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二十年了。我以为这辈子不会再和那个女人有任何瓜葛。
午后的太阳白晃晃地晒着，我正坐在店里清点货架上的充电器，快递员在门口喊了一嗓子：“周健勇，国际包裹，签个字。”
我擦了把手，接过那个沉甸甸的纸箱。
寄件人的名字是空白的。指尖划过胶带的时候，莫名其妙地抖了一下。
拆开纸箱，里面躺着一本存折、一叠房产文件，还有一封信。信封上的字迹，像一根生锈的钉子，直直地扎进我的眼眶里。
我的手开始发抖。信纸摊开来，第一行写着四个字：“周健勇，见信如晤。”
01
二十五岁那年，我欠了一屁股债，走投无路，托了八竿子打不着的远房亲戚，跟了一个劳务公司，飞到了迪拜。
那是我长到那么大，第一次出国。从飞机上往下看，金色的沙漠一望无际，高楼大厦像庄稼一样扎在沙子上，一切都那么陌生。
我在一家中餐厅送外卖。店不大，老板是广东人，叫老何，见我是中国人，又干得踏实，每月多给我两百美金住宿补贴。
我住在老何仓库后头搭的一间小铁皮屋里。
白天太阳把铁皮烤得发烫，晚上又冷得厉害。
我睡觉前总得裹着两层毯子，把手机压在枕头底下，偶尔打开相册，看看临走前跟我爸拍的那张照片。
“混不下去就回来。”我爸在火车站送我的时候，烟头烫到了手指，他也没吭声。
他家在城边，开了二十年的修车摊，日子紧巴巴的，却还是塞给我两千块钱：“外头吃好点。”
我没接，把钱放回他口袋：“爸，等我挣到钱，接你来享福。”
我爸笑了一下，没说话。
到迪拜的头三个月，我几乎没跟家里联系过，也不是不想，是觉得丢人。
国内欠着十几万外债，迪拜还没站稳脚，说什么都像放屁。
每天骑着电动车在高温里穿行，汗水把衣服湿了一遍又一遍，晚上回到铁皮屋，天热得睡不着，就坐在门口抽一根烟，看看远处的灯光。
最高档的那片楼上，有一层全亮着灯，亮得像白天。我那时候想过，是什么样的人住在里头呢？
送外卖送到第四个月，有一天半夜，我接到一个订单，地址是市中心一栋公寓楼。
我骑车赶过去，电梯坏了，只能走楼梯，爬到第十六层，气喘吁吁地敲门。
门开了。
一个年轻女人站在门后，穿着一件丝绸睡袍，头发披散着，脸上干干净净的，没什么化妆的痕迹。
她接过外卖袋子，看了我一眼，那一眼没有嫌弃也没有客气，只是在端详。
“你新来的？”她问。
我点点头：“刚来四个月。”
“我说呢，没见过你。”她转身进屋，过了几秒钟又出来，手里多了一瓶矿泉水：“天热，喝口水。”
我接过来，还没来得及道谢，门已经关上了。
那瓶水我没喝，挂在电动车把上带回了铁皮屋，第二天早上发现它被太阳晒得温吞吞的，我也没舍得扔，咕咚咚全灌进了肚子里。
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女人叫朱丽雅，是中餐厅的常客。
老何说她爸爸是迪拜做五金生意的，坐着排名数得上的富商。
她隔三差五就点外卖，也不嫌送的慢，有时候半夜十二点也要吃一碗酸辣粉。
她总穿得随意，拖鞋、短裤、大T恤，从门口接过外卖的时候，冲我笑一下：“辛苦了。”
我那时候只觉得她好看，但没有别的心思。我一个送外卖的，连饭都吃不太安稳，哪敢想那些有的没的。
可朱丽雅记住了我。
第二次送外卖去她家，她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周健勇。她笑了笑，说：“名字挺结实的。”
隔了几天，她又点外卖，但备注里写着“走楼梯，不着急”。
我拎着外卖爬了十六层，她站在楼梯间门口等我，递过来一罐冰可乐：“喝一口，凉快凉快。”
我喝了一口，可乐太冰，呛得我咳了两声。她靠在门框上笑了，说：“你这人挺有意思的。”
后来我回想起来，她是从那天开始主动靠近我的。
大约又过了一个星期，一辆红色跑车停在中餐厅门口。朱丽雅从车上下来，手里拿着一只信封，走到我面前，递出来。
“明天下午两点，来我公司面试。”她说。
我愣住了：“面试什么？”
“我手里有个小外贸公司，缺个做事的，跑跑腿、跟跟单。”她说，“你送外卖能爬十六层楼，应该挺能吃苦的。”
老何瞪着我，使劲点头。
我犹豫了一下，接过了信封。
第二天，我换了件洗干净的白衬衫，准时到了她公司。
说是公司，其实是个不大的办公室，摆了六张桌子，墙上贴着中东的地图。
朱丽雅坐在最里面那间，见我来了，朝我招招手：“你看，其实我这儿也没多少事做。主要是我一个人太闷了，想找个能说话的人。”
我当时没听懂这句话的意思，只是在她的安排下，辞了送外卖的活儿，当了个跟单员。每天帮她跑跑银行、跑跑仓库，偶尔陪她去码头接货。
那段时间过得挺快活的。
她带我尝遍了迪拜的各种馆子，告诉我这是黎巴嫩菜，那是印度菜。
我吃不惯，她就笑我，说：“周健勇，你这个人真是认死理，连嘴都认死理。”
我说：“我就吃得惯酸辣土豆丝。”
她哈哈大笑，笑了半天，忽然看着我说：“我要找的人，就得是这种认死理的。”我的心“咚”地一下重跳了一拍。
有一天晚上，她带我去海边吃鱼。晚风吹过来，她把盘子里的一块鱼肉夹到我碗里，说：“周健勇，咱俩结婚吧。”
我嘴里的饭差点喷出来：“你说什么？”
“我说，咱们结婚。”她很认真地看着我，没有笑，“我都想好了，嫁妆我自己出，不用我爸的钱。你也不用怕，只要你以后对我好，别的什么都不用管。”
我放下筷子，喉结上上下下地动了半天，才从嗓子里挤出一句话：“朱丽雅，你是不是疯了？我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吗？”
“我知道啊。”她说，“你是个欠了十几万的穷光蛋，是个连酸辣土豆丝都觉得好吃的土包子，是送外卖还要爬十六层楼的傻小子。”
她说一长串，眼睛亮晶晶的，说完了，又加了一句：“可你就是对我好。”
我看着她的眼睛，那里面有我从来没见过的东西，那么亮，又那么沉。
我想了半天，想说我不配，可出口的话却是：“那……那我爸知道了，会说咱们认识得太快了。”
朱丽雅笑了，说：“你跟你爸说，我等你。”
02
跟朱丽雅交往后，我第一次见识到有钱人过日子是什么样。
她住的那套房子，光卧室就比我整个铁皮屋大，衣帽间里挂满了名牌衣裳，但她平时穿的还是那件洗得发白的T恤。
她会在半夜突然想吃火锅，拉着我去超市买一堆菜，然后蹲在厨房里笨手笨脚地切土豆片。
“你别切了，我来吧。”我接过她手里的刀，她就在旁边蹲着看我切菜。
“周健勇，你会做一辈子饭给我吃吗？”她忽然问。
我说：“行啊。”
她笑了，笑容特别好看，像外头沙漠里刚升起来的月亮。
我说：“跟月亮似的。”她没听懂，问我什么意思。我说，没什么，好看。
朱家的别墅在市郊，我陪朱丽雅回去过两次。
她爸朱永祥坐在客厅的大沙发上，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见到我，连站都没站起来，只是上下打量了一遍。
“就是你说的那个送外卖的？”他问朱丽雅，语气像在说一件货品。
朱丽雅拉起我的手，说：“爸，他叫周健勇，我要嫁给他。”
朱永祥把茶杯往桌上一放，声音不大，但很重：“我不同意。”
朱丽雅没有让步：“你同不同意，我都嫁。”
场面冷得像个冰窖。
朱丽雅的哥哥朱凯文从楼上走下来，西装笔挺，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看了我一眼，微微笑了一下：“妹，爸说得对，你这种条件，什么样的找不到？非得找这么个……”
“凯文。”朱丽雅打断他，语气平静，“我嫁谁，跟你有关系吗？”
朱凯文也不生气：“跟我没什么关系，但跟朱家的脸面有关系。”
那顿饭吃得我浑身不舒服。朱丽雅倒是若无其事，该吃吃该喝喝，还给我夹了一筷子清蒸鲈鱼：“这个好吃，你多吃点。”
登记那天，朱丽雅穿了一件白裙子，我也换了一身新衬衫。
民政局的工作人员看我们俩，问了一句“你确定吗”，朱丽雅说确定，我也说确定。
出来的时候，阳光亮堂堂地洒了她一身。
她指着我肚子上的衬衫褶子：“你这衣服，也不熨一下。”
我说：“一辈子就穿这么一次，褶了就褶了吧。”
她笑了，笑着笑着，眼眶红了，赶紧扭过头去。我看见了，也假装没看见。
婚礼是后来的事。
朱永祥虽然反对，但架不住朱丽雅自己掏钱操办。
在帆船酒店摆了二十桌，排场大得吓人。
朱丽雅穿着白色婚纱从门口走进来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像在做梦。
朱凯文上台致辞，端着酒杯，笑着看了一眼全场：“我妹妹选的人，希望将来不给朱家丢脸。”
朱丽雅站起来，也笑着说：“哥，我选的，一定比你看中的人强。”
我以为她说的是气话，现在回想起来，那是在较劲。
我和朱丽雅婚后就住在她那套公寓里。
她不上班的时候，就在客厅里看文件，我就在厨房给她煮汤。
有一天夜里，我醒来去上厕所，看见书房的灯亮着。
她背对着门，坐在书桌前，面前摊着一叠厚厚的文件，看得入神。我喊了一声“丽雅”，她身体一颤，飞快地把文件塞进抽屉里，上了锁。
“你怎么不睡？”她回过头来，脸上挂着笑，但笑容有点僵。
“睡不着。”我说。
“我这还有点东西要看完，”她说，“你先睡，我待会就来。”
我躺在床上，闭着眼，听着书房里偶尔传来的纸页翻动的声音。
那声音很轻，但在深夜的寂静里，却很清晰。
我心里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好像她身上藏了许多东西，那些东西我碰不到，也摸不着。
蜜月的时候，她带我去了欧洲。
在巴黎的街上，她买了一串糖葫芦，吃得满嘴都是糖渍，她笑得像个十几岁的孩子。
我说，你慢点吃。
她说：“周健勇，你说咱俩以后老了，还能这样出来玩吗？”
我说：“当然能啊。”
她没再接话，低下头，把剩下半颗山楂塞进嘴里，嚼了很久。
那段时间，她时不时会出神。
有时候我喊她两三遍她才能回过神，然后冲我笑笑：“没事，走神了。”我看出来她有心事，但每次问，她都把话题岔开。
婚后第三个月，她有一天早上起来，对着马桶吐得天昏地暗。
我吓了一跳，要带她去医院。
她擦了擦嘴，抬起头来，眼睛亮亮地看着我：“周健勇，你是不是要当爸爸了？”
我愣在那里。好半天，才缓过劲来，一把把她抱了起来，在客厅里转了两圈。她“咯咯”笑着，用拳头捶我的背：“放我下来！你转得我头晕！”
可是后来我仔细回忆，她拿到产检报告的时候，高兴是高兴，但那高兴底下，压着一层我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她把报告看了很久，又把目光移到窗外的远处，看了好一阵子。
我那时候只当她是第一次当妈妈，紧张，没往别处想。
那些晦暗不明的线索，在后来漫长的二十年里，被我反复咀嚼了一遍又一遍。
有些东西我是真的没看见，有些东西是看见了，却不愿意深想。
朱丽雅自己做过什么事，她心里有数，可我一个大男人，却蠢得像头猪。
03
三胞胎出生那天，是迪拜最热的一个日子。
我在医院走廊上蹲着，腿抖得站不起来。护士出来喊“家属”，我冲进去，看到她虚弱地躺在病床上，三个护士一人抱着一个婴儿，凑到她面前。
“两个男孩，一个女孩。”护士说，“健康得很。”
朱丽雅费力地抬了抬手，摸了摸其中一个婴儿的脸蛋，眼泪顺着眼角滑下来：“周健勇，你看，他们都像你。”
我凑过去看，那三个皱巴巴的小东西，红通通的，哪里看得出像谁。
我忍不住笑了一下，又赶紧忍住，怕吵醒他们。
朱丽雅看着我，轻轻说：“健勇，你一定要照顾好他们。”
我那时候觉得这句话是当妈的正常嘱托，点头点得像拨浪鼓：“你放心，我肯定豁出命来养。”
她听了，闭上眼睛，把脸侧向枕头那边，不再说话。
三个孩子出生后，朱家别墅的气氛就变得有点异样。朱凯文来过一趟，站在病房门口，看了看三个孩子，没伸手抱。
“爸的意思是，孩子姓朱。”他站在门口，语气不咸不淡。
朱丽雅靠在床头，声音不大，却很稳：“姓什么我说了算。”
朱凯文没说什么，走了。
那天晚上，朱丽雅突然把三个孩子全支开，让护工带回婴儿室，然后坐在床上，看着窗外发呆。
我坐在床沿，不知道说什么好。
“丽雅，”我试探着问，“你跟你哥……”她摆了摆手：“没事，你别担心。”
我那时候真以为没事。
我只知道朱家家大业大，朱丽雅做生意的时候，她哥也在做，两人免不了别苗头。
可我不懂那些弯弯绕绕，也没问过细节，就觉得只要朱丽雅自己搞得定，我别添乱就行。
三胞胎满月前一周，朱丽雅突然让保姆带三个孩子去抽血，说是“做个全面体检”。
我当时还觉得她小心过度。
孩子满月体检，医院自然会查各项指标，她非要另找一家私立诊所，多做一套基因筛查。
我没多想，反正是她花钱，她又操心，孩子多点检查也稳妥。
检查结果出来那天下午，朱丽雅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整整一个下午没出来。
我抱着孩子在外面来回踱步，终于忍不住敲了敲门：“丽雅，结果怎么样？”
门开了，她站在门口。眼睛红红的，像是哭过。但嘴角却挂着笑。
“都好。”她说，“孩子们都健康。你放心吧，他们一点问题都没有。”
我瞄了一眼她身后的桌上，那张报告单我只扫到一行英文，还没来得及细看，她就把门带上了。
“周健勇，”她在屋里对我说，“今晚我想喝你做的番茄鸡蛋汤。”
我一听她要喝汤，赶紧去厨房忙活。
当时只当她是孕后口味变了。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她拿到的，是三个孩子全部“阴性”的遗传病筛查结果。
她一个人坐在书房里，又哭又笑了整整一个下午。
为的什么，我当时不知道。
满月宴办得不大，只在朱丽雅公寓的楼下餐厅摆了三桌。
朱永祥没来，朱凯文来了，坐在角落里，一直在看手机。
席间，他把朱丽雅叫到一旁，低声说了几句话。
我看到朱丽雅的脸色一瞬间就变了，变得很白，像外头晒了整天的石板路。
她回到座位上，什么都没说，只是把面前一杯红酒喝干了。我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冰凉。
“怎么了？”我问。“没什么。”她说，“就是有点累。”
那天晚上回到家里，她抱着我哭了很久。
眼泪把我的睡衣打湿了一大片。
我不停地问她“丽雅你怎么了”，她也不说话，就只是摇头。
哭够了，她抬起头来，鼻尖红红的，说了一句话，我当时没听懂：“周健勇，对不起。”
我摸不着头脑：“你有啥对不起我的？”她没回答，只是把脸埋在我胸口，声音闷闷的：“睡吧，明天就好了。”
多年以后，我无数次回忆起那个晚上，后悔自己怎么那么迟钝。
她抱了我那么久，哭得那么厉害，我就该意识到事态严重。
可我没有，我只是拍了拍她的后背，像拍一只受了惊的猫。
我以为有钱人家的日子就是这样，起起伏伏，跟她爸她哥拌个嘴，过两天就好了。
第二天，满月宴过后的第二个清晨，一切都变了。
04
我到死都忘不了那天早上的场景。
朱丽雅起得很早，我还在睡，迷迷糊糊听见她在衣帽间里翻箱倒柜，发出一阵阵动静。
我翻了个身，继续眯着。
过了一会儿，她走到床边，推了推我：“醒了，起来签个字。”
我揉着眼睛坐起来，看见她站在床前，手里拿着几张文件。她的头发整整齐齐地扎着，脸上化着淡妆，面色平静。
“什么字？”我问。
她把文件递到我面前，我低头一看，白纸黑字写着四个字：“离婚协议书。”
我盯着那四个字，看了足足有半分钟，然后抬头看向她，又低头看了一眼文件，又抬头。“丽雅，”我说，“你开什么玩笑？”
“我没开玩笑。”她说，声音像一块冻住的铁。
我站了起来：“是不是你哥又说什么了？你昨天就不对劲，他是不是……”
“跟他没关系。”她打断我，声音依然平淡，“是我自己腻了。”
“腻了？”我愣愣地重复了一遍这两个字。
“当初找你结婚，就是一时冲动，”她说，“现在我清醒了。”
我看着她。明明跟我结婚的是她，跟我生三个孩子的是她，昨天晚上抱着我大哭的还是她。可现在站在我面前的这个女人，好像我从来没认识过。
我压住胸口那团气：“就因为一时冲动？三个孩子都生了你跟我说腻了？”
朱丽雅没有接话。她走到门口，拉开了卧室的门，门外站着两个穿黑衣服的保安。
“你签了字，带孩子走，朱家给你五百万。”她说，“如果不签，我来解决。”
我完全懵了。
我走进衣帽间，看见地板上已经摆好了我的行李箱，里面的衣服叠得整整齐齐。
我想不通，她是什么时候收拾的？
她是什么时候决定好这一切的？
我火了，一把把行李箱摔在地上：“朱丽雅，你今天不给我说清楚，我哪儿也不去。”
她转过身来，没有看我，只是站在那里。
过了很久，她才开口，声音比刚才低了一点：“周健勇，你带着孩子回国，好好过你们的日子。你要是真的为孩子好，就别问那么多。”
“你什么意思？”我追问。
她不再回答，朝门口的保安扬了扬下巴：“送他们走。”
两个保安上前，一人抓住我一只胳膊，把我往门外拖。
我挣不开，只能梗着脖子喊：“朱丽雅，你告诉我为什么！你总得告诉我为什么！”她站在客厅中央，背对着我，始终没回头。
我被她赶出公寓大门的时候，怀里抱着一个孩子，背上背着一个，手里还拽着一个。
三个孩子被这阵仗吓得齐哭，哇哇哇的哭声连成一片，在楼道的回廊里来回弹跳。
她站在门廊下，隔着那道虚掩的门，我看不清她的表情，只看见她垂在身体两侧的手，攥得紧紧的，指节发白。
朱凯文从旁边一辆车里下来，西装笔挺，戴着他的金丝眼镜，笑了一下：“妹夫，车给你安排好了，去机场吧。”我没理他，抱着三个孩子站在那儿。
心里有一万句话想问，但没有一句能说出口。
我真的带着三个孩子去了机场。
怀里最小的那个是女儿，哭累了，嘬着自己的小拳头，睡着了。
其他两个男孩还在抽抽搭搭地喘着粗气。
我坐在候机厅的金属椅子上，看着手里那张机票，心里像堵了一大块石头。
我想冲回去，想当面问清楚，可孩子在我怀里，我走不开。我要真走，把三个孩子放在哪？
登机广播响起来。
我站起身，拖着行李箱，怀里抱着孩子，朝登机口走去。
走到通道拐角处，我回头看了一眼神。
远处有一道身影，站在玻璃墙后头，隔着很远很远的距离，一动不动。
我看不清她的脸，但我知道那是朱丽雅。她站在那里，像一尊被搁在橱窗里的瓷人。
我回过头，没再看第二眼。走进机舱的时候，我把孩子抱紧了，低声说：“回家，咱们回家。”
飞机起飞后，我靠在座位上，闭上眼，想起那瓶她递给我的矿泉水，那罐冰可乐，她坐在海边晚风里说“咱俩结婚吧”的样子。
然后，我把所有念头都掐断了。
那个女人不要我了，也不要孩子了。那就这样吧。
到达国内后，我在行李转盘前等了很久，我的行李箱里除了衣服，还有几张朱丽雅不知道什么时候塞进去的存单。
是在北京开户的，写的是我爸的名字。
金额倒是不小，够我们父子几个撑一阵子。
我心里翻了个个儿。
她既然那么绝情，为什么还要塞这些钱？
我在行李箱夹层的最深处的缝隙里摸了摸，指腹碰到一个信封。
我掏出来，信封上没有寄件地址，只写了一行字：“孩子三岁前，不要让他们姓朱。”
我咬着牙把那封信揉成一团，扔进了机场垃圾桶。
05
回国那天，老家下了很大的雨。
我抱着三个孩子站在门口，全身湿透了，头发上的水滴顺着脸颊往下淌。我爸从屋里走出来，看到我，先是愣了几秒，然后看了看我怀里的孩子。
他什么都没问，只说了一句：“进来吧。”
我爸叫宋德明，我随我妈姓，这事儿说起来也简单。我妈走那年我才五岁，他一个大老粗，又当爹又当妈，也没再娶。我的姓，是我妈留下的念想。
进了屋，我爸把三个孩子一个个接过去，用干净的毯子裹好，放到床上。
他蹲在床边看了一会儿，又看了我一眼。
“你这是，又当爹又当妈的？”我“嗯”了一声，嗓子发涩。
我爸叹了口气，起身去厨房烧水。水烧开了，他沏了两碗茶，递给我一碗：“那个女人呢？”
我说：“离了。”
我爸捧着一碗热茶，坐在门槛上，好半天才开口：“孩子们的奶粉钱，有着落吗？”
我从口袋里掏出那几张存单：“她有给一些。”
我爸看了一眼存单，看了很久，没说好，也没说不好。那是我第一次觉得，我爸老了，背已经有点驼了。
日子就这样硬着头皮过下去。
我用那笔钱在城里租了一间小门面，白天卖袜子、卖毛巾，晚上收摊后，就在地上铺一块木板，三个孩子并排躺在上面。
我一边数第二天要进的货，一边看着他们打鼾。
邻居的闲话少不了。我弟媳宋秀芬隔三差五就上门来“串门”，嘴上挂着一句常说的话：“娶个外国富婆，倒把自己弄成保姆了。”
我不接话。她也不在意，继续念叨：“三个孩子呢，你一个大男人，带得过来吗？”
我依然不接话。
她把菜放下来，又嘟囔几句，走了。
我爸帮我看孩子，从早到晚，累得吃完饭就在椅子上睡着了。
我要心疼他，他说：“你管好你的摊子，孩子们交给我。”
我白天卖完袜子，晚上还去给人家修电器。
从小修到大，电路板、电视机、洗衣机，都能上手。
慢慢有了口碑，老顾客多起来，我又租下隔壁的一小间，正经开了一家修理铺子。
三个孩子一个接一个长大。
周晓峰打小聪明，嘴也溜，小小年纪就知道记账；周晓东力气大，干活勤快，邻居都说他像头小牛犊；周晓雨爱看书，坐在铺子门口一坐就是一下午，翻我买给他的小人书。
日子过得不宽裕，但也没饿着谁。
唯一让我觉得亏欠的，是一个下雨的晚上，周晓雨发烧，烧到嘴唇都干了，我抱着她跑去医院，挂完水，她睡着了，我坐在走廊里，忽然就想起了朱丽雅。
那个狠心的女人，她会不会在某个深夜里，想起这三个孩子？
我坐在医院走廊冰冷的塑料椅上，想了一会儿，又站起来，去接了一杯热水，一口一口地喝完。
喝完了，也就不想了。
三年后，我收到过一封从迪拜寄来的汇票。
没有抬头，没有落款，但我知道是她。
那一天是三个孩子的生日。
我拿着那张汇票，站在店门口，看了很久。
最终我没有去银行兑付，点了一根烟，看着它烧到烟屁股。
把汇票扔进火盆里的时候，我爸正好进屋，看了一眼火盆，什么都没说。
孩子五岁那年，有一天周晓峰放学回家，问我：“爸，为什么我没有妈妈？”
我蹲下来，摸了摸他的头：“你妈妈去了很远的地方。”
“那她还回来吗？”他问。
我说：“不知道。”
周晓峰那时候才五岁，却好像听懂了我的语气，没有再追问。
他跑到弟弟妹妹面前，说：“走，哥带你们去跳皮筋。”我站在门口，看着三个孩子的背影，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堵得很难受，却又吐不出来。
那几年，我拼命挣钱。
我以为只要忙起来，就没空想那些事。
可每当夜深人静，我躺在窄窄的床上，闭上眼，还是会看见那扇虚掩的门，以及门后那道身影。
她到底为什么赶我走？这个问题，像一根刺，扎在我心上，二十年都没能拔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