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会客厅】《重器》编剧赵冬苓：立足法律监督，写一部中国法治的万里江山图

编者按

法者，国之重器。其重，既在于守护公平正义的千钧分量，更在于一代代法治建设者以身践行的信仰重量。8月10日，由沈严执导、赵冬苓编剧，黄景瑜、蒋奇明领衔主演，于和伟、闫佩伦、张佳宁、姜珮瑶特别出演的年代大剧《重器》开播。作为国内首部聚焦法治建设进程的影视作品，《重器》以1979年至1997年中国法治转型的关键阶段为时间轴，通过五位法学院同窗毕业后奔赴法院、检察院、律所等不同部门，扎根一线，参与各类案件办理的实践故事，以多元职业视角串联起完整的法治工作图景。让我们跟随全国人大代表、该剧编剧赵冬苓的讲述，一起回望这段法治建设的来时路，感受中国法治前行的坚实脚步。

立足法律监督

写一部中国法治的万里江山图

——深度对话全国人大代表、电视剧《重器》编剧赵冬苓

全国人大代表、《重器》编剧赵冬苓（右）做客检察日报“正义会客厅”，接受记者专访。

国内首部聚焦法治建设进程的年代大剧《重器》正在热播。这部以1979年7月1日“一日颁七法”为起点的法治题材剧，因“敢拍”和“真实”引发观众热议。8月12日，全国人大代表、该剧编剧赵冬苓做客检察日报“正义会客厅”，讲述创作背后对中国法治进程的观察与思考。

植根法律监督

全景式关注中国法治进步

记者：从早期的法治题材影视剧创作到现在的《重器》，您对法治题材创作的理解是否发生了变化？

赵冬苓：我是一个非常喜欢研究法律的人，也较早涉足法治题材影视剧创作。早期接触案子的时候，我更关注人物关系和情感，对法理了解不够深。但我很快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再接触法治题材时，就要求自己务必做到专业。

法治题材电视剧《重器》剧照

电视剧《重器》的创作，与以往法治题材作品有所不同。它的主题更宏大，覆盖面更广。从一开始，我们就希望打造一部全景式反映中国法治进程的电视剧，这对我的知识储备、艺术素养、人物塑造能力，包括我对法律的理解，都提出很大的挑战，但愿交出的答卷不负期待。

记者：您刚刚提到，这部剧跟您之前的创作完全不同。是什么契机让您想要创作这样一部宏大的年代剧，去展现中国法治的进程？

赵冬苓：这个项目最初是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动议的，也得到了检察日报社的全面指导。项目随后被呈报到最高检，受到了最高检院领导的鼎力支持。令我特别感动的是，最高检一开始就明确，不要只站在检察视角，也不要单方面表现检察院的工作，而是要表现四十余年来法律监督从无到有的变迁，宏观、全景式关注整个中国的法治进步。我们本就想写一部中国法治的万里江山图，最高检的提议一下子为我们打开了视野、提升了格局。我觉得这样的机会非常宝贵，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会有人再从这个角度去书写中国法治的进步了，所以我愿意接受这个挑战。

记者：这个提议会影响您对整个剧集的构想和对相关案件的编排吗？

赵冬苓：会的。过去我写法治题材作品大多基于个案，但既然要展现中国法治的万里江山图，表现几代人在法治进程中的努力，就需要我们拓宽研究视野，将更多的人物、更多的案例融入创作，所以这次创作的难度比过去提高了不止一个指数级。

用历史的眼光

抱着极大的善意去书写不完美

法治题材电视剧《重器》剧照

记者：创作过程中，对您来说最难的是什么？

赵冬苓：最难的是如何从宏观上把握自1979年以来四十余年的法治进程。接到创作题材后，我很长时间都在做一个“务虚”的准备——并不急着构思故事，而是请检察官、法官、法学专家等引导帮助我去正确看待这四十余年的法治进程。因为如果我的认识有偏差，那创作中表现出来的方向和内容就有可能出问题。特别是在描写历史进程时，必然会触及过去的一些不完美或局限。如果只把这些作为过去犯的错误来写，则是一种片面单薄的写法，但是当我把它看成一段历史、一段进步过程中必然要付出的代价，一步一步探索，那就不一样了。整个作品的人物关系、故事架构的把握也很难，但更关键的是对于历史的认识。

记者：在这个过程中，您对这四十余年法治进程的认识有了怎样的变化？

赵冬苓：此前，我和最高检影视中心合作过一部名为《因法之名》的电视剧，讲的是纠正冤错案件。当时一位检察官就告诉我，不要把今天的公检法和昨天的公检法割裂开——今天的公检法是从昨天的公检法一步步走过来的。这就教给我要用历史的、客观的眼光去看待问题。当站在历史的角度去看待这些问题时，都是可以理解的。

记者：目前播出的剧集，对于过去一段历史时期的表现并没有回避。您在创作过程中会有顾虑吗？

赵冬苓：顾虑肯定是有的。作品要符合主流价值观和正确的历史观。面对这个题材，我们在创作之初就坚定地认为，不能回避历史上的不如意或者局限。那么，该如何写？我一直有个观点，就是在表达这些不完美时要抱着极大的善意，要对历史和历史上的人保持尊重。因为他们都努力奋斗过，都推进了中国的法治进步。

我们的故事从1979年7月1日写起，那天迎来“一日颁七法”的重要时刻。事实上，到1979年，新中国已经成立30年，虽然我国很早就开始组织制定刑法、刑事诉讼法，但因种种原因，两部法律直到1979年才正式颁布，在此之前我国没有一部刑法、刑事诉讼法。在了解到这一点时，我非常震惊，也很好奇，没有法律，法官和检察官是依据什么来办案的？我的采访对象告诉我，没有法律时还有法律人。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正式出台，不仅是法律人奋斗的结果，更重要的还在于党的正确领导，我们党在执政过程中，深刻认识到必须坚定不移走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积极推动这两部重要法律的出台。

谈到创作有没有禁区，在我看来，文艺创作者和党站在一起，立场正确，就没有什么禁区。关键在于以什么立场去写，是不是怀着极大的善意，是不是客观、历史地去看待问题，这才是决定写作尺度的关键。

让老百姓在司法案件中

逐步建立法治信仰

记者：这部剧的时间线是从1979年7月1日“一日颁七法”，一直延伸到1996年、1997年刑事诉讼法、刑法重新修改，这个阶段也是我国法治理念不断进步的关键时期。您对于这一历史阶段有何观察？

赵冬苓：中国法治首先是在保障人权的这条路上不断前行的，同时一代代的法律人始终在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不少观众将这段历程概括为从“疑罪从有”到“疑罪从无”，但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法律观点，其间的理念变迁远不止于此。

记者：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剧中所呈现的法治理念变迁中有哪些比较突出的特点。

赵冬苓：回望这一时期的法治进步，可以对应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十六字方针来理解：第一是有法可依，办案有了标准；第二是有法必依，法律制定出来之后，全社会要共同遵从；第三是执法必严，严格依照法律开展办案；第四是违法必究，任何违法行为都要受到追究。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法治信仰就是在一个个司法案件中逐步建立起来的。

记者：剧中不仅刻画主角等法律人的理念变迁，也展现普通老百姓的法治观念和法治信仰逐步生成的过程，这也是剧集的重要内容吗？

赵冬苓：是的，这个太重要了。我到最高检参观12309检察服务大厅时，看到特别多的群众来信，深感检察官的工作太辛苦了。但换一个角度来看，当老百姓遭遇不公或者对案件判决不理解时，会想到来检察院寻求法律帮助，这本身就是我国法治进步的表现。讲中国法治的进步，不仅要讲法官、检察官如何公正司法，还要讲如何一步步培植法治信仰的土壤。

记者：在您看来，法院、检察院等司法机关在培育全民法治信仰的过程中发挥了什么作用？

赵冬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这就是在用一个个案件的公正办理，让老百姓知道法律是权利的保障，让大家相信法律，从而建立起对法律的信仰。近些年来，“两高”推进的很多工作都与此息息相关，包括开展大量普法宣传、制作法治题材影视剧等。从《重器》播出到现在，观众的反馈大多是非常正面的，很多观众感慨我国法治走到今天非常不容易，这其实也是一种对老百姓的法治宣传教育。

用标志性案件折射时代

记者：您刚刚提到，要通过不同个案让观众感受法治变迁。在您的创作过程中，对于案件的选取有何标准？

赵冬苓：我希望能够写对中国法治进步产生过重要意义的标志性案件。比如，剧中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乔至良强奸致人死亡案件里，被害人自杀，到底乔至良和被害人之间属于强奸还是通奸，这个案件只有在“严打”那种形式下才有让人思考的价值，如果出现在今天，就是法律上的笑话了。还有玩具枪抢劫案中，小伙子到底是开玩笑还是真抢劫，虽然是一起很小的案件，但在当时，案件结果如何就要看法官如何来判定。所以我们在选择案件时，并不是要哗众取宠选择惊悚的、刺激的案件，而是希望它在当时是有典型意义的。

记者：您在选案件的过程中，看了大概多少案例？

赵冬苓：这个记不清了，我当时采访了很多人，大部分采访对象都经历过那个漫长时期。我会请他们谈一谈印象比较深的案件。这部剧里的绝大多数案件都是有原型的。

记者：您在采访中，有没有特别感兴趣，觉得一定要体现在创作中的案例？

赵冬苓：案例其实没有，我印象比较深的反而是著名法学家高铭暄先生。从他身上，我感受到了中国法律人一定要让中国走上法治之路的执念及薪火相传的精神，于是把这种精神融入了剧中。剧中的两位老教授就是以高铭暄先生和王作富先生为原型创作的。

记者：创作过程中，在对真实案例进行改编时，会不会有文学上的冲突和实际案件如何取舍的问题？

赵冬苓：其实，生活中听到的案例，几乎没有再创作的空间，因为发生得太巧，任何改动都不如原貌。但是，我们仍会对每一个案例进行再创作。一方面，我们要和原型保持距离，避免因文学创作对原型人物进行二次伤害；另一方面，我们主要的工作不是编织案情，而是塑造人物，要把案例里的人写清楚、写好。《重器》这部剧里，唯一没有原型的就是秦志高这个角色。他是我特别设计的人物，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培养的第一批大学生，但一生蹉跎。几位主角的到来，给他带来了外面世界的信息，他非常渴望在事业上能够有所成就。但他被家庭束缚住了，无法走出去，最终酿成了家庭悲剧。这也是全剧的最后一个案件。之所以设置秦志高这个人物，是想告诉观众，在我国还没有完全走向法治的时候，人是没办法充分享有自由的，会被困在种种关系里，时代的局限性造就了他的境遇。希望这个故事能够带给大家这样的启迪：国家走向法治后，人在法律的保障下才能获得最大限度的自由。

从现实中的法律人身上

汲取创作力量

法治题材电视剧《重器》剧照

记者：《重器》中有5位主角，毕业后分别走上不同的岗位。每个人对于法治的信仰、理解和实践都不同。您在设计这些人物时，分别赋予了他们怎样的生命轨迹？

赵冬苓：从创作之初，我们就明确要控辩审都有，全方位展现法律行业群像。张丽慧因为从小没有父母，寄人篱下，一开始是极端不自信的，她不知道自己是有力量的。因此，她的成长过程就是一方面慢慢建立自信，另一方面要经过非常孤独、长期的历练。她到边陲小镇的监狱当驻监检察官，每天面对服刑人员，经历各种事情后一步步成长起来。陈一众毕业后先到检察院工作，但在起诉一起案件时，正义感爆棚，导致被告人被判得过重。这件事让他意识到了自己的不足，于是选择辞职深造，成为学者，参与修法，同时兼职做律师，从事法律实务工作。陆则铭是一个非常灵活的男孩子，经过严格的法律学习和对中国现实的了解，心中的理想并没有熄灭，毕业后成为一名律师。余高远是从社会底层慢慢走上来的，是农村知识分子的孩子。他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很多问题，命运会发生很大变化。夏英杰是理想主义者，非常热情，让观众一眼就能记住。

记者：这5位主人公有没有原型？有没有您从其他检察官、法官身上感受到的气质？

赵冬苓：张丽慧身上就有我认识的检察官的印记。实际上，张丽慧在边疆的几年对她的一生有决定性的作用。她在做驻监检察官的时候，遇到了一位老检察官，教会了张丽慧很多东西，可以说是张丽慧精神上的父亲，是让她成长为一名合格检察官的重要影响者。这个老检察官的原型就是著名的张飚检察官。这样的安排，也象征了我们检察队伍的薪火相传。

我之前到最高检做过很多次采访，有几位检察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我觉得中国的法律精英就是这个样子的。他们的法律素养、个人魅力都给了我非常大的震撼。

记者：“震撼”是分量极重的评价，这让我们不禁好奇，他们究竟是怎样的状态？是您理想中的检察官形象吗？

赵冬苓：在认识他们之前，我并不了解检察官。影视作品中的检察官和我在现实中遇到的检察官很不一样。我遇到的很多检察官就像学者一样，当谈起法律问题、案件事实时，你能感觉到所有东西都在他们心里，这一点我非常佩服。

记者：对于这些人，对于检察工作的发展变化，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赵冬苓：在最高检的采访结束后，我很感动，觉得他们不仅在严谨地从事着法律事务，也在思考中国法治的未来。中国的法治发展都是一代代法律人奋斗出来的。

“重器”二字代表了

法在我们生活中的分量

记者：您同时也是全国人大代表，通过审议“两高”报告、开展专题调研等方式全面了解检察工作。在您看来，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实践应该是怎样的？

赵冬苓：近几年，检察职能发生了一些变化。一般观众的理解，好像检察官的工作就是起诉犯罪。当我对检察工作有了更深的了解以后，我发现远不止如此。法律监督是检察机关的基本职能。一个案件移送到检察机关，检察官要审查证据是否确实充分、是否构成犯罪，防止产生冤错案件。此外，还要履行侦查监督、审判监督、执行监督等职能。我相信，随着法治的进步，检察机关的监督工作会越来越重要。

记者：电视剧定名《重器》，背后有着怎样的深层立意与考量？

赵冬苓：法者，治之端也。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重器”之名就来源于此。我认为，只有“重器”能够代表法在我们生活中的地位，代表这个剧的分量，也代表我们对法律的理解。

记者：您期望观众从这部剧中得到什么？

赵冬苓：我们一直说厚植中国法治土壤，所以希望《重器》这部剧能为厚植中国的法治土壤添砖加瓦。希望观众看完这部剧后，能感受到今天的法治进步来之不易，也希望他们更相信法律、更信仰法律。

记者：如果让您对剧中传承、推动法治进步的一代代法律人说一句话，您会说什么？

赵冬苓：我最想说的话就是感谢。我们越了解历史，越能感知他们的不容易。正是一代代法律人的奋斗和牺牲，才有了今天我们国家来之不易的法治进步。法治建设永远在路上，未来法治的更大进步，还有赖于现在和将来一代代法律人的更多努力。

全媒体记者：单鸽

视频：杨睿涵 路纪臣 韩云峰

海报：察画汇创意社 王翊乔

摄影：全媒体记者 闫昭

监制：

第10536期

安徽检察新媒体出品

终审丨郭伟 二审 丨吴荧

来源丨检察日报·绿海周刊

编辑丨李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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