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三个月后，唐斌推开家门，钥匙在锁孔里转不动。铁皮门被他拍得哐哐响，邻居探出半个脑袋又缩了回去。
门开了，我站在里面，头发剪短了，穿着一件淡青色外套。他愣了一下，脸色一点一点褪白。
“你……你不是——”
我把一张纸递过去。复查报告，结论栏写着“未见恶性肿瘤”。
他还没缓过神，我又补了一句：“你办公室里，吕思雨那份产检报告，我也让人复印了一份。”
他整个人像被钉在原地。吕思雨站在台阶下，行李箱的轮子停在水泥地上。
三个月前，他知道我活不过三个月，第二天就带她飞去了马尔代夫。
我一直在等今天。
01
我从唐斌西装口袋里翻出那张单子的时候，洗衣机刚响了一声。
那件藏蓝色西装挂了好几天，他说是新买的，还没来得及穿。我打算把外套挂进衣柜，手一伸进口袋，碰见一张硬硬的纸。
抽出来一看，是一张妇科B超单。
患者名字清清楚楚写着“吕思雨”，年龄二十六岁。
检查项目写着早孕筛查。
B超图像灰蒙蒙的，看不清里面的形状，但底下那行结论看得很清楚：宫内早孕，约十周。
我站在洗衣机旁边，手里拿着那张单子，站了很久。
儿子在房间里喊：“妈，我作业写完了，你看一下。”
我应了一声，把单子叠好，放回口袋，拉上拉链。
走进儿子房间，帮他把数学卷子改了。
有一道应用题做错了，我耐着性子讲了一遍，又讲了一遍。
儿子点头，说会了，让我出去吧。
我关上门，站在过道里，灯白惨惨地照亮一面墙。
墙上挂着我们一家三口的合照，还是唐阳上幼儿园那年拍的。
唐斌站在我身后，一只手搭在我肩膀上，脸上的笑容，我早就忘了是什么样子。
我回到客厅，坐回沙发上。
茶几上放着唐斌的另一部手机。他有两部手机，一部随身带着，一部放在家里。说是业务太忙，其实我知道，有些联系人，他不想让我看见。
屏幕亮了一下，弹出几条推送。我没动。过了半分钟，又弹出一条微信预览，备注名是“思雨”，内容只有三个字：想你了。
我心里那根弦，断了。
我坐了一会儿，关掉客厅大灯，靠着沙发扶手闭上眼睛。
脑子里翻来覆去，想的是那张B超单上的字，想的是那句“想你了”，也想的是我和唐斌之间，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这样。
分房第七年。那间卧室，最后一次一起睡，是什么时候？
记不清了。
记得清楚的，是七年前那个晚上，他在客厅沙发上看电视，我在卧室里收拾衣服，儿子半夜发烧，我抱着孩子站在门口喊了他一声。
他头也没回，说了一句“我明天有会”，关上电视进书房睡了。
从那以后，他再没进过那间卧室。
我原本以为日子还能这样过下去。
他忙他的生意，我管我的家和孩子。
一年到头见不了几面，碰面也只说正事。
他给家里交生活费，从来没少过，但其他的，安慰也好，关心也好，一样都没有。
夜里十一点，儿子睡得浅，起来上厕所，经过客厅看见我坐着，揉着眼睛问：“妈，你怎么还不睡？”
我说：“等你爸。”
儿子没再问，回屋去了。
十一点半，门外传来钥匙转动的声音。唐斌回来了，带着一股酒气。他推开客厅的灯，看见我坐在沙发上，皱了皱眉：“怎么还不睡？”
“看你手机上有条微信，好像挺急的。”
他脱下外套，挂到玄关衣帽架上。“我睡觉前看。”
我坐在沙发上没起来，看见他拿起那部手机，点亮屏幕，上面还留着那条微信的预览。
他脸上的神情僵了一下，随后若无其事地锁了屏，扔在沙发上，进了卫生间。
水声哗哗响。我坐在沙发里，听见水声停了，听见他咳嗽了一声，听见他推开书房门。
他没有解释。
我盯着那部手机，喉咙里堵了一口气，咽不下去。
起身走进厨房，倒了一杯温水，站了很久，又倒掉了。
水龙头哗啦响了一夜，我坐在餐桌边，看着窗外小区里的路灯一盏一盏熄灭。
天快亮的时候，我在心里做了一个决定。
我要查清楚那个女人是谁。
次日一早，我给唐斌做好早饭，煎了鸡蛋，热了牛奶。
他匆匆扒了两口就走了，连碗都没抬一下。
儿子背着书包跟我道别，我替他拉好拉链，看着他走出单元门。
回到厨房，泡了一碗面，吃了两口就放下了。胃里一直不太舒服，最近这段日子，吃什么都不太消化，隐隐泛酸。我没当回事，以为是老毛病。
收拾完碗筷，我走到玄关，那件藏蓝色西装还挂在那儿。我伸手摸进口袋，那张B超单还在。我抽出来，又看了一遍。
下午去接儿子放学时，在路口碰见刘蕾。
她刚从店里出来，怀里夹着一袋文件。
看见我，她把钥匙往包里一塞：“蓉姐，你可一阵子没找我了，最近咋样？”
我说：“挺好。”
她盯了我一眼：“你脸色不对。怎么了？跟老唐闹别扭了？”
我摇头：“没有。”
刘蕾没追问，拉着我去了街边奶茶店，给儿子要了一杯热奶茶，给我要了一碗红枣汤。
她摸出手机刷朋友圈，忽然停下：“那个，蓉姐，你看这个。”
屏幕上，一个年轻女人穿着红裙子，站在写字楼大厅的玻璃窗前，配文是：“感谢唐总的生日惊喜，秋天真好。”
底下定位，写着唐斌公司那栋楼。
我盯着那条文案看了很久，把手机还给刘蕾，说：“走吧，奶茶要凉了。”
晚上，唐斌又没有回来。
我坐在客厅里，把那部留在家的手机打开，翻了一页又一页通讯录。
备注大多是客户、供应商、财务、司机。
我往下翻，翻到一个没有备注的号码，通话记录只有一条，时间在今天下午四点。
我记下那个号码。又翻到银行提醒的短信记录，有一笔三千八百元的支出，收款方是市妇幼保健院。
我把手机放回去，锁屏，放到原处。
脑子里翻来覆去，都是那句话：吕思雨怀孕了。
02
第二天上午，我请了半天假。
我站在唐斌公司大楼对面的公交站台，手里攥着一杯豆浆，喝了两口就凉了。
九点四十分，一辆白色轿车停在楼下，唐斌从车里下来，副驾驶门打开，下来一个人。
吕思雨。
红裙子换成了白衬衫，黑裤子，头发松松散散扎着，走路的姿势透着一股利索劲儿。
她跟在唐斌后面进了大厅，唐斌回头跟她说了一句什么，她低下头笑了。
我隔着一条马路，看着他们进了电梯，电梯门合上，屏幕上数字一格一格跳上去。
我在站台上站了很久，直到豆浆彻底冷掉，才把纸杯扔进垃圾桶，转身走了。
下午我去接儿子，儿子说肚子疼，我带他去了社区诊所。
大夫说是肠系膜淋巴结炎，受凉引起的，开了药，嘱咐多喝水多休息。
我抱着儿子坐在输液室里，看着点滴一滴一滴往下掉。
手机响了，是唐斌打来的。我接起来，他没头没尾地说：“今晚有个应酬，不回去吃饭了。”
“嗯。”
“阳阳放学接了吗？”
“接了，在诊所输液。”
那头顿了一下：“怎么了？”
我说：“没大事，受凉了。”
“那你看着点，我这边忙，先挂了。”
我看着屏幕暗下去，把手机塞回包里。儿子靠在沙发上，迷迷糊糊睡着了，额头上出了一层细汗。我拿纸巾替她擦掉，又摸了摸他的脸。
这孩子的眉眼，长得越来越像他爸了。可惜他爸心里，装不下他。
输液结束已经是晚上七点。我抱着儿子，又提着药，走在回家的路上。路灯亮了，影子拉得老长。儿子问我：“爸爸呢？”
我说：“爸忙。”
“他什么时候不忙？”
我没接话。走了一段，儿子又开口：“妈，你为什么不跟爸爸一起睡？”
我低头看他：“你长大了，得自己睡了。”
“可是以前你们一起睡的。”儿子眨巴着眼睛，“我上幼儿园中班的时候，你还给我讲故事，爸爸在边上打呼噜。”
我没忍住笑了一下。
那是多久以前的事了？
久到我都快忘了，唐斌也曾经按时回家，也曾经把孩子举在肩膀上逛公园，也曾经在我做饭时从背后搂过我的腰。
后来公司越做越大，他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从九点到十一点，从隔天一次到三五天一次，到现在，一个月也回不了两趟。
我有时候想，他是不是把家当成了旅馆，把我们娘儿俩当成了柜台上摆着的装饰品，想起来就回来瞧一眼，想不起来就晾着。
儿子到家吃了药，洗漱完躺下。
我替他掖好被子，关灯带上门。
客厅里空荡荡的，电视开着，声音调得很低。
我坐在沙发上，手里拿着那张从唐斌名片夹里抽出来的名片。
名片上印着“徐志伟”三个字，头衔是某置业公司总经理。
那是唐斌的一个合作方，上次他到家里来吃饭，唐斌介绍过，说是做地产开发的，手里握着一块不错的地皮。
我盯着那张名片看了很久。脑子里转着一个模糊的念头。我没想清楚该怎么办，但我知道，总得做点什么了。
第二天，刘蕾约我吃午饭，我特意提早到了。
她坐在靠窗的位置，面前放着一份煲仔饭，看见我坐下，她从包里掏出一张纸推过来：“你要查的那个吕思雨，我托人问了。”
纸上写着：吕思雨，二十六岁，某大学专科毕业，去年三月进入唐斌公司，任职行政秘书。父亲早亡，母亲再嫁，老家在临县。
刘蕾压低声音：“蓉姐，你实话告诉我，你跟老唐是不是出事了？”
我夹了一块肉，说：“你觉得呢。”
“我就知道。”刘蕾把筷子往桌上一搁，“你这个人，忍性大，但凡没到那一步，你不会问我这个。”
我没说话，喝了一口汤。汤有点咸，但我一口一口喝完了。
那天下午，我去了市妇幼保健院。
我没进去，只是站在医院对面的报刊亭旁边，翻着杂志，眼睛盯着大门。
快到下班的时候，一辆银灰色车停在医院门口，吕思雨从车里下来，进了门诊大厅。
过了大约二十分钟，她出来了，手里拿着一个白色袋子，快步上了车，开走了。
我记下车牌号，尾号三个零，是唐斌的车。
我掏出手机，给唐斌发了一条微信：“晚上回来吃饭吗？我做了排骨。”
过了很久，他回了两个字：“再说。”
我盯着那两个字，看了很久，把手机收进口袋，转身往家走。
街边的梧桐树掉了一地叶子，风一吹，哗啦哗啦地响。
我裹紧外套，感觉胃里又泛上一阵酸。
我扶着路边的树，吐了两口酸水，站直了，擦擦嘴角。
有些事，等不了。我不能等他把事情做绝了，才想起来跟他说“不”。03
傍晚放学，儿子说没胃口。
我摸他额头，有点烫，量了体温，三十七度八。
我给他喂了药，让他躺下休息。
厨房里炖着排骨，汤咕嘟咕嘟冒泡。
我尝了一口，淡了，又加了一勺盐。
唐斌说“再说”，果然没有回。
电话打过去，响了两声就被按掉。
第三条短信发过去，“阳阳发烧了”，他照样没回。
直到第二天早上，他才打了个电话来：“昨晚手机没电了。阳阳怎么样？”
我说：“退烧了。”
“那就好。”他停了一下，“这周我忙，不回去了。”
我挂了电话，坐在床边，看着儿子睡得红扑扑的小脸，心里忽然涌上来一阵说不清的委屈。
说不清是因为他不在乎我，还是因为他连儿子都不在乎了。
那天下午我照常上课。
第四节是我的语文课，教室里闷热，粉笔灰在光线里浮浮沉沉。
我讲到一半，忽然一阵头晕，黑板上的字在我眼前晃了两晃。
我扶着讲台站稳，想接着往下讲，喉咙里涌上一股又腥又甜的东西。
我弯下腰，一口血吐在地上。
孩子们吓坏了。
隔壁班的王老师跑过来，一边打电话叫救护车，一边扶住我坐下。
我靠在椅背上，嘴角还有血丝，手抖得厉害。
王老师问我家里电话，我说：“打刘蕾吧。”
刘蕾赶到医院时，我已经做完了胃镜。
她坐在病床边上唠叨：“你这人真是太能扛了，平时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都吐了血了还瞒着。你那个老公呢？他怎么不来？”
我说：“忙。”
“忙忙忙，他啥时候不忙？你住院了他还不来看一趟？”
护士推开门，递了一张检查单：“林蓉，你家属来一下，医生想跟你说话。”
我看了一眼刘蕾。刘蕾站起来，跟着护士走了。
过了大约十分钟，她回来了。她没有坐回椅子上，而是站在床尾，看着我，欲言又止。我心里“咯噔”一下，开口：“成什么样了，你就直说。”
刘蕾的眼眶一下子红了。她把单子递给我：“医生说……胃里面有占位，考虑是恶性肿瘤……让你尽快去做增强CT确诊。”
我看着那行字，没有哭，也没慌，只是觉得心里憋了很久的那口气，终于落到了一个地方。
我躺下来，按了按输液管，说：“那也得先把课上了，学生下周期中考。”
刘蕾急了：“你还要上课？你不要命了？”
“总得做完该做的。”我说。
回家后，我翻出户口本、结婚证、房产证，一样一样叠好，放整齐。夜里儿子睡着后，我坐在书房里，打开电脑，搜索“胃癌中晚期能活多久”。
搜索结果一条条列着。五花八门的回答里，有一条写着：晚期胃癌平均生存期约三个月。
我盯着那个“三个月”看了很久，伸手关了电脑，关了灯，独自坐在黑暗里了。
第二天，我做了增强CT，医生又抽了血。
结果要等一周。
我请假回了家，在家躺了两天，躺不住了，又开始做饭、打扫、接儿子放学。
日子像往常一样过，但我的心里，已经有什么东西碎了。
第四天，我鼓起勇气，打开微信，找到唐斌的对话框，打了又删，删了又打。
最后发过去一句话：我查出重病了，能回来一趟吗？
三分钟后，他回复：“什么病？严重吗？我这两天要出趟差，合同都准备好了。回来再说，你先去查查。”
我盯着那三行字，一字一字看完，手机屏幕暗下去又亮起来。
我没有再回复。
我把手机翻过来扣在桌上，起身去厨房给儿子煮了一碗面。
面条煮得软软的，卧了一个荷包蛋，儿子呼噜呼噜吃完了，问：“妈，你眼睛怎么红了？”
我说：“刚才切洋葱。”
儿子看了我一眼，也没再问。
他大概是相信了。
夜里，我把那张CT预约单压在枕头下面，翻来覆去睡不着。
我想起一件事：前几天整理书房的时候，我无意中翻到一份文件，是唐斌公司一份地皮转让协议。
协议上的共有人一栏，写着我和他的名字。
那是我妈去世前，帮我们添置的唯一一块资产。
我从未听他提过这块地。
他瞒着我。他一直在瞒着我。也许，那是我妈留给我唯一的念想了。
04
一周后，结果出来了。
我坐在消化内科的诊室里，医生是个四十多岁的男大夫，姓何，说话慢条斯理。
他翻着化验单，摘下眼镜，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单子，开口：“家属来了吗？”
我说：“我没家属，您直说吧。”
何医生沉默了片刻：“胃腺癌，中晚期。已经有淋巴结转移的迹象。我建议你尽快住院，先做化疗，评估有没有手术机会。”
我坐在椅子上，听见“化疗”两个字，脑子里嗡了一下。
随后是一阵奇异的安静，安静得好像我自己从身体里抽离出来，坐在天花板上，看着底下那个坐在椅子上的女人，神情麻木地听着医生的宣判。
“如果……不化疗呢？”我问。
何医生看了我一眼：“如果不干预，可能最多三个月。”他顿了一下，“你最好让家里人来一趟。”
我没说家里没有人来，只是点了点头，把单子叠好放进口袋。
走出诊室，刘蕾在走廊里迎上来，看见我的脸色，一下就明白了。
她没说话，上前把我抱住。
我靠在她肩膀上，张口想说什么，喉咙发紧，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过了好一会儿，我松开刘蕾，说：“行了，哭完了。”
刘蕾红着眼睛：“你那个死老公呢？都这会儿了，他还不来看看你？”
我掏出手机，翻到唐斌的号码。拨过去，响了很久没有人接。我又拨了一遍，第三遍的时候终于接起来，电话那头很吵，有海浪声，还有人在笑。
“什么事？”他的声音不耐烦。
“我检查结果出来了。胃癌中晚期。”我一口气说完，等着他那边安静下来。
电话那头静了两秒，然后他说：“什么？你说什么？我这信号不好，你大点声。”
我说：“胃癌。医生说最多三个月。”
那头又安静了。
海浪声、笑声还在。
过了一会儿，唐斌的声音传过来，带着一种奇怪的干涩：“这么严重？你……你别担心，我处理完这边的事就回去。”
“你在哪儿？”
“……我在外面出差。”
我轻轻的“嗯”了一声，说：“那你忙吧。”
挂了电话，我站在医院大厅里，来往的人擦着我的肩膀走过，消毒水的味道钻进鼻腔。我攥着那张化验单，站了很久，然后把它折好，放进包内层。
三天后，刘蕾告诉我，唐斌飞马尔代夫了。机票信息是吕思雨订的，头等舱，回程日期写着三个月后。
我坐在家里的沙发上，盯着一整面墙的婚纱照看了很久。
照片上的两个人笑得好看极了，好像这个世界从来没有烦恼。
我说：“刘蕾，帮我找个律师吧。”
当天晚上，唐斌给我发了一条微信：“我在这边谈一个项目，过段时间就回来。你先自己去医院看看，钱不够跟我说。”
我把那条消息看了两遍。没有回复。我打开支付宝，翻出银行卡余额。三十多万。加上这栋房子，加上我妈留下的那笔钱，这些够儿子读到大学了。
我打开备忘录，开始一条一条地列：
房子怎么处理。存款怎么安排。儿子的照片要拷出来。他的衣服要不要打包。那间七年没进过的卧室，怎么处理。遗嘱怎么写。
写到最后一条，我的手指停在屏幕上，半天没有动。眼泪落了下来，一颗一颗砸在屏幕上，字迹花了。
那晚我给儿子洗了澡，擦干头发，讲故事，哄他睡下。
然后我去储藏室，翻出我妈年轻时候的照片，擦了擦玻璃框，放在床头柜上。
我在心里说，妈，我可能要让你失望了。
我这一辈子，到头来连个家都没守住。
我坐到窗边，看着外面的月亮，感觉胃又疼了起来。
一晚上没怎么睡，天快亮的时候，做了一个决定：我不能就这么认命。
就算死，我也要把该给儿子的东西，攥在手里。
05
刘蕾帮我约了一个律师。姓袁，四十五六岁，干练利落，一头短发，说话像刀子。
袁律师听完我的情况，翻了翻资料，抬头看我：“你想怎么做？”
我说：“我想把这套房子的产权处置了，钱留给我儿子。万一我不在了，孩子跟着奶奶，也需要一笔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