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名买房”致亲兄弟反目，牵出“冒名顶替学籍”案 【第2章 举报信】

2018年1月，湖南湘潭，湘潭大学。

举报信从2017年12月29日北京寄出，平信，几天之后才到，收发室把信分给教务处，办事员拆开后看了第一页翻到第二页、第三页，又从头开始看起，信不长，三页纸，落款名字：唐向西。

信里举报了一件事，本校2001级本科学生唐向东，冒用他人高考录取身份入学。

办事员将信交由处里，处里看过以后再往上递，根据学校的规定，收到实名举报要登记、核实、调查，程序一步一步来，信中写的年份是2001年，已经过了十七年了，十七年前的学生档案，还在不在档案馆谁也不知道，但程序上得走。

2018年1月4日，湘潭大学开始进行内部学籍核查。

核查组要做的，是调出2001年唐向东的录取档案和入学登记。档案馆位于一栋老楼的一层，铁皮柜一排排竖着，2001年的卷宗按年份排在中间几排。管理员戴着手套把卷宗抽出来翻开，里面的材料都是手写的、油印的、贴有一寸黑白照片、纸张已经发黄变脆。2001年招生录取的时候还是纸质档案时代，考生的志愿表、录取审批表、入学登记表被装订成册子，然后由人工来核对，那时候没有学信网，没有全国联网的录取查询，一个学生的入学资格靠什么认定，靠的就是眼前这一摞纸。

2017年底，北京的房产官司一审判决唐向西败诉，他上诉至北京市二中院，材料递上十来天后，信件就寄出了，两件事靠得近了，是同一只手写出来的。

信是唐向西自己写的，写在某一个晚上。白天去单位处理手头的工作，晚上回家坐在书桌前，台灯亮着的时候，他摊开信纸写了第一行又划掉，重写。信纸上是他的笔迹，一笔一画，速度比较慢，三页信纸写完之后再读一遍，把其中一段再改短点装进信封里，第二天一早，骑车经过邮局，把信投进了邮筒里。他在邮局门口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离去。

这封信的内容，后来在法庭上、在媒体采访中反复讲过，每次讲的版本相同，措辞几乎不变，那是他认定一生都要说下去的话。

举报信里写的内容，核查组一条条读。

写信人自认是2001年被湘潭大学录取的那个人。他在信中说，“唐向东”和“唐向西”都是他本人，当年他用“唐向东”的名字参加高考，被湘潭大学录取，但是本人没有去办理入学手续，录取资格被别人冒用，另一个人以“唐向东”的身份办了入学，读了四年书。他自己则复读了一年，第二年再考，用的是“唐向西”的名字，考进了中国人民大学。以后读书、工作一直使用唐向西的身份。

唐向西要求学校查证2001年入学的“唐向东”身份，撤销冒名者的学历。

核查组将信与2001年的档案进行对照，档案上的照片是一个少年，眉清目秀，穿白衬衫。这张脸，同现在北京的银行系统唐向东对得上。但是认定冒名仅靠一张照片是不行的，入学登记表上的笔迹、当年高考的成绩单、录取通知书存根都必须一项项地查。十七年过去了，这些材料散落在湘潭、湖南招生部门以及别的地方，核查不是一封信可以定案的，核查是一张纸一张纸翻出来的。

这封信的价值学校比外人更清楚，2018年正是全国高校学籍清查收紧的一年。

往前九年，湖南邵东发生过一起轰动全国的冒名顶替案。2004年高考邵东一中学生王佳俊得了335分，其同学罗彩霞考了514分。王佳俊的父亲是隆回县公A局的干部，通过关系得到罗彩霞的高考信息，伪造户口迁移证，让女儿顶替罗彩霞的名字进入贵州师范大学，罗彩霞本人复读一年后考上天津师范大学。2009年，罗彩霞办银行业务时才被发现被冒用了名字，事情随后被揭发出来。王佳俊父亲被判刑四年，涉事教师、派出所所长受处分。这一年，全国所有高校都收到了类似的警示：招生档案里存在的漏洞，迟早会被暴露出来。

往前数，2001年是学信网推行学历电子注册的第一年，以往的学历数据是由学校逐年补录，补录凭的是什么？还是凭纸质档案。档案中埋藏着假的东西，十几年以后有可能被发现。教育部以及地方教育行政部门每年都会下发清查学籍的通知给各校，高校的学籍管理部门，只要看到冒名顶替四个字，神经就紧张起来。2018年，山东开始对学信网学历数据进行清查，在之后的调查中共查出242人涉嫌冒名顶替取得学历，这是后来发生的事情。

因此湘潭大学不敢掉以轻心，2018年1月4日开始调档、比对、约谈等工作，逐项进行，核查组给北京发函要求唐向东配合提供身份材料，信件寄往北京银行系统的收发室时，唐向东在信封上停了一瞬。

消息传到北京，唐向东知道湘潭大学在查他。

他没有等到学校正式通知，消息经过几道程序才转回来，有人打电话给他，说湘潭那边正在调2001年的档案，挂了电话后，他在单位的走廊里站了一会，他比任何人都明白，学籍一旦被确认为冒名，本科学历会被撤销，硕士、博士也会随之失效，北京户口和这份工作同样无处可逃。

那几天他照常上班、开会，银行工牌挂胸前，出入大楼刷卡和往常一样，只有他自己知道，自从接到电话的那天起，他每天下班回家都要打开保险柜看一下，保险柜里没有值钱的东西，几本证书、一个户口本、一份劳动合同，他看着它们，然后把柜门关上。

必须在这件事传开之前把它压下去。

摁下去的办法，只有一种，就是跟写举报信的人谈。

2018年1月中旬，兄弟两人见面，地点不在法院、不在任何一方的家里，在双方都信得过的人那里。屋内摆放着一张方桌、几把椅子，桌上放着茶，三位见证人坐在旁边，是双方各自请来的，有名有姓，全程在场。

见面前唐向东先给母亲打了个电话，他在电话里说，妈，房子的事情我去跟弟弟商量，你劝劝他，母亲在电话那头不接话，过了很久才说：你们兄弟俩的事，我不管了，管不了了。

唐向东先开口，说房子的事可以谈。

弟弟说：怎么谈。

哥哥说：房子归我，钱给你。

弟弟说：多少。

哥哥说了个数。弟弟没有立刻应。

这场谈了很长时间，桌上纸张上的数字被反复涂改，中间有一段哥哥站到窗边背向屋内的人，再回头回来修改数字的场景，哥哥手中握着笔，弟弟看着他改，改完之后说：可以。

谈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纸上的方案最终确定下来是这样的：

房屋总值900万元，除去银行贷款180万元后，净值为720万元，唐向东给唐向西补偿款360万，房屋由唐向东处置，当天先转账160万，余下200万出具书面欠条，约定在半年内全部还清，逾期按月千分之一计息，作为交换条件，唐向西出具书面保证书，保证撤回对房产案的上诉。

2018年1月14日，双方在协议上签字，三人到场见证了他们签字按手印的全过程。签字后唐向东马上转账给对方160万元，他打出回执，看了一下就推给了弟弟，这笔数字是如何谈出来的，只有桌上那张修改过的纸知道。

欠条是当天出具的，白纸黑字200万元，六个月，逾期月息千分之一。

第二天，2018年1月15日，唐向西给湘潭大学提交了书面检讨书。

检讨书里写：之前向学校提交的举报材料内容不实，系房产纠纷一审败诉后心态失衡，出于报复心理所为，现予以撤回，向学校致歉。

同一天，他打电话给北京市二中院，表示愿意撤回房产案的上诉。

2018年2月24日，唐向西正式向北京二中院提出撤诉申请，撤回上诉，房产案一审判决生效，2018年9月，唐向东取得了这套房屋的不动产权登记证书，一张协议书换来了房子的所有权，一份检讨书使举报得以撤销，两边的账纸面上就清了。

房本到手的那天，唐向东把它锁进了保险柜。

他以为这件事到此为止了，房子到手了，学籍核查也停止了。弟弟拿到160万，手里还有200万欠条，六个月从签字之日起算，兄弟俩的关系缓和下来，母亲分别给两个儿子打了电话，说房子的事已经确定了，兄弟还是兄弟。

六个月来兄弟俩谁也没有再提到那封举报信，检讨书送上去，撤诉办完，房子过户完成，160万到账，每一步都像是照着剧本一样走下来，唐向东以为弟弟需要的是一个台阶，台阶给出去了，事情就过去了，他唯一没想明白的是，弟弟手里欠条到底是台阶还是把柄。

那段时间湘潭大学的核查并没有完全停止。检讨书上交，举报人撤回举报，程序按举报不实归档。但是2001年那份档案已经被调出来过，核查组看过后又放回去，档案上的2001级学生唐向东和现在的唐向东是同一个人的照片。而此人当年是以什么样的身份、分数入学的，档案中没有更多的记载，核查组在内部记录里写了一句：举报人撤回举报，材料暂存待查，把一份举报信、一份档案、一条学籍都归为“待”字底下。核查结论写了一半，停下来了。搁置不等于销毁，档案仍在架子上，编号不变、位置未变，谁想查随时可以拿出来，这个细节当时的唐向东不知道。他只知道检讨书已经交上去了，学校也没有再找过他。

2018年7月，六个月到了，200万元的欠条到期。

唐向东没有转账。

2017年12月29日，举报信从北京寄出的当天，湖南武冈市户籍系统中潘涛户口被启用，该户口之前是注销状态，那一天重新开启，档案记录上没有操作人名字，这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