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洗钱与外汇业务违规频发：部分银行合规管理短板待补

作者I水镜 编辑I韫玉

2026年7月，金融监管部门持续释放严监管信号。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央行、外汇局三部门当月合计开出536张罚单，罚没金额约1.49亿元。

其中，外汇局开出20张罚单、罚没1680.69万元；央行系统开出的多张大额罚单则直指反洗钱履职缺陷。

梳理罚单案由，反洗钱与外汇业务违规成为继信贷业务之外的又一高发领域。

从“未按规定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到“与身份不明客户交易”，从“未审查交易单证真实性”到“违规办理虚假贸易背景承兑汇票”——这些指向银行基础合规流程的罚单，暴露出部分金融机构在客户准入、资金监测、贸易背景核实等环节存在明显薄弱之处。

一、多张罚单指向客户识别与可疑交易报告缺陷

反洗钱是银行抵御非法资金流动的基础防线。

7月及此前数月的罚单数据显示，这条防线在多家银行出现了执行层面的断裂。

据央行浙江省分行披露，浙江稠州商业银行因“未按规定报送大额或可疑交易报告、未按规定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被罚款485万元。

平安银行杭州分行因“违反账户管理规定、与身份不明客户交易或开设匿名假名账户”等多项事由，被央行浙江省分行罚没383.53万元。

据央行山东省分行公开信息，交通银行山东省分行上半年因九项违规被罚174.2万元。

其中三项涉及反洗钱核心履职缺陷——未按规定开展客户尽职调查、未及时上报可疑交易、为身份不明客户办理金融交易服务。

业内人士指出，此类处罚“直指省级分行条线管理薄弱问题，反洗钱三道防线执行失效”。

2026年5月，厦门国际银行因“未按规定报告可疑交易”被罚124万元。

中国银行福建省分行因“未按照规定开展客户尽职调查”被罚315万元；厦门银行、福建沙县农商行亦因反洗钱工作不力受到行政处罚。

可疑交易报告是《反洗钱法》明确的法定义务，也是阻断非法资金流转的关键环节。

多家银行在这一环节被罚，意味着“系统筛选+人工复核”的双重监测机制实际执行效果有待检验。

值得审视的是，反洗钱违规链条的根源往往向上延伸至银行管理体系。

当一家银行省级分行被查出“为身份不明客户办理金融交易服务”，这不仅是基层操作层面的失误，更暴露了总行对分支机构内控统筹管理的短板。

业内人士在点评交通银行在鲁机构被罚时指出，此次处罚反映出“总行对山东区域内控统筹管理存在缺失”。

反洗钱三道防线——业务部门的第一道防线、合规部门的第二道防线、内审部门的第三道防线——在实际运行中未能有效拦截风险。

这说明系统性传导的并非个别员工的疏忽，而是管理责任的层层衰减。

二、贸易背景真实性审查成违规高发区

外汇业务领域的违规同样集中于基础审查环节的失守。

据国家外汇管理局披露，7月外汇局天津市分局对渤海银行开出386.29万元罚单。

案由包括“违反规定办理结汇售汇业务、未审查交易单证真实性”。

外汇局广东省分局对东莞农商行罚没277.71万元，该行涉及“办理经常项目资金收付，未对交易单证的真实性及其与外汇收支的一致性进行合理审查”“违规办理售汇业务”“违反规定办理结汇、售汇业务”等六项违规。

浦发银行深圳分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亦分别被罚222.19万元和176.19万元。

“未审查交易单证真实性”“违规办理虚假贸易背景承兑汇票业务”等案由值得特别关注。

据央行系统披露，浙江稠州商业银行南京分行及南京溧水支行因上述事由分别被罚235万元和250万元。

两名直接责任人被禁止从事银行业工作7年和3年。

当贸易背景真实性审查环节失守，外汇管理的真实性审核原则便面临被架空的风险。

从宏观层面看，外汇违规问题具有一定普遍性。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李斌在7月17日国新办发布会上披露，2026年上半年，外汇局查处地下钱庄等外汇违法违规案件超300件，罚没款超4亿元。

同样的管理逻辑在外汇业务中同样适用。

当一家农商行同时存在六项外汇业务违规，当一家城商行的分支机构因虚假贸易背景承兑汇票被反复处罚，这已经超出了“个别员工操作不当”的解释范畴。

外汇业务的专业性决定了其合规依赖于总行层面的制度设计、系统建设与持续督导。

违规事项在不同地区、不同业务条线反复出现，恰恰说明管理责任需要向上追溯。

如果总行层面的内控机制未将合规要求有效传导至一线，机构的“守门人”角色便始终存在缺口。

三、非法换汇案件暴露银行监测盲区

银行的合规薄弱环节，在实践中已被非法资金活动所利用。

据上海市静安区检察院通报，2026年7月，该院对一起涉案金额超2亿元的跨境非法换汇案提起公诉。

犯罪团伙以境外注册公司为幌子，以“无需银行审核、境外账户快速收外币”为招揽手段。

其采用“跨境对敲”模式运作——客户将人民币转入境内指定账户，团伙在境外将等额外币转入客户境外账户，全程规避银行跨境结算通道和外汇监管。

据办案机关公开信息，该团伙大量收集个人身份证开设账户、注册无实际经营的空壳公司。

他们批量申办银行卡和对公账户，通过拆分大额资金分散收付的方式逃避监测。

这一操作模式之所以能够持续运作，客观上暴露出部分银行在账户资金异常流动监测、客户身份识别持续更新等方面存在薄弱环节。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这些薄弱环节并非技术能力的不足，而是合规资源与管理注意力的错配。

当银行能够投入大量资源用于业务拓展和利润创造，却在客户身份识别和可疑交易报告这些基础性、非营利性的合规环节频繁“掉链子”，折射出的是经营导向与风险防控之间的失衡。

犯罪团伙利用的恰恰是银行在“了解你的客户”这一基本义务上的执行懈怠。

当银行对账户的实际控制人、资金的实际来源不再追问，防线便已从内部瓦解。

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此前提示，“看似费率更低、流程简便的私下换汇渠道，实则暗藏多重风险”。

就银行而言，反洗钱与外汇业务合规不是附加题，而是必答题。

当多份罚单反复指向客户身份识别、可疑交易报告、贸易背景审查等基础环节，银行业需要检视的是：合规资源是否真正投向了风险最高的环节？内控制度是否在基层得到了有效执行？

本文基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开披露的行政处罚信息及国新办发布会公开数据撰写，违规事实以监管处罚决定书原文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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