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聚会全是局长厅长，我没敢吭声，结账时老板指着我喊了个称呼

同学聚会全是局长厅长，我没敢吭声，结账时老板指着我喊了个称呼

那天傍晚的风又热又黏，像抹了层浆糊贴在脸上。我骑着小电驴赶到“福满楼”的时候，后背的汗衫已经溻透了，贴在脊梁骨上，凉飕飕的。福满楼是咱们县城最体面的馆子，门口停着的车一辆比一辆黑亮，我那小电驴往旁边一杵，像个误入宴席的乡下亲戚。

包间在三楼“锦绣厅”，推门进去的一瞬间，空调冷气扑过来，我打了个哆嗦。圆桌旁已经坐了十来个人，个个红光满面，衬衫领子雪白，袖口的扣子闪着细碎的光。正中间主位上坐着周海波，当年的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如今是县教育局的副局长，正端着茶杯，拿腔拿调地说着什么。旁边是刘建国，市交通局的，据说已经进了班子，还有张伟，省里下来的，名片上印着“处长”两个字，具体什么处我也没敢细看。

“哟，老赵来了！”周海波抬了抬眼皮，算是打了招呼，“坐，坐，就等你了。”

我点点头，在靠门边的位置坐下。桌上已经摆了几碟凉菜，水晶肴肉、蒜泥黄瓜、凉拌海蜇，摆盘精致得不像话。我拿起面前的小毛巾擦了把手，湿漉漉的，带着股柠檬香精的味道。

“老赵现在在哪儿发财呢？”刘建国隔着半个桌子问我，手里的烟冒着青蓝的雾。

“没，没发财，”我搓了搓手，“还在老地方，城南那个批发市场，开了个小门面，卖点杂货。”

“哦，批发市场，”刘建国意味深长地拖了个长音，然后转头跟旁边的张伟说起省里最近要修的一条高速，“那个项目，我们厅里批了三个亿……”

话头就这么被接走了，再没人往我这边递。我低头喝了口茶，铁观音，涩涩的，回甘倒是很足。对面坐着王丽华，当年班里的文娱委员，如今是县文化馆的馆长，正跟旁边的女同学比着手腕上的镯子，翡翠的，水头好得晃眼。她们聊的是孩子上国际班的事，一年学费顶我半年流水。

我捏着茶杯，手心里全是汗。

菜陆续上了，红烧河豚、清蒸刀鱼、油焖大虾，盘子摞着盘子。周海波站起来提了第一杯酒，说是“敬咱们九一届，一晃三十年”。大家哗啦啦全站起来了，我也跟着站，酒杯举得高高的，碰杯的时候叮当响成一片。我抿了一小口，茅台，辣得嗓子眼发紧。

酒过三巡，气氛热起来。张伟讲他在省里开会的趣事，说某个领导发言把“如火如荼”念成了“如火如茶”，满堂都憋着不敢笑。周海波接茬，说他前两天去市里开会，跟市长一桌吃饭，市长亲自给他夹了块红烧肉。刘建国就笑，说那算什么，上次厅长下来视察，点名要坐他的车，俩人在后座聊了一路教育改革。

我坐在角落里，像块背景板。没人问我生意怎么样，没人问我老婆身体好不好，更没人问我儿子高考考了多少分——倒是听见王丽华说了句，她闺女考上了省重点，正琢磨着找人“活动活动”进尖子班。

手机在裤兜里震了一下，我偷偷掏出来看，是老婆发来的：“少喝酒，早点回，儿子等你电话。”我把手机又塞回去，屏幕的光映在脸上，大概一瞬就灭了。

窗外的天彻底黑了，福满楼的霓虹灯招牌亮起来，红红绿绿地闪，透过窗玻璃在桌面上投下碎影子。我数着碗里的米粒，一颗，两颗，三颗，数到第四十七颗的时候，听见周海波喊服务员买单。

“今天我做东，”周海波把胸脯拍得砰砰响，“谁也别跟我抢啊，咱们老同学难得聚这么齐。”

服务员拿着账单进来，弯着腰递给周海波，小声报了个数。周海波脸上的笑僵了一下，掏钱包的动作慢了半拍。旁边张伟手快，已经把卡递过去了：“老周你别跟我争，今天这顿算我的，下回你再安排。”

俩人正推让着，包厢门开了，福满楼的老板亲自进来了。老板姓钱，五十多岁，剃着板寸，脖子上挂条金链子，粗得能拴狗。他端着个托盘，上面是几盅冰糖雪梨，说是赠的甜品，解酒的。

钱老板目光在桌上扫了一圈，笑眯眯的，脸上的肉堆起来，把眼睛挤成两条缝。他的视线掠过周海波，掠过张伟，掠过刘建国，最后落在我身上。

我心里咯噔一下，下意识想往椅子后面缩。

钱老板径直朝我走过来，步子迈得很大，皮鞋踩在地毯上一点声儿都没有，可我就是觉得咚咚响。他走到我面前，腰微微弯下去，双手捧起那盅冰糖雪梨，恭恭敬敬搁在我面前的桌面上。

“赵局长，”钱老板的声音不高不低，但在忽然安静下来的包厢里显得格外清晰，“您能来我们小店，真是蓬荜生辉。这盅雪梨是我让后厨专门炖的，用了三年的老陈皮，您尝尝，润肺的。”

我抬起头，看见钱老板脸上堆着笑，每条皱纹里都是讨好。我又看见周海波举着钱包的手悬在半空，张伟递卡的动作定住了，刘建国嘴里的烟灰掉在裤子上没发觉，王丽华捂着嘴，眼睛瞪得溜圆。

整个锦绣厅像被人按了暂停键。

我张了张嘴，喉咙干得发不出声。钱老板还弯着腰，等我的回应，那颗金链子垂下来，在我眼前晃啊晃的。桌上的茅台瓶子反射着吊灯的光，刺得我眼睛疼。

“赵、赵局长？”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干巴巴的，像是砂纸在刮铁皮，“钱老板，您是不是认错人了？”

钱老板愣了一下，直起身又仔细打量我，随即哈哈大笑起来，笑声震得吊灯上的水晶坠子哗啦啦响：“哎呀，您看我这记性！认错了认错了，真是对不住。您跟我们赵局长长得太像了，简直是双胞胎兄弟！”

他转身朝周海波他们拱拱手：“各位领导见笑了啊，我这是老眼昏花。今晚这顿算我的，给各位赔罪。”

周海波的表情缓过来，顺着台阶下：“老钱你这是喝多了吧，赶紧回去歇着。”

钱老板又朝我点了点头，转身出去了。门关上的时候，带起一阵风，吹得我后脖颈凉飕飕的。我发现后背的汗衫这回彻底湿透了，贴肉的地方冰凉一片。

“你说这老钱，”刘建国把烟灰掸掉，“做生意做魔怔了，逮谁都叫局长。”

大家都笑起来，笑声嗡嗡的，重新灌满了包厢。周海波收回了钱包，张伟也把卡揣回了兜里，最终是刘建国抢着买了单，说今天他级别最高，理应他请。

没人再提刚才那一幕。周海波甚至没多看我一眼，转头就跟张伟商量下周去省里办事住哪个酒店去了。王丽华凑过来，拿胳膊肘碰了碰我：“老赵，你别说，刚才钱老板叫你那一声，我还真恍惚了一下，你坐那儿端着杯子的架势，是有点像领导。”

我扯了扯嘴角，不知道算不算笑。

散场的时候已经快十点了。大家三三两两往外走，周海波被一个年轻小伙子搀着，大概是司机。刘建国在门口跟众人握手道别，手掌宽厚有力，挨个拍肩膀。张伟接了个电话，声音压得很低，侧着身子往路边那辆黑色帕萨特走。

我最后一个从包厢出来，走廊里的灯白晃晃的，照得人无所遁形。经过前台的时候，看见钱老板正倚在柜台边剔牙，瞧见我，脸上又浮出那个笑，冲我挤了挤眼。

我没吭声，低着头快步走过去。

出了福满楼的大门，热浪又扑上来，闷得人喘不过气。我跨上小电驴，钥匙拧了两下才打着火。骑出去二十米，等红灯的时候，我忍不住回头望了一眼。福满楼的霓虹招牌下，周海波他们那几辆车正鱼贯驶出，车灯在夜色里拉出长长的光带，像流动的河流。

而我的小电驴在路灯下投出个小小的影子，孤零零趴在柏油路上。

回到家，儿子已经睡了。老婆在客厅看电视，音量开得很小，荧幕的光一闪一闪映在她脸上。她看见我回来，站起来接我的包：“喝了多少？我给你煮了醒酒汤。”

我摆摆手，在沙发上坐下来。茶几上摆着儿子的高考志愿草表，第一志愿框框里填着“省师范大学”，第二志愿“市职业技术学院”。老婆在旁边坐下来，手指头绞着衣角：“今天吃饭，有没有碰见能帮上忙的人？儿子这个分数，上师范悬了点，要是能找到人……”

“没有。”我打断她，声音有些硬。

老婆愣了一下，没再说什么，起身去厨房端汤。我看着她的背影，忽然发现她鬓角有了白头发，在客厅暗淡的光线里，像落了层细霜。

那晚我失眠了。躺在床上一闭上眼睛，就是钱老板那张堆笑的脸，和他嘴里那声“赵局长”。我翻来覆去地想，他到底是不是认错了人？我们这小县城，姓赵的局长能有几个？教育系统有个赵副局长，听说去年退下来了，我远远见过一面，矮胖矮胖的，跟我的身形压根儿不搭边。

还是说……

我不敢往下想。窗外有野猫叫春，一声一声的，凄厉得很。老婆翻了个身，嘟囔了句什么，又沉沉睡过去。

第二天一早，我照常去批发市场开店。卷帘门拉起来的时候，隔壁卖干货的老孙探出脑袋：“老赵，昨天同学聚会怎么样？听说你跟周海波他们一桌？”

“就那样，”我把纸箱搬出来码好，“吃顿饭的事儿。”

老孙撇撇嘴：“周海波现在牛气了，上次我去街道办个执照，碰见他去视察，身边跟了好几个人，前呼后拥的。你说咱们一个胡同长大的，人家怎么就混成副局长了？”

我没接话，拿抹布擦柜台。玻璃面上映出我的脸，眼袋浮肿，胡子拉碴，额头上三道抬头纹跟刀刻的似的。我盯着那张脸看了半天，横看竖看，也看不出哪儿像个局长。

上午来了几个零散顾客，买了两箱矿泉水、一提卫生纸，总共挣了八块六毛钱。我坐在柜台后面用计算器噼里啪啦算账，这个月的房租水电一刨，又剩不下几个子儿。儿子上大学要学费，老婆的药费每个月雷打不动，还有乡下老母亲的赡养费，桩桩件件都压在账本上，那数字红得刺眼。

快中午的时候，我正蹲在门口吃盒饭，一辆黑色轿车忽然停在店门口。车门打开，下来个穿白衬衫的年轻人，戴副金丝眼镜，手里拎着个深蓝色的布袋。

“请问是赵师傅吗？”年轻人客客气气地问。

我站起来，盒饭搁在膝盖上：“是我，您是？”

年轻人把布袋递过来：“这是我们钱总让我送来的，他说昨天在福满楼多有冒犯，这点儿土特产给您赔不是。”顿了顿，他又补了一句，“钱总说，您要是得空，晚上请您再去福满楼坐坐，他做东。”

我愣住了，手上的盒饭差点洒了。袋子里沉甸甸的，透过布缝能看见里面是两个礼盒，红彤彤的包装，印着“极品海参”的字样。

“这……”我往后退了一步，“这我不能收。你跟钱老板说，昨天的事过去了，不用这么客气。”

年轻人笑了笑，把布袋放在柜台上了：“赵师傅，钱总交代了，东西您一定收下。晚上六点半，还是锦绣厅，他恭候您。”说完鞠了个躬，转身上车走了。

我盯着那个深蓝色布袋，像盯着个烫手的山芋。隔壁老孙又探出头来，这回眼神不对了：“老赵，谁啊这是？还给您送礼？”

“别瞎说，”我把布袋一把塞进柜台下面，“一个朋友。”

下午的生意更淡了，我坐在柜台后面，手放在那个布袋上，摸到硬硬的礼盒棱角。脑子里翻来覆去就一件事：钱老板要干什么？他一个开大饭店的，凭什么对我这么客气？就因为我长得像那个“赵局长”？

心里的疑团越滚越大，到了傍晚，我终于坐不住了。我把店门一锁，骑着小电驴又往福满楼去。我倒要当面问清楚，这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

六点二十分，我把小电驴停在福满楼侧面的巷子里，没敢搁正门口。上了三楼，锦绣厅的门虚掩着，里面透出暖黄的灯光。我推门进去，钱老板正坐在主位上喝茶，看见我来，起身迎了几步，脸上的笑比昨晚还热乎三分。

“来来来，赵师傅，快坐。”他亲自给我拉开椅子，又斟了杯茶，“龙井，明前的，您尝尝。”

我没坐，站在桌边看着他：“钱老板，您别跟我绕弯子了。我就是个做小买卖的，跟您无亲无故，您又是送礼又是请客，到底有什么事？”

钱老板把茶杯往我面前推了推，慢悠悠坐下来，叹了口气：“赵师傅，您先坐下，听我慢慢说。”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坐下了。

钱老板点了根烟，吐了口雾，才开口：“我跟您说实话吧。昨晚上，我真没认错人。”

我手里的茶杯一抖，茶水溅出来几滴。

“您跟赵局长确实不像，”钱老板接着说，“但您的名字，我昨晚上听人提了一嘴。您叫赵志强，对吧？”

我点点头。

“咱们县教育局那个赵副局长，他叫赵志刚。”钱老板弹了弹烟灰，“您跟他，就差一个字。”

我心里咯噔一下，还是不明白。

钱老板把烟摁灭了，向前倾了倾身子：“赵志刚赵局长，去年退的休。他退休前，手里过了个基建项目，县里新建三所希望小学，总额七千多万。”他顿了顿，“那个项目，我弟弟的公司投了标，底价都报过去了，最后没中。我弟弟赔进去八十多万的标书费、活动费。”

他说到这儿，看着我，眼神忽然锐利起来：“我弟弟前两天进去了，经济侦查大队查的。他交代了一串名字，其中就有赵志刚。”

我手里的茶杯彻底搁下了，胸口突突地跳。

“赵志刚现在躲了，电话不接，家里没人。”钱老板重新笑起来，可那笑容里一点温度都没有，“我找了他一个多礼拜，找不着人。昨晚上在菜单子上看见‘赵志强’三个字，是您那个同学周海波订包厢时候留的客人名单。我就想啊，赵志强，赵志刚，又都在这县城里，没准儿是亲戚呢？”

“我跟他不认识！”我猛地站起来，“我就是个卖杂货的，跟你们这些事一点关系都没有！”

钱老板坐着没动，抬起手往下压了压：“赵师傅，您别急。我叫您来，不是为难您。我就是想跟您打听打听，您认不认识赵志刚的家里人？或者他平常爱去哪些地方？我找他，就是想把我弟弟那八十万要回来，没别的意思。”

我站在那里，膝盖有点发软。窗外的霓虹灯又亮了，红光蓝光交替映在钱老板脸上，把他衬得跟个庙里的金刚似的。

“我、我真不认识他。”我的声音有点抖，“我就是个小老百姓，周海波他们那些同学圈子，我根本进不去。您找错人了。”

钱老板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脸上的表情慢慢松下来。他又点了根烟，抽了两口：“行，赵师傅，我信您。昨晚上您在饭桌上的表现，我也看出来了，您跟那帮人不是一路的。”

他把烟灰弹掉：“不过您既然来了，我给您提个醒。您那个同学周海波，跟赵志刚关系可不一般。昨晚上吃饭那几个人，多多少少都跟那个希望小学的项目沾边。您以后跟他们来往，多个心眼儿。”

我脑子嗡嗡的，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

钱老板站起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行了，今天就是跟您说这些。那两盒海参您带回去，就当交个朋友。以后想吃口顺心的，来福满楼，报我老钱的名字。”

我从福满楼出来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这回我没回头，小电驴骑得飞快，风呼呼往脸上刮，把额头上的汗吹干了又冒出来一层。脑子里翻来覆去就两件事：周海波他们那顿饭，是凑巧赶上了，还是故意叫上我的？我一个小门脸的小老板，在他们那帮人眼里，到底是什么角色？

回到家，老婆还没睡，坐在沙发上等我。看见我进门，她站起来：“又去吃饭了？”

我没吭声，把那个深蓝色布袋放在茶几上。老婆打开一看，倒抽了口气：“海参？谁送的？”

“一个饭店老板。”我在她旁边坐下来，把昨天到今天的事原原本本说了一遍。说到钱老板叫我“赵局长”的时候，老婆的手攥紧了沙发垫子；说到周海波他们可能跟那个项目有关的时候，她的嘴唇抿成了一条线。

说完，我俩沉默了很久。电视机开着，在放一个什么家庭剧，里面的人正哭得稀里哗啦。

“志强，”老婆忽然开口，声音很轻，“你觉不觉得，咱们这些年，跟周海波他们，本来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

我愣了一下，没说话。

“我不是怪你，”老婆把手搭在我手背上，她的手掌粗糙，指节上有常年洗衣服留下的裂口，“我是说，咱们过咱们的日子，虽然紧巴，但踏实。他们那帮人，一顿饭顶咱家一个月伙食，可你看钱老板说的那些事，又是审查又是躲藏的，听着就瘆人。”

她叹了口气：“儿子的志愿，我想了想，就报师范吧。分不够就不够，大不了复读一年。咱不找人，不托关系，走正道。”

我抬起头看她。灯光下，她脸上的皱纹比我印象里又多了几道，鬓角的白发好像也比昨晚更多了。可她的眼睛亮亮的，跟二十年前嫁给我的时候一样。

我伸手把她揽过来，她的脑袋靠在我肩膀上，有一搭没一搭地看电视。茶几上那两盒海参搁在那儿，红彤彤的，像两团火。

那之后过了三天，我正在店里理货，周海波忽然给我打了个电话。手机屏幕上跳动他的名字时，我心里咯噔了一下。犹豫了好几声，我还是接了。

“老赵，忙啥呢？”周海波的声音还是那副腔调，不高不低，拿捏着分寸，“这两天有空没？出来坐坐。”

我攥着手机，指节发白：“周局……周海波，我这几天店里走不开，回头再说吧。”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然后周海波笑了笑：“行，那改天。对了老赵，福满楼那个钱老板，没再找过你吧？他那个人，做生意不讲究，你少跟他来往。”

“没有。”我说。

“那就好。”周海波顿了顿，“老赵啊，咱们老同学，有些话我不瞒你。那个钱老板的弟弟，搞工程搞出了问题，现在正查着呢。他逮谁咬谁，你千万别掺和他那些事。”

“我知道。”

挂了电话，我在柜台后面坐了很久。手机屏幕上还留着通话记录，周海波三个字下面是一串号码。我盯着那串数字，忽然意识到，这是我手机里存着的他的号码，但过去五年，他从来没有主动给我打过电话。

下午的时候，又来了个客人，买了箱牛奶、一袋面粉，临走时问了我一句：“老板，听说县里要查那个希望小学的账了？有好几个当官的都被叫去谈话了。”

我摇摇头：“不知道，我就是个卖货的。”

客人走了之后，店里彻底安静下来。我站在门口，看着街上的人来车往，卖菜的三轮车吱吱嘎嘎过去，放学的孩子背着书包追跑打闹，隔壁老孙又在跟顾客为了三毛钱讨价还价。梧桐树的叶子绿油油的，风吹过来哗啦啦响。

一切跟以前一样，一切好像又不太一样了。

那天晚上收了店，我没回那个逼仄的出租屋（这些年我们一直租房子住，攒的钱都供儿子读书了），而是骑着电驴穿过半个县城，去了城南那片老居民区。我母亲就住在那边一个老旧小区里，五楼，没电梯。

我妈看见我来，挺意外：“怎么这会儿过来了？吃饭没？”

“吃了。”我坐在她那张吱呀作响的藤椅上，看着她在厨房里忙活着给我热粽子。她的背弯得厉害了，头发几乎全白了，可手脚还利索。

“妈，”我忽然开口，“您还记得赵志刚吗？以前教育局那个副局长，跟我名字像的那个。”

我妈回头看了我一眼：“怎么突然问他？他出事了，你不知道？这几天街坊都在传，说被人举报了，纪委的找他好几回了。”

“没出事的时候，他跟咱们家，有来往吗？”

我妈把热好的粽子端过来，坐在我对面，想了想：“你爸在世的时候，跟他有点远房亲戚关系，八竿子打不着那种。他当上副局长之后，就不怎么走动了。有一回在街上碰见，他当没看见就过去了。”我妈笑了笑，“这世道就是这样，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咱家这样的，够不上人家。”

我剥开粽子，糯米黏在苇叶上，热气腾腾的。咬了一口，豆沙馅的，甜得发腻。

“妈，”我把粽子咽下去，“咱以后就过咱的日子，不攀高枝儿。您孙子考大学，就报师范，当个老师，踏踏实实的。”

我妈伸手摸了摸我的头，她的掌心粗糙温暖，像小时候一样：“本来就是这么个理儿。”

从我妈那儿出来，已经是夜里九点多了。我骑着小电驴慢慢往家走，县城的主干道上灯火通明，两边新开了好几家连锁店，门脸一个比一个亮堂。路过福满楼的时候，我下意识减了速。霓虹灯还亮着，门口停了几辆车，生意照样红火。

我扭过头，没停，径直骑过去了。

到家的时候，儿子还没睡，在客厅桌子上摊着课本复习。看见我回来，他抬起头叫了声“爸”，然后又低头做题了。我站在他身后看了一会儿，他做题的时候皱着眉，笔尖在草稿纸上划来划去，一道数学大题演算了半页纸。

“这道题不会？”我弯下腰。

“嗯，最后一步解不出来。”他挠了挠头。

我拿过他的笔，在草稿纸上一步一步推。我高中时候数学成绩不错，这些年虽然不碰了，但底子还在。推到第三步的时候，我顿住了——后面的解法跟以前学的不一样了，新教材改了思路。

儿子接过笔，三下两下解完了：“爸，现在都这么做了，你那套过时了。”

他笑了笑，我也笑了笑。是啊，我那套过时了。这世上很多东西都在变，教材在变，人心在变，县城在变，只有我这个卖了二十年杂货的小老板，好像一直站在原地，守着个小小的门面，数着零碎的硬币。

可站在这儿也没什么不好。我直起腰，拍了拍儿子的肩膀：“早点睡，别熬太晚。”

回到卧室，老婆已经躺在床上了，手里拿着手机在刷新闻。她看见我进来，把手机往我眼前一递：“你看，县里发通报了，教育系统那个赵志刚被双开了，还有几个跟他有牵连的，也都在查。”

我接过手机，屏幕上的蓝光照在我脸上。通报写得很官方，措辞严谨，提到“违规插手工程项目”“收受巨额贿赂”之类的字眼。名单末尾，我看见了“周海波”三个字——协助调查。

我把手机还给老婆，关了灯，在黑暗中躺下来。老婆在黑暗里握住了我的手，她的手还是那么粗糙，但很暖和。

“志强，”她轻轻说，“以后那些同学聚会，咱不去了吧？”

“不去了。”我说。

窗外有夜风从纱窗的缝隙里钻进来，凉丝丝的，带着楼下栀子花的香。我闭上眼睛，脑子里过电影似的闪过那晚福满楼的画面：茅台酒的辣味，水晶吊灯的光，周海波举着钱包悬在半空的手，张伟那张没递出去的银行卡，王丽华捂住的嘴，还有钱老板弯着腰叫“赵局长”时那颗晃来晃去的金链子。

那些画面模模糊糊的，像隔了层毛玻璃。我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闻到洗衣粉干净的味道。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迷迷糊糊要睡着的时候，手机忽然震了一下。我摸过来看了一眼，是个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赵师傅，钱总让我转告您，他弟弟的事已经了了，该退的钱退了，该认的错认了。谢谢您那天来了一趟，让钱总看清了些事。以后有用得着的地方，您说话。——福满楼小刘。”

我把短信删了，手机搁回床头柜。黑暗中，老婆的呼吸渐渐均匀绵长，睡得很沉。窗外的月光从窗帘缝隙里漏进来一线，刚好照在儿子的高考志愿草表上，那上面“省师范大学”四个字，在月光下泛着淡淡的银白色。

第二天一早，我照常骑着小电驴去批发市场。路过街口的油条摊，停下来买了三根油条、两杯豆浆。老板娘麻利地打包，笑着问我：“赵老板，今天怎么买这么多？”

“给老婆儿子带的。”我接过袋子，豆浆的热气扑在脸上，热乎乎的。

到了店里，我把卷帘门拉开，阳光哗一下涌进来，照得满地亮堂堂的。我摆好货品，擦干净柜台，然后在门口的小马扎上坐下来，慢慢喝着豆浆，看着街上的人流车流慢慢多起来。

隔壁老孙过来串门，递了根烟：“老赵，听说没有？周海波让纪委带走了。”

我接过烟，没点，夹在耳朵上：“听说了。”

“啧啧，”老孙咂咂嘴，“你说这人啊，爬得越高，摔得越狠。咱这样的小老百姓，虽说起早贪黑辛苦点，可睡觉踏实。”

我笑了笑，把豆浆杯子捏扁了扔进垃圾桶：“老孙，你那批干货要是进货价能再压下来两毛，我下个月从你那儿多订十箱。”

老孙眼睛一亮：“真的？行行行，我回去就跟批发商谈！”

他颠颠儿地跑回自己店里去了。我坐在小马扎上，太阳升起来了，照在后背上，暖洋洋的。门口梧桐树的影子在地上慢慢移动，斑斑驳驳的，像碎了一地的金子。

手机响了，是儿子发来的微信：“爸，我妈说师范志愿报上去了。您放心，我好好考，考不上就复读，不给家里添负担。”

我打字回过去：“考得上，爸信你。”

发完之后我盯着屏幕看了好一会儿，然后把它揣回兜里。远处市场里人声嘈杂起来，讨价还价声、三轮车喇叭声、小孩哭闹声混在一起，热闹又琐碎。

我站起身，拍了拍裤子上的灰，走进店里开始理货。货架上那两盒海参还搁在角落，红彤彤的。我想了想，把它们拿下来，塞进了最底层的箱子里。

有些东西，还是压在底下好。

外面的太阳越升越高了，光线穿过玻璃门上的“正兴杂货”四个红字，在地上投出方方正正的影子。我站在那片光影里，忽然觉得心里头那些疙瘩，正一点一点散开了，像揉皱的纸慢慢展平。

原来那些够不着的东西，够不着也就够不着了。日子是自己的，平平安安就是福气。儿子有书读，老婆身体好，老母亲还能包粽子给我吃，我这个小门面还能再撑几年——这比什么局长厅长的虚名都实在。

又来了个顾客，要买两袋洗衣粉。我麻利地从架上取货，扫码收钱，找零的时候跟人家唠了两句天气。顾客走了之后，店里又安静下来。我重新坐回柜台后面，拿起那本翻得卷了边的账本，一笔一笔往下记。

账本上的字，写得端端正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