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思想周报｜当流行文化被编码为政治迷因；互联网已死？

当流行文化被重新编码：特朗普政府的“迷因政治”

近日，白宫在Instagram平台上发布了一则引起争议的帖子：他们借用蜘蛛侠的形象，将移民及海关执法局（下称ICE）特工描绘成蜘蛛侠式的“友好邻居”，并表示他们将致力于把非法移民驱逐出境。但正如许多批评者指出的那样，蜘蛛侠被视作友善、乐于助人的邻家英雄，这一文化形象与ICE所代表的强制性移民执法之间存在明显张力。这种挪用流行文化的做法引发了网友的不满。

白宫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图片

这并非特朗普政府首次因发布挪用流行文化的帖文而引发争议。今年7月，白宫在TikTok的宣传视频中使用了歌手Bad Bunny的歌曲《La Mudanza（搬家）》的片段来庆祝特朗普的移民政策。视频中播放了一系列特朗普的胜利片段，随即切换到ICE拘留移民的画面。视频还改写了歌曲原本“为父母鼓掌”的歌词，将其改为“为特朗普总统献上掌声”。

据《滚石》杂志报道，这不是白宫官方社交媒体账户第一次在宣传视频中违背艺术家的意愿使用其音乐。自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开始以来，政府一直严重依赖这些愤怒诱饵式的宣传视频，这些视频往往与残酷的移民执法有关。

《La Mudanza》是Bad Bunny 专辑中最具有政治色彩的歌曲之一。这首曲目及其MV引用了一众支持波多黎各独立运动的历史人物和政治符号，从活动家Eugenio María de Hostos到浅蓝旗，并提到了波多黎各被美国殖民的历史，以及禁止展示波多黎各旗帜的“禁言法”。Bad Bunny甚至用西班牙语唱道：“这里有人因为升旗帜而被杀害，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带着她到处走”。考虑到“La Mudanza”这首歌背后的含义，以及Bad Bunny过去对特朗普及其移民政策的公开批评，这段视频尤其令人感到讽刺。虽然歌手本人尚未发声，但目前这条视频的配乐已被版权方申请拿下，视频已变为无声状态。

当然，政治家在活动和竞选集会上使用流行歌曲并不罕见——但许多艺术家在谈到唐纳德·特朗普时都划清了界限。自从总统在2016年大选前开始竞选以来，一些音乐家并不乐意听到特朗普团队演奏他们的音乐，并且通常是未经授权的。

当特朗普开始第二个任期后，他的政府一直在使用社交媒体作为他们沟通策略的一部分，并使用流行音乐来掩盖争议性行为，例如对军事行动的公开鼓吹以及残酷的移民驱逐行动。包括奥利维亚·罗德里戈、凯蒂·佩里和阿丽亚娜·格兰德在内的几位艺术家公开反对政府未经许可将他们的音乐用于这些视频。即便这种使用是否构成法律意义上的侵权仍有待具体判断，它在文化意义上的挪用却非常明确。目前，特朗普政府已经相当熟练地将流行文化符号从原本的语境中剥离，将其重新编码为权力、暴力和胜利的符号。作品原本的道德语境被改写、遮蔽，成为供特定目标群体欣赏、转发和玩梗的内容。

除了借用流行文化之外，特朗普政府更是将网络迷因（memes）用在战争宣传上。据《纽约时报》报道，在2月28日特朗普政府对伊朗发动战争之后，他们有意识地在X、TikTok等平台发布将战争娱乐化的视频。其中一则视频将爆炸画面与《海绵宝宝》的片段交织在一起，后者问道：“你想看到我再做一次吗？”这种宣传背后，是有意将战争的残酷与严肃性消解，甚至将其视作某种可以一笑了之的事物。正如作者詹姆斯·波涅沃齐克所强调的，这种宣传的目的是制造一种赤裸裸的、似乎在开玩笑却又并非真的在开玩笑的“反意义”：一种不受叙事、理性或道德论证约束的支配性氛围。

另一方面，这些视频也与特朗普长期以来对暴力意象和暴力娱乐的偏好相呼应。他曾批评NFL对头部对撞的处罚，认为这让比赛变得“软弱”。

此外，这些视频选择的角色，也传递出强烈的信号。首先，角色几乎全都是男性。这既与政府试图利用社交媒体迷因接触年轻男性、重新强调男性气概的传播策略相一致，也与这些视频所推崇的力量、竞争和支配逻辑形成呼应。

这些视频召集了怎样一群男性？克里斯托弗·里夫饰演的超人在视频中承诺为“真理、正义和美国之道”而战，紧接着便切换到《绝命毒师》中的沃尔特·怀特，阴沉地说道：“我就是危险本身”。其余的角色还包括《角斗士》中的马克西姆斯和《星球大战》中的黑暗战士凯洛·伦。如果说这些角色有什么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能击败甚至摧毁对手。除此之外，英雄、反英雄和反派在这里几乎可以互换。这里没有善与恶，只有强与弱、胜与负。

波涅沃齐克指出：白宫发布的这些有关伊朗战争的视频，除了支配与力量之外，并没有宣扬任何其他理念。除了强调战争必须获胜之外，视频几乎没有传达任何关于战争目的的观念。过去，官方人士还会做出姿态，承认让士兵去杀戮、直面死亡是一件极其严肃的事情。

但这些迷因视频所传达的恰恰是：战争就是电影，电影就是战争，体育和电子游戏也是如此。美国流行文化中铺天盖地的火球和枪战，与本届政府这种“军事娱乐化”的审美，本质上属于同一个视觉体系。战争原本所承载的道德与政治问题，不再成为被关注的焦点。

一些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使用于这些视频中的人物或作品也公开提出反对，包括前巴尔的摩乌鸦队安全卫埃德·里德，以及电子游戏《光环》的配音演员史蒂夫·唐斯。导演本·斯蒂勒则坚持要求白宫删除其电影《热带惊雷》中的一段片段，并写道：“战争不是电影。”

尽管有批评者认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充满阳刚气息的娱乐作品正是在为战争预先训练它们的观众，因此白宫在宣传中使用这些内容有其道理。那么使用具有反思性的Bad Bunny的歌曲，又意味着什么？或许，这种策略的目的已经不只是将一切娱乐化、消解其严肃性，而是主动破坏文化作品原本试图传递的信息。愤怒诱饵式的宣传不再要求文化符号“代表什么”，而是让它成为刺激用户反应、制造传播的工具。

在这个意义上，特朗普政府并非简单地将政治变成娱乐，而是在重新规定娱乐意味着什么：超级英雄、电影角色、流行歌曲乃至战争本身，都可以被从原有语境中抽离，重新编码成力量、胜利和支配的视觉语言。这不仅是对流行文化的挪用，也是对文化意义解释权的主动争夺。

是时候给互联网写悼词了吗？

近日，《波士顿评论》以“曾经的互联网是什么（What Was the Internet?）”为总题刊发了一组稿件，邀请五位长期关注互联网的写作者在人工智能蚕食互联网的当下反思其在当下的衰落和将会迎来的未来。

该刊编辑马特·洛德（Matt Lord）在导语中写道，人们对于互联网的感受一直处在变化当中。问世伊始，互联网曾被乌托邦主义者寄予种种美好愿景：赛博空间；地球村；电子前沿，数字公地或新的公共空间。但幻灭感很快袭来。1989年英国计算机科学家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发明万维网之后短短几年，批评人士就开始呼吁人们警惕“加州意识形态”，意指一种披着波西米亚主义外衣的企业贪婪。此后，互联网的衰落历程便伴随着硅谷及其所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下的“新经济”的兴起。曾经作为“参与式文化”和“网络化抗议”载体的社交媒体被垃圾化了。在美国，大科技公司被共和党控制。注意力商人让我们沉迷于刷负面新闻（doomscrolling），作为国家安全支柱的平台资本主义则不断榨取、监控和杀戮。尽管有识之士做出了努力，但互联网早已成为了反乌托邦主义者或至少是现实主义者设想的世界：一个充斥着技术封建主义、数字殖民主义和新种族主义（the new Jim Code）的时代。

洛德指出，随着人工智能的兴起，一种对于互联网的哀悼情绪正在显现。互联网的一大部分正在被席卷而去。今年5月，谷歌自2001年以来首次对首页搜索框进行的重大改版，标志着全面转向“智能时代”。聊天机器人幻觉频现并隐藏信息来源，搜索结果变得难以浏览，数字生活更趋原子化，线上获取信息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维基百科虽奇迹般得以幸存，但同样面临新的威胁。包括1995年上线的《波士顿评论》在内的所有网站从搜索引擎获得的流量一路下跌……这是网站的终结时刻吗？如果是，是否应该为它写悼词？于是有了这组回顾互联网的过往并反思其如何走到今日的文章，限于篇幅，下文仅介绍其中两篇文章。

其中一篇文章题为《基础设施帝国主义》，作者希瓦·维迪亚那桑（Siva Vaidhyanathan）是弗吉尼亚大学罗伯逊媒体研究教授。文章以谷歌联合创始人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2009年10月在《纽约时报》发表评论文章为旨在“将所有图书数字化”的“谷歌图书”项目辩护的往事开篇。布林在那篇评论中声称这个项目旨在保存人类知识，是为了全人类的福祉，而维德亚纳森认为，其真正目的是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打下基础。如今，这项技术正在毁掉那个我们曾在其中不明智地将无数文档、图像、视频委托谷歌代为管理的网络世界。布林曾经以保存为名兜售给公众的项目最终变成了一次激进的圈地运动的基础设施，它所建构的系统将取代搜索引擎及开放网络本身。

2011年，维迪亚那桑曾在《谷歌化的反思》（The googlization of everything：and why we should worry）一书中提出警告，谷歌已经成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存在：一家私营企业，几乎出于偶然且几乎完全未经公众讨论，就被赋予了组织所有人类知识的重任。他从三个方面讨论了谷歌化（googlization）现象：首先，谷歌通过搜索监控形塑了我们分配注意力的习惯和自我披露的方式，从而谷歌化了我们；其次，它通过绘制街道地图、扫描书籍、铺设光纤谷歌化了世界；再次，通过以优雅的设计和简洁的界面在每个人和人类思想记录之间插入算法排名，它谷歌化了知识本身。但如今回过头去看，维迪亚那桑发现，无论谷歌过去有多少过错，但它始终实践了一项基本的善行：将我们的注意力从谷歌本身引导至某个最有可能帮助我们解决问题或满足我们兴趣的资源。这种跳转行为本身带有启蒙主义的遗风，与更古老的公共领域理想存在联系，即公民能够从接触多元信息源、权衡利弊，从具有分歧的观点中形成判断并从中获益。

但如今，谷歌正在用“AI概述”和“AI模式”切断这一联系。过去的链接排名尽管经过了谷歌算法的干预，但它提供了多元化的、清晰可辨的信息来源，浏览来自报纸、播客、政府网站、论坛等不同来源的链接本身就是微小但持续的信源批判教育。而AI概览则提供了一种诱人的承诺：繁琐、费力、充满争辩的求知过程——比较信息来源、识别偏见、容忍模糊性、偶尔犯错并不得不修正观点——可以被一个简单、自信、算法流畅的段落取代。这种诱惑非常强大，最近的调研显示，谷歌AI模式下的零点击率（即用户完全没有访问任何外部网站的搜索占比）高达93%，谷歌搜索整体的零点击率约为60%至68%。

文章进一步指出，谷歌的AI概览和AI模式是基于出版商、记者、百科全书编纂者、博主、论坛贡献者、食谱作者以及数百万其他普通网络作者的作品进行训练和实时生成的，谷歌最初的排名算法正是为了组织这一开放网络中的内容而构建的，尽管远非公正和平衡，传统的搜索的确会给内容发布者带来一定的流量，但这种互惠模式如今被打破了。谷歌的AI引擎变成了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寄生物：它依赖其宿主开放网络持续产出人类写作的可验证的新信息，却剥夺了原始网站本应获得的访问量，从而缓慢耗尽宿主持续产出所需的资源。此外，过去的个性化搜索排名导致的信息茧房问题也会因为AI概览而愈演愈烈：个性化排名算法至少提供了可查证的参照对象，而当AI概览为不同的用户提供两段截然不同却同样信誓旦旦的回答时，生成过程中的偶然性并不会显著体现出来，用户甚至可能意识不到还存在其他的答案。由于这种现象无法被系统性地研究，因而也就无从监管。

维迪亚那桑写到，他在2011 年提出的观点中至今仍最具说服力的一点是，谷歌的崛起不仅仅是技术实力或商业狡诈的结果，更反映了公共领域的失职。在20世纪90年代和 21 世纪初，政府、大学和图书馆等历来肩负着组织与保存公共知识重任的机构要么不愿、要么无力构建时代迫切需要的数字基础设施，谷歌于是趁虚而入。

另一篇文章在标题里直接将互联网的糟糕现状称为“政府控制的衰落（Managed Decline）”。该文作者是发明了“垃圾化”（ enshittification）一词的加拿大科幻小说作家、记者、活动家科里·多克托罗（Cory Doctorow），但他的愤怒对象不是谷歌搜索的垃圾内容，或者亚马逊上写满虚假好评的劣质商品，甚至不是马斯克充斥着儿童色情内容和机器人水军的推特，而是他在电子前哨基金会（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工作的25年间“会面过、通信过、恳求过、哀告过、与之争吵过的所有政策制定者”。

多克托罗指出，这些政策制定者才是我们苦难的真正缔造者。他们做出了那些可以预见且的确被预见会带来当下这个“垃圾世（enshittocene，指所有的科技产品都不断劣化的时代）”的决策。他们曾被明确告知犯下这些政策错误会导致怎样的后果，却一意孤行，如今仍然若无其事地生活在我们中间，拒绝承担自己操纵系统让秉持最糟糕理念的无耻之徒赚取巨额利润的责任。

竞争法是其中一个例子。四十年前，里根政府中来自芝加哥学派的经济顾问宣称：垄断是高效的。于是几十年来我们任由谷歌、脸书、亚马逊这样的大公司违反竞争法：收购主要竞争对手，吞并可能成长为其竞争对手的小公司，采用低于成本“掠夺性定价”以排挤竞争对手，通过排他性协议控制零售渠道，捆绑销售……最终互联网变成了五家巨型网站，每个网站上充斥着另外四家的截图。

问题在于，当一家公司“大不能倒（too big to fail）”，它也就无法被监管了。一旦这些公司占领了市场，它们也就俘获了监管机构。100家中型企业是容易监管的，因为它们没有足够的资金和一致的目标来游说监管机构；而当一个行业只有几家公司时，监管便形同虚设。例如，2024年拜登的联邦贸易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名为“一键取消（Click to Cancel）”的规定，禁止注册一项服务非常容易但要取消却难如登天的做法。2025年，特朗普的联邦贸易委员会废除了这一规定。

多克托罗还指出，自1988年里根签署法案规定音像店店员泄露顾客的录像带租赁信息属于违法行为之后，美国国会就没有出台过新的消费者隐私法。从深度伪造色情内容到儿童成为社交媒体算法的目标，再到在线住房、贷款和就业市场上的种族歧视，过去38年里显然并不缺少需要监管的东西。而监管对业界的屈服，造就了完全不受监管的数据经纪行业，它通过监视消费者获取数据然后用可怖的方式伤害我们（例如将“失智老人”变成一个营销类别），少数企业高管却因此成为巨富。

事实上，科技巨头不仅凌驾于法律之上，它们还会和国家融合，从而参与执法。科技公司最常用的武器是美国于1998年通过的《数字千年版权法案》（DMCA）第1201条，即“反规避法”，该条款将“绕过访问控制”列为一项新的重罪，初犯者将面临五年监禁和50万美元罚款。根据这项法律，如果制造商已明确规定设备不得被篡改，那么擅自修改该设备即属违法。也就是说，如果你购买并拥有的某个数字设备试图窃取数据和/或金钱，你无权为了自我保护而修改该设备。

在多克托罗看来，关键不在于那些道德低劣却自封为永恒科技霸主的“扎克马斯克式庸人（Zuckermuskian mediocrities）”，尽管他们很糟糕，但他们仍然只是在以政策环境允许和鼓励的方式行事。他们是垃圾化的后果而非成因。互联网的衰败也不能归咎于消费者选择了错误的服务。如果说个人负有责任，那也是轻信和支持了那些导致平台垃圾化的政策。多克托罗认为很多痛恨科技巨头的人支持的“年龄验证”政策就是这样一项政策。它不仅无法解决儿童在互联网上遇到的问题，反而允许科技平台去收集并留存更多关于儿童行为的数据，以及以防止未成年为由收集所有人的更多数据。

多克托罗在文末强调，互联网是我们连接世界的系统，也是我们对抗法西斯主义、应对气候危机以及终结种族灭绝所需的通信工具，我们绝不能和那些只要有政治利益可图就不在乎垃圾化的政客同流合污。

澎湃新闻记者 龚思量 贾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