊肉，我们三个坐在包间里。热气腾腾的锅子端上来，周向北先给我夹了一筷子肉。

“陈默，正式欢迎你来北京。以后常聚。”

我点头，跟他碰了一杯。

小刘在旁边倒酒，殷勤但不过分。我知道，李哲安排他来，是给我配个顺手的人。文秘科是办公室的核心科室之一，我分管文秘科的话，小刘就是我的主力。

“小刘，办公室的情况你跟我说说。”我放下酒杯。

小刘推了推眼镜，看了看周向北，然后开口：“陈主任，咱们办公室现在是田主任主事。主任调走以后，集团的意思是过渡一段。所以田主任现在实际上主持工作。您来了以后，名义上和他平级，但主任这个位置，明摆着是给两个人中的一个留的。”

我点头。

“田主任在集团时间长，根基深，后勤、行政、资产这几块都是他的人。不过文秘、党务这几块，他插不进来。因为上面有领导看着他。您来了，杨总的意思是让您重点抓文秘和党务，把材料这块撑起来。”

我明白了。田国富抓实权科室，我抓文字材料。看似分工，实际上是把我往虚处架。写材料能出什么成绩？累死累活，也显不出来。而田国富管的行政后勤资产，每一块都有油水。

“陈主任，您别怪我多嘴。”小刘压低声音，“田主任对您来，是有想法的。他之前跟集团不少人说，省里来的干部，到了企业会水土不服。他等着看您出丑呢。”

周向北听到这儿，冷笑了一声：“这个田国富，就这点格局。”

我摆摆手：“正常。在哪儿都一样。我来这，不是来跟谁争高低的。把工作干好，把位置坐稳，比什么都强。”

但我心里清楚，李哲把我安排在这个位置，绝不会只是让我写材料。真正的较量，迟早会来。

那天晚上吃完饭，我回到公寓，一个人站在窗前。北京城的夜景璀璨，车流如织。我点了一支烟，慢慢抽完。

手机响了。是小赵打来的。

“陈处，您到北京了吧？那边咋样？”他声音听着轻松，但背景里有孩子的哭声，估计在家。

“还行。你呢？处里怎么样？”

“别提了。”他叹了口气，“您走后，红梅姐跟变了一个人似的，整天绷着脸，动不动就发火。处里几个人都怕她。上次有份材料晚交了半小时，她把小王骂哭了。大家私底下都说，还是您在位的时候好。”

我夹着烟，没说话。

“陈处，我实话跟您说，我可能也干不长了。红梅姐现在管着处里的事，处处压我。我给您打这个电话，也是想问问您，北京那边有没有机会，让我也过去？”

我沉默了一会儿，说：“你先在厅里再待一待。我这边刚来，脚跟没站稳。等有机会，我联系你。”

小赵连声说好。

挂了电话，我把烟掐灭。窗外的风呼呼地吹，像有人在外面拍打玻璃。我转过身，走到书桌前坐下，拿出笔记本，开始列明天要做的事。

既然来了，就别想回头。

第七章 出手

到诚通第二周，我就领教了田国富的手段。

那天是周一上午，办公室开例行会。田国富主持，我列席。他手里拿着一份材料，说集团领导对办公室起草的一份年度总结报告不满意，要求重新写。说这些话的时候，他的目光几次扫过我。

“陈主任，你是省里来的笔杆子，这件事你来负责吧。周五前拿出初稿。”他语气客气，但把时限卡得很死。

我点头，说好。

散会后，小刘跟着我进了办公室，脸色有些难看：“陈主任，那个总结报告之前是田主任亲自抓的，前后改了好几版都不行。现在甩给您，明明就是挖坑。周五前要初稿，时间太紧了。”

我笑了笑：“没事。这不就是我的本行吗？”

话虽这么说，我心里也清楚，这活儿不容易。集团年度总结，涉及各业务板块的数据、项目进展、问题分析。我刚来，情况不熟，要在四天里拿出一份让领导满意的东西，难度很大。

但我没退路。田国富把球踢过来，我不能不接。真接了接不好，就是我的能力问题。

接下来三天，我带着小刘加班。白天要数据，晚上改材料。各业务部门对办公室本来就有怨言，要数据的时候各种推诿。我一个个电话打过去，态度诚恳，实在不行就亲自上门。有两次吃了闭门羹，我就站在门口等，直到人家不好意思，把数据给了。

周四晚上，初稿出来了。我反复改了几遍，力求每句话都经得起推敲。

周五上午，我把材料交到杨总办公室。杨总看了半小时，抬头说：“不错。比上一版强多了。数据扎实，问题分析也到位。陈默，你发挥了你的长处。”

我松了口气。

但事情没完。

周一例会上，田国富拿着一份邮件打印件，语气严肃：“集团接到一个匿名举报，说办公室在采购办公用品时存在违规操作，有虚报价格、吃回扣的嫌疑。这个事，涉及到办公室的廉洁问题。我建议，由陈主任牵头查一下，给上面一个交代。”

我看着他。这招接得又快又稳。我刚在杨总那里露了脸，他转头就丢给我一个烫手山芋。查采购违规，查谁？办公室的采购一直是他田国富分管，下面经手的人都是他的人。让我去查，查不出问题，是我没能力；查出问题，得罪人的是我。

“田主任，我刚来，对采购流程不熟悉。这件事，是不是应该由你分管的科室自查？”我看着他，语气平静。

田国富笑了笑：“陈主任谦虚了。正因为你刚来，没有成见，查起来更公正。杨总也同意了。”

他把杨总抬出来，我不好再推。

“行。我查。”

接下来两周，我调了办公室近一年的采购台账，一笔笔核对。小刘帮我找了几家供应商的报价单做比对。确实发现有几笔价格明显偏高，但不算太离谱。如果再深挖，可能会牵出更多东西。

就在我准备找经手人谈话的时候，田国富忽然来我办公室，关上门，笑呵呵地说：“陈主任，那个举报的事，杨总说已经处理好了。匿名信是有人打击报复，查无实据。你辛苦了，这事不用再查了。”

我看着他，没说话。他把一份处理意见放在我桌上，说杨总签了字，同意结案。

“这样最好。”我点头，合上面前的台账。

田国富走了以后，我靠在椅子上，望着天花板。他让我查，又让我停。这一来一回，消息早就传到下面人耳朵里。我查了几天，现在停了。下面人会怎么看？他们会觉得，陈主任也不过如此，查着查着就软了。

田国富这是在用最省力的方式，把我架起来烤。

但我没有发作。我清楚，我刚来，不能急。有些事情，急不得。

转机出现在第三周。

那天下午，周向北约我喝茶。地方在金融街附近一个安静的茶室。我到的时候，他正跟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聊天。见我进来，他起身介绍：“陈默，这是赵东，国资委的。”

赵东跟我握手，笑容温和。坐下后，他直接说：“陈主任，我不是外人，老周的朋友就是我朋友。你在诚通的事，我听说了一些。田国富这个人，我比你了解。”

我看着他。

“田国富在诚通干了十二年，管后勤和采购。这条线上，他捞了不少。但他上头有人，一直没动他。”赵东说，“不过最近，他的靠山出了点状况。你懂我意思吧。”

我点头，心跳有些加速。

“国资委党委已经在研究诚通的干部调整问题了。田国富的名字，在考察名单里出现过，但也有人写了材料上去。”赵东压低声音，“我来就是提醒你，这两个月内，诚通办公室会有一轮洗牌。你要做的，就是稳住基本盘，别出错。”

周向北在旁边补了一句：“陈默，赵东的意思很明白。你该做的是等，等鱼死，别急着下水。”

我端起茶杯，慢慢喝了一口。等。这跟周老领导在省里跟我说的如出一辙。

“可如果我不动，田国富会一直拿我当软柿子。”我说。

赵东笑了：“软柿子不软柿子，不在你怎么做，在你怎么看。你以为你不接招就是软？有时候，不接招才是最硬的招。他出招必有破绽，你接着等破绽，比你自己去找破绽省力得多。”

我沉默了。

赵东说得有道理。田国富那些人，做惯了这些事，迟早会露出马脚。而我刚到北京，什么都不熟，贸然出手，只会给自己招来麻烦。

可这世上的事，不都是等来的。有些机会，是需要自己伸出手去够的。

那天晚上回到公寓，我打开电脑，把办公室里有关采购的几个文件重新翻出来，仔细看了一遍。然后合上电脑，走到窗前，看外面的车水马龙。

田国富的后台出了问题。那他的日子，也快到头了。

我忽然想起六年前，我刚从县里调到办公厅时的场景。那个时候，我也是这样站在一扇窗前，看着陌生的城市，心里盘算着怎么站稳。六年过去了，我站到了北京的窗前，面临的局面比当年更复杂。

可我心里，反而踏实了。

因为在办公厅，我习惯了等。现在，我不打算再等了。

第八章 翻盘

我没有做任何多余的事，只是每天把手头的工作做好。文秘科的材料质量上去了，党务活动安排得井井有条，杨总交办的几件事都办得漂亮。渐渐地，办公室里有些人开始主动跟我汇报工作，一些科长私下也会找我聊几句。

田国富还是那样，见面笑呵呵，背后使绊子。但他对我明显有了忌惮，不再像刚开始那样咄咄逼人。因为他也感觉到了，杨总对我的态度在变。有两次开会，杨总点名表扬了办公室的材料工作，特意提到“陈默来了之后变化很大”。

真正让局面扭转的，是十一月底的一件事。

那天，集团召开年度务虚会。各部门负责人发言，杨总最后总结。会议快结束时，一个部门副经理突然站起来，说有事要向集团领导反映。

全场安静下来。

那个副经理三十多岁，脸涨得通红，说办公室在分配办公用房时存在严重不公，同一级别的干部，面积差了将近一半。他还说，有人私下告诉他，想换好房子，得找田主任“表示表示”。

话一出口，会议室里鸦雀无声。田国富的脸一下子白了，他站起来想说话，被杨总抬手制止。

“你说的情况，有证据吗？”杨总声音不大，但很沉。

“有。我这儿有录音，还有聊天记录。”那个副经理拿出手机，放在桌上。

我坐在位置上，看着田国富。他额头上冒出了汗，嘴唇哆嗦了两下，没说出话来。

杨总扫了他一眼，然后说：“今天先散会。这件事，由纪委的同志介入调查。田国富同志，你先回避一下。”

散会时，所有人都低着头，脚步匆匆。我走出会议室，小刘跟上来，小声说：“陈主任，有人看见那个副经理昨天跟赵东一起吃饭了。”

我停下脚步，看了他一眼。小刘缩了缩头，说：“我随便说说。”

我继续往前走，心里却翻起了浪。赵东。原来他说的等，是这么个等法。不是等田国富自己露马脚，而是等一个合适的时机，然后把马脚放大到所有人面前。

这盘棋，他们早就布好了。我不过是一颗被安放在合适位置的子。

但那又怎样呢。棋子也好，棋手也好，最重要的是结果。

田国富被停职调查。第二天，集团发文，由我暂时主持办公室全面工作。消息传到省里，周老领导给我打电话，只说了一句：“好好干。”

那一刻，我坐在办公室里，窗外是北京的冬天。阳光透过玻璃洒进来，照在办公桌上一盆新买的绿萝上。我伸手摸了摸叶子，凉的，但很硬实。

接下来的日子，我忙得脚不沾地。办公室的担子全压过来，每天会议、材料、汇报、协调，几乎没有喘气的时间。但我心里是踏实的。因为现在做的每一件事，都算数。

一个月后，集团正式下文，任命我为诚通集团办公室主任。

正处级，实职正处。

那天晚上，我请周向北和赵东吃饭。酒过三巡，赵东拍着我的肩膀说：“陈默，你知道你最大的本事是什么吗？”

我摇头。

“你不贪。”他看着我，眼神认真，“田国富败，就败在一个贪字上。你在这行里见过那么多诱惑，愣是没沾。这很不容易。”

我笑了笑，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春节前，苏玉带着儿子来了北京。房子已经找好，在通州，两居室，不大，但够住。儿子转学的事也办妥了，年后入学。

除夕那天，我们一家三口在新房子里包饺子。窗外有烟花炸开，照亮了半边天。儿子跑出去看，苏玉在厨房喊他穿外套。我站在客厅里，看着这个陌生却即将成为家的地方，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填满了。

手机响了。是老家的号码。我接起来，是小赵。

“陈处，新年好。”他声音有些哽咽，“我……我辞职了。过完年去北京，您还认我吗？”

我笑了：“认。来了先住我家。”

挂了电话，我走到窗前。北京的冬天比老家冷，风像刀子一样，割得人脸疼。可屋里暖气足，热乎乎的。苏玉端着一碗饺子过来，塞到我手里，说：“趁热吃。”

我低头咬了一口，白菜猪肉馅的。香。

窗外的烟花还在放，一簇接一簇，把夜空照得通红。

我嚼着饺子，看着那些光，忽然想起几个月前那个下午。想起我递辞职报告时发抖的手，想起省委大院门口被风卷起的银杏叶，想起那三十七个未接来电。

原来人这一辈子，最难的不是往上爬，而是从谷底把腰挺直。

我咽下那口饺子，转身对苏玉说：“去把儿子叫进来，该看春晚了。”

她笑着应了一声，往门口走。

我站在窗前，玻璃映出我的脸。比之前瘦了些，但眼里有光。

这个冬天很冷。可我知道，春天已经不远了。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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