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纪念展出现重大且低级失误，浙江博物馆本月第二次道歉

红军写成“红车”，周恩来写成“周恩米”，刘伯承变“刘佰承”，不是道歉就能过去的！浙江杭州，浙江博物馆之江馆区长征纪念展，版画说明把“红军”变“红车”、“周恩来”变“周恩米”、“刘伯承”变“刘佰承”，满墙错别字挂了7天，直到被人指出并曝光引发舆情，8月13日浙博致歉撤展，协办方称误用画家五年前打印店便签。国家一级馆的审核链，居然全在空转！

（案例来源：新黄河）

2026年8月5日，浙江省博物馆之江馆区四楼书画馆，“地球的红飘带——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纪念展”开门迎客。

展览借画家沈尧伊“长征三部曲”206幅版画，分三个单元，原定展到10月25日。沈尧伊这套画耗数十年功力，是国内唯一长征图像史，分量摆在那。

8月11日，杭州观众曹先生逛到这层楼，低头看版画下方说明牌，越看越不对：“不顾休息”写成“不顾体息”，“红军”变成“红车”；人名更离谱，“周恩来”印成“周恩米”，“刘伯承”印成“刘佰承”；

其中有一段话原封不动重复两遍；有些句子连通顺都谈不上，曹先生感到很惊讶又愤怒，于是拍下照片发到网上，瞬间引发舆论轩然大波。

8月12日下午，媒体致电浙博，工作人员回应称“已接反馈，安排修改”；当晚，展览协办方北京地球的红飘带文化传媒公司负责人给媒体解释原因：

这批版画2021年曾在国家大剧院展过，当时没配文字，展完由沈尧伊自行收走，画家在打印店打了一批临时便签贴画下，纯属个人辨识用，未校对、非正式解说。

本次浙博布展，公司人员把这批便签当正式说明直接上墙，既没清旧条也没送审。同日新黄河刊发报道，舆论再次炸开。

8月13日，浙江省博物馆发正式致歉声明，承认“布展收尾校对不细致、画作附文审核把关不严”，称已撤架问题展品、修订错误、邀专家两轮图文审查后重新上架。

声明没提追责到人，但点了自己“流程与质量管理存在薄弱环节”，巧的是，一周前的8月6日，同一馆区“再现圆明园”特展刚因入场核验不畅道过一次歉——七天内连丢运营服务和内容审核两块底牌。

按国内博物馆通版流程，展板文字至少过“三审三校”：撰稿人通读错字标点，责任编辑核人地时对应，部门主任把史实关，馆领导或专家整体把关，布展完策展、展陈、馆方三方走场验收。

也就是说，从打印店出门到观众眼前，中间撰稿、校对、审核、验收至少四道手，哪怕其中一道有人逐字看一遍，“红车”“周恩米”这种小学级别错误都活不到墙上。

事实是协办方把画家私人便签当正式稿交，浙博收单即挂，制度写归写，执行归执行。

此事法律上怎么看？

第一，博物馆对展陈文字负有法定公共文化服务责任，不是“协办方给啥挂啥”能甩锅的。

《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第3条、第31条明确，公共文化服务机构提供内容应当健康、准确，弘扬核心价值观。

博物馆作为国家一级馆，和观众之间构成事实上的公共教育服务关系，展板白纸黑字即默示“经专业把关”。

协办方交便签、馆方不审直接上墙，属《民法典》第577条意义上的服务瑕疵，对公众信任利益构成侵害。

浙博声明里“把关不严”四个字，在行政法上是“未履行 《博物馆条例》第24条陈列内容审核义务”的委婉说法，条例要求博物馆变更陈列内容须经原审批机关同意，说明文字错误虽不涉审批变更，但馆方内部审核职责跑不掉。

第二，红色历史题材展陈错误，触碰的是史实严肃性底线，不能按商业展“改个字就行”处理。

长征人物姓名、队伍称谓不是普通文案，是历史定名，写错“红军”不是同音字事故，是把战略转移主体模糊化；写错周恩来、刘伯承，直接扭曲观众对历史人物认知。

按《英雄烈士保护法》第22条，禁止以歪曲、贬损方式使用英烈姓名事迹，虽本案未达“歪曲贬损”主观恶意，但客观错误传播效果相同——小学生抄下“红车”带进课堂，错误记忆一旦形成，更正成本远高于展板重印。

馆方不能只赔一句道歉，应建立展陈文字“史实双签”机制：策展人签内容、党史研究员签史实，缺签不上墙。

第三，追责要落到岗和人，不能“集体薄弱”一句化掉。

协办方误交便签，违反双方布展合同约定（通常含“文字内容由协办方保证准确、馆方终审”条款），浙博可反向索赔重印及名誉损失。

馆内则要把“三审三校”签到表调出来，看8月5日开馆前谁签的验收单，签了等于书面承认已审，属虚假记载，按《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规定》可追履职不力；没签就上墙，更是流程造假。

公众要的不是馆方再发一份措辞诚恳的声明，而是看到“某责任编辑诫勉、某部主任约谈、协办方列入黑名单”的具体动作。

“红车”挂了7天，撤下来容易，被孩子记进笔记本的那行错字撤不下来，国家一级博物馆的公信力，靠每块展板后头真有人逐字负责，不靠声明里的“深刻吸取教训”。

下次布展，把打印店便签和正式稿分开收纳，比再写十遍道歉信管用。

对此，你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