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前面讨论过，焦虑指向关系。那么，这个被焦虑所围绕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日常语言中，关系这个词用得很轻便——同事关系、朋友关系、亲密关系、社会关系。但在这些具体形态之下，有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连接，在人的存在中究竟占据什么位置？它是可有可无的附加品，还是构成人格本身的必要条件？
一、一个被长期误置的问题
在思考关系的问题上，有一个流传甚广却经不起推敲的图景：先有一个个独立的个人，然后他们走出自己的孤岛，通过某种契约或选择建立起关系和社会。这个图景在启蒙哲学中得到了最清晰的表达，它隐含着一层意思——关系是第二位的，个人是第一位的。人可以先于关系而存在，然后再决定要不要进入关系。
这个图景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它迎合了人对自主性的向往。但它与我们所知的关于人的一切事实相矛盾。
婴儿出生时，不是在签署社会契约。他赤手空拳地来到一个已经被他人占据的世界，在他还不知道“我”是谁的时候，就已经被另一个人抱在怀里。他的第一个认知对象不是物体，不是自己，而是一张人脸——母亲的面孔。他在学会说“我”之前，已经先学会了辨认“你”。他在意识到自己与母亲有区别之前，已经先沉浸在一种没有边界的共生体验之中。这就是说，人格实在的起点不在个体内部，而在个体与另一个人的关系之中。
这个顺序不是偶然的，而是结构性的。人不是在建立关系，而是从关系中诞生。一个人可以切断具体的人际连接，可以选择离群索居，但他用来理解世界和自我的基本框架——语言、价值、对情感的理解——全部来自他曾经身处其中的关系。没有任何一个“我”可以在没有“你”的前提下完整地形成。
这并不是要贬低个体性的价值。恰恰相反，正因为关系如此根本，它才成为一个如此复杂的问题。人在关系中诞生，也在关系中受伤。人需要关系来成为自己，又需要在关系中保护自己不被吞噬。这就是人类存在的基本张力之一。
二、个体性与社会性：两极而非对立
在思想史上，个体和社会的关系常常被处理成一场拔河比赛。一边是集体主义的立场：个人只是整体中的一个碎片，社会的需要高于个人的需要。黑格尔及其追随者鲍桑葵可以毫无困难地说，国家比任何个体公民更称得上是真正的“人格”。在另一端，克尔凯郭尔激烈地主张个体的人拥有终极的尊严，甚至宣称“伙伴关系是比单个的人更低的概念”。
这两种立场各有一部分的真实，但都犯了同一个错误：把个体性和社会性当成了相互排斥的对立物，好像其中一方的增加必然以另一方的减少为代价。
但人的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一个人最独立的时刻——当他做出一个艰难的、只属于他自己的决定时——他仍然在使用他从社会中获得的语言、价值框架和思维工具。一个人最融入集体的时刻——当他和一群人一起欢呼、一起哀悼、一起工作时——他仍然是从他那个独一无二的位置上在体验这一切。个体性和社会性不是光谱的两端，而是人存在的两个同样原始的维度。它们从一开始就同时在场，不可能被还原为对方，也不可能被对方取消。
