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十年了。
黑色轿车停到村口那天，我正蹲在院墙根底下劈柴。引擎声盖过斧头落的动静，我抬头，看见车门开了。
大伯从车上下来，两鬓白了大半。
他没回自家院，径直朝我走来。
人群远远围着看，没人上前。
大伯走到我跟前，上下打量我一通，嘴唇动了动，一个字没憋出来。
他抓住我的手，手心糙得像砂纸，攥得我指骨发疼。
我娘站在灶屋门口，围裙上沾着面粉。她的目光没看大伯，落在那辆黑色轿车上，脸上一丝血色都没了。
那个藏在房梁上的油布匣子，我晓得，跟大伯这趟回来有关。
01
大伯回来那天，是农历九月初六。
我记得清楚，因为头天晚上刚下过一场秋雨，院子里那棵老枣树的叶子落了一地，我蹲在墙根底下劈柴，屁股底下的木头墩子还带着潮气。
黑色轿车从村东头开进来，碾过泥水路，轮胎带起两道深印子。
我以为是乡里哪个干部下来检查秋收，没当回事。
直到车门打开，先伸出来一只黑布鞋，我才猛不丁认出那是大伯的脚。
他穿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布中山装，头发全白了。站着的时候腰板还挺直，但那双手，纹路深得像犁过的地。
我放下斧子，愣在原地。大伯朝我走了三步，停住。他就那么看着我，看了足有一分多钟，眼睛里的光晃啊晃的，像风里的油灯。
“英华。”
大伯叫了我一声，声音哑得厉害。我“哎”了一声，嗓子眼发堵。
他伸手抓住我右手。
我手上满是木头屑和汗，他也不嫌。
那只手烫得像火炉，钳子一样扣着我的指头，半天没松开。
人群中有人在交头接耳，村东头的唐银凤扯着嗓子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清。
我满脑子只有一件事，十年前他走的时候，也是这双手，也是这样抓着我的手，跟我说了句“英华，你的情我记着”。
那回他没哭，这回落了泪珠子。大伯自己也觉出来了，别过脸，拿袖子擦了把眼睛，再转回来的时候嘴里念叨：“回来看看，回来看看你们。”
娘的背影在灶屋门口闪了一下，又缩回去了。
我牵着大伯往屋里走。
路过自家院门口的时候，我瞟见娘正站在案板前面剁白菜，刀落得又快又急，像是要把什么东西剁碎似的。
我心里咯噔一下，想起那个油布匣子。
那东西是娘三年前开始藏的，就塞在房梁上那根挑大梁的木椽后面，拿油布裹了里三层外三层，用麻绳捆得结结实实。
我问过一次那是什么，娘瞪了我一眼，说“不该问的别问”。
那之后我再没动过那个念头。
但今天大伯回来，我那个念头又冒上来了，压都压不住。
晚饭是我娘做的。
酸菜炖粉条，炒了一盘鸡蛋，还特意去供销社买了一条鱼。
大伯坐在方桌边，看了看桌上的菜，半晌没说话。
他夹了一筷子粉条，放下筷子，说：“这菜，跟永寿走那年一个味儿。”
我娘背对着我们，正在灶台上盛饭。她的手顿了一下，没回头，声音平平地说：“不就是白菜粉条嘛，家家都这么做。”
大伯没再接话。我也没敢开口。
饭后我送大伯回他那座老院子。
院子十一年没人住了，墙根的青苔长得半人高，堂屋门上的锁锈得打不开。
我翻了半天钥匙，总算把锁捅开了。
一股霉味扑出来，大伯站在门槛上，没进去。
他弯着腰，憋住咳嗽，对我摆了摆手：“你先回吧，我自个儿待会儿。”
我走出大门三步，还是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月光底下，大伯驼着背，站在那扇破门框里头，像一张发黄的老照片。
我回家的时候，娘已经把碗刷完了，坐在炕沿上，手里捏着一只鞋底在纳。
我看她捏针的指头肚泛白，就说娘你歇歇吧。
她不搭腔，半晌，忽然问我一句：“你大伯，跟你说了什么没有？”
我说没有。娘点了点头，又低下头纳鞋底。那只鞋底，她纳了一晚上，针脚歪歪扭扭的，跟她平时的活计完全两样。
我躺在偏屋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窗外秋虫唧唧地叫，偶尔传来大伯那边院子的门轴声。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迷糊之间听见正屋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响动。
我竖起耳朵，像是有人在搬什么东西，搬得很慢，很小心，隔了一会儿又是一阵。
第二天鸡叫头遍的时候我醒了。
天刚蒙蒙亮，我穿上衣裳往正屋走，推开门的瞬间，看见娘正踩着凳子，把那个油布裹的匣子往房梁上塞。
她的动作笨拙又急切，像一只护崽的母鸡。
听到我的脚步声，她整个人僵住了，慢慢地从凳子上下来，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
“娘，那到底是啥？”我硬着头皮问了一句。
娘没理我，径自把凳子搬回灶台边，弯腰生火，搪瓷盆碰得叮当响。她的背影瘦瘦小小的，被灶膛里跳出来的火光照得忽明忽暗。
我们母子俩一句话没说。大伯回来的第二天，娘做早饭时，手一直在抖。
02
大伯回来的消息，像长了腿一样传遍了整个村子。
第二天上午，就有三拨人上门。
唐银凤端来一碗刚出锅的豆包，脸上堆着笑：“永福哥回来啦？早就该回来了，这些年，可把你想坏了。”大伯没接那碗豆包，只说了声“放那儿吧”，连眼睛都没抬。
唐银凤讪讪地搁下碗，自说自话了一会儿，走了。
我站在院里劈柴，斧头落下去的时候，想起十一年前那个秋天。
大伯被撤职的那年，我十七。
我爹冯永寿已经没了四年。
我爹出事那年我十三，正在乡中学念初二。
矿上塌方，我爹跟三个工友一起埋在里头，挖出来的时候人就没了。
矿场老板打发人来，扔下两千块钱当抚恤金，连句整话都没有。
我娘跪在地上哭着求他们再给点，领头的那个人踢翻了院子里的水桶，水洒了一地。
是大伯赶回来的。
那时候大伯在县水利局当副局长，正忙着一个什么水库项目，听说我爹出事，连夜搭班车回村。
他到的时候，我娘已经哭昏了过去，我抱着娘的胳膊蹲在门槛上，全身都在抖。
大伯什么话也没说，先把矿场的人叫到一边，谈了一个多小时。
第二天，抚恤金从两千变成了六千。
大伯把六千块现金一张一张数给我娘，我娘跪在地上要给大伯磕头。
大伯一把拉住她，蹲下来，声音压得很低：“弟妹，永寿是我亲兄弟。他的事就是我的事。往后你们娘儿俩有啥难处，只管跟我说。”
那几年，大伯每年都回村三四趟。
每次回来，不是掂一袋大米，就是带两瓶油，塞给我娘一百块。
有一回我半夜发高烧，烧到四十度，我娘急得团团转。
大伯接到电话，半夜骑自行车跑了六十里路，天蒙蒙亮到我们家，带我去乡卫生院挂了两天点滴。
我昏迷中迷迷糊糊听见他在走廊里跟我娘说话：“孩子是冯家的根，砸锅卖铁也得治。”
后来大伯就出事了。
那年秋天，县里下来一纸公文，说大伯涉嫌贪污受贿，要他停职接受调查。
再后来，一副锃亮的手铐没有扣上，但一顶“贪污分子”的帽子扣得严严实实。
副手朱建民接手了他的位置，逢人就说：“冯永福啊，看着老实，背地里手脚不干净着呢。”大伯没有辩白的机会。
上面查了一个多月，说查出了“账目问题”，撤职处分，让他回乡劳动改造。
我记得大伯回村那天，是九月二十，雨大得吓人。
他穿着那件蓝布中山装，背着一个蛇皮袋，从乡里的班车上下来，再一步步走回村里。
雨把他浇得透湿，路上碰见村里人，喊他，他应了一声，那人就不再说话了。
没有一个人跟他一块儿走。
从村口到他家院子，不到两百米，他走了很久。
我站在自家院门后面，透过门缝看着他走过去，背影被雨压得弯弯的，像一张拉满的弓。
那天晚上，我娘坐在炕沿上一声不响，我把晚饭端到她面前，她也没吃几口。
半夜我起来解手，路过正屋，看见门缝里透出一丝昏黄的光。
我推开门，看见我娘蹲在灶台前，膝盖上摊着一个旧木匣子，手电筒搁在灶台上，微光照着一角发黄的信纸。
她弓着背，看了很久。
忽然听见动静，猛一抬头，看见我站在门口，慌里慌张地把信纸塞回匣子里，一把搂在怀里。
“娘，那是啥？”我问。
娘不答话，吹灭手电筒，把匣子塞进灶台底下的一个豁了口的瓦罐里。
她的动作又快又乱，像是怕我再看见一个字。
那晚她躺在炕上，翻来覆去，天亮时我听见她低低地说了梦话：“永寿……你叫嫂子咋办……”
那句话我没听懂。我只知道，那个木匣子，是从我爹的旧物里翻出来的。那一年我娘翻箱底，哭了一上午。
大伯落难后，村里的风向转得比秋天的西北风还快。
没有一个人敢主动跟他搭话。
朱建民放话出来，说“冯永福的问题还没查完，跟他走动的人，都得掂量掂量”。
这句话像一把刀悬在大家头顶。
唐银凤跟我说了好几回：“英华，你跟你大伯家远着点，别惹一身骚。”我看她一眼，没吭声。
我偷偷去过大伯家两回。
第一回，他蹲在牛棚门口抽旱烟，看见我来，把烟杆往地上一磕，挤出个笑：“回去吧，英华，别让婶子操心。”第二回，我拎着两个玉米面窝头，趁天黑搁到他家灶台上。
没过两天，那窝头被他原样送了回来，还多了一把干木耳。
大伯不想连累我。他越这样，我越难受。
那年冬天来得早。
十月刚过，头一场霜就下来了。
我穿着夹袄在院子里扫落叶，扫着扫着，忽然想起大伯家今年还没备过冬柴火。
他家的牛被牵走抵账，柴火垛也没了，只有墙根底下一小堆碎木块。
伯母身体不好，堂弟冯磊才十三岁，正念初一，瘦得像根竹竿，见了人总低着头。
我不知道大伯这个冬天怎么过。
03
霜降那天，村里开了个会。
老支书陈宏远站在大队部门口的台阶上，手里卷着旱烟，说话时声音不高不低：“上级有精神，要跟贪污犯划清界限。各家各户都要表态。”
会场里鸦雀无声。
村里人蹲在墙根底下，一个看一个。
唐银凤叼着瓜子壳，眼珠子转了转，第一个站起来说：“我们家跟冯永福家没啥来往，他家的事我们不知道。”
有人开了头，就有人跟着。张三家说“我跟他家只是田挨田”，李四家说“他前年借我家一把镰刀还没还呢”。大伙儿七嘴八舌，越说越响亮。
大伯没有来开会。
他站在自家院子里收拾那堆碎柴火，一件一件归置齐整。
我蹲在人群最后面，低着头，一句话也没说。
老支书的目光从我身上扫过去，顿了顿，没点我的名。
开完会回来，我娘正在灶台前蒸红薯。
她头也没回：“你去开会了？”我说去了。
她又问：“谁上台讲话了？”我说唐银凤先讲的。
娘没再说话。
她掀开锅盖，热气扑了一脸，她站在热气里头，我看不清她的表情。
晚上，我在院子里劈柴，劈着劈着就停了手。
冷风灌进领口，我打了一个哆嗦。
白天在大队部那句话像根刺一样扎在心里：“跟冯永福家划清界限。”我家跟大伯家之间，哪来的界限？
我爹死的时候，是背着我娘给大伯打的电话。
那是冬天，大雪封路，大伯连夜从县城赶回来，硬是走了四十多里半夜路。
他进院的时候，天刚蒙蒙亮，脚下那双解放鞋全让雪浸透了，脚趾头冻得通红，他蹲在我爹灵前，一声不响烧了多半宿纸。
那之后，每年我爹忌日，大伯都回村来上坟。
他蹲在我爹坟前，嘟囔一句：“哥，我来看你了。”
按村里辈分，大伯跟我爹是堂兄弟，但相处得比亲兄弟还亲。现在大伯落难了，我要是也躲着他走，我还算个人吗？
我放下斧子，摸进地窖。
地窖里堆着一批过冬的红薯，是我娘的命根子。
每年入冬前，娘都要精挑细选，留出最好的红薯当口粮，剩下的才拿去卖。
她常说，这红薯甜，能撑一个冬。
我蹲在地窖里，掰开一个红薯，瓤子黄澄澄的，招人喜欢。我盯着那两袋红薯看了半晌，咬咬牙，把最大最匀的那一袋拖了出来。
我娘在屋里纳鞋底，听见动静喊了一句：“英华，你在地窖里鼓捣啥呢？”我说：“拾掇拾掇红薯，看看有没有烂的。”娘没疑心，继续纳她的鞋底。
我趁她看不见，把那一袋红薯挪到院子角落里，拿化肥袋子罩住，等着天黑。
天黑得好慢。
那天的日头像钉在天上一样，落一截停一截。
我坐在院墙根底下，手插在袖筒里，心跳得咚咚响。
我娘从屋里出来三趟，两趟是倒水，一趟是上厕所。
每一回她出来，我都假装在看天。
月亮升起来的时候，我娘回屋歇下了。她的呼噜声从正屋传来，均匀、绵长，听不出什么异样。
我又等了半个小时。
等呼噜声变得沉稳了，才慢慢从角落里拖出那袋红薯。
红薯袋子挺沉，我把它扛在肩上，弯腰从院门侧面那道豁口摸了出去。
秋夜的风吹在脸上，凉丝丝的，带着稻草和牛粪的味道。
我沿着墙根，尽量贴着阴影走。
街上空荡荡的，一盏灯都不亮。
大伯家住村西头。
到他家院门口，院门虚掩着，我屏着气推开门，绕到后面那座牛棚。
牛棚里空荡荡的，牛早就被牵走了，剩下干草垛，发出一股陈旧的气味。
我把红薯袋子放进牛棚角落，用干草盖住，正要转身走，脚底绊了一下，踩到一块碎瓦。
“谁？”
大伯的声音从堂屋方向传来。
我吓得汗毛全立起来了，愣在原地，大气也不敢出。
大伯的脚步声由远及近，穿过院子，走到牛棚门口。
月光照着他的脸，他披着一件旧棉袄，头发有些凌乱。
他看见了我。
我攥着拳头，嘴唇发干，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大伯也愣住了。
月光底下，他看了我很久，目光从我脸上移到那堆盖着干草的红薯上。
他什么都没说，弯下腰，把干草拨开，露出下面那袋红薯。
他摸了一个，在手里掂了掂，又放回去。
他叫我。声音沙哑，但平静。
“……大伯。”我喉咙里挤出两个字。
大伯把干草重新盖好，直起腰，看了我一眼。
月光底下，他的眼睛亮晶晶的，像含着水，那水又没落下来。
他抬起手，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回去吧。快回。”他往前迈了一步，又停下来，背对着我，声音压得很低很低：“往后别来了。听话。”
我站在原地，脚底像生了根。大伯见我站着不动，又回头说了一句：“回去吧。家里有你娘等着你。”他顿了顿，说，“你娘不容易。”
我浑身一震。
他怎么知道我娘不容易？
他听说了什么？
还是纯粹随口说的？
我愣神的工夫，大伯已经往堂屋走去。
他走到门口，停住脚，背对着院子，对牛棚的方向说了一句：“红薯，我收下了。英华，你的情，大伯记一辈子。”
那晚我一路跑回家，心口像揣了一只兔子。推开院门的一瞬间，我愣住了。
月光底下，我娘站在正屋门口，披着一件旧薄袄，脚上踩着布鞋，像是起来了很久。
她看着我，没问我去了哪儿，也没问我去干了什么。
她只是说了一句：“灶上热着水，洗洗脚再睡。”
我低着头从她身边走过去。她没有追问。我弯下腰洗脸的时候，发现自己的手还在抖。
那晚我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娘那边正屋传来一声很轻很长的叹息。而后，是木匣子打开又合上的声音。
天一亮，我早起去牛棚外头转了一圈，地上什么痕迹都没有了，干草也铺得整整齐齐。我蹲在牛棚门口，像大伯那天一样，蹲了很久。
第二天中午，大伯把半袋红薯搁在了我家门口，另外半袋，后来我才知道，送到了村东头韩大爷家。
04
入冬前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冷。
大伯的院里几乎没什么动静。
他很少出门，偶尔出门，也就在自家院墙根下晒晒太阳，跟谁都不说话。
堂弟冯磊倒是每天照常上学，但放学回来，总是绕开大路走，怕碰上同学。
有一回，我在河堤上碰见他，他背着书包，低着头走路，瘦瘦小小的身子缩在棉袄里头。
我喊了一声“小磊”，他抬起头，看见是我，眼睛亮了亮，又暗下去。
他站住脚，搓着书包带子，半天才叫我一声：“英华哥。”
我问他：“家里还好吧？”
冯磊低下头，说：“还好。”可他那双磨穿了鞋底的布鞋，和露着棉花絮的棉袄口子，把“还好”那两个字给戳穿了。
我摸了摸他的脑袋，说：“回去跟你爹说，有啥难处，跟你英华哥讲。”冯磊点点头，眼圈有点红，转身跑远了。
我站在河堤上，看着他的背影，心里堵着一团棉花似的。
当天晚上回家，我娘已经在灶台前做饭了。
她背对着我，忽然说了一句：“小磊今天从咱们门口过了两趟。”我说：“哦。”娘又说：“你要是想送点啥，就送吧。”我愣住，抬头看她。
她仍然背对我，手里的锅铲不停翻炒，声音平平的：“但别多送，送多了，人家起疑。”
我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一个字没说出来。
第二天，我拿了两斤猪板油，又装了一小袋白糖，趁天黑送到大伯家。
这回大伯没在家，伯母接的。
她站在门口，看见我手里的东西，欲言又止，最后只说了句：“英华，你是个好孩子。”
我没多待，把东西放门口就跑了。回家的路上，月亮很亮，风吹在脸上，凉丝丝的。我心里却木木的，像有什么东西堵着。
日子一天天过去。
入冬后的第一场雪来得早，十一月中旬就飘了雪花。
夜里我披着大衣往大伯家走了一趟，远远看见他家烟囱冒着烟，心宽了些。
转了身正准备往回走，忽然听到背后传来一阵脚步声。
我回头，看见老支书陈宏远披着军大衣，提着手电筒站在十几步开外。
他手电筒的光在我脸上晃了一下，又灭了。
他叫了我一声，没有问话，没有责备，也没有玩笑。
他走近两步，又停下来，沉默了一会儿，才说：“我头回半夜起夜，听见牛棚那边有动静，以为有人偷牛。走过去一看，是你。”
我的心悬在嗓子眼上。
老支书又说：“那天你在牛棚放红薯，我站在墙拐角，都看着了。”他说完，沉默了片刻，“你大伯家落难，村里没几个人敢上前。你比你爹有良心。”
他顿了顿，补了一句：“那晚你走了以后，你娘也在门后站着。”
我浑身一震，像被电打了一下。我娘？她知道我去送红薯？她一直站在门后看着我？
老支书没再多说，披着军大衣转身往回走。走出几步远，又丢下一句话：“往后送东西别用化肥袋子，太好认了。换成蛇皮袋。”
那天晚上，我在雪地里站了很久，雪花落在我肩上，落成薄薄一层。
05
第二天一早，大伯家牛棚里的红薯被发现的事，就传了出去。
唐银凤蹲在村口压水井边，嗑着瓜子，扯着嗓子跟人议论：“谁家给的红薯？莫不是冯永福自己偷的？”没人接茬，她就撇撇嘴，“反正在我们村，名声臭了的人，谁愿意跟他家来往。”
我蹲在院子前面劈柴，斧头一上一下，刀刀使劲。唐银凤的话一飘一飘地刮过来，我把斧头砍进木头墩子里，没吭声。
大伯那边却像是没听见一样。
上午，他拎着半袋红薯出了门，走的不是去我家的方向，是村东头。
村东头住着孤寡老人韩大爷。
韩大爷今年快八十了，儿子死在矿上，儿媳妇改嫁走了，就剩他一个人过冬。
大伯把半袋红薯搁在韩大爷门口，敲了敲门，没等人应声，转身走了。
剩下半袋，中午搁在我们家门口。我娘看见了，没说话，弯腰把红薯捡起来，拿进灶屋，搁在米缸旁边。
那几天，大伯家照旧冷冷清清。
但村里人的议论声渐渐变了味。
先是有人翻出了旧账：“冯永福在县里当局长的时候，给咱们村修过两座桥，愣是没抽过村里一根烟。”又有人说：“那年我家小子上不起学，是永福垫的学费，还没让还。”唐银凤的瓜子壳嗑得越来越没滋味，后来也不嗑了。
老支书说得对，人心都是一杆秤，起初都朝着一边偏，可有人落了秤砣，那秤杆子，总会晃回来。
一个月后，冬至。
那天上午，村里来了两个人，穿着整齐的灰大衣，先找了老支书，又进了大伯家的院子。
他们在堂屋里坐了一个多小时。
临走时，那两人站在院门口，跟大伯握了握手，拍拍他的肩膀。
隔得远，听不见说什么，但大伯站在门口送他们的背影，似乎比之前挺直了一些。
老支书晚上到我家来喝水。
他端着碗，坐在门槛上，慢悠悠地喝了一口：“老冯的事，上头在重新过问。”他说，“朱建民心太急了，自己屁股底下还一堆屎呢，就敢往人家身上泼。”
我娘正在剁猪草，刀停了一下，又落下去。
老支书看了她一眼，又说：“嫂子，你跟我说句实话，永寿出事的头一年，是不是有人找过你？”
我娘没搭话，刀落得又快又稳。
老支书叹了口气，放下碗走了。我看了娘一眼，她的脸在灯下显得有些发黄，颧骨上的肉紧绷着，像绷着一层看不见的东西。
那年腊月底，县里来人通知大伯，说原水利局的账目重新审查有问题，让他去县里配合调查。
大伯走的那天，坐的是乡里专门派的拖拉机。
他站在拖拉机车斗里，破棉袄迎风鼓了一角，整个人看起来比半年前精神了一些。
我站在人群后面，看见他往这边望了一眼，目光在人群中停了一瞬。
随即他对我微微点了点头，嘴唇动了动。拖拉机突突突地开远了，我眼眶一热，赶紧低头。我娘什么话也没说，转身进屋了。
正月底，大伯平反的消息传来。
县里公开撤销了对他的处分，恢复了名誉。
又过了几个月，县水利局的大门口贴出任前公示，大伯被任命为市水利局的处长。
消息传来那天，村里炸开了锅。
唐银凤第一个拎着鸡蛋上大伯家，“哎呀永福哥，我就说你是清白的嘛，那些人瞎了眼……”
大伯没看她，也没接鸡蛋。
他把两袋红薯装上一辆三轮车，吭哧吭哧，自己蹬着送到我们村口。
我娘迎出来，大伯站在车旁：“弟妹，这红薯你留着。”他说，“这辈子，我不忘你们家的情。”
我娘低着头，没接话。她的手在围裙上擦了又擦，半天才挤出一句：“哥，说这话见外了。”
大伯临走前，叫我送他。
我们爷儿俩沿着村口那条土路走了很远。
到了老槐树下，他停下脚，沉默了一会儿，说：“英华，那晚牛棚里那个人，我认得。”我心头一跳，嘴硬道：“我没去。”大伯笑了一声，很淡：“你从小就撒谎不会遮眼睛。你送红薯那晚，我透过墙缝，看着你的背影跑到村口才回头。我一眼就认出来了。”
我哑口无言，低着头搓衣角。大伯又说：“这红薯的事，我记一辈子。但是英华，”他顿了一下，“你爹的事，你也该上点心。”
我愣住了，抬头看他。
大伯神色平静，眼角的皱纹却很深很深：“你爹不是寻常矿难。那矿的承包方，跟朱建民有牵连。你爹死的时候，离矿难点还有两百米。他本来不该在那个位置。”
风从河边吹过来，吹得老槐树的枯枝嘎嘎作响。
我站在原地，脑子里嗡嗡的。
大伯没再多说，拍了拍我的肩膀，转身往拖拉机走去。
走出几步，他又停下来，声音有些低沉：“你娘这些年，不容易。你能顺着她就顺着她。”
我回到家，我娘正在灶台前烧火。看见我进来，她头也没抬，只说：“饭在锅里，还热着。”
我“嗯”了一声，坐在门槛上，半天没动。脑子里翻来覆去，都是大伯那句话：“你爹不是寻常矿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